历史的真相与谎言

2012.07.20 08:53
来源: 《红旗文稿》     期号: 2012/14     作者: 白 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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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日在外就餐,发现门楣上“好地主”三字赫然在目,不禁有些诧异。同桌的一位食客见状问道:“难道就没有好地主吗?”并且接着说:“看了关于刘文彩真相的报道,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大善人……”

  自从前几年一位“无意替刘文彩做翻案文章”的“严肃的历史学者”,向人们讲述一个“真实的刘文彩”开始,“刘文彩真相”问题就被炒了起来。起初,有些文章对刘文彩干过的诸如种鸦片、卖毒品、走私军火、滥设关卡强收买路钱之类的坏事点到为止,笔锋一转便当起了“辩护律师”:虽然他与军阀弟弟刘文辉合作,“几乎控制了当时四川省的一半”,但并非“恶霸”;尽管他有五房妻妾,且“私生活不太检点”,但“与同时代的人相比,这并不是很过分的事情”,如此等等 。后来则是“为尊者讳,为贤者隐”,只是“揭秘”他个人出巨资修路办学之类的“功德善举”,以及与妻妾挥金如土的“爱情”,却对这些巨额财富的来路及其足以证明的罪恶避而不谈。随着“真相”的翻新与升级,刘文彩庄园的展室和展品从部分“伪造”变成了全部“栽赃”,泥塑《收租院》也因此变得“一文不值”。这一切都是为了从“事实上”说明:“我们原来关于刘文彩的许多恐怖性的记忆和联想,都是基于当时某种政治需要而被刻意夸张和虚构出来的。”于是,历史成了一块“事实上”的橡皮泥,刘文彩成了不事剥削、专做“奉献”的圣贤。他的生活简朴到长年只吃“三样菜”,一是回锅肉,二是煮回锅肉的汤加青菜,三还是青菜,却让自己的家乡大邑县“没出去过一个乞丐”。似乎只要地主阶级继续存在,中国农民就会生活在备受关爱之中。而他们数千年被剥削压迫的历史,及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翻身解放的历史,自然也就成了“谎言”。但是,地主作为中国历史上剥削阶级的组成部分,具有其本质的共性。就连《刘文彩真相》一书的作者也认为,“尽管水牢之类展示已被证明子虚乌有,但这并不足以重塑刘文彩的个人形象。”因为刘文彩的一生,毫无疑问“是极尽搜刮之能事的一生”,他贻害百姓的程度“显然要远远超过《百罪图》、《收租院》所描述的程度。”

  近年来,也有人在对中美合作所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目的是“拂去历史的尘埃,澄清误会,还原出中美合作所的真实面孔”。研究结果首先证明,“中美合作所抗日有功”(功劳之大同样鲜为人知),虽然因为戴笠身兼军统局局长和中美合作所中方主任二职使两个单位“被连在一起”,白公馆和渣滓洞的一些军统人员“也是由中美合作所培养的”,但二者并“没有关系”。把它们“混为一谈”的主要原因,是“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下”,小说《红岩》、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的“渲染”产生了误导作用。更为奇特的成果还在于,既证明了美方副主任梅乐斯不顾美国当局的禁令,利用中美合作所竭力介入国共两党冲突,才使它背上了“扶蒋反共”的恶名,又证明了中美合作所“从未参与过国共争端”。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一些美国专家却认为,中美合作所完全是一个从偏激的意识形态和狭隘的美国利益出发,干涉别国内政的“危险先例”,而且“别无可取之处”。其中研究美中关系及“中美合作所”的权威专家迈克尔·沙勒博士认为,这个被梅乐斯和戴笠称为“中国式盖世太保”的组织,“是国民党一个货真价实的分支机构”,进而阐明:“梅乐斯的许多勾当曾遭到其上司的反对,只是因为他干的太露骨太性急,而中美合作所的基本方针是帮助国民党准备内战。到1945年夏,在华的战区司令官魏德迈将军已经开始独立地制定类似的计划。梅乐斯在有限范围内着手进行的秘密战争,魏德迈将调动几百万国民党军队,并且在一个时期内投入大量美国物资,大规模地进行下去。”(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第1版,第250页)美国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费正清先生也曾指出:“中美合作所的弊端在于,当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时,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这就在客观上意味着美国‘过早地’正式加入了反对中共的活动。这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并完全有正当理由把它看作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不义行为。”(《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56页)中美合作所实施的“扶蒋反共”政策,不过是美国政府反共政策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总体政策从未发生根本改变。以存在“渲染”来否认文艺作品的本质真实,也就离开了基本的美学常识。企图证明某种肉食动物曾经是素食主义者的努力,只能帮助它的狩猎对象上当。

  有人建议我去看一看国共合作时期某战区指挥部驻地的旧址,并且说,看了这个地方,才能真正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真相。亲临现场之后,方知“名不虚传”。展览中“全面”介绍了抗战时期该战区司令长官(实为地方军阀)的为政之德、治军之能、抗战之功,对他支持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及其奉行“抗日和日、联共反共”两面政策的所作所为却未作说明。也有一些以“还历史本来面目”为己任的“先知”,通过翻来覆去的“揭秘”之作告诉人们,只有“正面战场”才是“战场”,只有“国民党军队自始至终的坚持艰苦抗战”才是战争的唯一决胜因素。我建议如此“尊重历史”的人,去看看距北京不足百里的“千里无人区”。正是因为蒋介石政府放弃了东北与热河,才把这广大地区的骨肉同胞投入水深火热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冀热辽和平北地区被杀害的我国同胞达45万之众,其中“无人区”的遇难人数相当于“南京大屠杀”。在这个血腥残暴的人间地狱,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战争的烈火中融为一体,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史诗。正是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与国民党单纯军事防御不同的“人民战争”,全民族的、全面的抗战,成为从根本上赢得抗战胜利的燎原之火和动力之源,其作用之巨大、影响之深远,永远无法用简单的数字统计来说明。就连日本军方在作为战后总结的《华北治安战》中也认为,他们最大的错误在于发动战争之前不了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充分注意陕甘宁的“圣地”作用,最茫然而又最可怕的是“强硬的中国共产党,把一场军事战争转变为政治战争”,这一切把他们置于到处都是敌人,而又找不到敌人的“没有战线的战场”,华北治安战的症结所在,“并非国民党政府,而是中共”。抗战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浴血奋战的结果,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是不可偏废的两翼。任何以偏概全之说,都只能使它的“真相”变成“假象”。

  著名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要以为史料本身可以客观而全面的说明历史,使史料发挥作用的是历史学家的思想观念和学识水平。历史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人类争取解放的永不衰败的过程。只有置身于这个过程的川流,怀着对我们曾经多灾多难的祖国的体贴,怀着对曾经在死亡线上世代挣扎的劳苦大众的同情,怀着对那些曾经在黑暗中为追求光明而苦斗的前辈们的应有尊重,我们才有资格谈论历史,才会听到历史血脉的流动之声。虚无主义可以用收获否认耕耘的存在,实用主义可以用树叶否认森林的存在。借助历史“反思革命”的“工具主义”者,既然可以用阴影否认阳光的存在,自然也可以用萤火否认黑夜的存在。如果有人总是热衷于把或真或假的“史料”贴上“揭秘”的标签来推销,那他揭秘和推销的不过是自己的意图而已。离开了历史本质的真实,离开了对绝大多数人正常思维能力的认知,也就失去了起码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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