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除文艺界的享乐奢靡之风

2013.08.07 11:39
来源: 《红旗文稿》     期号: 2013/15     作者: 陈先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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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嘉宾:陈先义 主持人:闫玉清

  主持人:当前,随着全党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有人说这个话题与文艺界无关,只是对各级官员说的。其实,对文艺界来说,反对“四风”不仅切中时弊,而且也是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期讲坛邀请到了文艺评论家陈先义,请他就当前文艺界存在的“四风”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供大家讨论。 

  陈先义: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娱乐化成为文艺界的一种时尚,一些所谓的明星大腕和文艺家,贪图享乐和追求奢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其表现形式是长期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其文艺创作不再反映群众的火热生活、不再为大众服务,而是一步步把文艺创作作为获得一己私利的手段,甚至把炫富、攀比、奢靡作为人生的追求。最近,连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都对中国的一部电影提出严厉批评,称“被这部明目张胆地炫耀财富、魅力和男权的电影惊呆了。”认为“其思想之低俗十分惊人”。

  仿佛就在眼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毛泽东同志深入生活文艺观的指导下,作家艺术家们曾把深入生活当作一面旗帜。那个年代,一名作家,如果老蹲在城市,呆在机关,会被看作一件很丢人的事;一名歌唱家,如果没有足够时间下基层为百姓、为官兵服务,同样会被认为失职。那时候,毋庸说一般作家,即使如刘白羽、魏巍、徐怀中、李瑛那样名声显赫的军旅前辈大家,也必须完成下基层深入生活的硬指标。著名歌唱家马玉涛曾亲口对我讲过这样一句话:那时候,若完不成一年200天下基层的任务,年度工作就被看作不达标,评功评奖沾不上边。所以,下海岛、上边防,与连队战士一起站哨值勤,成为那个年代作家艺术家们的家常便饭,更是作家艺术家的光荣。正因如此,一大批好作品应运而生,引领着一个时代的文化风尚。

  主持人:确实,深入生活本来是我们党文艺建设的一个老话题。说它老,是因为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延安就提出了这个著名的命题。七十多年来,在党和国家文化和文艺建设中年年讲、常常讲。然而,讲到今天,这句本该常讲常新的老话,却似乎与我们的有些作家、艺术家的实践渐行渐远了;对它的深刻内涵,有些人也觉得越来越陌生了。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重提这个话题,不仅仅是为了往事追忆,更是为了唤起当代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讴歌。  

  陈先义:文学艺术的源头活水在哪里?在我们沸腾的生活之中。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源泉,这是为文艺发展的历史证明了的客观规律。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和高品位的文艺作品,应当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真实反映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真切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真情体验他们的安危冷暖,零距离地表现和传达他们的意愿和心声,这样的作品才可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新时期以来,一大批文学、影视、戏剧之所以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正是因为这些作品来自于作家艺术家对老百姓生活的深刻体验。相反,有些作品之所以老百姓不感兴趣、不喜欢,就是因为这些作品远离了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没有与老百姓的脉搏一起跳动,所以为人民群众所抛弃。

  毋庸置疑,在文化市场呈多元走向的背景下,今天,有些人确实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产生了动摇。由老一代作家艺术家践行的“生活是艺术源泉”的文艺观,被另外一种观念所冲击,这种言论的代表,就是蔑视和藐视深入生活,热衷于奢靡享乐。有人宣扬: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一种分泌,如果我没去过被我写的那个地方,没见过我塑造的作品的主人公,或许我的作品会更加感人。还有人说,什么叫创作,创作全凭个人的感觉,傻瓜才会到生活中浪费时光。然而,就是这样一些言论,一个时期以来曾散见于报刊和各种名目的研讨座谈。它不仅扭曲了少数作家艺术家的文艺观,也影响着当下文艺作品质量的高下。一些作家艺术家,置火热的生活于不顾,喜欢守在大城市,躲进大机关去编造一些远离生活的神奇“故事”,热衷于写那些于社会进步发展无补的庸人琐事。有的甚至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日复一日地去追逐那些盗墓、穿越、杯水风波等纯粹的“市场化”作品。还有些歌星,已经很久不习惯下基层歌唱了,热衷的是在大都市跑场子、赚票子。 

  主持人:正是受这种蔑视生活的不良风气的影响,“人民艺术家”的光环已不像以前那样神圣了。  

  陈先义:因为有人头上顶着“人民艺术家”的光环,却干着与头顶桂冠格格不入的营生。有些所谓的明星,斤斤计较出场费多少,讲排场,比阔气。以去年统计,拍一部电视剧,当红大腕每集开价已经过百万元的不止一人,一部投资4000万元的30集电视剧,有3000万元就要拱手送给明星大腕们,剩下微乎其微的资金,只有粗制滥造。还有,那些靠一首歌、一支曲走红的明星们,几十年在那里唱一首歌,变成了发财致富的摇钱树;有了钱,便拼豪车,比别墅,讲排场,甚至干一些低级庸俗的肮脏勾当。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纠正和关注,那么中国文艺的真正繁荣永远都是一句空话。

  对这种脱离生活的所谓明星大腕的死追烂捧,首先来源于一些官员。有的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打知名度,追求政绩,利用公款搞什么晚会,不惜花巨资邀请一些打着“人民”旗号的艺术家。这样做的结果,除了无限提高明星身价以外,对老百姓的生活毫无意义。这种情况,虽然已经遭到媒体舆论的批评,但并未得到真正的扼制。当然,家庭、社会同样也有责任。这些新生的文化贵族,对全社会的“示范效应”就是一种投机心理的错误引导。一些家长认为,只有让孩子当明星大腕才能改变命运,才能出人头地,才能发大财。于是当明星成了成百上千万孩子们的人生追求,据有关部门统计,去年一年,在北京流浪的作“明星梦”的“北漂族”最多时就达30万人。这还不算,今年3月,仅江苏一个省,为当明星报考文艺院校专业的高中生多达5万人,大大高于几百或千把个的招生数量,这对国家未来的发展非常不利。如果一代孩子都去做明星梦,不做科学梦,都抱有投机心理,那中国的明天就太让人担忧了。  

  主持人:植根于什么样的土壤,就一定会结得什么样的果实。呆在书斋,只喜欢在虚拟的网络世界扒素材;呆在都市,只习惯在冬暖夏凉的大楼里养尊处优。在空泛的概念里进行空泛的构象,思想就有枯竭的危险,思维就会缺乏创新活力,思考就可能出现脱离实际的症状。这样创作出的文艺作品,就真的可能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被人民所唾弃的“面目可憎的小瘪三。”  

  陈先义:这样的“小瘪三”类型的作品,书刊舞台荧屏银幕已不鲜见。打开电视,充斥着婆婆妈妈的琐碎小事,充斥着杯水风波,充斥着离奇的荒唐故事。有些作品,打着“现实题材”旗号,却少见鲜活的内容,总是几张老百姓看腻了的“明星脸”在做作表演,总是几个毫无思想的“奶油小生”在演绎匪夷所思的荒诞故事。所以,有专家一针见血指出,这根本不叫现实题材,这叫“伪现实主义”作品。

  有些历史题材作品,问题就更加严重了。群众直言不讳地批评,有些作品胡编滥造几近荒唐。比如,关于抗战题材的电视剧,就是重灾区。上世纪70年代,我们宣传人民抗战,主题“兵民是胜利之本”;到了80年代,为了展示全民族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成为表现对象。而有些人因此便认为越新越奇越好,到了90年代和新世纪,一大批土匪抗战、地主抗战、帮会抗战的作品扎堆儿出现。民间的抗日英雄被写成满口脏话的痞子豪杰,他们或铜头铁臂,或一掌断石,或精通缩骨功、易容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把抗战人物写成满身匪气、黑白通吃,一根绣花针可力战强敌,一包迷幻药可打败日军精锐。这些东西看起来热闹,却把英雄超人化、把帮会传奇化,把日军愚弄化,为一个票房和收视率,拿我们民族的血泪历史来取乐,游戏我们中华民族牺牲了数千万人的伟大战争。种种现象,根本原因是有些人立场发生了问题,屁股坐偏了,立场站错了,如此,就会藐视历史,蔑视生活,就只能热衷于胡编乱编。  

  主持人:有人说,现实生活本来就没啥好写的。“轻松”或“放松”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娱乐至死的无厘头是当代人的最爱。 

  陈先义: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今天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所经历的巨大变化,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我国的经济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军队现代化建设不断进步,人民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置身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没有理由躲在都市的书斋里无动于衷,没有理由不去发掘和表现崭新的生活,没有理由享受着优厚待遇却整天在算计个人的一己私利,更没有理由因一己私利,而走偏了创作的大方向。作家艺术家应该放下架子、扑下身子,到生活的第一线,到伟大变革的热潮中去,做一名创造者、劳动者,运用手中之笔,记录我们的伟大时代,要在我们的字里行间,能听到祖国前进发展的铿锵脚步声。这是时代赋予作家艺术家的光荣使命。 

  主持人:生命力来自实践,创造力源自生活。面对时代召唤,一切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都要抵制享乐奢靡之风,用高尚的情感、理性的思维、崇高的精神,用自己的作品传递思想的力量,书写人民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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