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音:道路决定命运

——访电视剧《寻路》编剧王朝柱

2013.08.23 17:13
来源: 《红旗文稿》     期号: 2013/16     作者: 本刊记者 闫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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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寻路》播出后,收视率一路上扬至全国前茅,几大视频网站的播放量也超过百万。《寻路》走红不仅表明这部主旋律作品真正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更重要的是,《寻路》以新鲜独到的视角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对接,艺术地揭示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命题,与当下全国人民奋力实现中国梦的舆论氛围形成强烈的共鸣和呼应。一段时间以来,严肃电视剧遭遇到来自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以及一些过度追求娱乐化电视节目的影响,有些作品出现了用娱乐的态度对待中国革命史的现象。《寻路》坚持思想制胜,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谐相依,其创作经验值得总结借鉴。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编剧王朝柱同志。

  记者:前段时间,文艺界热议“王朝柱现象”,大家统计了一下,从《辛亥革命》、《长征》、《延安颂》、《八路军》、《解放》、《解放大西南》到《开国领袖毛泽东》等等,您用几十部作品把20世纪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完整地搬上荧屏,构成了一部系统的中国近现代史,创造了影视史上的一个奇观。有人不禁要问,这次的《寻路》会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寻路》的创作背景是什么?

  王朝柱:自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至1932年宁都会议,短短的五年,恰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复杂、最重要的五年。在这五年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终于探寻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大道。这五年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启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笔了不起的精神财富。正因为当时的情况复杂,以往的影视作品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基本上是片断性的,《寻路》力求全景式展现这一艰辛曲折的过程。但是,我又不想一般地再现寻路历程,而是紧紧抓住如何突破“国际共运”已有的革命经验这个焦点,以一种更宏阔的历史视野,审视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深刻意义,从哲学层面上打通历史与现实的内在精神联系。这就是我写《寻路》的缘起。

  记者: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观众,都一致认为,《寻路》破题很好。“寻路”两个字贯穿全篇,其实正触及中国革命史的精髓。您在创作中是怎样展现早期中国革命道路的发展状况的?

  王朝柱:《寻路》,顾名思义,探寻中国革命之路。这是这部长篇电视连续剧的戏魂。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近六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他的核心成员和基本队伍绝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对未来建设一个梦想中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则更是茫然——这是因为在他们每个人的心中,只有对社会主义天堂苏联有着一种最为美好的憧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人只是凭借一腔救国救民的热情,在虔诚地进行着所谓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更为可笑的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却又手握尚方宝剑,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改组拥有生杀大权,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则更是说一不二,他们就像是《西游记》中张开五指的如来佛祖,主观地操控着孙悟空等去西天取经那样,严厉地把控着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历史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这不可抗拒的规律是一定要惩罚尚未认识规律的人。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天真地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真诚地欢迎他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抵定大江南北,进占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令共产党人猝不及防的是,蒋介石突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声喊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反动口号,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了最为疯狂的反革命大屠杀!霎时之间,神州大地到处都是白色恐怖,无数的英魂悲愤地飘游在血雨腥风之中。这时,也惟有在这时,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才会悲怆低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记者:时人和后人皆知,在共产国际起伏变化的历史中,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只有两次,一是法国的巴黎公社起义,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前者失败了,后者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这两次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且又前后相距几十年,但是他们的革命形式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以城市为中心发起暴动进而夺取国家的政权。这就是共产国际所称的十月革命之路或曰城市中心暴动之路。

  王朝柱:事实正是这样。大革命失败之后,处于彷徨中的志士仁人异口同声地发出这样的自问: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武断地下达了命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举行城市暴动,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长达近八年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他们先后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两打长沙……待到李立三“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之后,竟然认为全国范围内的革命高潮不仅能马上普遍到全国,而且还荒唐地认为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又将掀动世界的高潮。他除去以中央名义发出《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还公然提出会师武昌、饮马长江、直捣黄龙的可笑口号。结果,导致了全国白区百分之百、苏区百分之九十的大失败。由此,也授给了蒋介石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的借口。据史记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被杀害的著名领袖有陈賛贤、杨闇公、汪寿华、邓培、陈乔年、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等数十人;从1927年3月到4月,前后走向刑场的中国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超过12万人,从是年5月到11月被杀害的革命者有16.8万多人。如果再加上在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下牺牲的革命烈士和工农群众、革命学生何止百万计啊!我想这些长眠地下的英灵一定会大声疾呼:在中国搞城市中心暴动是条葬送中国革命的死路!

  记者:鲜血并没有换来革命的胜利,而是成为“左”倾路线的陪葬品。

  王朝柱:是的。那时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撞了南墙还不回头,继续派遣在苏联学习并忠诚于共产国际路线的留学生回国,顽固地执行城市中心暴动的道路。他们不仅在党的中央机关公开地大搞教条宗派式的结党营私,而且还无情地打击远在井冈山、赣南和闽西等地努力探寻“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的毛泽东等同志。

  说到毛泽东,我就很自然地会想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古语。如果再加上他的出身、学养以及丰富曲折的革命经历,使他又养成了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只相信真理,敢于抗上的叛逆性格。因此,当大革命失败之后,他断然地谢绝了瞿秋白希望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好意,坚定地说出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好汉。”开始义无反顾地探寻中国式革命道路。

  记者:《寻路》中的“这一个”毛泽东形象,将其敢于坚持、敢于斗争、敢于担当的精神浓墨重彩地表现出来,有着令人震撼的气概,不可替代。而很多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的人看过片子后,仍然感到很新鲜,因为有很多过去影视剧中没有表现过的情节,这些新突破,又让人一震。

  王朝柱:许多重大事件都是首次展现。长期以来,对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朱毛之争”,许多人“为尊者讳”而很少言及。在这方面,《寻路》做了大胆突破。请看:秋收起义失败之后,上自湖南省委,下到参加秋收起义的不少同志仍然坚持执行中央攻打长沙的命令。毛泽东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反复说明不能攻打长沙的道理,遂带领绝大多数工农红军向罗霄山脉进军。为了凝聚革命力量,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三湾改编;为了寻找革命的落脚点,他在改编王佐、袁文才部队的基础上,逐渐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中央以秋收起义失败和不继续执行攻打长沙等大中城市为名,开除了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事后,湖南省委特派员又误传开除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就是开除党籍,在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毛泽东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稳定和发展,十分大度地说,那我就不当前委书记了,改当师长,继续指挥工农红军打土豪,筹款子,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对此,毛泽东不止一次地笑谈自己当过几个月的民主人士。这些情节还是很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

  朱德、陈毅率部上井冈山,实现了朱、毛两大红军的会师。虽说革命队伍壮大了,但这两支红军队伍又因构成、领导作风等不同,很快又在建军、根据地等原则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记者:客观地写出这些领袖人物的不同性格,及其在探寻中国革命之路中的分歧,《寻路》的整个创作过程都贯穿了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王朝柱:由于革命形势瞬息万变,这种原则分歧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且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先后导致了工农红军在湘南的失败和南下粤东的失败。尤其在陈毅两次取代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期间,严重地破坏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削弱了工农红军的战斗力。对此,毛泽东先是坚持真理,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接着,当他感到无力回天的时候毅然决定辞职,上山养病。不久,陈毅自上海带回中央要毛泽东复出的来信,朱德又真诚地说出“朱毛不分家,一分家就打败仗”之后,毛泽东才同意复出,并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从理论上解决了长期争论的建军原则问题,从组织上对工农红军也进行了相应改组。

  接着,毛泽东顶着中央数次下达攻打大城市的命令,和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率领工农红军冒着严寒酷暑转战千里,克服千难万险,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毛泽东也在指挥反围剿的战争中锻造成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终于探寻出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之路。 我们尊重历史,就是实事求是。

  记者:中华民族一路走来,其实一直在探路、寻路,不断地向西方学习、向外国学习,但活生生的事实证明,照搬是不行的。《寻路》整个故事看下来,内容的核心聚焦在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的交锋和斗争,这次突破禁区的创新冒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道路的曲折艰难,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与勇气。

  王朝柱: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探寻中国革命之路的真实写照:一条是教条式地照搬苏联十月革命,走城市中心暴动的道路,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一条是从中国实际出发,逐步地探寻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把中国革命引向最后的胜利。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鉴古今,知兴衰。就这个意义上讲,第一代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带领工农红军抛头颅、洒热血,演出的这部大剧,尽管艰难曲折,但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血淋淋的事实,通过自我净化,实现了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共产党历经曲折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的重要优良传统。对此,我们一定要慎记不忘。

  记者:故事的终结往往就是新的开始。《寻路》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中国梦——继续探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的。您在这方面有哪些思考?

  王朝柱:我想,重要的思考有三条:

  第一条,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共产党参加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什么失败了?因为那时的党中央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走的是一条放弃领导权,不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完全为国民党做嫁衣的错误道路;十年内战——或曰土地革命时期搞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为什么全都失败了,因为那时的党中央顽固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城市中心暴动之路;同样,白区的工作为什么会遭到百分之百的损失,撤到中央苏区之后,中国工农红军又为什么会被迫退出中央苏区,演出一幕“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毛泽东语)的长征?因为执行的还是这条“左”倾机会主义的道路。

  对此,我们不能不问那时党中央的负责人——尤其是从法国、苏联留学回国的领导者们,你们为什么会犯如此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呢?在我看来,这些同志大多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从小就不了解身处底层的农民,更不了解黑暗落后的旧社会,仅仅凭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情少小离家,远赴他国求学。因此,他们很自然地只知外国先进,不知中国为什么落后?因此,他们回到祖国以后,很自然地会形成不顾国情,死死地抱定外国的强国之路,试图一夜之间就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变成苏联。可以想见,由他们这些言必称希腊,口必说苏联的“客里空”领导中国革命岂能不败?如果再联想到他们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批评毛泽东倡导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否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理论,又是何等的无知和可笑啊!

  记者:正确道路之所以是由毛泽东开辟的,不是偶然的事情,他和那些住着高楼、喝着牛奶、吃着面包的人不一样,他一贯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实事求是,对中国社会、中国农民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热情。

  王朝柱: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生在农村,成长在动乱的旧中国,他不仅了解我国的国情,而且更是熟悉中国不同阶层的农民,加之他注重调查研究,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终于历经长达五年的革命实践,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井冈山、赣南闽西中央苏区探寻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正路,并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并向人们昭示了一个真理:革命道路的正确与否,决定着中国革命的胜负。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

  记者:那第二条思考呢?

  王朝柱:第二条,就是想说说蜕变与重生。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一批又一批自誉为先知先觉者们争相向西洋欧美诸国、向东洋日本游学,希望“窃取”所谓天火照亮黑暗的中国。这就是我国最早的知识分子。

  说到知识分子,我很自然地会想到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意思是说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他的社会活动必然依附在一个载体上。在电视剧《辛亥革命》中,我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两面性,即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但他们在革命中的言行和功过又是十分复杂的特征揭示了出来。在动笔写《寻路》之前,我又细心地检点这些先知先觉回国后的革命经历和下场,再次发现有些风云一时的先知先觉蜕变了,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的反面,甚至成为反动统治者的帮凶;还有一些“窃火”者从容不迫地走上统治者的绞刑架或断头台,他们的灵魂得到了升华和重生。如果我们把探寻中国革命之路比做一个熔炉,这些先知先觉有的经不起炉火高温的冶炼,遂蜕变成一堆炉渣;有的就像孙悟空一样炼成了钢骨铁身,火眼金睛。请看:

  汪精卫曾是同盟会时期宣传革命的笔杆子,后又是孙中山先生的文胆和接班人。但是,他一俟从政争权,思想迅速地向着反动的深渊滑落,待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很快又变成了万夫所指的头号大汉奸。廖仲恺与汪精卫同是同盟会、国民党的骨干,孙中山先生仙逝之后,廖仲恺因坚持孙中山先生亲自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暗杀。陈独秀、李大钊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时人尊称为南陈北李。后陈独秀蜕变为托派,被党中央开除出党。李大钊因在北平坚持革命,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送上绞刑架。

  我在创作《寻路》的时候,也多次触碰到这个议题,同是向西方“窃火”的先知先觉,王明却蜕变成苏联攻击中国的叛徒,而革命烈士恽代英、蔡和森等虽死犹荣,他们的精神化做了浴火重生的凤凰,自由地飞翔在万里长空。

  记者:多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试图颠覆中国革命史,用各种手段诋毁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先驱的形象,甚至公然为那些蜕变的人物开脱。《寻路》坚守唯物史观,对种种逆流主动反击,让人钦佩。

  王朝柱:从某种意义上说,蜕变与重生也是一种规律,一定会在不同的革命阶段中发生。《寻路》虽然讲述的是历史,但启示的是今天。就当今中国来说,既然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就必须沿着正确方向,坚持正确道路。在方向问题上,头脑要十分清醒,一方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也要警惕那些曾经借着改革开放叫得很响的先知先觉们,看他们之中有没有人蜕变,或拿着外国的钱当间谍出卖国家的利益,或把贪污来的大笔钱送往外国的银行……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改革开放不断推进。

  记者:再说说您的第三条思考。

  王朝柱:第三条,就是理想与信仰。理想,是革命者为之终生奋斗的方向;信仰,是革命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为此,我创作的《寻路》就是要浓墨重彩地张扬革命的正气,在每一位革命家的心中牢牢地插着一杆理想和信仰的大旗,光照千秋万代,昭示革命自有后来人。请看:

  周文雍、陈铁军相伴走向刑场,向世人宣示举行刑场上的婚礼;杨匏安写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的绝命诗,从容地走向敌人的刑场;杨度在实现了“但哦松树当公事,愿与梅花结后缘”的理想大愿之后,又挥毫写下这首自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遂安详地驾鹤西去;同样,恽代英、蔡和森、彭湃等烈士都是高喊着“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从容就义的。

  记者:正如许多评论所说,《寻路》传递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周恩来曾说过,一个共产党人只要在生活上放纵自己,就等于被敌人在精神上打开了缺口。很多观众说,剧中20多位革命先驱无不是因叛徒出卖而牺牲,而叛徒们背叛革命,无不从放弃信仰开始,放弃信仰又无不从追求奢靡的生活开始。

  王朝柱:正因如此,《寻路》重笔写了革命队伍中失掉理想和信仰的叛徒。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他们在生死的考验下,利益的诱惑下,一个个无耻地出卖革命,出卖同志。事后追论,贪图安逸,生活腐化,是他们政治上堕落的开始。如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把见情妇置于党的利益之上,终被敌人逮捕;顾顺章玩女人,抽大烟,违背党的纪律耍魔术,终落入敌人的手中。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破译密码,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就一定会被敌人破获。这是何等严重的教训啊!

  时下,随着改革大潮的冲刷,党的一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相继落马,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由此对照现实,电视剧《寻路》的播出,具有一种强烈的警示意义,使人民群众对中央从改进作风入手,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必将有更深入的理解。

  记者:忽然想起《寻路》结束时气势磅礴、催人奋进的旁白:这五年我们走得不容易,光有正面经验不行,还要有反面教训,而这反面教训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真理是不可战胜的,但探寻真理的路是坎坷崎岖的。今天,我们同样经过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认识过去,鉴知今天,如何能在不断的寻路中少走一些弯路,就是作品的意义所在。

  王朝柱: 我积30年之写作经验和教训,深深感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吸引力影响力一定要加强,使其赢得更多年轻观众的喜爱。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的年轻一代理应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感兴趣,重要的是如何打通历史和今天的时空。换言之,剧作家必须把历史当作逝去的桥墩,把现实当作今日的桥墩,在空中架起一座穿越时空的精神大桥,艺术地完成历史和现实的沟通。如果观众能从剧中感知到创作者的用心,感知到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的内在关联,感知到中国道路的历史脉络和未来走向,并受之感召自觉自愿付诸行动,那这部剧的目的就达到了。

  记者:十分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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