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2013.12.25 17:17
来源: 《红旗文稿》     期号: 2013/24     作者: 高 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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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要求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既要充分肯定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要抵制那种借“彻底改革”之名、力主“彻底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西式“宪政民主”的诉求。这是关系到制度与道路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一、对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现实的社会矛盾,要实事求是地总结

  经济体制改革至今35年,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原先单一的国有+集体所有制已转为今天的混合型所有制。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外向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

  关于经济发展成就的关键因素,一些人认为,前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发展,谈不上经济成就;后30年的经济成就完全归功于市场因素,政府调控不是经济增长的推进因素。似乎“市场”就是推动经济起飞的惟一因素。这种非历史的、绝对化的看法,是违反历史事实、违反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

  只要有一点经济史常识就可以知道,中国在1950年代初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在这样的起点上,如果不实行全社会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在20多年内,在保证人民基本生活的同时大幅度提高积累率、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科技教育体系,积累起大工业管理的经验。没有这样的基础,就不可能在后30年的改革开放中,以我为主吸收国外资金技术、迅速提升自己的工业水平,就不可能以一个独立经济体系的姿态实现起飞,而只能像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当一个二三流角色。所以,新中国的前30年和后30年是相互联系的、统一的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伟大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奋起追赶的历史。

  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则是种种社会矛盾的积累。近20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腐败之风蔓延,教育、医疗等公益性服务及住房价格的上涨,加重了群众生活负担,加剧了分配不公,引起社会的普遍不安。

  有人解释,引起上述社会问题的原因,主要来自政府官员的腐败、国有部门占有过多的分配比例、市场机制尚不规范,总之是市场化改革尚未到位所造成的。只有进一步限制政府权力、缩小国有部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市场和私人经济的作用范围,才能解决上述问题。这一判断显然是根据不足、牵强附会的。

  医疗、住房等价格过快上涨,很明显是近十几年片面的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这些领域过去带有大锅饭和“单位保障”的弊病,改革势在必行。但医疗、教育、住房这些领域,都带有公益服务(或必需品)性质,同时都有较高的“收入的需求弹性”。简单地“推向市场”容易被高收入阶层抬高价格、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平。要通过完善财税制度、完善医疗、就业保障机制、强调医疗教育的服务功能、补助困难学生等措施,来解决上述问题。

  关于收入分配问题,一些人将分配不公的讨论集中在“腐败、国企垄断高收入、财政比例过高”等方面。腐败和行业差别固然是拉大分配差距的因素之一,但从全局看,今天我国公有制经济仅占经济总量的20%,二、三产业5亿就业人口中,全部国有部门就业人数仅占13%。多数就业人口的工薪由资本-劳动关系支配,这是决定今天分配格局的主要因素,也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基本的解决之道,一方面要重视建立企业工资协商机制,同时要重视二次分配的调节作用。我们在破除极“左”迷信之后,也不要被“自由主义”迷信影响对事物的判断。

  遏制腐败问题,是广大群众关注的焦点,只有最大限度地精简政府、限制政府权力,才是遏制“以权谋私”的治本之策。但我们的历史经验说明,政府管理并不必然导致腐败,健全的内部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可以有效防止腐败。限制政府权力是遏制腐败的途径之一。但现代经济社会是高度复杂的结构,离不开权威机构的管理和协调,限制政府权力只能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政府权力的界定,须根据一国的具体情况,以及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决不是说政府职能越少越好。

  新中国一向高度重视防止干部腐败的问题,并在制度建设和动员群众监督方面,进行了艰苦曲折的探索。近20年腐败有蔓延之势,其主要原因是在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中,对社会崇尚金钱的价值观缺乏教育和引导,对政府人员的教育和监督滞后、打击经济犯罪不力,以及某些改革政策的失误等复杂因素造成的。

  曾经有学者宣扬“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不腐败就不能改革”的错误言论,这更是理论导向的错误。第一,不能简单在私有化和效率之间画等号,也不能简单在公有制和低效率之间画等号。第二,违反公平正义原则的“改革”及其造成的贫富差距,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影响深远的不良后果:就业格局动荡,社会信仰体系和政府公信力被腐蚀,市场秩序败坏(道德诚信缺失)等。

  我国60多年的经验说明,任何体制的优劣都是相对的,一项出于良好愿望的政策,也可能带来负面结果。改革关系到亿万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命运,只有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以人民利益为重,坚持实事求是,方能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原则。经济改革是为了激发经济活力、为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服务,研究改革要和生产力的研究结合。当前,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是发展方式的转型。

  20多年来,我们利用全球化机遇、发挥低工资优势,通过出口导向和国内需求的不断升级(包括大规模建设),拉动了经济起飞。循着这样的路径,我国的经济结构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部分融入了国际分工体系,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中低层次。近些年西方经济衰退、人民币升值和国内工资成本上升,这样的发展路径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

  作为追赶型的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收入的提高,只有在坚持产业和技术自主的基础上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从低技术的结构向高技术的结构转变),才能实现。

  我国工业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这容易给人造成“工业化已经实现、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错觉。但从技术含量和创新能力看,我们比起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中低端产能过剩,高端技术装备和元器件大部分依赖进口,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我国工业产值平均增加值仅26%,比发达国家低3-8个百分点。工业产值的1/4用于出口,其中60%由外资完成,50%是来件加工组装。

  多年来我们过分注重数量型的扩张,迷信“无为而治、比较优势”,习惯于依赖技术引进和外资的“技术溢出”,忽视培育自己的企业技术队伍和研发能力,本国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难以获得本国市场的支撑。

  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扭转发展思维。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GDP翻番、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的目标,关键是要“从数量扩张转为提高质量、从GDP导向转为国际竞争力导向”,以自主创新驱动工业的技术升级和现代化。

  工业的自主升级,将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持续可靠的支持,为新一代青年技术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工业增加值、改善国民收入一次分配格局,也将有条件运用推广国人用得起的环保技术装备,实现节能降耗。这也是摆脱“国际打工仔”地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

  经济体制改革,要按照发展战略的调整,根据产业和技术升级的实际需要来安排。

  历史经验表明,后进国家的自主工业技术升级,必须克服两个基本的障碍:一是本国技术能力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二是开放条件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市场的垄断。

  所以,实行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有统一明确的战略方针,以及为实现这一方针所需要的体制安排和政策组合。

  由于科研活动和企业经营活动具有各自不同的规律,科技资源的整合和成果的产业化都需要社会性的协调,故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和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取决各类微观主体的活力和他们之间的良性互动,而非单一的市场竞争机制。所需要的体制条件,是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这一体制要求,国家出面制定科技及产业发展规划;动员社会资源,协调各方力量建立“官产学研用”协同攻关,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跟进;破除从科研到产业化到市场各环节的体制障碍;有限的产业支持和市场保护政策。总之,综合发挥政府——市场——微观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处理好开放性——自主性的关系,方能克服上述“后发劣势”,实现创新驱动。

  其次,要根据总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和现实的市场环境,正确处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各种经济成分的关系。我国市场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际竞争国内化”,这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西方跨国公司活跃在国内各经济领域,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在规模、技术与营销能力方面,还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一个个细分市场被外企挤占,有的已经形成外资垄断或寡占局面。当今我们的市场的最大问题,不是所谓“国进民退、国企垄断”,而是跨国公司对民族产业的强势竞争。对外开放的根本宗旨,是要引进吸收消化国外先进资源、壮大本国企业,而不是无底线地让出市场。

  我国民营企业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但也存在许多弱点。有人喜欢把民营企业理想化,把好事都归于市场和民营企业,把坏事都归罪于国企体制,这是新条件下的形而上学。

  垄断行业改革和国企改革不能割断现结构的有机联系,产业发展和技术积累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不能中断。现实情况是,很多大型国有企业恰恰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产业的骨干、技术进步的龙头。这是抵御跨国公司强势竞争、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国防安全的基础,也是推进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提升综合国力的不可替代的基础平台,在经济转型升级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任务。在关系国家安全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领域,必须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国家的控制能力。

  在过去10年,我们的国有企业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为国家产业升级做出了宝贵贡献。这已经有力驳斥了“国企不适应市场”的论调。

  目前国有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但不应以此为理由,否定国企的战略意义。当前国有企业需要强化治理、强化组织纪律和教育,重塑国企灵魂。主管部门的管理思路,也有必要考虑发挥国企在创新驱动战略中的骨干作用,拿出更切合技术进步规律的管理办法。

  三、在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关键时刻,珍惜来之不易的奋斗成果

  改革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实现共同富裕。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正确处理发展改革稳定的关系,是指导改革的一贯原则。

  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是国家的两大基本战略利益。今天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和30年前有本质的不同,国家安全战略问题逐渐突出。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因为这关系亿万人民的基本生存和安居乐业。有必要把兼顾广义国家安全的目标,纳入改革设计的视野。

  经济改革要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基本边界、要站在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的立场,要让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大众。开放政策要坚持以我为主、平等互利、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安全利益这个基本前提。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改革政策,是互相协调、内在逻辑统一的体系。

  今天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是我们的前辈一百多年为国家独立富强前赴后继奋斗,所获得的辉煌成果。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赶上世界强国、实现伟大崛起,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经过进一步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我们一定要珍视这个成果,不可妄自菲薄。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千辛万苦的革命斗争和反侵略战争,挣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了完全意义的国家独立,建立了深深扎根于中国土壤的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制度和经济制度,实现了深刻的社会变革。60多年的经济建设,尽管走了很多弯路,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以全世界瞠目的速度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前30年平均增速6%,后35年平均增速9%),在人均80美元的农业国的起点上,成长为当今第二经济大国。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奋斗成果。

  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效能,保持社会的安定,这是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前提。保持现有经济结构的稳定和不断进步、维护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和科技体系,又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任何改革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以满足这些基本条件为前提。苏联式的激进私有化和“宪政改革”,颠覆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其灾难性后果,足以使我们警醒。

  例如,中国油气资源储量很低,西部是我们最大的能源基地。国际油价被石油和金融大鳄操纵,油价攀升的趋势不可改变。国内能源生产是保持能源价格稳定的砝码,也是维护制造业竞争力的砝码。所以中国西部的稳定,极大影响着未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的格局。它甚至影响着政治体制及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

  历史经验说明,我国作为现代化追赶过程中的国家,独立自主的工业和科技体系,是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的基础。在全球化时代,发展民族工业的必要性一点没有减弱。

  1949前的中国,本身就弱小的工业中,60%是外资企业,而且还占据着电力、冶金等要害部门的主导地位。那是典型的依附型的半殖民地经济。经过前30年全体人民的节衣缩食和后35年的改革开放,形成并基本保持了独立自主、相对完整且具有相当活力的工业和科技体系。这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很难做到的。尽管它的整体竞争力比西方还有不小的差距,还存在不少缺点和弱点(包括国有企业体制的弊端),但毕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财产,是国家的命脉和脊梁。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的国家主权与安全,人民的和平建设才有基本的保障;没有这样的基础,中国在外来威胁面前就缺乏自我保护的行动能力。“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华民族不能丢弃的历史记忆。我们今天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但全社会(特别是精英层)必须具备基本的居安思危意识。

  有些人批评这是“经济民族主义”,甚至把它和法西斯、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这是十分荒谬的。被压迫民族高举民族主义旗帜,是为求生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尊严,是正义的、具有无穷生命力的。这样的民族主义当然应当提倡。

  这关系到对今天的时代本质的看法。今天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正在走下坡路,但并不是说,西方霸权已经结束,或者他们已经放弃维持自己的世界霸权的意愿。和平发展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和平发展的力量确实不小,但不等于说这个世界没有侵略反侵略、压迫反压迫的斗争。

  经济的崛起,科技和国防力量的强大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根本。政治体制改革也必须以维护这个基础为前提。必须坚持国家的独立、统一、富强这一根本目标并在这个前提下,逐步扩大公民权利,促进公平正义,不断有序地的增加民主的因素,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

  (作者: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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