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关系的历史演变

2014年09月17日 17:59:42
来源: 光明日报     作者: 于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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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引入越南地区的货币“开元通宝”

  后黎朝史官吴士连参与编纂的《大越史记全书》

  中国与越南,既有名山大川的相接相连,又有历史悠久的古代民族渊源。中越交往可以上溯到先秦甚至更为久远的时代。从地理、民族和文化角度考察,结合越南民间传说中折射出的史影、中国先秦诸子文献中的零星记载和两国学术界的考古发现,隐约可见先秦时代,活动于红河中下游流域的越南先民——古雒(骆)越部族,与华夏民族特别是南方古越族先民有着诸多联系。

  中国秦朝经略岭南,设置有桂林、南海和象郡三郡。尽管学界对于象郡位置尚有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象郡和秦末赵佗建立的割据政权南越国,与位于今越南北部和中部的地区已有了密切关系。至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统一岭南地区,在越南设置交阯(趾)、九真、日南三郡。自此,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纳入中国版图,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直接统治,直到公元10世纪中叶。这一长达千年的时期,史称“郡县时代”,越南又称“北属时期”。

  郡县时代越南地区的历史,既是中国南部边陲民族地区历史的一部分,又是越南古代历史整体发展进程的一部分。经过两汉时期诸多“循吏”的治理,在中国较为发达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影响下,交阯(交州)社会逐渐从传说中的“文郎国”和“瓯雒国”部落时代贵族制统治的社会转向封建制社会。汉唐间的郡县时代,中国封建王朝派出的统治官员在当地实行民族“和辑”政策,“教民礼仪”,传播汉字和儒学,促进了越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和文化进步。当然,也有一些统治当地的“酷吏”残酷压榨百姓,引发人民的反抗斗争。

  唐代中央王朝在越南设立安南都护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的治理。汉代对于安南士人参与选举多有限制,而唐朝由于安南文化已较两汉时期有了显著发展,朝廷放宽安南人入仕的一些规定。但越南一些学者把郡县时代中国封建王朝的治理,视为“同化”和“奴役”的枷锁,否认了当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随着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越南民族意识日益高涨,封建割据势力不断发展。早在东汉初期,就有二征夫人率众起事,反叛中央政府,被伏波将军马援很快平定。后来又有赵妪、李贲、梅叔鸾等势力试图摆脱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而独立。唐末五代十国,中原丧乱,经历吴权称王和“十二使君之乱”,至宋朝初开宝六年(公元968年),丁部领建立起越南历史上第一个自主封建王朝——丁朝(968—980年)。不久,丁朝遣使请封于宋,宋朝作为宗主国接受其为藩属。由此,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正式拉开帷幕。历经宋、元、明、清各朝代,越南历代王朝与中国封建王朝保持了近千年的宗藩关系。这种宗藩关系尽管不同时期会有一些变化,但总体上一直延续至清朝末期的1885年才最后终结。

  宗藩关系时期,中越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极为密切。从越南封建王朝来说,大致是三年一贡,或六年两贡并进。派往中国朝贡的一批又一批的“使部”,本身就是一个国际贸易商队,既有官方货品的交换,也有使臣私人的交易行为。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一般会按照“计值回赐,以优其值”的原则,使越南的进贡获得丰厚回报,并不像越南学者所云,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剥削”。

  越南在其自主封建王朝统治时期,作为中国周边国家汉文化圈中的一员,进一步接受从中国传播过去的佛教,创立禅宗竹林派,继续使用汉字作为正式文字,按照儒家思想治理国家,效仿中国模式设置政治、行政和法律制度,从李朝即已开科取士。设史官、开史馆,以中国编年体、纪传体和纲目体史书为参照,纂修《大越史记全书》等国史。

  两国官方和民间的海上合作也是中越友好交往的途径之一,其表现如在南海缉拿海盗、保护商船航海通行安全、救助海上遇难船只和漂民、在东南亚一带贸易活动中华人为越南人的沿海航行引航等。

  近代历史上,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亡国灭种的威胁,两国人民在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相互支持。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的过程中,还多次遣使,与清朝政府商议,寻求保全之策。中法战争时期,在经历清朝臣工普遍关心的“弃藩”与“保藩”之争后,清朝被迫与已逐步控制越南的法国殖民者签署条约,放弃对于越南的“宗主权”。但在官方和民间的大力支持下,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在越南英勇抗击法国殖民侵略者,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相继成立后,两国革命者相互支持,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越南革命者阮山(洪水)被誉为“两国将军”。20世纪40年代后期,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继建立,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培育了“同志加兄弟”的睦邻友好情谊。中国人民为越南人民的抗法、抗美救国战争,为越南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巨大支持,为越南人民在1954年5月取得奠边府大捷、在1975年春季完成民族独立、实现南北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越南战争结束的70年代中期,中国持续不断地向越南提供的援助总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绝大部分为无偿援助。为了帮助越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从抗法战争时期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到抗美救国战争中中国派出的30多万工程、防空部队,先后有4000多名官兵牺牲在越南,至今仍有1000多名烈士长眠在异国他乡的陵园。没有中国人民克服自己的重重困难,提供大量无私的支持和帮助,甚至献出鲜血和生命,越南人民反抗美伪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不会在70年代中期取得最终胜利。

  从漫长的中越双边关系历史演变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第一,两国之间曾经出现过的战争状态只是短暂的,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和睦相处是历史的主流。越南总有些人从狭隘民族主义出发,喜欢夸大中越历史上的战争,甚至把从殷商时期以来中越的联系和交往,说成一直是在反抗北方的侵略,把所谓的“侵略”和“反侵略”说成是中越关系的主流,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第二,经济、文化交流是中越联系和交往的主要内容,人民和睦相处、发展经济的深切愿望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根本推动力。即使在两国关系交恶时期,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不曾完全中断,尤其是文化联系,其作用和影响是持久的,难于完全割舍的。第三,历史上并不存在南海争端问题。中国古代航海事业发展早于越南,唐宋时期已甚为发达,至宋元时期华侨华商经营的南海贸易网络已经覆盖到东南亚地区。中国人早已发现、命名并开发经营南海和南海诸岛,远比越南声称的17、18世纪发现、开发“黄沙、长沙”群岛早得多。越南南北统一前,其官方照会和谈话,承认西沙、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属于中国。南北统一后,越南通过发表白皮书等形式,企图在国际社会上混淆视听,攫取海洋权益,公开挑起了南海争端。

  南海争端与中越两国的国家利益有着密切联系,但它并不是中越关系的全部内容。近年来,越南领导层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一些严重的战略误解和误判,使中越睦邻友好关系面临诸多考验。温故知新,以史为鉴,我们有理由相信,顺应中越友好交往的历史潮流和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趋势,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寻求妥善解决南海争端的途径与措施,推动中越睦邻友好关系取得新进展。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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