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说清中国

    对中国外交政策及其立场,存在着大量误解和曲解。对中国外交来说,像习近平主席那样自觉自信地阐释一只“和平、可亲、文明的醒狮”,是一件说清中国的重要课题。

    中国正在复兴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正在日益深入地影响全球与地区性事务。“崛起”的中国将如何对待世界,成为近年来世界关注的焦点。同时,阐释中国和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成为外交的工作重点之一。2014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期间,曾谈到以下三点:1、“我想给大家谈谈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希望有助于大家观察中国、研究中国、认识中国。介绍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2、“偏见往往最难消除。纵观人类历史,把人们隔离开来的往往不是千山万水,不是大海深壑,而是人们相互认知上的隔膜。”3、“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可亲、文明的狮子。”

    习主席的那次讲话,对中国的外交工作、媒体传播工作,特别是“介绍中国”的任务,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习主席提到的“一只和平、可亲、文明的醒狮”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比喻,这样的比喻,说清楚了民族外交理念的特色,可以清晰地说明中国外交常见话语和具体外交政策之间的辩证一致性,亦即中国外交通常强调的和平发展的大原则和依据具体情势坚定维护国家合法利益的具体政策这两方面的关系。换言之,这只“和平、可亲、文明的醒狮”被用来比喻性地阐释中国式的一对阴阳辩证关系:一方面是和平发展的大战略(和平、可亲、文明);另一方面是坚定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外交策略(醒狮)。

    近年来,中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日益增大的认识性鸿沟:一方面,中国外交长期力求打消外部世界的疑虑,使之理解并确信中国的 “和平发展”、“和谐”、“共赢”等政治理念,创造服务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和平外部环境;但另一方面,中国却常常被外部世界误解和曲解成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特别是随着别国政策制定者、分析家和媒体日益关注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及增长的军事支出、处理与邻国的领土纠纷时的坚定立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及核心利益的坚决态度、有针对性地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时有发生的与美、日的区域性军事对峙等,中国时常被误读为所谓的言行不一的现有世界秩序的挑战者。毫无疑问,这损害了中国所希望塑造和确立的自身形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认识性鸿沟呢?而且,中国外交一方面要使外部世界安心、放心,另一方面也要同时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中外认识性的鸿沟是不是难以化解的呢?不用说,从中国的立场上看,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是对外部侵略或侵蚀的合理回击,然而外界流行的话语却将相关的声索国描述成中国恃强凌弱行为的受害者。此外,中外对一些相关词汇,比如 “和谐”、“和平解决”等,可能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解读。

    毋容置疑,对中国外交政策及其立场,存在着大量误解和曲解。故意颠倒是非,抹黑中国,扭曲其形象的行径也大量存在。虽然中国暂时也许无法阻止这一趋势,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或许可以更突出,更清晰地阐释其和平发展的大战略和坚定维护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对外行为之间的是什么样的关系,即应该强调说明中国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手段”来实现这个“大战略”的。如果孤立地说“大战略”,或者孤立地说“具体的手段”,或者没有注重强调它们之间的非冲突性关系,都忽略了这里存在着的“中国式阴阳辩证法”:很显然,一方面,中国渴望和平发展,并且认为和平发展是长期战略目标,致力于为经济发展寻求和平的外部环境;但是另一方面,“树欲静而风不止”,也需要具体的手段去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长期与短期、整体与局部、大战略与具体战术、抽象原则与具体环境、追求和谐的政治理念与日益坚定且自信的对外政策,这些偶对的概念组合,呈现着辩证的动态平衡关系,如果孤立地看偶对双方中的一方,它们似乎是冲突的,但实质上双方更多是互补的关系,相互依存,甚至互相转化,这体现着“中国式阴阳辩证法”鲜明的特色。中国式决策者基于上述阴阳偶对关系,寻求在具体的情境和关系中的最佳适当性或适宜性——中庸。中国的“中庸战略文化”不是依据抽象的、绝对的、普世的所谓和平主义原则,而是基于对抽象的战略和具体的情势进行的整体的、综合的把握,来采取适当的政策和行动,从而达到具体情势中的恰到好处(situational appropriateness)。事实上,“以战止战”(或者说“以斗争求和平”)一直是中华战略文化中延续着的传统,并且在当今变动着的地缘战略环境中仍然指导着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有一句老话,“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虽然从“阴阳辩证法”和“中庸战略文化”这样的中国人的视角来看,上一段中提到的几组偶对性概念中,阴阳互系的偶对双方并非仅仅呈现冲突性的关系,而显然是具有内在的辩证一致性。然而,中国式政治思维和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理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后者往往倾向于“非此即彼”(either…or…);而前者更倾向于 “即此又彼”(both…and…)。比如,习近平主席就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指出:“中国追求的是共同发展,我们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不仅如此,盎格鲁欧式语言当中普遍存在着“非此即彼”的那种二元对立的表达方式,因此“以西释中”难免误读中国,把中华文化的脚放到西方传统的概念和理论小鞋中去解读的现象相当普遍。也就是说,阐释中国的外交政策及立场时,必须更重视使用类似“一方面……另一方面”(one the one hand…one the other…)这样的可以较清晰地表达出“即此又彼”逻辑的语言,取代“非此即彼”,提示异文化读者不要孤立地看一个个概念,而要像中国人那样,关注概念之间的有机的动态联系。

    进一步地说,中国外交及媒体传播应重视“比较中西文化阐释学”,通过比较从而阐释出中外文化结构性的差异,这是很迫切的工作。简言之,就是要重视阐释中式思维方式和常见的西式思维逻辑之间的差异,在比较和对比中得以更有效地“阐释”中国和中国外交,而不要简约式地“翻译”中国和中国外交。无数中西交往的例子证明:中国的政治思维和西方的政治思维之间就有很大的差异,直接将中国话语翻译成西语经常会导致读者或听众在西方话语背景当中对中国政治价值进行中国人意想不到的另一番解读。中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话语,可能外界会做负面解读。换言之,共同接受的可通约性的概念其实并不多,因此要想说清一方的立场,就必须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说明其话语结构背后的独特的政治思维及相关历史文化背景。因此,介绍中国,必须重点阐释中国式阴阳互系的宇宙观、互系思维方式和相应的政治价值、话语和语言,而且还要阐释历史背景及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同时在这样的阐释基础上,将中国的概念与西方相应的理念进行结构性的比较和对比。这样做不但必要,而且可行、有效。

    简而言之,阐释中国及其外交政策,需要说清“中国式阴阳辩证法”和“中庸战略文化”,使受众恰当地去理解这些,之于合理地阐释中国是如此得关键。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习近平主席关于“和平、可亲、文明的醒狮”的阐释,启示我们要有针对性地阐述清楚本民族理念的特点。对中国外交来说,像习近平主席那样自觉自信地阐释一只“和平、可亲、文明的醒狮”,是一件说清中国的重要课题。

    (作者:黄田园 美国夏威夷大学 政治学系

           袁劲东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政府与国际关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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