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药方害苦中东

    当前,在世界其他地区聚焦于“和平与发展”时,中东仍处在“动荡与革命”之中。肇始于2011年的中东剧变,犹如打开“潘多拉魔盒”:利比亚四分五裂,叙利亚内战僵持,也门冲突升温,埃及教俗矛盾激化,“伊斯兰国”到处肆虐。中东“和平绿洲”的面积越来越小,经济形势也日趋严峻。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伊拉克经济增长率为1.3%,黎巴嫩2.5%,阿尔及利亚2.6%,约旦3.8%,埃及4%,沙特从3%降至1.5%。20年前,世界银行负责中东事务的专家就曾感叹:“今天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比高速火车还快,遗憾的是,中东不在这列火车上,事实上,中东甚至还没有走到车站。”这一论断至今仍不过时。

    中东日趋被边缘化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东日趋被边缘化?目前学界基本共识还是有的,即中东国家由于未能实现工业化,因而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全球产业链中位居下游。当前中东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还不如上世纪70年代。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中东工业化水平今不如昔?简单地说,就是中东国家逐渐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哲学,以及“进口替代”的经济战略,一味乞灵于市场化、私有化、对外开放、自由贸易等新自由主义信条。

    市场化和自由开放有助于资源优化配置,但对外开放不会自动产生“经济红利”。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劳动创造财富。按照《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一书的分析,是报酬递增、技术创新、协同效应共同创造财富。在不同国家间,由于产品附加值不同,自由贸易看似公平互利,实则对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国家更有利。因此,贸易实际有“好的自由贸易”与“坏的自由贸易”之分:一个国家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工业产品时,被认为是一种“坏的贸易”;当它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工业产品时,就被认为是“好的贸易”。

    指望靠“自由贸易”和“全面开放”致富,需要满足诸多先决条件。只有在本国工业具有相当竞争力时,才可能出现“好的自由贸易”。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开放过程中常会出现本国民族工业萎缩的问题,尤其最先进的知识密集产业最受打击。这是因为,最先进部门往往处于报酬递增状态,因此它对来自境外的突然竞争所造成的自身产量减少最为敏感。当年欧美国家在经济崛起过程中,都不是单纯依靠对外开放,无一例外是依靠关税保护使民族工业发展壮大后,才转而倡导“门户开放”。

    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恰恰是建立在若干根本不存在的假设之上:如完全信息、完全竞争、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活动等。这种理论实际创造出一个神话传说中才会存在的经济世界:没有时间、空间和摩擦,一切均处于一种自动和无限的和谐中。“在那里,一棵橡树可以快速生长到很大,同时也可以马上被砍掉”。从哲学观看,这是一种静态看问题的形而上学;从价值观看,这是一种依附思维和懒汉哲学,总是倾向于趋利避害,做最容易的事情。

    错误发展战略毁了埃及

    埃及是这种发展战略的典型受害者。纳赛尔时期,埃及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民族工业,由此使埃及经济自主性增强,在阿拉伯世界乃至国际舞台上也声望日隆。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萨达特推行“开放政策”,外资大批涌入时,却未能保护民族工业,令其纷纷倒闭,摆脱经济依附的梦想功亏一篑。

    埃及原是粮食出口国,到l979年时,其所需食品一半以上要靠外国进口。1970 年以前,埃及生产的食糖40%供出口,但1980年埃及却成为食糖进口国,当时埃及主要财源之一的苏伊士运河航运净收入,竟不足以支付进口食糖的费用。穆巴拉克时期更是加大自由化改革,如建立埃镑自由外汇兑换市场,削减进口关税,大幅度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将埃及半数以上银行从国有变为私有等。

    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和少数特权阶级从中受益;自由化改革使国际资本长驱直入,埃及经济进一步依附于外部世界。表面看,中东剧变前埃及年均增长7%,2007年世界银行还将埃及评为“全球最佳改革国家”之一。但在这种经济忽悠的背后,则是“有增长无发展”,只能靠出口初级产品、运河通行费、旅游业、侨汇乃至外援勉强度日,并最终在2011年爆发“1·25”革命。

    “自由民主”法宝误导中东民众

    吊诡的是,当新自由主义药方导致“去工业化”、阶级矛盾尖锐等种种弊端之后,一些机构和学者却将问题归咎于“政治改革不够”,并顺势祭出“自由民主”法宝误导民众,似乎中东只要从“独裁”转向“民主”,民生难题就将迎刃而解。正是在这种错误思潮的忽悠下,中东国家在2011年中东剧变后一错再错,在重启发展战略时,将“民主重建”放在首位,结果导致高层内耗、政治失序和安全恶化。当重振经济的政治基础日渐被毁,等待这些国家的将是更为黯淡的恶性循环。

    俾斯麦曾说过,“聪明人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蠢人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中东国家的发展困境无疑具有镜鉴意义。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开放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独立自主能力。不能在“为开放而开放”的思维作祟下,将民族产业置于西方跨国公司的狙击之下,这无异于在游泳池同时开着进水管和出水管,将水池注满几乎不可能。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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