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政治失衡与以色列外交战略的悖论

——世界战略要地外交走向分析之以色列

    以色列对华外交和中以关系中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它们主要植根于以色列外交战略的局限性。具体而言,中以关系的发展受制于阿以关系和美以关系。

  编者按: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联系趋于密切,确保全球陆海战略通道安全畅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有鉴于此,对全球陆海战略通道沿线国家的外交战略予以全面系统的分析与评估,已成为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最为急迫的任务之一。

  中国网推出“世界战略要地外交走向分析”系列,划定十余个世界范围内重要陆海战略通道区域,分析其沿线重要国家的对外战略,并进行连载。

  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是中东这一全球地缘政治热点中最具影响的国家之一:一方面,它是中东地区首屈一指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强国;另一方面,它又是中东国家中的“异类”,被四周以穆斯林为主体的阿拉伯国家视为重大安全威胁。因此,在美苏冷战期间,以色列国力的不断壮大伴随着与阿拉伯世界的五次大规模战争(即五次“中东战争”),并由此塑造了该国以“军事至上”为特点的外交战略。冷战后,随着“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以色列的外部安全环境一度有所改善。然而,该国因致力于追求绝对安全而重军事、轻政治的外交传统,使其浪费了与周边国家缓和关系的机会,进一步恶化了其生存环境。因此,军事—政治失衡造就了以色列外交战略的一项根本悖论:越是强调军事安全优先,外交战略的运作空间就愈发狭小,最终导致自身的安全环境不仅没有得以改善,反而每况愈下。可以说,这一悖论不仅波及以色列与周边国家甚至美国的关系,也干扰了其对华关系。基于此,本文将在透视以色列上述外交战略悖论的基础上,简要分析其对以邻、以美和以中关系的影响。

  一、军事—政治失衡:以色列外交战略的特点及其成因

  概言之,以色列外交战略的核心就是安全至上、军事优先。历史上,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曾称,以色列要想在中东地区生存下去,就必须成为军事强国。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以色列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往往从军事而非政治角度出发,突显了先发制人、寸土不让的强势外交特点。当然,这一现象的出现植根于历史、地缘和宗教意识等多方面因素。

  首先,以色列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极其脆弱和危险。一方面,该国领土面积狭小,几乎没有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更重要的是,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同所有邻国均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其西南为埃及、东边是伊拉克和约旦、北面是叙利亚,国土完全暴露在敌方的武器射程范围之内。此外,截至目前,除了与埃及的边界得以明确划分外,以色列领土的边界尚未获得永久性承认。正如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指出的,“以色列整个国家就是一条边境线,以色列的安全有着罕见的地理脆弱性。”毫无疑问,上述地缘政治环境促使以色列催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必须从“最坏的情况”出发考虑问题,因而把军事置于优先位置,而无法顾及更为宽泛的政治问题。

  其次,长期的分离和孤立状态使以色列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和自助意识。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犹太人曾饱经磨难,而在二战期间更是受到惨无人道的虐待和屠杀。流离失所的过去令犹太人对国家和土地有着异常偏执的追求,进而产生了一种在领土问题上寸步不让的心态。正如美国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的那样,以色列就好比是由在世界各地的地铁上被赶出来的人组成的国家,他们被迫站了那么久,现在终于有了座位,因而对座位有着超乎寻常的依恋。

  第三,建国至今,众多敌对国家环伺周围的生存环境,连同频繁经历战争的体验,进一步强化了以色列人的不安全感和对自身土地的执着感,促使它在实践中不仅进行积极防卫,而且主动发起进攻,以扩大“安全边界”。例如,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到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以色列不仅强占了巴勒斯坦6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还夺取了戈兰高地、东耶路撒冷及约旦河西岸,并且在黎巴嫩南部设置“安全区”。在一系列的战争和冲突中,以色列的实力不断壮大,成为中东地区的强国。

  然而,重军事、轻政治的外交战略在给以色列带来看得到的现实利益的同时,却蕴藏着潜在的风险,进而暴露出这一战略无法克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冷战后特别是近年来愈发彰显,对以色列同包括邻国、美国甚至中国在内的地区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关系造成了明显的消极影响。

  二、以色列的中东外交:“以安全求和平”

  脆弱的周边环境、对土地的执迷以及军事和安全优先的外交战略,使以色列在中东的外交目标被视为“以安全求和平”。然而,这一目标正面临着两大根本性挑战。第一,所谓的“以安全求和平”实际上是以牺牲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为前提的。多年来,以色列力求既要得到土地,又要使边界得到承认,而这两者本质上无法相容,因此不可持续。特别是由于阿拉伯人口的出生率远高于犹太人,阿以之间目前的脆弱平衡最终将会被打破。

  第二,以色列的军事和技术优势正在慢慢消失,使得“以安全求和平”的最重要现实基础发生了动摇。随着阿拉伯人日渐转向采用恐怖袭击和游击战等方式对以构成安全威胁,以色列在常规战争中拥有的先进军事技术力量的局限性愈发明显。基于此,一些以色列的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了“土地换和平”的重要性。正如古里安指出的,“要得到和平,我们必须原则上回到1967年以前的边界上……和平比地产更重要。”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仍缺乏足够的诚意推进地区和平的真正实现。

  近年来,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逐渐开始面临来自哈马斯、伊朗及黎巴嫩真主党的“三面威胁”,其安全环境进一步复杂化甚至恶化。毫无疑问,如果以色列仍然维持目前军事—政治失衡的外交战略,不能以一种更为长远的目光和足够的政治勇气解决问题,那么它的生存环境将难以改善,其追求安全的最终目标也只能像手中的流沙一般,手握得越紧,沙子流失得越快。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改变既有的对外战略思维,平衡军事同政治的关系,在同阿拉伯世界相处的过程中更多地以柔性而非暴力手段解决矛盾,将是以色列未来必须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

  三、以色列的对美外交:“战略负担”压力日增

  在地区层面面临日趋严峻的安全环境的同时,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同样感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其关键的战略盟友美国。奥巴马执政后,美国大幅调整了中东政策,不仅致力于改善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而且努力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在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对以施压。因此,以色列逐渐产生一种被“抛弃”的受挫感。正如2010年初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米切尔宣称的,如若以色列不同意在两国方案的基础上与巴勒斯坦举行谈判,美方将冻结对以色列的援助。面对这一现实,摩萨德局长达甘认为,以色列作为美国战略资产的地位正在动摇,“战略负担”的效应则与日俱增。

  在美国的压力下,以色列在巴以谈判的关键问题上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显示出“有限灵活性”的策略。然而即使如此,由于以色列的对外战略思维并未发生变化,所以这种有限的灵活性也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计”,最终致使其仍然缺乏解决问题的足够诚意。例如,在“两国方案”问题上,以色列虽未公开反对,但却设置了一系列前提条件,包括使未来的巴勒斯坦国“非军事化”。同时,美国的犹太人利益集团则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博取华盛顿的同情和支持。

  无论以色列在处理同美国的关系中付出了何种努力,只要它继续当前军事优先的地区战略,美以摩擦就会继续加剧。当前,美国在中东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尤其是伊朗核问题)都需要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而华盛顿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则成了检验其中东政策是否真正改变的“试金石”。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的强硬姿态只会引起美国的反感,干扰美国新中东战略的实施。正如部分美国评论家形容的那样,以色列已经成为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美以关系在未来难免经受更多和更严峻的挑战。

  四、以色列的对华外交:机遇与挑战并存

  历史上,以色列是中东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冷战时期,由于中国政府支持阿拉伯人的解放事业,中以官方来往一度中断。改革开放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两国关系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贸易、投资、农业、科技等多领域进行了务实合作。目前,以色列有近300家从事商业和技术贸易的公司在中国设有办事机构,而中以自贸谈判也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可以预计,未来中以之间的合作空间将会十分广阔。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中以关系尤其是经贸合作发展的过程中,前上海犹太社团成员及其后代发挥了特殊而且巨大的作用。嘉道理和艾森伯格等犹太财团在对中国的能源、高科技及核电站等项目上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受到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的赞赏。

  然而,以色列对华外交和中以关系中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它们主要植根于以色列外交战略的局限性。具体而言,中以关系的发展受制于阿以关系和美以关系。例如,以色列迫于美国压力取消对华出售预警机的做法,对两国关系造成了明显伤害。又如,出于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强硬态度,中方为考虑广大阿拉伯人民的感受而不得不减少中以高层交往,甚至无法邀请以色列代表出席中国与中东关系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显然,所有这些挑战和问题在未来双边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仍会存在。

  当然,不管是从国际关系准则还是中国国家利益出发,中方都希望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实现全面、持久和平。中东地区的稳定不仅有利于维持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友好传统,更能使中以两国在更少的外部干扰下展开更为广泛的合作,从而造福于两国人民。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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