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成功发展的奥秘

  一段时间以来,研究中国的各国人士越来越多地从制度、道路、战略等宏观层面,探索中国成功发展的奥秘。今天,我们和读者一起分享11位外国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四个全面” 战略飞跃

  黄载皓

  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往返于韩中两国。去年11月,我赴北京参加中方举办的一个论坛,论坛结束后主办方邀请与会来宾共进晚餐。但这一次的招待却和之前大相径庭,以前的高档名酒和山珍海味难觅踪影,只有自助简餐和国产红酒。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在研究中国,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大力改革带来耳目一新的变化。

  去年春天,我特地前往月坛公园附近的庆丰包子铺,在习近平主席坐过的位子点了一份21元钱的“主席套餐”。餐馆的工作人员和顾客都饶有兴致地聊到了习主席当时用餐的细节。从谈话中我听出他们对习主席改革的期待和支持。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通过2015年的两会形成了高度共识,成为中国人民的意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既是要求也是目标,相辅相成。

  中国领导人把抽象的话语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四个全面”是实质性、战略性的改革,有明确的目标和重点。在我看来,其重要意义首先体现在实现中国梦伟大目标上,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推动力,依法治国是法制保障,从严治党则是政治保证。“四个全面”是要通过经济改革、体制整顿、打击腐败、完善法制等,让中国社会全面升级,同时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做好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是领导人的以身作则。我看到新闻说,今年两会期间有位老红军托人大代表送来两瓶100元的山茶油,被习主席婉拒,这是中国领导人严守党章,为广大党员做出表率,这也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表现。

  “四个全面”是对1978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的领导层认为现在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为了在2049年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该从国家战略层面再度飞跃,“四个全面”正是实现飞跃的途径。

  当然,推进“四个全面”也面临一些挑战,应该在强有力的中央领导之下毫不动摇地在战略布局上实施,理论要与实际紧密结合。中国应该集合民众的智慧和力量注意不要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四个全面”应该使中国经济从量的增加转为质的提高。

  2009年,我有幸作为嘉宾观看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国庆大阅兵,当时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国的复兴。习主席2012年12月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没有梦想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可以预见,2019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国庆大典又将会呈现崭新的面貌。

  习主席倡导命运共同体意识,描绘中国梦与世界梦交相辉映美好愿景。欧亚大陆和世界其他地方将与中国共享利益,这对周边邻国来说是好消息,也将提升国际社会之间的信任程度。因此,“四个全面”的成功对韩国来说也很有意义。

  (作者为韩国外国语大学全球安全合作中心所长、国际研究学部教授,人民日报驻韩国记者万宇采访整理)

 

  发展规划 着眼长远

  邓肯·弗里曼

  因为学术交流,近几年我经常到中国去。我不仅去过中国的大城市,也到中国的乡镇和农村考察过。所到之处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大幅度提高,那种改变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虽然还有一些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已经成功扔掉了贫穷和落后的帽子。

  “大跃进”这个词曾经用来指称中国历史上一个虚假增长的时期,但这三个字去掉引号之后用来形容过去30多年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沧桑巨变一点不为过,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这30多年不仅引人瞩目,也是真实可信。这种可信度体现在中国老百姓生活的今昔变化中。例如,过去电话是一件稀有品,绝大部分家庭没有电话,现在很难找到没有手机的中国人;过去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落后,现在中国的公路、铁路和机场组成的发达交通网络超过了很多西方国家。

  中国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是对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闯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上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把市场当成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但中国没有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而是坚持“两条腿”走路,即一方面发挥市场作用,另一方面加强政府调控。认可市场作用,但不迷信市场作用,凭借这种对市场作用的清醒认识,中国创造了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奇迹。

  事实上,加强政府对于经济的调控作用在很多国家并不鲜见,特别是在亚洲,但很少有能像中国取得那样巨大的成功。

  中国的成功经验还在于其务实精神和进取精神。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对于实践经验的重视强于书本经验,敢于突破抽象的理论框框,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来探索发展之路。由于能够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的决策者对时代脉搏有着足够的敏感,总是能够与时俱进,引领中国人民顺势而为,不断发展。

  在当今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国道路更加彰显出独特优势。世界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和欧洲,都面对经济发展方面的重大挑战,但三者对于挑战的认识和应对各异其趣,其高下从中可见一斑。欧盟虽然清醒地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并认为经济改革是必需的,但对于如何改革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美国虽然不像欧盟那样因各成员国的分歧而使改革受阻,但其党派纷争也让根本性改革举步维艰。中国不仅充分意识到国际金融危机,而且很快能够制定出应对危机的措施并加以实施。正因为这样,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之际依然能独领风骚,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头雁。这不仅是中国之幸,也是世界之幸,因为中国经济稳步快速发展为世界所做出的贡献最大。

  中国政府今年提出的“四个全面”就是对中国道路独特性的最好阐释,也是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战略布局。中国的决策者之所以能不断进行战略布局,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制度优势。西方政治家很难从长远去规划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而中国制度为这种深谋远虑提供了保障。

  (作者为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人民日报驻比利时记者任彦采访整理)

 

  国家治理 务实高效

  保罗·罗贝尔

  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西方的民主系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制度结构,但绝不是完美的,几乎每一个西方国家都经历过一定程度的政治危机。

  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治理经验和执政传统的国家,几千年前,就已经在摸索制度化,可以说在经过长时间的不断磨合和演变后,中国政府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什么叫做合适?首先中国道路实现了无可辩驳的经济效率和政治效率。

  今年4月底,一场自然灾害袭击了紧邻中国的山地小国尼泊尔。这场里氏8.1级的大地震导致逾两万人伤亡,一些地方的道路被强震阻断,沦为孤岛。就在这样危急的险境中,中国从政府到民间的撤侨救援工作创造了令人钦佩的中国速度。

  中国所提倡和强调的依法治国、制度化管理,将不可想象的30余年持续高速发展变成了现实。可以说,中国自主构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体系和市场经济相融合,提高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效率。这并非一个零和游戏,而是多方共赢。中国制度的构建有自己的逻辑。就国家转型与现代国家建构所面临的基础和任务来看,西方面临的是如何使高度的分散性整合为内在的一体化;而中国面临的是如何使传统的大一统国家在现代化转型中延续为一体化的现代国家。

  毫无疑问,中国在自己摸索出的理论基础指导下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并且在不断夯实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的综合实力。在我看来,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是积极的。当然,中国依然在变化、在发展、在前进。

  有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制度,我不认同。西方政治管理体系有太多的“无能为力”,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因为政府对金融市场失控,政府的非制度化导致了重大危机。而中国在30余年连续的发展后,正变得更加透明和开放,这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

  (作者为巴西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人民日报驻巴西记者颜欢采访整理)

 

  人才选拔 严格精准

  韩友德

  中国经济能够发展到今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那么,中国共产党凭借什么力量来完善自身的领导能力、提高执政效率呢?他们又是怎么获得了人民大众的支持?

  在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去年我听说,曾经在中国驻韩大使馆担任政务公使的一位中国外交部干部,在任期结束回国后被派往较远的广西南宁市,负责广西的对外交流合作事务。我心想,这是被贬职了么?怀着种种疑问,我拨通了他的电话,问他怎么跑到那么偏远的地区?他告诉我,广西壮族自治区毗邻东南亚国家,在那里他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可我还是忍不住对他说,“话说回来,可从中央级别的公务员突然调任到地方……”他随后的回答,让我学习了一个中国特色的词汇——“挂职”,我的这位朋友是去广西挂职的。

  “挂职”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人事制度。在被升职到一定级别的岗位之前,必须先到地方(或者其他部门)进行2至3年的锻炼。这一制度的初衷是让公务员能够更好地了解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从而在制定政策时,将政策的实效性发挥到最大。中国公务员对于这一制度也不存在任何反感。这与韩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韩国公务员普遍认为“地方政府的对外交流合作岗位,是公务员在退休前没有地方可去的时候才会考虑担任的一个职位”。

  在清华大学教授政治学的加拿大籍教授丹尼尔·贝尔认为,对于“中国为什么会强大”这一问题,最好的答案就在中国共产党的人才体系当中,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党内设立了一套发掘能力出众的人才,并将其培养成国家领导人的体系。贝尔将之称为“贤能政治”,认为这是一套在选拔道德(贤)和能力(能)兼备的人才时,非常有效的体系。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政府能一直保持社会快速、稳定地向前发展,同时,政府还能面向未来,提出长远治国方略,这说明党内不乏有识之士。是否能够维持这一发展状态,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取决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能更好地进行改革。

  (作者为韩国《中央日报》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人民日报驻韩国记者陈尚文采访整理)

 

  制度创新 发展活力

  豪尔赫·卡斯特罗

  中国在2014年新注册企业达到365.1万家,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制度创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改革思路,将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现阶段,中国面临着经济增速下降、传统制造产业效率较低等挑战,但中国的制度创新,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成功转型的关键因素。

  中国1978年以来取得的巨大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要归功于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现在,中国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迈开了新的改革开放步伐。

  简政放权是中国制度创新中的重要一环。以前在中国要创立一家新企业,需要通过一系列严格而复杂的审批程序,满足政府规定的各项要求。实行简政放权以后,成立一家新企业,几乎已经不需要事先批准,只需要去工商部门按要求进行注册,甚至可以在网上办理。管理政策的改革,网络办公的便利,为中国推动“大众创业”提供了重要动力。

  鼓励发展高科技企业,以“万众创新”推动科技进步和科技的产业化应用。中国已经在互联网产业化等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网上消费人群已经达到4.5亿人。今年一季度新注册企业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8%,其中高科技创新企业增长了50.6%。高科技企业的大量涌现,将推动中国把握未来全球科技竞争的先导地位。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企业推进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将刺激中国金融业改革,大幅提高中国国内储蓄的投资效率。

  中国传统制造产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如何消化这些富余产能,将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增速。但是,中国正在通过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推动服务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以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为代表的新增长点正在形成,并且有可能在今后几年中迅速弥补传统产业增速下降的影响。去年,中国服务业的增速超过了制造业增速,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在2014年新增的1300万就业岗位中,初步估计60%是服务业岗位,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新增就业机会的主要来源。目前新企业的潜力还没有完全释放,一旦释放,中国经济将实现一个新的增长结构。

  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制度改革的又一个重要环节。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存在一种“人治”的文化传统,现在努力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步骤。中国的制度创新,包括推进依法治国的成就,这对外部世界也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过去6年中,中国的实际工资水平平均每年提高约20%,这提高了企业的成本,但同时通过科技进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在持续提高。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重塑了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没有减少中国对国际经济的贡献。中国在2014年增长7.4%所创造出的产值,相当于2010年增长11%时的产值增量。

  中国经济发展除了对全球经济产生贸易拉动之外,中国资本也正在发挥日益重大的影响。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在未来的10—20年里,中国资本的分量将日益突出,中国将变成世界上最主要的投资者,对世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道路,不光是对拉美国家,也是值得世界上许多国家借鉴的一条发展之路。

  (作者为阿根廷战略计划研究所所长,人民日报驻阿根廷记者范剑青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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