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的体现在于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

    2015年八月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在《外交》杂志发表名为《中国推动软实力外交》的文章,文章提出: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作为全球强权国家的中国,近年来大量投入资金以期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但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国家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并不相衬,似乎经济越强而声誉越差。沈大伟教授的论断基本犯了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冷战思维的老毛病,对于中国周边国家开始思考对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基本上视而不见。

    软实力外交该怎么做?

    这使得笔者想起冷战结束后,美俄对抗中美国经常采用的三部曲:首先引起俄罗斯周边国家或者俄罗斯内部的经济危机,然后挑起周边国家的内乱,最后从中获利。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后,北约开始在南斯拉夫进行武力干涉,并且以种族灭绝为理由,顺势将南斯拉夫解体;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也引起金融的不稳定,这样高加索国家格鲁吉亚出兵南奥塞梯,引得俄罗斯最终出兵,俄罗斯在世界的形象多年无法得到缓解!并使得梅德韦杰夫开始与美国开启重启的步伐,只是当俄罗斯精英高层看到梅德韦杰夫过度亲美,并引起警觉,怕梅德韦杰夫成为戈尔巴乔第二!使得2012年梅德韦杰夫注定下台。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后果是国家面临分裂的危机,但加注在普京头上的经济制裁,是希望俄罗斯能够引起内乱,然后在金砖国家中打开一个最有力的缺口,顺势瓦解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的发展模式!最好能够将一带一路也顺势瓦解!

    美国对于中国的方式也是三部曲,长期致力于唱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找一些有点道理但很偏颇的理由,然后在中国周边寻找代理人向中国的核心利益进行挑衅,之前是找达赖、热比亚、台独等势力,现在由于中国的强势发展,找日本、菲律宾、越南等进行挑衅,最好能够引起区域危机,然后看看中国内部的民心与政策走向是否紊乱!这属于典型的美国智库思维!对于美国的长期国家战略没有任何的好处!

    哈佛大学奈依教授就亲自向笔者提出,软实力的体现在于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中国软实力的推广似乎效果不佳,但由于西方国家在颜色革命中加入太多的集团利益的因素,使得民主形象不佳常被民众诟病,这样使得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国家的软实力推广已经开始收到实际的成效,并且东南亚国家、中亚国家、高加索国家及俄罗斯都开始思考中国的发展模式,美国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不愿意去了解俄罗斯与美国的发展思路,智库面临生存与抢预算的压力,使得其思维并不适应美国的国家发展战略。

    按照沈大伟提出的看法:中国“软实力外交”在诸多方面做出工作,中华文化的宣传、国家媒体资本运营和意识形态的控制、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410亿)和亚洲基础建设银行(500亿)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上。习近平上任之后提出了“中国梦”和“一带一路”(400亿丝绸之路经济带+250亿海上丝路)的

    按照沈大伟提出的看法:中国“软实力外交”在诸多方面做出工作,包括中华文化的宣传、国家媒体资本运营、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410亿)和亚洲基础建设银行(500亿)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习近平上任之后提出了“中国梦”和“一带一路”(400亿丝绸之路经济带+250亿海上丝路)的国家发展战略,2025年以前至少达到1兆2千5百亿的资金投入。中国在提升“软实力”工作方面的投入以期创造国际影响力的投入甚至超过了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的投入。

    如果按照沈大伟教授的算法,美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欧安会、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的钱,难道都不应算到其中?中国的公共外交基本上都能够留下基本建设,美国留下的却基本上都是战争、其他国家的分裂与美国认为的民主思想。

    公共外交不是短期解决利益与冲突问题的工具

    现代国家进行国际关系需要更加注重专业的分工与合作,特别是政府跨部门与专业跨领域的沟通与协调。政府的决策需要在强度较高的治理效能基础上才较好落实。例如,普京总统在俄罗斯的国家治理中扮演的是各阶层利益最大化的管理与协调角色,让俄罗斯大多数人产生共同的危机意识:普京倒了等于是俄罗斯倒了。普京强而有力的治理基础在于擅用政府确实的数据数据与国家资源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外,普京还擅于和民众直接沟通,借由电视屏幕显现出来总统与民众的直接对话则是特别打动人心,但是其挑战则在于总统的表现在电视直播中显现无疑,没有准备好就会适得其反。是故,想利用媒体进行形象宣传则必须确实了解民众的需求且掌握民众的语言和心理。无疑地,改善生活水平是根本,媒体宣传是辅助,两者之间的顺序不可本末倒置,但同时也是缺一不可。

    在技术与专业层面上,提升国家媒体的基础设备和培养专业新闻记者都有助于政府治理效能的发挥。记者的专业表现在于如何让事实得以完整的呈现,特别是报导内容的正确性尤为重要,这有助于政府进行有效的决策。任何国家都需要有权威的新闻来源来帮助政府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有效的决策。新闻的娱乐性只是在歌舞升平时期产生的表面现象。因为即使是在民主国家,一旦碰上国家安全问题与国际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时,媒体还是会回归到正确性和公正性的方向上。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全面较量是从传播的舆论战和心理战开始,再到经济战和政治战的一个拉长战线的竞争过程。因此,媒体不能独立于政府治理与国家安全之外。观看普京执政以来的民意支持度,其几乎是历久不衰:平日时期可以维持在五到六成左右,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联邦领土的特殊事件促使普京民意支持度更是高达八成到九成之间。由此观之,有效掌握政府效能、媒体传播和民意取向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而危机时期会使得这三种关系的互动结果更为明显体现出来。倘若国家安全只是政府部门的工作,而媒体平日只是袖手旁观或是缺乏报导的战略方向,那么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媒体只能在危机爆发时自乱阵脚或是束手无策。

    当前在俄罗斯从事公共外交者主要来自于俄罗斯外交部直属的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大学。该校培养的年轻毕业生很多直接进入了智库和外宣媒体当中工作,例如哥尔洽科夫基金会与《俄罗斯报》的下属报系透视俄罗斯,他们不但外语好且工作态度积极,的确对于改善俄罗斯的国际形象产生正面的效果。前资深的外交官员和学者专家共同带领这批新型外交青年人才进行整体对外宣传的软实力工作。简而概括而论,公共外交是一个呈现政府决策、智库建言、媒体传播和民意支持彼此紧密合作与建立信任的长期过程。因此,不能够把公共外交视为一种短期解决利益与冲突问题的工具。公共外交主要的作用还是在于为国家发展塑造长期良好的舆论环境,也就是说:公共外交要创造国家决策的有力氛围,为国家决策营造声势,使民意与上意相同,全国上下一心且众志成城,最后使政府决策得以在造势的过程中获得实现。

    由前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国际事务学会(RIAC),是代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沟通的最重要智库。2012年该会首次召开以公共外交为题的圆桌会议,整合了学术界、外交界和传播界的各方意见。该会当时的结论是:俄罗斯对于公共外交的意涵尽管无法充分理解,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必须持续讨论这个主题,为俄罗斯面临的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提供准确的定义。显然,俄罗斯的公共外交作为新兴的沟通平台和协商机制,已经在为俄罗斯占据国际关系的话语权提供新的解决之道。

    (作者:吴非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胡逢瑛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大学博士,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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