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英关系应注意的复杂因素

    习近平主席对英国的重要访问将中英关系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今后一段时期,中英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以及人文、社会交流有望获得更高品质的提升,并势必对各自地区形势乃至国际格局变化产生影响。

    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

  习近平主席对英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开启了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成为今年中英、中欧乃至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一场重头戏。近年来,中英不断形成政策共识的基础是看好彼此的发展前景并视对方的发展为自身机遇。无论是英国成为西方经济体中率先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由此引发了亚投行的“世界波”效应,还是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在访华之后重申英国政府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英方对中国投资的“全领域开放”的承诺,英国方面的积极态度和开放立场赢得了中方的信任和肯定,双方政治互信的进一步提升,催生了“黄金时代”的到来。

  未来一段时期中英双方的合作,中英关系的改善和继续推进,仍然需要通过经贸投资和金融领域等合作来加以实现,但英国内政形势、英国与欧盟关系走向、英美关系以及英国对亚洲政策等因素仍将对中英关系产生直接影响。在对中英合作的未来充满期待的同时,应对上述复杂因素保持高度关注。

    英国内政因素仍有不确定性

  首先,中英在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异将长期存在,并会不时反映到政治层面,如果英方不能顶住压力、妥善处理,就有可能对合作形成阻力。中英目前的良好关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双方克服了之前的政治障碍,并就在政治领域合理管控分歧达成共识。但双方在涉藏、人权以及香港等问题上的分歧仍将长期存在,并成为英国国内一些势力“质疑”中英接近、“唱衰”中英合作的主要理由。在习近平主席访英前,部分英国舆论就对卡梅伦政府施压,要求其在两国领导人会谈中“讨论”人权议题,同时还挑动工党领袖科尔宾在与习主席会晤中提出人权问题。由于近年来英国国内政治的民粹色彩增加,英国媒体又素来以“民意”之名对政治影响颇深,因此尽管目前英国政府对于分歧的处理已较为冷静成熟,但仍需考虑其在舆论和媒体压力面前可能出现的软弱和动摇。

  其次,英国国内对中英构建“利益共同体”的现实、路径和目标仍有不同认识,如果分歧扩大就有可能对合作形成压力。经贸合作是打造中英“利益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但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正成为中英经贸合作亮点的同时,英国国内仍有部分舆论抱着旧有思维,对中国投资、技术进入这些领域怀有戒心和疑虑。它们或是以美国对待中国企业的态度为参照,认为中国投资或企业“有政府背景”,将威胁英国的国家安全;或是以“对等开放”为诉求,要求中国也在相关领域对英开放,而罔顾两国在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为此,既需要对英方某些观点适时予以反驳,同时又要用事实和行动来回应这些疑虑,并将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国内改革的动力。

  最后,当前英国政府的发展优先战略以及对国际格局变化的深刻认知,是决定以卡梅伦、奥斯本等为代表的政治家勇于调整对华政策的基本因素,但仅将对华政策维系于某届政府或某些政治人物,显然会给中英合作的未来带来不确定性。英国政府以及保守党内部就中英合作达成共识,是英方政策调整的主要推动力。开启中英合作“黄金时代”的提法最早就来自英国政府的积极表态,尤其体现了其首席大臣兼财政大臣奥斯本对于“通过对华合作来解决英国国内发展问题的思路”,以及卡梅伦首相对此的坚定支持,这从英国率先宣布加入亚投行后暴露出来的英国政府内部外交部门和财政部门之间的分歧中就可以看出。为此英国媒体特意用“奥斯本主义”一词来形容当前主导英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某种个人因素。考虑到奥斯本在英国政府乃至保守党内的声望正处于上升阶段,并有可能成为卡梅伦的政治接班人,不排除当前英国对华政策具有个人因素。为牢牢把握合作机遇,将英方对华合作的积极态度从个人和党派层面提升至执政党、各政治力量乃至主流民意共识的层面,应成为今后中英政治对话和人文交流的主要目标。

    英国与欧洲国家关系走向将产生影响

  目前英国国内的一项重要政治议程是将就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决。从最新民调结果来看,支持继续留在欧盟的英国民众多于要求退出的,但领先优势不大,而且差距还在缩小,因此公决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无论英国民众最终作何选择,都将对中英、中欧关系产生直接影响。

  要确保英国民众选择留在欧盟,当前卡梅伦政府与欧盟就“改革”进行谈判的进程和结果至关重要。最为理想的结果是,英国以保持其在经济、金融、移民等领域的自由度为条件继续留在欧盟,这样当前中英、中欧关系的格局将基本得以延续。中方可以继续寄望于英国在欧盟内部发挥支持投资自由化和市场开放的积极作用,共同抵御保护主义。另一种情况是,谈判结果对英国不利但英国不得不留在欧盟,则中英合作对中欧关系的带动作用会下降,涉及贸易、投资等中欧经贸合作的主要合作渠道将转向布鲁塞尔和柏林。如果英国最终选择退出欧盟,它仍将采取某种模式,如与欧盟商签自贸协定等,继续获取来自欧盟市场的利益,同时在开拓欧盟以外市场方面获得更大自由度,但其与欧盟进行经贸活动的成本将上升,经贸谈判能力也将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和英国作为中方重要经济伙伴的地位将下降,中方在英国市场获得更大自由度的同时,会影响与其他欧陆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的合作。

    英国全球“平衡外交”的影响

  与对华务实外交同时推进的,是英国着眼于其全球利益的“平衡外交”。在与中国发展经贸为主的合作同时,英国在安全领域也加强了与美国的协调。卡梅伦政府承诺将国防开支提升到占GDP2%的水平,已满足来自美国和北约的要求,同时在网络、海洋安全等中美之间重要安全议题上有向美靠拢的意向。与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经济与安全议题相互矛盾甚至对立的情况不同,英国目前更有能力和资源同时在经贸与安全领域与中美保持合作关系,但这也取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同时,英国近年来还利用其在亚洲的传统影响,加强了与亚洲其他国家如日本、印度和东盟的关系。英国是最早与日本建立“2+2”磋商机制的欧洲国家,在军事交流方面两国关系密切;英国还利用其历史上与印度的宗主关系,在山地作战等方面与印有合作;英国还是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内的“亚洲五国联防协议”体系的唯一欧洲成员国。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英合作的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在积极进取的同时保持足够的冷静,尤其需要从英国国内因素着手,避免英国的务实外交向“投机外交”蜕化,同时要在处理其他双边和地区关系是考虑英国因素,避免英国的“平衡外交”向于我不利的“制衡外交”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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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宋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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