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新定位、新调整

    在2015年里,中国外交呈现出新的局面。这个新局面不仅指中国在本年里所开拓的外交,更是指中国和外在世界互动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外交重心的变化。简单地说,中国和欧洲、非洲的外交取得了具有实质性的进展,而在两块中国一直在努力的领域则遇到了麻烦,即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和在亚洲的周边外交。这个局面说明了什么?

    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在和美国、周边外交中改变了邓小平以来所秉持的“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姿态,走向了“有所作为”。中国的这种“有所作为”在美国和周边的一些国家看来,是“咄咄逼人”,甚至具有了“侵略性”。这里所谓的“侵略性”指的是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纠纷。持这种观点的在中国国内也大有人在。当然,国内持这种观点的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即他们认为中国在改革发展的这个阶段,仍然需要“韬光养晦”的政策,而不是去主动触动国际环境的变化。

    实际上,海内外人们对中国为什么走向“有所作为”的内在理由并不那么了解。如果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很难说真正做到了“所有作为”,因为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外交仅仅是有限的回应,只不过是从以往的息事宁人,转变到了比较主动的回应罢了。无论是在和日本的钓鱼岛问题还是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并没有主动去挑衅。钓鱼岛是日本主动挑动的,而南中国海岛礁的建设,早在中国之前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已经在进行了,并且这些国家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岛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叫中国不回应呢?如果领导层没有有效的回应,又如何保持其执政的合法性呢?

    近代以来,领土问题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政治合法性资源,谁在这个问题上作无理性的退让或者妥协,都会被赶下台。受尽帝国主义欺负的中国更是如此。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因为它是两种民族主义情绪的结合,即近代以来的民族羞耻和改革开放以来民间对国家崛起的自发骄傲。这两种民族主义的结合,其所能产生的能量是谁也不可低估的。尽管亚洲一些国家担忧中国领导层是否过度受民族主义影响,甚至(如日本)认为是中国领导层在操纵民族主义,不过,和近代以来其它国家对民族主义的反应来看,中国领导层的反应仍然是相当理性和克制的,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反应。

    如果说中国的反应并没有过度,为什么美国和周边国家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呢?历史地看,这种现象也不难理解,那就是无论美国还是周边国家不能适应中国崛起这个事实。当一个国家崛起之后,它必然会对国际环境尤其是其周边环境产生影响;崛起的国家越大,这种影响力就越大。这就要求周边国家甚至是其它大国向这个新崛起的大国做适当的调整。如果不能调适,冲突甚至战争会变得不可避免。人们注意到,大国之间的互相调适的重要性,即如果守成大国和新崛起大国之间不能互相调适,就会陷入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两者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调适是有成本的

    也就是说,目前的困难是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向中国调适过程中的困难。这种困难来自中国和这些国家的互动。就中国来说,崛起到今天这种程度,各种因素决定了不可能继续像改革开放的早期那样,方方面面通过自己和外在世界的主动调适和外在世界和平相处。今天的中国犹如一条河上的大船,如果随意改变方向,其它小船就很难行走;中国只能是稳定前行,并且明确方向,其它小船方可调整自己的航向和速度。

    就美国和周边国家来说,调适的困难来自几个方面。首先,它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向中国做出适当的调适,这是因为调适是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它涉及到政府、政治人物和社会的互动。其次,调适是有成本的,这些国家觉得应当是中国继续向它们做出调适,而不是相反。这从美国和日本的很多动作可以看出。无论美国还是日本都相信他们有能力要求中国继续做调适,因此,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施加压力,包括美日联盟和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各种联盟。再次,无论是美国还是周边国家,它们对中国抱有很大的不信任。在没有足够的信任度的情况下,它们很不乐意向中国做调适;相反,它们恐惧中国的崛起,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来消化中国的崛起对它们各自的影响。这些年来这些国家和美国、日本的关系的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需要调整和美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显示足够的耐心,让美国和周边国家有更长的时间来做调适,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显示自己和平崛起的决心和能力,逐渐培养中国和美国及其周边国家之间的信任感。具体说,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量。

    首先是建设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这一战略的要义不是和美国争霸,而是和其和平共处。只要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帝国野心,中美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美国已经开始衰落,已经在世界的各个地区感到力不从心。其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是有充分原因的,包括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重心、美国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亚太的霸主、美国的盟友意识(也是包袱)等等。但即使这样,中国也不见得一定要和美国发生冲突的。中国必须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美国继续在亚太地区浪费其庞大的战略资源。同时,中国强化国防现代化,具有足够的力量保卫自己,而在其它方面继续和美国发展经贸、文化等关系,维持高度互相依赖。

    其次,即使对日本,中国也没有必要争锋相对。在很多方面,今天的日本已经是一个迷失外交大方向的国家。日本是亚洲近代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其真正强大的时候发生了战略误判,即学习西方帝国主义,发动了亚洲战争。尽管在日本看来,亚洲战争是为了挑战西方在亚洲的霸权地位,但战争不仅给亚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伤害,最终日本本身再次被西方(即美国)所征服。现在日本已经没有能力成为大国了,充其量也是一个中等国家。如果能够和亚洲国家和好,尤其是其邻居中国和韩国,日本在亚洲有其重要的位置。不过,日本领导层再次犯了重大的战略误判,即挑战中国。日本的这一战略误判,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而对中国的恐惧又在于日本试图通过把亚洲战争合法化,否定其侵略历史来获得所谓的“自信”。很显然,日本越要把这段历史合法化,其越会感到不安全,因为这种做法自然会导致中国(和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本如何调整其外交政策,一是取决于美日关系,二是取决于日本领导层的智慧。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今天具有了一定的主动权。在和日本的互动过程中,中国需要的只是危机管理。日本利用钓鱼岛等问题进行再军事化,但其内部的发展(尤其是老龄化)已经支撑不了这一战略,而且反而会继续恶化其和邻国的关系。

    中国更需要耐心

    第三,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中国更需要耐心。大国很难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并非中国的特有现象。俄罗斯、印度和美国都是如此。美国和其直接的邻居加拿大和墨西哥关系不错,但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也一直没有处理好。如果没有美国的影响,周边国家可能会比较快地调适和中国的关系。但美国的存在是客观的现实,是中国考虑问题的起点。中国本来就没有计划把美国赶出亚洲,就没有必要因为要周边国家来向自己调适而“抱怨”美国的存在,更没有必要表现得似乎要迫使美国离开亚洲。

    针对这种新格局,中国必须进行新的外交政策的调整。一些调整已经表现在近年的外交实践中了。

    首先是周边外交。无论是在钓鱼岛问题还是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经过积极的回应,已经改变了从前非常被动的局面,开始掌握主动权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转向传统的“王道”精神,多做些有利于周边国家的事情。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还是继续以和平为大局,积极和一些国家进行政治谈判,重新回到邓小平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道路。中国仍然应当继续发展和深化和东盟(亚细安)的经贸关系,避免被美日牵制而滑向军事安全方面的竞争。在“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方面选择一些突破口,做一些真正让一些国家获利的项目。当然,无论是南中国海谈判还是经贸关系,中国必须有耐心。一旦失去耐心,这些国家就会感觉到压力从而误解中国,走向反面。容许东盟国家作自己的自由选择。中国做好了,这些国家自然会做有利于中国的选择。

    其次,加强和英、法、德、加拿大等中等大国的关系。尽管这些国家仍然对中国具有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偏见,但它们正在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这是因为这些国家今天面临无穷的内部发展问题,中国的崛起对它们来说是巨大的经济机会。同时,它们和中国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和中国主要是经贸关系。英、法、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些国家大多是美国的盟友,中国和它们的关系突破了,就可以间接地对美国产生重要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也往往为中国的民营部门所青睐。只要有投资等发展机会,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般都会选择这些国家。事实上,欧洲正在成为中国“一带一路”的一个重点很能说明问题。搞不好,“一带一路”在这些国家的成果,会远远好于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因为较之后者,这些国家具有包括法治在内的良好的治理制度,政治经济的风险比较低,中国的利益能够得到较好的保障。

    再次,继续和俄罗斯发展关系。不过,应当强调的是,和俄罗斯的关系是伙伴关系而非联盟关系。两者的区别在于,伙伴关系着眼于双方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而联盟关系则是针对第三国,即“敌人”。前者导向和平,而后者往往是战争。

    尽管中国的外交中心在于亚洲,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国至关重要,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不仅取决于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中国和非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有“远交近攻”一说,如果翻译成当代外交语言,就是,中国可以采用非亚洲的力量来增进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和西方中等大国及俄罗斯等国的关系搞顺利了,就会对美国构成压力,产生有利于中国的因素。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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