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全球化浪潮及全球化新动力

    近些年国际上出现的反全球化逆流,有其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客观基础,但是其对全球化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冲击,可能会促进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面对国际形势变化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逐步成为新时期全球化深化的推动者。

  反全球化的浪潮给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确定性有所加剧,但是反全球化现象并非前所未见的新问题,其内生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每当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阶段必会大规模显现。我们需要的是正视反全球化现象,并厘清背后所隐藏的问题,以推动构建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

    一些发展问题被反全球化的观点歪曲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G20峰会上指出,当前全球财富分配基尼系数已达到0.7,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0.6的危险红线。不处理好财富分配差距问题,不仅世界经济将会陷入长期衰退困境,而且可能会引起全球化进程的重大倒退。反全球化的观点正是将诸如此类的问题全部归咎于全球化的结果,这当然是不客观的,因此开出的药方也是错误的。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指出,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就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加剧,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和经济推动技术进步,以及其他因素和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法国学者皮凯蒂基于资本主义300年历史进程的研究表明,财富不平等的根本动因在于资本收益率长期超过经济增长率。经济全球化同样也是技术进步和资本扩张推动的结果,因此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政策并没有指出引发问题的真正根源,不可能提出改变失业、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本有效途径。解决失业问题的长远之道在于建立更广泛、更高效的教育体系,促进人力资本更有效地积累和优化,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贫富差距的改善则有赖于建立更加公平有效的经济制度和分配机制。

  然而,美国现政府的经济政策主张中几乎没有涉及制度改革或收入调整和再分配政策。因此新时期下全球化的深化,离不开各国对内推进国内治理和经济制度与体制改革,对外引领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以使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所有群体。这将是下一阶段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创新

  反全球化浪潮中也可能针对一些全球化过程真正存在的问题,比如全球化中出现的异化、僵化的因素。美国现政府宣示的大量经济政策主张能否实行并成功尚不得而知,但其包含的制造业发展与保护、振兴基础设施的政策指向,恰恰显示美国有必要延续以前开始的“再工业化”战略,以振兴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从而优化其失衡的经济结构及产业结构。这不啻为美国版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新总统的反全球化政策主张只是表象,其实质并不是从根本上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而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对全球化的再定位、再修正,以消化全球化推进节奏过快带来的副作用。

  而引发英国“脱欧”与欧洲新一轮“脱欧”危机的直接原因,除了阶层利益分化这一反全球化的深层次原因外,主要在于对欧盟僵化的经济政治治理体系的反抗。欧盟体制缺乏主权国家所具有的健全政治框架和坚实社会根基,成员国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社会经济结构异质性高,因此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正如学者金玲指出,“欧债危机”后欧盟机构对成员国政治决策和经济政策干预空前加剧,加重了与成员国民主政治的冲突,更加凸显其治理能力低下引发的功能合法性危机。在此背景下,英国“脱欧”的诉求在于,摆脱共同财政转移支付的负担,排斥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冲击,跳出欧盟框架寻求更高的贸易自由度。因此,英国反全球化的现象是对全球化进程中因为过早让渡经济主权导致的路径偏差的纠正。一方面,美英两国对全球化异化、僵化因素的改革诉求,说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应当立足于本国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各经济体利益分化加大,平等参与、充分协商的制度建设重要性愈发凸显,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创新以适应当下的新变化。

    全球化新的动力源正在形成

  从历史发展看,反全球化很可能是短期现象。纵观世界经济近现代发展史的几次反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可以证明这一判断的正确性。如1929—1933年的大萧条、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等,都引发了贸易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现象,但每一次反全球化的逆流消退之后,都开启了更大规模的全球化浪潮。有学者指出,其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每一阶段的危机和反全球化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纠正了前一阶段全球化进程中积累的矛盾和缺陷;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危机期间都孕育或催生了新的动力源泉,成为推进下一阶段全球化的深化与前进的关键因素。还有学者指出,大萧条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奠定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美元的支配地位,美国替代英国成为新的霸权国家,也成为20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最大推动者。石油危机催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大稳健时代”的基石,开启了生产全球化和金融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的序幕。亚洲金融危机加速了以日本为首的东亚“雁阵模式”的式微,但中国加入WTO后亚洲经济重心迅速由日本向中国转移,掀起了本轮经济全球化的高潮。历史经验表明,历次危机后反全球化现象的消退都是因为各种因素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动力,而在反全球化逆流回潮的当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是经济全球化新的动力源泉。

  新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大国深度融入并影响了经济全球化的走向,不断重塑世界经济版图,新兴经济体已经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并且是驱动经济全球化新的动力源泉。

  与此同时,2011年中国正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预计2016年印度或将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全球经济发展重心向亚洲,特别是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日渐清晰。这些变化表明,经济全球化已经进入动力源泉切换的新阶段,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正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提供新动能和新机遇。尤其是在新时期,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全球响应,建设路线贯穿欧亚大陆,东连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沿线国家绝大多数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是下一阶段经济全球化中最为瞩目、最为重大的事件。预计未来五年,中国将为全球经济复苏和经济全球化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在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带动下,世界经济将加速复苏,经济全球化也将继续深化,作为经济危机的副产物,反全球化现象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而逐步消退、消解或被包容,全球化将在长期发展中深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任何国家因为反全球化而错失历史机遇都是不明智的。

  总之,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与技术、资本、劳动、制度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流动、整合形成互动,共同形成驱动全球化的动力源泉,必将推动全球化向不断深化的方向前进。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军国家,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步成为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其基本的内外战略举措包括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国际化,以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建设和治理体系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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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新时期,新阶段
( 网站编辑:宋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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