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争议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迷思

2013.05.20 16:24
来源: 《政治经济学评论》     期号: 2012/04     作者: 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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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辩论,涉及到经济学基本范式之间的对话。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思维本质是静态的、维持现状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要理解中国发展的历史道路,必须要用历史的和全球的视野以及演化论的方法。复杂科学的应用开辟了综合各派经济学成果的道路。本文具体分析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华盛顿共识的局限,比较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为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中国模式;新古典经济学;华盛顿共识;演化论

  作者:陈平,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引论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不仅给西方经济学家带来巨大的困惑,也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极大的挑战。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辩论,就是这一挑战的具体表现。[1][2][3][4][5][6][7]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是否走出一条和英美、东亚不同的发展道路?假如不是,那么世界是否只存在一种市场(英美)模式?中国可否借鉴其他模式?例如德日模式、北欧模式。假如是,就有第二个问题,中国道路的主要特点是什么?[8]

  我们判断的标准不是教科书上的理想世界,而是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9][10][11][12][13][14] 过去中国不少人追求空想社会主义,今天又有不少人追求空想资本主义,值得警惕。我们不仅要学习各国的成功经验,也要研究各国尤其是西方和日本的失败教训,来解决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在西方面临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刻,国内一些人仍然极力推销西方已经百病丛生的经济模式,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改革之初提出的问题:检验不同经济理论的标准究竟是实践还是信仰?

  盲目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过去发展的道路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国如有修正,也只是吸取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工发展了加工经济和出口贸易,代价是牺牲环境和国民福利。他们认为,国内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企垄断、腐败和贫富差距;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赶上美欧发达国家,为此应当全面仿效美欧的福利制度和政治制度,方能大幅提高消费水平。他们欣赏东欧的政治改革和东亚的土地制度,推行西方式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他们天真地寄希望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得以继续,在经济政策上力主人民币升值、土地私有化、利率自由化。应当说,这类主张在国内有相当的市场。

  在金融危机中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西方模式不是现代化的普世模式,美欧国家目前的高福利高消费模式不可持续;日本和东亚国家屈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使东亚经济停滞不前;中国在选择性学习美欧与日本经验的基础上的创新已经远远超越东欧模式,发展了鲜明特色的中国道路;目前的中国道路还没有定型,是否将来能让全世界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否进一步破解目前中国的资源“瓶颈”,并参与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如何总结中国过去的经验,对如何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密切相关。我认为中国过去30年发展的成就不能简单概括为市场化改革,因为全盘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和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比中国曲折得多。中国的改革进程是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既抓住了国际机遇,还避免成为跨国资本控制的依赖经济。在应对美国起源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表现出远比西方国家有效的应对能力。这些历史事实已经引发西方学者全面反省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深入研究中国快速成长的机制。我们中国经济学家应当负起总结中国经验的责任,并探讨后美国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避免西方已有的覆辙。我们不能迷信西方的市场化和议会制,否则无法摆脱西方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模式,不能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也难于走出目前美国起源的全球金融危机。当然,我也同意吴敬琏的一个意见,即中国模式现在没有定型,还在过渡时期(吴敬琏,2010年)。所以,我取的说法叫“中国道路”或“中国实验”,不叫“中国模式”,以防停止改革的风险。但我赞同福山的历史观察,中西道路的分岔,不在现代,而在秦汉与希腊罗马时代。[3][5]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打破了英美模式是世界普适模式的神话,也重新激起西方观察家重新肯定欧洲大陆(法德)模式、北欧模式、日本东亚模式的经验, 重新研究苏联成败的原因,并探索后美国时代的全球化道路。[14] [15]

  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所以要用历史的、全球的和多层次的眼光来分析。我们观察经济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国际形势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过时。[16]中国的决策必须了解中国的竞争者,“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能对西方霸权抱有幻想。第二,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全面的了解,尤其是中国的生态环境、技术差距和经济结构。[17][18]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资源不平衡,不是什么投资消费不平衡。这只能靠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而目前的产业布局和行政体制阻碍了新的劳动分工的结构调整。是现实结构调整的需要决定政府的地位和改革,不是什么“看不见的手”的信仰来决定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形式和功能是在历史危机中演化而来的,不是什么人设计的。历史又是人创造的,只有发展远见才能造就体制创新。第三,要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有前瞻性的眼光,才不会为眼前利益保护夕阳产业,错过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世界是不平衡发展的,所以认识世界不能依靠维护现状的新古典经济学。改造世界要研究演化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向实践学习。这是我们的出发点。[17][19][20]这次金融危机显示了英美模式劳动分工的局限。中国能否走出新的劳动分工模式,有待于我们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迷信,认真总结中国人民创新的经验。换言之,摸石头过河的时期已经过去,观全局航海的时代已经到来。[21]因为西方世界的彼岸并非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文明适应环境变迁的能力在世界诸大文明中最具生命力。

  一、否定中国经验的理论渊源和历史局限

  怀疑中国道路的人,问题出在哪里?我以为他们的思维既有理论误区,也有经验的局限。

  他们的理论误区在于盲目相信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不了解其他先进的经济学派。[19] [20]他们也没意识到,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是没有结构也没有历史演化观的经济学理论,无法理解这次金融危机提出的结构转型问题。[16][22][19][23][24][20]他们不知道,劳动分工发展的动力是科学技术革命,市场只能营销创新,不能创造科学;工业革命从来就是非均衡的发展,均衡只能停留在古代社会。更多的人是被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线性简单数学模型所迷惑,以为市场供求会自动保证市场稳定和社会公平,否认垄断竞争和群体效应会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更忘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人类发展的历史,似乎普遍理性和自愿交易可以克服利益集团的冲突与战争。他们思考经济政策的经验局限在只了解中国和美国的表面现象,不深入分析深层次的结构原因,不了解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和西方本身的历史曲折。[3] [5][13] [25]

  (一)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正本清源

  中国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导致中国理论界的眼界大开和思想混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不但共存,而且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把其他经济学流派边缘化。中国改革开放在实践中摸索出的成功经验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曲解为“市场扭曲”,中国经验至多是“转型经济学”,即向资本主义完美市场的过渡阶段,没有经济学的普遍意义;发展=市场化=自由化,最终走向是城市化、全球化;服务业将挤出农业和制造业;国家的边界和作用都将消亡;只有个人(消费者、兼生产者与投资者)与企业永存;资本主义最终战胜社会主义的理由是人的自私本性;前苏联和中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验是历史性的错误;如此等等。我们的问题是:这些西方学府与媒体广为传播的经济学理论究竟有多少成分是科学,多少是偏见,多少是信仰(或意识形态)?我们先来梳理一下经济学的思想史和方法史。

  (二)亚当·斯密的三重面貌

  我们先假设亚当·斯密(1723~1790年)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他的《道德情操论》出版于1759年,《国富论》于1976年。但是,我的老师,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认为西方现代经济学始于休谟,他比亚当·斯密大12岁,是哲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论家,〔David Hume,(1711~1776年)〕。他从经验出发,批评笛卡尔的人类理性论,认为人的心理学起源在“愿望”(desire) 而非理性(reason), 可以视为行为经济学的鼻祖。[26]他不同意洛克认为财产权是自然权利的说法。休谟认为,资源有限是产生财产权的原因,这一思想影响了后来的马尔萨斯和达尔文,是当代资源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思想萌芽。他注意到硬通货与价格的自动平衡关系,是外贸的价格理论的先驱。他还提出有益的通胀论,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前导。

  亚当·斯密的功绩是从劳动分工出发研究市场经济的发展,且提出系统的理论。但是,真实的亚当·斯密远比新古典经济学描写的复杂,他有三重面目:第一,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社会道德论,人类行为是典型的社会动物,和新古典经济学描写的孤立人鲁滨逊完全不同。斯密的这一论述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学理论的基础。第二,斯密定义的国富是社会生产率,起点是市场交换下的劳动分工使技能熟练,提高产能。斯密研究劳动分工时蒸汽机刚出现,工业革命还未开始,所以斯密不可能讨论工业革命下规模经济产生的垄断和工业化战争。斯密注意的是贸易引发的价格、货币等一系列现象,成为古典经济学关注的重点。斯密把生产要素划分为土地(自然资源)、资本、劳动三要素,相应的收益分别为租金、利息和工资,并区分价格与价值。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是用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非反对市场监管,因为当时还未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最值得注意的是,《国富论》第3章中“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被施蒂格勒称为“斯密定理”。[27]施蒂格勒注意到斯密理论中“看不见的手”意味着完全竞争,市场充满大量小企业。而斯密定理意味着市场最终饱和时必为少数大企业统治,两者如何得以共存?施蒂格勒后来用复杂科学的观点和人口动力学的演化模型解决了这一矛盾。[17][28][29][30]他提出一般(广义)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资源种类、市场规模和环境涨落的三重限制,在系统稳定性与复杂性之间存在此消彼长(tradeoff)的关系,并以此解释李约瑟之谜:为何科学和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而非中国,成为后来发展复杂演化经济学的基础。[30][31]在市场规模接近一定技术条件下的饱和阶段,必然出现垄断,或者新技术出现,导致旧技术的衰落。因此,建立反垄断法、鼓励新技术创新的产业政策和创造性毁灭打击下的工人再教育转业的三个方面,政府都要扮演“看得见的手”的角色。[1] [19][20][32]

  复杂科学的出现以“决定论混沌”(deterministic chaos) 的发现为转折点。混沌的规律是“(周期)三意味着混沌”。这和老子哲学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理不谋而合。[19][20]用经济学的语言:一家垄断、两家共谋,三国演义。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要构造市场价格自动稳定的幻想,用的办法就是代表者模型或鲁滨逊经济(一体问题)。两人交易(如科斯模型)的二体问题等价于一体问题;但是只要出现三体问题,加上非线性,数学问题就可能无解析解(不可积分),计量经济学的回归分析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解析模型就告终了。这是我为什么在1985年发现经济混沌的经验证据之后就不再相信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方法论的原因的。由此可见,休谟、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思想都是复杂的,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简化和扭曲了斯密理论,成为描写市场短期行为的理论,抽象掉市场经济内生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来否定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

  (三)古典经济学的贡献和局限

  为了解释价格的涨落和价格形成机制,古典经济学从生产成本出发,把生产要素分解为土地(资源)、资本(设备)和劳动三部分,对应的收益分别为地租、利息和工资。古典经济学家借用了物理学热涨冷缩和系统均衡的概念,假设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价格的均值等于价值。

  商人出身的李嘉图(1772~1823年)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提出劳动价值论(Ricardo 1817年),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奠定了基础。李嘉图还提出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他观察到土地报酬递减的现象,为新古典经济学引入优化原理打开道路。他对农业保护主义的分析明确主张经济政策要鼓励投资,而不鼓励地主将地租投入奢侈性消费。

  马尔萨斯(1766~1834年)的贡献是他的人口论把生态资源对人口的限制引入经济学,注意到灾害、战争是平衡人口与资源关系的一种方式(Malthus,1826年)。他的工作影响到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自然选择的生物演化论(Darwin,1859年)。虽然后来的技术革命一再突破资源的限制,马尔萨斯仍然是最早的非线性增长理论的提出者,他和达尔文对后来的演化经济学起到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家的局限是缺乏政府和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也没有重视国际贸易和劳动分工的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分化、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帝国主义和战争。这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1818~1883年)生活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的年代,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开创了现代的历史哲学和文化人类学。马克思吸收了美国人类学家观察原始公社的成果,否定了私有财产是自然权利的理论,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 并预言未来社会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社会科学中最有影响的演化理论。

  马克思虽然深受达尔文的影响,但是马克思的演化观更像黑格尔的单线多阶段论,而非达尔文的树状发散论,因为马克思相信未来社会发展都会收敛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似乎是均衡思维在演化观上的反映。但是,马克思是尊重历史和事实的科学家,不是纯粹的哲学家。马克思注意到中国和印度的历史特点与西欧不同,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时,也讨论了和平和暴力革命的两种可能性。

  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论是经济结构的两层次理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提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奠定价值理论的宏观基础。马克思的商品循环和资本循环的分析,最早预言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会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最终灭亡。马克思的周期理论启发后来奥地利学派的海耶克提出迂回生产理论,来解释经济波动。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思想上远远领先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也是历史上罕见的理论家和实践家,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造就了一个社会运动,产生了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劳动分工模式竞争。中国革命和发展的经验,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

  (五)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和局限

  如果古典经济学试图从生产成本的视角解释价格机制,则新古典经济学力图从市场需求的心理角度来解释观察到的价格波动和经济周期。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模仿经典力学和平衡态热力学,把微积分和优化方法引入价格理论,吸引了许多数学家和统计学家来加入分析经济数据的研究。[33]其主要的特点是:

  第一,从物以稀为贵的观察出发,最早(1738年)提出边际效用论的是荷兰数学家贝努利(Daniel Bernoulli,1700~1782年),他也是研究流体力学成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发达所谓经济学的边际革命的,主要有以下几位经济学家:英国的杰文斯(Jivons)在1871年首先把数学的效用函数引入政治经济学,并用希腊哲学的享乐主义来为效用函数建立哲学依据。同时,奥地利学派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1874年法国工程师瓦尔拉斯(Walras) 提出一般均衡理论,用联立方程组来描写经济变量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为计量经济学奠定基础。到20世纪50年代,阿罗德布鲁( ArrowDebreu) 模型才在一些特定条件下证明均衡解的存在和唯一性,被认为是微观经济学科学化的标志。才有70年代卢卡斯发动的反凯恩斯的理性预期革命,他的旗号是“微观基础论”,也就是要用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来取代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总需求分析。此是后话。问题是,微观经济学的数学心理模型并无实验心理学和演化心理学的观察基础。弗里德曼就指出,边际定价理论没有经验基础。我们观察到的基本定价模式是成本加成定价和策略定价。营销学的观察发现,边际定价必然导致企业无法生存。价格波动有一定范围,但是没有明显边界,不可能确定均衡点。

  第二,马歇尔(1842~1924年)引入供求曲线来描写价格形成机制,用供求曲线的唯一交点产生的均衡价格来解释价值的存在和价格波动的自稳定机制。马歇尔注意到均衡价格只对规模报酬递减或规模报酬不变的经济成立,规模报酬递增时不成立,为此他区分了市场调整的短期均衡与长期非均衡的情形。20世纪30~70年代,大量经济统计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企图用统计数据来推导供求曲线,包括宏观经济学风行一时的描写通胀率和失业率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结果均告失败。原因在于经济体系不是稳态系统,供求是隐变量,直接可观察的只有订单和存货。后来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转而探讨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联度,计算均值、方差等统计值,试图测量市场的风险,预报增长的空间和利润。数理经济学唯一的与经验观察有密切关系的是期权定价理论,也只对短期(几个月内的)交易成立;但时间尺度一长,结构变化的影响越大,理论的误差就翻倍,和自然科学的理论误差不能相比。

  第三,大萧条和金融危机的不断发生,动摇了经济学家对市场自身稳定的信念。凯恩斯经济学依据战时经济总量计划的经验,影响他的学生建立国民经济计量体系。[34]但是,凯恩斯本质上还是新古典经济学。他的学生希克斯提出的 IS—ML模型是片面的消费者和借贷方的主观预期模型。[35]例如,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断言,降低利率会增加投资,从而增加产出。这次金融危机观察到的都是相反的趋势,美联储连降利率不仅没有吸引投资,反而导致资本外逃,银行囤积现金不敢贷款。因为经济不是封闭的经济体系,投资者看好中国经济,不看好美国经济,宁愿投资利率高、增长率也高的中国而非美国。凯恩斯也没有马克思经济结构的概念,只是把大众心理因素引入宏观经济学,企图用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影响市场预期,没有经济结构调整的概念。总量分析还会误导决策,因为把经济的“虚胖”,例如金融投机创造的股市泡沫也当做GDP计算进去,宏观经济学还不如物理学和生理学,在经济统计上还无力区分有效生产与无效消费。物理学家计算热力学效率,必须把燃烧派出的废热或熵排除在外,医学家也会总结经验数据确立正常身高、体重的标准,不会像经济学那样多多益善。

  既然如此,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古典经济学大行其道,把其他经济学派例如政治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都在大学经济学教育中被边缘化呢?

  我认为主要原因在新古典经济学用心理因素掩盖了实体经济,成为否定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思想武器,从理论上抵挡社会主义运动,并为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合理性辩护。最典型的例子是所谓帕累托最优,意在保护既得利益者的地位,否定大范围的社会改革,例如土地改革或拆散寡头垄断。

  其次,大萧条促使各国政府和大企业都大量收集经济数据。如何处理数据,发现经验规律,就成为大量雇用统计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的客观需求。传统政治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用哲学和历史方法解读经济史,做政策研究,在面对大量数据的现实面前,逐渐失去话语权。

  (六)从复杂演化经济学的视角看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

  新古典经济学的数理经济学模型严重脱离实际的一个原因,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大都是应用数学家,而非经验科学家。他们为了数学描写的方便,创造了不少玩具模型和数据的唯像描写,而不考虑模型背后的物理和生物学基础。举例言之,微观经济学假设人的效应函数没有上限,只是效益递减,目的是保证优化解的存在。但是它违背生物学的规律,因为资源和生命现象都是有限的,效用函数必有上限,必然是非线性的,也就使行为必然是多样的。这和哲学假设什么人性是自私、贪得无厌的毫无关系。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又假设函数是凸的,以排除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形。这就无法描述工业革命的大规模批量生产,只能描写小农经济。

  20世纪70年代末,物理学家和理论生物学家发现了决定论混沌,非线性相互作用成为事物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在物理、化学、生物、气象等领域获得广泛的应用,打破了牛顿力学决定论的世界观;但是在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界遇到顽强抵抗。因为牛顿力学并不排除非线性相互作用,但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凸性、规模报酬递减或不变)不允许非线性存在。笔者在发现经济混沌后,由于主流经济学拒不承认复杂科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从1999年开始,对线性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做全面检查。[19][20]结果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只是社会相对平稳时的唯像描述,市场经济自稳定的均衡理论只是数学模型虚构的幻想,而非真实的非线性世界的近似。

  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经验科学,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一位著名计量经济学家称计量经济学为炼金术。[36]主持圣达菲研究所经济课题的弗利(Foley)称呼亚当·斯密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为神学。[37]1969年起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又给经济学理论披上一层科学的外衣。令笔者惊讶的发现是,第一个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希噪声驱动模型 (Frisch,1933年) 是错误的永动机模型,早在1930年就被物理学家否定;弗里希本人也已悄悄放弃,在获奖演说中对自己的获奖模型只字不提。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发给一个从未正式发表而且被三代物理学家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科学史上是一大奇闻! 噪声驱动模型至今统治宏观和计量经济学,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卢卡斯理性预期模型和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真实经济周期的RBC 模型,以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金融加速器模型,都是噪声驱动模型的变种。它们否认宏观和金融的内生不稳定性,把持续的经济波动归之于外来噪声的驱动,在物理学上是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19]

  科斯的零交易成本世界也是类似的永动机模型。有效市场、完全信息、一般均衡的概念都是违背量子力学测不准关系和能量守恒定律的,因为任何信息的取得都要消耗能量。完全信息等于无穷大的计算机来存储计算无穷多的信息,对有界理性的大脑和计算机都是不可能的。

  新古典经济学宣称“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稳定市场,无须政府干预,理论依据是正斜率的供给曲线和负斜率的需求曲线的交点是唯一稳定的(见图1a)。它可以从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体中通过最优化推导出来的。

  人们知道在非线性的供给和需求线下会出现多重均衡。社会互动(比如时尚和经济人的群体行为)会导致S形的需求曲线(Becker,1991年)。非线性的限制(比如保证生存底限的最低工资,劳动供给在高工资水平下的向后倾斜)会造成S形或者Z形的劳动供给曲线(斯蒂格利茨,1976年)(见图1b, 图1c)。非线性需求和供给线下的多重均衡暗示了持续波动 (persistent cycles) 和突变的可能。

  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有四大局限:第一,不存在规模或范围报酬递增,使市场普遍存在的市场份额竞争成为失去“经济理性”的解释。第二,经济参与者之间不存在信息扩散和信息互动,因此没有市场上普遍观察到的“时尚风潮”、“追涨杀跌”等“非理性”行为存在的空间。第三,商品空间的维度是固定的,产品寿命是无穷长的,从而取消了产品周期和产品创新的可能。第四,资源限制和市场规模被忽略了,这一点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根源,无法理解当代的生态危机和全球暖化问题。上述四个缺失的方面正是产生自熊彼特(Schumpeter,1934年)的“创造性毁灭”和创新演化经济学的基础,在方法论上成为我们复杂经济学要研究的对象——经济不稳定性和复杂性的基本根源。行为经济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着重研究了市场上观察到的“非理性”行为的规律。[38]

  笔者用复杂科学方法的一个贡献是用量子生物学创始人、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之一薛定谔提出的大数原理来分析经济学中微观组元与宏观涨落的关系,挑战了卢卡斯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理论。[17][39]卢卡斯宣称大萧条时期工人的失业也是自愿的理性选择。[40]我们用数学模型和经验数据证明,卢卡斯的猜测是错误的。因为微观组元越多,独立涨落对冲,宏观加总的涨落越少。美国宏观涨落的幅度之大,不可能由数以几千万的家庭造成,只能是数以几万的金融机构造成,并据此提出宏观涨落的中观基础论。经济结构不是微观—宏观两个层次,而是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中观金融的内生不稳定性是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发源地。用定量研究支持了明斯基的金融凯恩斯主义理论。[41]

  笔者用非稳态时频分析否定了新古典金融学的有效市场理论,证明金融和宏观经济的波动,主要成分不是白噪声而是色混沌。并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指出,以几何布朗运动模型为基础的期权定价理论具有随时间发散的特点。[17][29]这一理论被这次金融危机所证实。

  经济混沌的广泛存在,说明真实的经济世界是非线性、非均衡的世界,其特征是运动的复杂性和演化的多样性。新古典经济学企图使全世界高度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和地区都收敛(趋同)到英美的经济模式,在非平衡物理学、演化生物学、演化心理学和演化经济学看来,都是不可能的。人是从社会动物猿猴进化而来的,不存在什么人是自私的普遍人性。人既有自利避险的一面,也有好奇合作的一面(邓巴,2011年)。[42]因为劳动分工和生命起源一样,是远离平衡态的不可逆的历史过程。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均衡理论的实质是否定结构和历史的理论,因而不可能指导经济政策的制定,尤其无法理解创新和改革的问题与对策。复杂科学提供了马克思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创新经济学,用非线性动力学模型的路径依赖和分岔现象来描写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可逆性。

  文化人类学家哈里斯(Harris,2001年)在研究世界文化风俗多样化的深层原因时,提出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两层次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扩展到四层次论:生态环境(地理、气候等)影响生存技术(狩猎、农业、牧业、渔业、林业、海盗),生存技术影响经济基础(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等),经济基础影响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领导的年鉴学派,[43]启发社会学家华勒斯坦把马克思的世界观从一国的分析推广到世界系统。[44]

  我们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结合复杂科学的方法分层整合方法,综合各学科的成就,可以得到对社会科学如下的认识(见图2):

  二、新古典经济学难以理解中国经验的理论误区

  在改革开放初期,新古典经济学的传播在中国经济学界受到极大的欢迎有几个原因。第一,新古典经济学强调需求方的市场作用和价格在供求调节上的作用,正好补充指令经济忽视市场需求的不足。第二,宏观经济学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利率汇率的宏观调节,也是计划经济下的缺失。第三,产权理论和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对打破国有企业的大锅饭、发展民营企业和国企的股份制改革,也有借鉴作用。第四,金融经济学的数理模型对描写金融市场的波动提供了语言。加上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大量翻译和引进,大批有科学工程背景的经济学家转入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使中国经济学的阵地很快让新古典经济学占了主导地位,出现中国的改革家不断创新而中国学院派的经济学家持续评判的奇怪现象。反而是中国以外的西方经济学家,对总结中国经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大有兴趣。[45][46]

  但是,在改革实践中,新古典经济学立刻显示它均衡思维的局限性。如果对比中国和东欧不同的转型道路,我们便会理解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在历史演化的进程中显示了重要作用。这是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强调而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要点。

  (一)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难以生根的历史根源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是大萧条之后在英国和美国发展起来的,此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罗斯托指出的大众消费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过剩引起的周期经济波动,所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出发点是消费经济,完全无视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阶段的基本问题:如何寻找和扩大资源与市场,如何发展劳动分工、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如何处理经济与军备的关系?萨缪尔逊20世纪30~70年代的《经济学》教科书还讨论大炮(代表军事工业)与黄油(代表民用工业)之间的选择,讨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比较。到90年代以后的美国经济学教科书,则把这些内容全部删去,似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实验根本在历史上不存在。新古典经济学如何能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甚至挑战西方国家?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同时,虽然学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发展出口贸易;但是中国的领导人时刻铭记帝国主义侵略的教训,辛苦积累的外汇主要用于进口西方先进技术,使中国的基础工业升级换代。而东欧的自由化领导人企图摆脱苏联影响,“回归西方”,把西方援助和贷款主要用来补贴居民消费,不惜全盘出售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的工业资产,导致经济的大倒退和国家实力的下降。美国更是把投资中国赚来的巨额资本不是投入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是投入金融与房地产投机,导致产业出走和金融危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却制造“全球(贸易)失衡”的谬论,把责任推卸给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过度储蓄!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想世界是没有政府、没有税收、没有监管的古典世界,任何政府干预都是市场扭曲。卢卡斯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甚至宣称大萧条时期工人的失业也是自愿的理性选择。中国自大禹治水和秦汉之制以来,除了农民战争后的恢复期,大部分时间没有什么“无为而治”的传统。对付频繁不断的旱涝灾害与外敌入侵,人民普遍要求的是“有为政府”。鸦片战争开始时的清代,比英国更接近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因为当时中国的政府、军备、和税收规模,远比英国和日本为小。[47]中国领导人对国民党时期的高通胀、高失业造成的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记忆犹新,对困难时期的农业脆弱更是刻骨铭心。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努力更接近熊彼特的创新学派和反凯恩斯的供给学派。中国改革的第一步,废除以粮为纲,鼓励生产承包责任制,立即获得农业生产的恢复与高涨,才逐步推进特区试验和国企改革,没有发生东欧休克疗法一开始就出现的高通胀、高失业、和国企大量倒闭。这是中国历史经验的政治智慧,才得以避开新古典经济学的危险区。

  (二)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

  所谓“华盛顿共识”,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应对拉美债务危机,总部在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华府的智囊机构间达成的 “华盛顿共识”,由经济学家威廉森(Williamson)概括为十条。[48] 其核心政策是推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调控的紧缩政策来抑制通胀。其理论基础是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的芝加哥追随者们于 70~80年代在智利军政权支持下推行一系列改革。在柏林墙瓦解之后,哈佛教授萨克斯又把美国在拉美推行的政策带到东欧和俄国,因为从上而下推行的激进政治经济改革方案,而被称为休克疗法,和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实验相对照。

  “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武器库中都可以找到理论依据。直接有关的理论如下。

  1.一般均衡模型与市场价格的自动稳定论

  美国和西欧的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赞成一次性地放开价格管制,远远胜于中国的渐进价格开放。他们的信仰来自阿罗—德布鲁模型,他们用似乎高深的拓扑学证明市场经济的均衡解是唯一和稳定的;只是静态数学模型无法算出价格收敛的速度,便借助于哲学寓言的力量。最著名的弗里德曼说法是:你一刀砍掉蛇的尾巴,蛇能活;分几刀砍蛇尾,蛇就死了。萨克斯的说法是:深渊只能一步跳过去。可是中国刚开始宣传价格改革就引起全国的抢购风,使中国的“价格闯关”立刻刹车,此后转入“双轨制”的渐进价格并轨,至今国内能源、粮食、教育、医疗的价格还没有完全放开。东欧和俄国的价格自由化却导致高通胀和长期的萧条,例如波兰的通胀达500%以上,俄国的通胀达4 000%。

  问题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忽视了工业化经济下的“迂回生产”和“产品周期”。[49][9]不同产品有不同的生产周期,蔬菜和肉类的生产周期只有几个月,电站的投资周期是几年;大学和医院的建设成长要几十年时间,还未必能跃居世界前列。 由于产业结构大不相同,改革过程中实际形成的价格动态大相径庭。

  2.金融自由化与有效市场理论

  西方金融自由化导致的金融危机的理论基础就是新古典金融学的所谓有效市场理论。有趣的是,中国金融的发展过程却极端谨慎,没有出现东南亚和西方的类似金融危机,原因是国民党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的金融投机造成的损害,在老一代领导人中记忆犹新;台湾地下金融的倒闭风潮,大陆也有耳闻。大陆民间对反腐败的压力,也使国内资本账户的管制对象——主要是限制贪污腐败的赃款——到国外洗钱,后来才成为防范国际热钱的主要措施。这都使中国得以避免俄国的股市泡沫和东欧的债务危机。国内大学教育流行的有效市场理论,并未对国内政策的制定产生严重影响。

  3.贸易的比较优势论和贸易自由化

  古典经济学主张贸易自由化的主要依据是贸易的比较优势论。它在经济理论上有一定道理,在现实世界却有很大差距。中国内地自古以来就用粮食、布匹、茶叶和边区游牧民族交换牛羊和马匹,但是即使高度开放的唐代,也没有实行贸易自由化,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来源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例如限制铁器的出口,以防止成为敌国的兵器。新中国成立之始,即遭到西方国家长期的经济禁运,至今美国对高科技的出口和中国对国外资源开发的投资都以“国家安全”的理由限制甚至封杀。现代汽车等工业的规模竞争,又使贸易政策成为国家竞争的工具。所以,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在贸易开放的时间表上采取务实和精明的态度,对西方的宣传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中国产品有竞争力的市场,中国力主贸易自由化;在中国产品没有竞争力的市场,中国小规模开放,让民族企业有学习、竞争和成长的空间。这使中国的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改革开放的30年内急剧提高。外贸从初期的逆差到迅速转为顺差,产业也逐步升级。

  相比之下,东欧自由派的领导人对西方抱有幻想,使本国经济遭受重大损失。笔者访问波兰时,波兰负责加入欧盟谈判的副总理说:波兰人天真地对西方敞开大门,却发现西方并没有对等地对波兰敞开大门。结果波兰的手纸都从国外进口,而波兰优势的化工和农产品的出口却遭到重重障碍,导致巨额贸易逆差,货币贬值。欧盟提交给波兰的入盟条件的文件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尺多高!欧盟贸易管制的细致程度令波兰前计划经济的官员惊奇不已。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历时15年,条件和创始国比,要苛刻的多。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宣传的贸易自由化,和国际政治中实行的贸易政策完全是两码事。中国对西方列强不平等贸易的历史经验又一次帮助中国的开放政策绕过东欧与俄国面临的险滩。

  4.内生经济增长的知识积累论和信息自由化

  改革开放对国内体制冲击最大的是信息自由化,这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有很大影响。最近科斯百岁生日的讲话鼓吹中国开放“思想的市场”,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新古典经济学有影响的“内生增长理论”,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持续的贫富差距归结为知识积累规模递增的结果,[50] 其理论依据是阿罗的“干中学”(lerning by doing) 理论。[51]假如此说成立,则发展中国家赶超的唯一途径是拆除一切国家壁垒,向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信息、体制全面开放,但是永远不可能超过西方发达国家。

  内生增长理论暗含了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很有限。在知识积累和扩散机制下,发展的机制是一个从富国到穷国的单向信息流,没有任何风险和冲突。因此,最好的发展政策就是自由化和私有化,这样外国的资本和西方的制度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穷国了。这和休克疗法与华盛顿共识的思想如出一辙。

  另外,知识资本 (knowledge capital) 的观念在本质上是存量积累的过程,而非新知识产生和旧知识淘汰的新陈代谢和生命周期过程,后者恰恰是不断重演的失业和增长周期的根源。内生增长理论可以拿来为全面自由化辩护,似乎最优增长政策是一个没有学习和创新风险的扩散过程,不需要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方法防范开放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真实的内生增长之路不是一个指数曲线,而是一个S形的逻辑斯蒂(Logistic)曲线。它首先成为生态生物学的基础,可以作为均衡经济学的替代视角(见图3)。

  笔者在德国的讲题就是将依据演化动力学提出的“试中学”(learning by trying) 来描写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17][20][30][52]我们的观点是:知识不仅是积累的,更是新陈代谢的;否则,历史上就没有德国、美国超过英国,中国又可能赶超西方的可能。中国农民从传统技术的保守态度到改革开放的乡镇企业表现出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敢于挑战国企、甚至跨国公司,原因在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地方政府的扶持,提供了中小企业的创新保险。[9]假如夕阳产业拒绝退出历史舞台,新旧产业的竞争也可能转化为政治斗争以致战争。图3也可以描写强权的竞争、共存和兴衰。

  5.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市场自由化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真正有影响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包括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阿尔钦的产权理论。有不少经济学家用降低交易成本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并依据科斯理论,进一步在国内推动市场自由化的改革。这个问题比前面的问题都复杂,值得仔细分析。

  有趣的是,科斯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有极大的争议,包括萨缪尔逊、布坎南、赫维茨等诺奖经济学家都公开批评科斯理论的自相矛盾,在中国却少有人对其质疑。科斯对交易成本的定义含糊不清。要解释企业的兼并分拆、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估计,比分析交易成本有用得多。科斯本人对制度演化的方向是自相矛盾的。他在1937年讨论企业本质的文章,在大萧条期间受苏联托拉斯的启发而偏爱垂直整合的企业。他1960年讨论社会成本的文章则否认市场失败的存在,宣称诸如污染、农牧边界这样的社会冲突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解决,无须司法仲裁。[53]萨缪尔逊尖锐指出,两人博弈的交易有无数可能,不会有均衡解。科斯宣称他的研究来自观察真实世界;但是批评者逐一调查他的案例,没有一个能证明他的论点。因为养牛的牧场存在规模经济,污染的需求曲线向上倾斜,社会对于商业贿赂的厌恶,如此这般的经济非凸性存在时,特定情境下的双边谈判不可能收敛到最优状态。科斯论证说,只要需求曲线总是负斜率成立的话,价格理论就能处理外部性问题。科斯不懂得所谓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的背后只有一个简单的理由——人们通常偏好更多的快乐,但科斯忘了人们希望减少而非增加(污染的)痛苦。

  科斯理论真正的目的是否认反垄断法的必要。但是直说连芝加哥学派的人也听不进去,换了交易成本的语言,听众便大增。[54]科斯理论受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欢迎有两个原因:其一,科斯定理的含义是,无论初始的制度安排如何不合理,只要允许产权交易,制度一定会趋同到最优的制度安排,与初始条件无关。理由是现实世界的交易成本很小,所以他的零交易成本的理想世界可以指导现实政策。[55]这替东欧及前苏联私有化过程的不公做了有力辩护。其二,科斯明确用增加交易成本的理由来质疑市场反腐败的法律,为美国近30年推行的去监管、自由化政策提供依据。[56]

  西方法学界、产权学派和公司治理学派接受科斯交易成本的概念,但都认为现实世界的交易成本很大,所以法律制度的初始条件很重要。诺斯交易费用在美国GDP中的比重从1870年的大约25%增加到1970年的50%以上(Wallis and North,1986年),否定了市场竞争有降低交易成本的趋势。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归之于降低交易成本,理由是计划经济时期限制市场活动等价于无穷大的交易成本。笔者以为这是不准确的。“文革”时我在四川一个小站当铁路工人。当时反对把鸡蛋等农产品运到大城市赚取差价,采取的措施无非派几个民兵在车站阻拦小贩吆喝。如今农贸市场中奸商卖死猪肉、假中药以及用非法化学品加工食品,几乎防不胜防,增加的监管成本远比“文革”时期为高。这恰好证明诺斯的发现有普遍意义。

  这次金融危机更证明科斯理论的谬误。金融自由化表面上确实降低监管的交易成本,但是给金融投机打开的方便之门造成的社会风险比监管下的金融市场大了许多倍。笔者2009年在澳大利亚的国际会议上明确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理论要对金融危机负责:一是法玛(Fama)的有效市场理论;二是卢卡斯的微观基础理论;三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

  笔者分析,西方经济学家对科斯理论的批评并不到位。从方法论上看,用交易成本的概念来解释经济组织的演变是极端还原论,零交易成本世界是永动机模型,科学上是不成立的。建立企业的目的是创造价值,不是什么节约交易成本。[1][32]企业的规模大小和结构演变,和市场规模、竞争者特征和本身的结构功能有关,这和理解物种的大小问题类似。没有一个清醒的生物学家或医生会用排泄废料的多少来测量生命体的健康水平或竞争优势。具体说来,交易成本的概念定义模糊,很难准确测量,不适于作为制定政策的指南。交易成本的核心是信息成本。科斯的隐含假定认为市场竞争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他忽略了相反的事实,诸如营销、特许经营等提高市场份额、创造价值的战略,正是以提高交易费用为代价。技术进步或许可以降低单位的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然而总体的交易成本有明显的上升的历史趋势,原因是不断增加的网络复杂性和创新的不确定性。科斯理想的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在现实中不存在,因为它违反了几个物理学的基本定律。经济系统和生命系统都是耗散系统,摩擦力不可能是零,否则生物为什么要不断消耗能量来维持生命?完全竞争意味着完全信息,即获取信息的成本为零,这违反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关系,是不可能的。任何信息的收集或者传递都需要某种形式的最低能量。科斯在社会演化中降低交易费用的信念明显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因为生物和社会演化过程是熵增过程。科斯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是另一种均衡经济学的永动机。

  科斯定理暗示制度变迁会收敛到一个与初始条件无关的最优系统。这是一种没有历史感的机械论世界观。生命和社会组织的涌现是以非均衡过程的时间箭头和对称破缺为特征的(Prigogine, 1984)。路径依赖和结构变化在法律的发展中也至关重要。

  科斯定理最具争议的含义是,任何社会冲突都可以被没有第三方中介(法律、政府、或者社会组织)的双边谈判解决(科斯, 1960年、1988年)。它的论述基于排污者和污染受害者对称的谈判地位;更加广义地说,是基于消费和投资的对称性。[57]如果科斯定理成立,那么世界上将没有权力,没有冲突,没有战争,没有政府,没有管制。这对于没有私有财产和财富积累的原始社会或许成立,但对于一个竞争而又不平等的市场经济来说是不成立的。

  科斯在他百岁生日的时候,又对中国学者提出要开放思想的市场。[58]思想需要开放竞争,这是无疑的。但是哪种思想有生命力,只能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不可能由市场力量决定。目前的全球市场,虚拟资本的炒作为世界GDP的10倍,成为危机之源!过去30年的华盛顿共识和经济自由化,一度受到全球市场的追捧,最终在金融危机中信用尽失。如今中国思想开放的程度远超过美欧。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医疗改革中提出建立国有保险公司的方案,立即被媒体谴责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甚至纳粹主义,无疾而终;即使西方经济学家系统批评主流经济学的论文,也难以发表。反之,中国媒体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报道远远超过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开放是勇气和信心的竞争。有趣的是,如今畏惧开放的,不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而是衰老的发达国家。

  科斯真正的贡献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推到极端,正好启发我们理解新古典经济学可用的边界。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资源交易和两人博弈都是对称的。卢卡斯的微观基础模型,人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所以,新古典经济学中不存在不平等问题和社会分配问题。普里戈金告诉我们,演化就是时间的不对称。我们的观察、劳动分工的发展就是打破时间和空间的不对称,就是发展的非均衡。问题是,何种非均衡得以持续,何种不能存在?就以科斯的牛吃庄稼的案例为例,历史上中国农民和游牧民族的战争持续上千年,才有长城的建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至今达不成和解协议,原因在于双方不是对称的谈判,或者双方没有其他生存的空间。要建立和谐社会,两方交易是不成立的,一定需要第三方介入,或多方合作互动,才有多样发展的世界。这正是复杂演化经济学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切合真实世界的地方。

  流行甚广的信息对称下公平竞争的幻觉,导致了市场监管中去追求公平交易的乌托邦,这与现实差距甚远。任何一种劳动分工的创新,都将带来人类社会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权势不对称。各种“创造性毁灭”形式,例如进入门槛、专利保护、国家边界、文化歧视和战争的根源,都源于权势不对称。对市场生机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兼顾创新和稳定。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可持续的市场需要立法对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进行不对称保护。新制度经济学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的财富分配不对称,导致权势不对称的不平等竞争。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的均衡战略,自由化和私有化在东欧和俄国的推行,只是为外国资本消除竞争者铺平了道路。这一观察同样适用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6.产权理论和私有化

  即使赞成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对什么是好的市场的理解也大有分歧。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试图用资本对经营者自上而下的控制,来论证企业私有化的优越性。西方在理论界对此也颇有争议。

  笔者曾经陪芝加哥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莫顿·米勒(Merton Miller),出席留美经济学会1995年在上海举行的国企改革研讨会。米勒创立的公司财务理论的MM定理说,完全竞争下企业价值与债务结构无关。笔者的理解也就和所有制结构无关。米勒在会上强调说,产权问题虽然重要,却没有优化解。英美型企业短期行为投资不足,德日型企业长期行为投资过度。他的话启发我重新认识产权理论的局限,以及历史上国有化与私有化的反复浪潮。[1][59][32]

  阿尔钦提出产权理论是受他的学生张五常研究佃农合约的启发。张五常注意到,地主监督佃农是否偷懒很难观察。阿尔钦却认为,产权可以保障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权理论。国内改革之初为了解决国企的大锅饭问题,一度热心宣传产权理论,并提出了“产权清晰”的说法,却回避了一个操作中的核心问题:“产权清晰”应当界定在哪个层次?层次太高产生官僚主义、道德风险,层次太低无法合作和发展劳动分工,导致系统瓦解。西方福利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家庭瓦解。男女同居而不结婚,抚养子女的责任落在单身母亲身上,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导致发达国家妇女不愿生孩子;人口加速老龄化和依靠外劳,导致文化冲突递增和国际竞争力的下降。美国政府机构和企业每个班组长都有权力解雇下属,导致美国职工的跳槽率远比德、日企业为高,承受危机的能力也比德、日企业为小。更严重的问题是,美国大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导致“看不见的所有者”的短期行为。[60][61]西方大企业的机构臃肿问题和中国的国企相比,并无明显差别。

  7.科尔内的“预算软约束”理论和企业兴衰的周期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把预算软约束作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缺乏效率的主要原因。[62]苏东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不加区别地削减政府给亏损企业的援助,原以为可以刺激企业提高效率;结果没有提高效率反而加速国企的倒闭,导致经济萧条。

  从模型来看,科尔内的软约束理论完全符合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框架。但仔细分析,严格意义上的预算硬约束只存在于没有技术进步和信用市场的封闭经济,这正是完全市场假说的致命弱点。在工业社会中,鼓励技术更新和结构调整的预算软约束以各种形式广泛存在,如银行信用、风险资金和银行破产法。[63]美国《破产法》的第11章,就由法院下令限制债权人的要求,给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以重组和生存的机会。本次金融危机中,美国给大银行和三大汽车公司注资,是美国对大企业采用预算软约束的现实例子。在经济转型中强制实行预算硬约束所导致的信用紧缩政策和大萧条时期实行的货币紧缩政策,给可以挽救的企业雪上加霜,带来宏观经济的连锁反应。

  中国正是在所谓的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产权学派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产权都不清晰,效率应当低于私有企业。但是,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信用资格不足的中小企业也难以取得商业贷款,所以政府要出台补贴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初期,地方政府持有的公司股份,有助于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缩短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当然,预算软约束也可能用于延缓不良企业的破产兼并过程,从微观企业来看,这也许并不优化;但算宏观大账,让亏损企业分批关闭比让大批企业同时破产造成的社会共振损失小得多。

  从金融工程的角度观察,中国在预算软约束下的渐进市场化得益于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的金融体制创新。如果国有企业或乡镇企业在新产品市场上取得成功,就用股份制的办法承认新兴的企业家和经理人的贡献;如果企业改革失败,让国有银行承担了主要的改制成本。中国发展投资创新型而非消费补贴型的软约束目标不是为了选票而维持福利制度的既得利益,而是政府分担了技术换代过程中的学习风险与创业风险。当然,预算软约束下必然要付某种社会成本,其形式之一就是中国国有银行累积的不良贷款。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私有化可以使社会负担极小化,从而达到最佳的社会效率,其实不见得。苏东预算硬约束政策下造成的转型萧条,日本试图维持土地泡沫导致的十年停滞,和美国维持私营部门高额利润形成的巨额财政赤字,这比危机造成的社会成本远高于中国的转型成本。笔者认为,中国以增长为导向的发展战略是凯恩斯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新发展,而科尔内主张的预算硬约束是新古典反凯恩斯革命在转型经济中的变种。通过对转型经济的观察,我们支持演化经济学家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比较分析,不支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论与产权趋同理论的立场。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动力来源于技术和组织创新,因而具有内生不稳定性,开放经济中“创造性毁灭”表现为持续的经济周期和不断的金融危机。相比之下,社会主义体系要比资本主义稳定。计划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竞争的激励,而是闭关政策所造成的技术停滞和组织老化。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混合经济下产权形式变化的规律呢?笔者依据图2的逻辑斯蒂小波增长模型,把任何产业的兴衰分为孕育期、发展期、饱和期和衰亡期,提出组织变革的生命周期理论。[1][32]

  在新技术的孕育期,没有多少私人资本敢支持未经证实的美梦。因此,来自非盈利大学的技术转让和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对早期的研究和发展是至为关键的。新成立的企业经常在一个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的情况下开始运作。和科尔内的“软预算约束”的理论相反,在充满了未知风险的新兴市场中,初始资本的预算软约束即使对有竞争力的企业而言,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并非企业亏损的原因。

  在新技术见到应用的市场潜力后,进入发展期。这时会出现多种形式的产权结构来形成人才、技术和资本的整合,诸如合伙制、公司制、私人企业和上市公司等。在竞争者较少而技术大概稳定的情况下,垂直整合或许是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的办法。对于处在竞争者较多而技术变革很快行业的企业,最好是将非核心的部门外包而专注于核心部门。即使在发展的成熟期,相对于风险控制和激励机制等考虑,交易成本的计算也很难衡量。

  在产业发展的饱和期,可能出现大企业的垄断,政府的反垄断法对保护竞争就十分必要。

  在技术面临淘汰的衰亡期,预算软约束问题会重新出现,国家主导产业的重组政策对产业转型至关重要,包括对失业工人的技术再教育和产业转型的指导。

  由此可见,在混合经济的条件下,为了企业的生存和长期利益,董事会的控制权应该在多维目标的指导下清楚地界定,而不只是简单追求短期内公司市场价值(股东权益)的最大化。德国、日本企业和美国企业不同,利益分配强调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职工、上下游企业和社区。中国的大企业更须关注产业政策和国家安全的战略利益。

  三、从全球和历史的角度观察中国的改革开放

  我们已经知道,世界是复杂的,是有结构有历史的,发展是多样演化的;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线性简单的,是没有结构没有历史的社会趋同理论。所以,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除了制造论据为西方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辩护以维持现状之外,几乎在所有历史转折点所给出的政策建议都是短视的,甚至是灾难性的。面对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必须要有多层次、多视角的历史调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复杂科学的态度和医生看病一样,必须做多种检查,必须注重病史,必须考虑不同器官和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一刀切。哪些领域可以开放市场,哪些领域要限制进入,哪些领域要打破垄断,都要衡量短期与长期的利弊效应,要考虑竞争者的优势与劣势;否则,什么问题都是松绑、自由化、市场化,纯属纸上谈兵。

  (一)迷信市场化难以理解世界发展的高度不平衡

  1998 年出版的兰德斯的《国富国穷》从西方中心论的角度来解释近代世界史,让作者困惑的是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的前途。[64][65]作者完全料想不到10年后美国会出现震动世界的金融危机,从而改变了西方精英的自信。[13][15]迷信英美模式的市场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人似乎忘记了世界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历史和现实。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市场化并没有解决多数国家、多数人口的发展问题,包括美国的贫困阶层。

  西方发达国家加上日本的总人口共约69亿,占世界人口10%,却控制世界90%的资源,消耗世界40%以上的资源。中国人口是发达国家总和的近2倍、韩国的27倍;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只有16亩,只有美国的1/5,不到俄国的1/7。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55倍。中国天灾频繁,要保障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政府自古以来就在兴修水利和国防工程上起到巨大作用。从战国时代起中国没有什么“无为而治”的政府能稳定存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荷兰、英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都利用了它们离海岸线近的地理优势扩张海上势力;后起的法国、德国、美国和前苏联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科学、教育和规模经济,才得以赶超海洋国家,“自由放任”政策的宣传无法掩盖资本主义扩张的炮舰政策和资源掠夺的历史。

  (二) 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东欧、前苏联,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发展混合经济的中国

  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发展归结为市场化,甚至是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而无视拉美、东南亚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主导下推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紧缩政策的严重后果。

  20世纪60~1970年代,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是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拉美的巴西,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笔者在访问日本、韩国、巴西等国时,当地的经济学家指出,“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并非出于发展经济学的规律,而是基于美国资本控制全球的利益。[9][29][48][46]美国在拉美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后,导致拉美的的汇率大幅波动,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不得不重新依赖美国资本来稳定宏观经济。日本和韩国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成功抵制民族企业被美国资本控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外国资本在韩国排名前十的大企业中的股份不到10%,而在危机之后超过了50%。日本在美国压力下汇率大幅度升值,先后引发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导致90年代以后真实经济增长率持续20年的停滞,至今未有起色。90年代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更导致东欧和前苏联的去工业化和经济的大幅度倒退。“华盛顿共识”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最终让美欧自己的经济遭受重大危机。英国前工党首相布朗在主持伦敦召开的20国首脑峰会上宣布“华盛顿共识”的终结,中国却有不少经济学家还在为“华盛顿共识”辩护,其视野之狭窄值得我们反思:中国和美国过去20年的经济教育,究竟是在传播新的教条,还是教会学生观察世界的工具?

  在改革开放的32年间,中国真实GDP增加了近20倍,东欧、俄国却只增长了不到1倍,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转型过程中,中国保持连续高速增长,而东欧1996年真实GDP比转型开始的1990年下降了27%,俄国1998年比1990年下降了42%,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下降17%)时期,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内战和大饥荒(下降44%)的损失。转型期间东欧国家单方面对西方开放,西方却并未对东欧产品对等开放,导致巨额贸易逆差与通胀,企业大量倒闭。俄国的卢布贬值到5 500分之一,乌克兰的货币贬值到76 000分之一,民主德国的国有资产在联邦德国政府主导的私有化过程中的净值为负,等于无偿加补贴奉送给跨国公司。[9]这导致前苏联地区重新出现大规模贫困,东欧人口大流外流,妇女不敢结婚生育,人口连年绝对递减,国际经济地位大幅下降。

  (三)前苏联的瓦解,输在封闭政策而非经济竞争

  仔细观察经济数据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日本、美国和西欧。西方经济学宣称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私有经济优于国有经济的观点是没有历史依据的。[66]包括中国改革前的30年和前苏联70年的实践,社会主义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发展科学、教育、保健、基础工业和国防上都优于西方。中国独立研发原子弹的成本只有美国的1/100。怎么能够断言国有经济不如私有经济?当然,马克思过低估计了市场竞争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使前苏联在发展技术创新和多样消费方面不如西方,其原因有二:一是西方的封锁限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分工和科技交流,不得不重起炉灶;另一方面苏联自我封闭的政策也限制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创新和竞争。

  笔者曾在1985年开车从联邦德国去过捷克和民主德国,近年多次去过德国、东欧和俄国。社会主义下的民主德国在基本生活保障和教育、医疗的普及上高于联邦德国,没有类似美国大城市中的贫民窟。但是,居民消费的多样性和汽车、计算机技术比西方落后,原因是国防开支挤出民生工业。前苏联过高估计西方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低估了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竞争的能力。前苏联民族矛盾导致的政治瓦解,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输给资本主义经济。假如东欧像中国那样自主地向西欧选择性开放,东欧工业会迅速成为西方的竞争者。东欧实行休克疗法时,西方跨国公司借自由化和私有化之名,让东欧骨干工业被西方全面收购或破产,从而消除西方一个巨大的竞争对手。它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反而为中国产业升级打开大门。世界历史的巨变不能完全归之于体制,历史是人创造的。中国出乎意料地超过苏联,其重要原因是邓小平的远见高于前苏联的领导人。毛泽东反对苏联式的垂直劳动分工,也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区域竞争格局铺平道路。

  以笔者的观察,柏林墙的倒塌和前苏联的瓦解,原因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前苏联用专制手段来维持东欧的稳定,导致东欧人民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幻想。德国统一之前,两德的明智人士主张要渐进统一,才能稳定调整经济和政治结构。但是西方民主的选举政治导致政治家的短期利益高于国家的长远利益。两德在1991年7月实行没有过渡期的货币统一。为了获取民主德国人的选票,联邦德国政府决定,民主德国居民持有的民主德国马克可以1∶1的比率兑换联邦德国马克,这远高于黑市上的几乎是6∶1的真实汇率。这给民主德国居民一笔飞来横财,成为弗里德曼直升机撒钱理论的经典实验。其结果大大出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意外!大笔撒钱不仅没有刺激消费,反而摧毁了民主德国的工业。统一货币后,民主德国所有的出口须用西方的硬通货付款,打断了苏东以货易货或用卢布进行交易的传统,使民主德国企业倾刻丧失东欧的传统市场。民主德国居民用手中飞来的联邦德国马克,购买西方的时尚商品而非民主德国的老式产品,使民主德国企业进一步失去了国内市场,从而大面积破产。联邦德国企业向东扩张使民主德国市场陷入萧条,联邦德国居民不得不交重税支持民主德国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导致德国利率上升、增长放慢,并拖累欧元区的发展。国内主张均分外汇储备来刺激消费的经济学家大约不知道德国货币统一的前车之鉴。

  德国统一后把首都从波恩迁到柏林,笔者到西柏林自由大学讲学,发现柏林经济十分萧条,周末柏林自由大学附近餐馆都没几家开门。惊讶之余,联邦德国学生告诉我的故事,方让我醒悟东西方冷战的核心竟然是心理战。原来,冷战期间联邦德国各州补贴西柏林表面的高消费,用媒体制造西方自由繁荣的假象。民主德国人以为只要翻过柏林墙,自由、民主、繁荣就都有了,人心思变导致柏林墙的倒塌。谁知柏林墙垮之后,联邦德国各州停止给柏林市的财政补贴,柏林没有工业,经济远远不如有汽车制造业的南部各州。年青人找不到工作,大批离开民主德国和柏林,导致当地房价低迷,服务业也一片萧条。要是前苏联有勇气像邓小平一样打开国门,联邦德国就会像如今美国阻拦墨西哥移民一样,限制对民主德国的开放了。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听任沿海劳力密集的制造业外移,代之以服务业的发展。他们不理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依托工业和农业创造的剩余,否则还要发展科学技术干什么?开餐馆和赌场的现代化,城邦小国可以利用地理优势生存,中国如此大国要学,岂不荒唐?

  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和美欧究竟谁更有竞争力?是实践的问题,不是理论的问题。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封闭经济的理论,不考虑国际竞争下的复杂格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走过了曲折道路。在19世纪西方炮舰打开中国海防之前,中国明清两代是东亚贸易的中心,而且外贸持续顺差。当时中国和英国相比,税收和军备是真正的“小政府”。西方殖民主义用战争强迫中国接受鸦片毒品贸易,并靠强权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和财政,接二连三的巨额战争赔款使清朝政府破产,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合作瓜分中国的势力范围,使民族工业难以发展。是危机迫使中国革命志士奋起反抗,经过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胜利,中国两弹一箭的研发成功,使中国到20世纪70年代才能获得加入世界市场的机会。换言之,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是打出来的,不是西方恩赐的。俄国总统叶利钦以为推翻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就可加入北约,获得西方的援助和伙伴地位,结果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西方不可能容忍中国、俄国这样的大国成为西方强权的平等对手,甚至是挑战者。日本经济学家告诉笔者,日本是缺乏资源的国家,但是任何收购西方控制下的天然资源,都被美国视为战争行为而封杀,只能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债券,索尼收购好莱坞电影商也如同联想收购IBM的PC一样,障碍重重。中国天真的空想资本主义者应当切记西方地缘政治分而治之的传统政治。

  (四)中国前30年的发展奠定中国后30年自主开放的基础

  否定中国模式的人往往低估中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在奠定中国独立国防与自主经济的成就,无视中国计划经济走过的弯路是西方列强封锁围堵所造成的历史。

  2009年9月,曾任巴西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邀请笔者去巴西讲学,并被安排会见巴西总统府的战略规划部官员。巴西官员在会议简报上把巴西地图和中国地图并列,他们参照中国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的分布,用以规划巴西的基础设施。简报之后,他们告诉笔者巴西发展的困惑:每次巴西的经济规划刚刚提出,就遭到美欧国家的反对而止步不前。他们问笔者为何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做独立的决定?这也是提出“北京共识”的英国观察家雷默的问题。[45]笔者的回答是:我是物理学家出身的经济学家,所以我的意见和新古典经济学教育出来的经济学家不同。我个人观察,中国经济改革能做独立的决定,是因为中国有独立的科学技术和独立的国防。相比之下,日本屈从美国的安全压力,就没有独立的金融政策。前苏联自废武功,才不得不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苛刻的贷款条件。巴西官员对此印象深刻。

  笔者访问东欧时,发现东欧经济相对较好的是波兰。原因是俄国与德国历史上三次瓜分波兰,所以波兰人不信任西方的私有化方案,保留了若干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如今得以应对金融危机。匈牙利在卡达尔领导的市场化改革中用外国贷款来资助居民消费。休克疗法中,匈牙利为了还债,把国有大企业和国有银行全部卖给外资,金融危机一来,外资银行纷纷抽逃资金回救母国,使原来东欧经济基础最好的匈牙利经济恶化的程度远超过波兰。

  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在反对国企垄断的同时不反对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他们不理解美国金融寡头是本次美国与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8][23][67][68]笔者曾在1996年就金融改革的战略上书中央(陈平,1996年),建议仿照中国民航改革的成功先例拆分四大国有银行。中央领导批示赞同,却被部门领导否定,理由就是美国的花期银行等巨头正在兼并,如果中国的国有银行拆分,如何面对西方银行巨头的国际竞争?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没有国有企业的扶持,难以单独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

  (五)相信普适价值的人忽视西方市场经济也有多种模式

  西方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内战之后,政府都曾经干预经济,直接创办国有企业。其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战争动乱导致市场失败的现实需要。私有企业虽有灵活多变、易于创新的优点,但也有急功近利、不考虑长期利益的缺点。地区发展、国家安全、基础建设就不能只靠私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国有企业的主要责任不是短期盈利,而是保障社会安定,例如创造充分就业、缩小区域差距、应付国际危机等。目前世界上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现实,说明企业效率的核心不在产权结构,而在其他因素。[8][32][59]中国国企改革的初期“国退民进”是为了纠正1957年后不加区分地实行公私合营、消灭私有制的过激做法。中国和西方的经验证明,国营和私营企业都不足以创造充分就业,必须互补发展。朱镕基“抓大放小”,让没有竞争力的国企破产或转制,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得以集中实现大型国有企业承担的战略目标。但要求大型国企全面私有化,将国企经理人变为垄断资本家,这就违背中国改革的国情与现实了。英国的私有化改革的著名案例是英国铁路,私有化后大量裁员,但由于网络效应,分段运营的竞争效率反而降低,目前又重新实行国有化。美国三大汽车厂在这次危机中几乎破产,不得不让政府救助。美国制造业失去竞争力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全私营的医疗成本太高。美国医疗技术世界领先,但人均医疗成本是医疗双轨制的欧洲或加拿大的2倍,医疗国有制的日本的3倍,导致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医院相互勾结,其垄断利润高于其他行业,宏观代价是损害国家的国际竞争力。[6][8]在中国和西方,都有垄断阻碍创新的问题。笔者的主张是反垄断不分所有制;但是鼓励创新和应对危机,不同所有制可以互补。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有可能搞裙带关系、短期行为,因而都要严格公司治理,重用人才。所有制不能替代选贤用能。

  笔者访问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经济研究所时,对该所企业家研究室的国际调查大为惊奇。他们注意到北欧国家的创新超过美国。北欧国家许多制度安排和美国大不相同,非常接近早期社会主义的理想。德国经济学家的调查发现,较小的工资差距(缺乏物质激励)、福利社会负担(大政府的主要标志)对发达国家间的创新差距影响不大。从统计观察上,他们发现北欧创新的优势和破产程序的效率有关。和美国的信用制度标准相反,北欧投资方更愿意投资给失败过的企业家,因为失败的经验有助于未来创新的成功。换言之,保护创业者的积极性比保护投资方的产权更重要。

  (六) 迷信自由化的人,无视政府市场监管是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往往把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对立起来,看不到市场和政府间的共生演化关系。

  市场化改革之初笔者在安徽,有人鼓吹改革就是松绑,不料原来纯朴的农贸市场迅速出现卖死猪肉和假中药的问题。温州的小商品市场在80年代假冒伪劣商品曾经泛滥成灾,市场“看不见的手”并未导致优胜劣败的局面。在民怨沸腾的压力之下,政府才推出一系列市场监管和质量认证的措施,逐步改变恶性竞争和逆向淘汰的局面。至今,西方与中国在药品、食品、金融等市场中腐败与政府监管方面的斗争树欲静而风不止。原因不只是信息不对称,而且是法制漏洞,因为暴利比罚金高得多,成为逆向致富的激励机制。从国际比较的标准看,中国监管的程度在环保上比欧洲差得多,在食品上比日本差得多,在药品上比德国差得多。只有金融,虽然问题很多,但是在防范金融投机上比西方要严,究其原因是民间反腐败的压力很大,中国资本控制的初衷是防止贪官洗钱和外逃,并非防止西方热钱炒作货币,其代价是中国的金融创新发展太慢,影响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在银行监管上,加拿大的经验也可供中国借鉴。当然,政府监管不能代替市场竞争。中国国有航空公司在拓展海外业务上的竞争力可以企及美欧,却不如韩国的民航企业。这可能是人才和领导力的问题,不一定是所有制的问题。

  最近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关于苹果公司的深度调查,[69]他们发现虽然苹果公司的产品风行世界,给股东创造巨大利润,但是创造的就业只有5%在美国,大部分产品的制造在亚洲,主要在中国。美国公司无法和中国企业竞争的主要原因恰恰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技术、产权和劳工成本,而是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地方政府的效率和中国产业集群的工业生态结构。但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了营销渠道,创造的财富主要集中在苹果公司的高管和股东手中,成为美国金融危机深层原因的真实写照。以苹果手机 iphone 为例,产值的585%为苹果公司的利润,中国工人的利润比例仅为18%,韩国的利润为57%, 日本的利润仅为05%。[70]以为技术加产权可以保证国际竞争的垄断地位或本国劳工的共同富裕,是西方经济学加媒体制造的形象,不是国际竞争的残酷现实,否则苹果公司也不可能持续维持这样的高利润。

  历史的经验表明,开放与监管之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自由化,而是把握选择性开放的时机与程度。中国资本开放的选择性高于东亚、拉美、东欧,中国今日才得以限制美国金融危机的拖累。中国也有失误之处。日本经济学家对笔者说,日本绝不会像中国那样,让外国企业占有如此大的国内市场份额;韩国更是如此。中国沿海大城市竞相引进西方500强,却不大力扶植民族企业。某些领导人误以为西方垄断企业必然代表先进管理模式,忘记技术进步从来都是先进的小企业打败保守的大企业,这在思想上和政策上都是一个错误。中国企业和日本、韩国企业相比,成长的道路要艰难得多。

  (七)西方同样面临政府和财团的腐败问题

  目前,世界上公认法制最好的地区是北欧,犯罪率、腐败、贫困等问题远小于美国。笔者访问瑞典时,瑞典经济学家告诉笔者,北欧历史上是海盗国家,直到19世纪,北欧的腐败依然臭名昭著。后来瑞典的吏治改善来自一位国王的大力整顿,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也减少了社会腐败的经济基础。越南战争后,瑞典开始接受外国难民,社会治安就不如以前。可见,社会转型和开放是腐败增加的重要因素,国企私有化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

  笔者多次访问过台湾,台湾政治最大的腐败是黑金问题。黑金政治的来源之一就是变更土地规划时的政治利益链。台湾工业化之后商业用地与农业用地之间的地租差价归地主所有,带来一系列经济和政治问题。商人与黑手党可以用金钱收买政客改变土地区域的规划,成为黑金暴利的来源。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没有先拆分国有垄断企业,结果私有寡头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远大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原国有垄断企业。据估计,俄国大部分的经济控制在黑手党手里。德国高铁技术世界领先,但是高铁技术难以实现。印度想学中国的特区也很困难,他们面临的体制障碍都是土地私有制阻碍经济的结构调整。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立竿见影,西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却举步维艰,原因是发达地区的选民不愿补贴不发达地区的基础建设,怕企业出走到劳工便宜的地区。换言之,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制倾向于维护地区差距,客观上阻碍国家整体的结构调整。不同利益集团在议会制下只有局部利益,没有整体利益。[11]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明确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政府被金融财团俘虏,只有拆散金融财团,才能摆脱金融危机。[67]但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救市措施花了上万亿美元拯救金融寡头企业,却无力打破金融寡头的垄断。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造成军工、金融、律师三大利益集团主导美国政治,长期阻扰社会改革。美国的议会民主制无力约束军火工业、金融寡头和跨国企业对经济的操纵,因为政客竞选依赖财团的政治献金。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裁决否决了对企业政治献金的限制,把金钱干预政治说成是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赤裸裸地暴露出美国金钱政治的本质。

  中国一些善良的人以为用法制可以解决腐败问题,却没有仔细研究谁制定法律,目的是保护谁的利益?除了科学制定的技术标准,涉及利益的法律绝不是中性的制衡机制。德国学者告诉笔者,德国法律很严,保护的是老企业、大企业,使德国传统工业领先,但是创新不如美国。哈佛法学家告诉笔者,德国的私有园林必须向公众开放,不像美国保护私有产权,业主有权向进入私人产业的陌生人开枪,所以德国的社会矛盾远比美国为小。美国在危机时,企业和政府同时裁员,为了保护股东的利润或政治家的政绩。德国、日本的企业高管却被社会要求减薪,尽量维持员工职位。法律究竟保护资产所有人还是利益相关者,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不同,法制就有不同的安排。[12]没有在西方长期生活的人,很难想象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实质是维护利益集团现状的制度,却不是改革不合理现状的制度。

  如何把改善法制与选贤与能相结合,是世界各国都在探讨的难题,制度决定论不符合历史的曲折。郡县制是秦始皇建立的。资本主义的法律是拿破仑建立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是邓小平奠定的。历史的偶然性发生在历史必然的交叉点上。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说,中西文明的分岔有演化论的根基。

  (八)认识中国要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

  西方观察家把中国模式等价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模式是片面的。因为中国出口加工经济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中国那样的独立国防和科学技术,即使技术先进的日本和德国,也要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日本的金融政策屈服于美国压力。德国虽然和法国联手创造欧盟和欧元区,抵御美国金融投机的能力反而不如中国。北欧小国虽然维持很高的生活水准,但是在国际事务上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要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当代的国际地位,必须从世界的眼光而非自我中心的角度来观察中国道路;否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受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衡量中国的成就与问题,是目前思想混淆的一大根源。他们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得不偿失,经济增长只是牺牲环境资源和让外国资本剥削中国劳工的结果。他们看不到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牺牲环境、资源和民生的代价远远高于中国。

  举例言之,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始自“言论自由”,而是始自“移民自由”,即先是允许贵族庄园的农奴逃到自治的城市,经过一定时间后成为自由民。殖民主义的发展,从欧洲向非洲、美洲、澳洲的大规模殖民和侵略,何时尊重过殖民地原住民的“人权”!在几百年间的移民总额估计只有几千万人,为此消灭了美洲的马雅文明、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民族战争,外加贩卖黑奴和毒品。西方劳动分工模式的特点是以消耗资源节省劳力,结果是后果难料的创造性毁灭。当新创造的就业数量越来越少于被摧毁的就业岗位时,西方国家便逐步用国籍、签证、工作许可等各种方法限制来自贫困地区的移民。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富贵病,不得不在重体力和高科技两端依靠外来移民,造成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冲突。西方国家解决不了富贵病和就业问题,才在社会运动的压力下逐步放宽言论和选举的限制来维持现状,因为政党轮替根本不触及贫富分化问题。与其像大萧条期间动用军队镇压罢工,不如让老百姓获得抱怨的自由。西方的议会政治给政治家提供演戏的舞台,给利益集团切实的保障,在发展中国家面前重建道德形象。万事如意,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因为世上没有不衰的强权,也没有不散的盛宴。

  相比之下,中国过去30年之间,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高达2亿人。虽然其中有不少社会问题,例如户口限制、征地纠纷和教育差距,但是都在不断改善,没有发生内战和动乱。这不能不归之于中国的社会制度远比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稳定。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使中国的社会成本远比西方和东亚现代化依赖税收和私营保险的成本为低。须知,中国人口规模是全部发达国家的2倍多,而资源和基础远不及西方国家。

  (九)理解中国要从历史和全球的视野出发

  国内一些人简单化地把中国特色概括为大政府和大国企。这就无法解释中国和前苏联的差别,以及中国改革前后的差别。

  如果政府规模用政府税收占GDP的比例衡量,按维基百科的资料,中国为18%,近于印度;但是远低于福利国家瑞典(48%)、法国(45%)、德国(41%)、英国(39%)、俄国(37%)、巴西(34%)、日本(28%)、美国(27%)、和南非(27%)。中国过去30年在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上的飞速进展,主要资金来源于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如按照西方办法发债、借款或加税,中国经济增长率会大大下降。中国国有单位创造的城镇居民就业占20%,税负却比西方国家低,可见中国软约束的程度低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在危机时政府部门由于债务危机和私有企业同时裁员,加重社会压力,经济复苏缓慢。相比之下,中国国企创造的就业对社会稳定发展有重要贡献。

  所有国家都面临不断改进政府效能和企业竞争力的问题。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有改革领导力的政府。政府和企业的规模要随着技术革新和国际竞争与时俱进。先验地谈论小政府还是服务性政府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依笔者的观察,中国的中央政府部门规模远比发达国家为小。笔者观察到的例子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部门、国家统计局和药监局的规模,与发达国家无法相比,难以成为国家决策和市场监管的支柱。但是,沿海地区的镇政府建筑,不少大于解放前南京政府的总统府,规模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央政府,原因是地方政府承担了许多其他国家地方政府不管的经济发展和社区稳定的功能。中国没有西方的教会,历史上地方稳定先后依赖于宗族、单位和公社。在计划经济的单位和公社瓦解之后,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日益增多的社区功能,但又无法填补精神真空。国外华人学校逐渐演变为华人社区的核心,部分取代西方的教会功能,值得国内参考。

  四、研究中国经验是时代的使命

  从春秋战国起,中国文明的历史演化就走上一条与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不同的道路。在建立稳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实践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持续存在的古老文明。但是,中国的小农经济和经验技术,没有发展出分析科学和工业革命,才有百年来的屈辱。新中国成立头30年,在西方封锁的条件下,建成独立自主的科学工业和国防体系,在内外战争和灾荒中度过一系列难关。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又成功地融入国际劳动分工体系,迅速缩短科学技术和管理的差距。在西方文明面临人口老化、生态危机和利益集团阻碍社会改革的危机时代,中国能否走出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和国内生活方式的新路,有待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远见和智慧。认识西方文明的优点与不足,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迷思,不是为了掩盖中国的问题,而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更新。

  孔子设想过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柏拉图的理想国,统治阶级的武士必须是斯巴达式的无产者,而且接受没有个人私利或短见的哲学国王领导。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实现孔子、柏拉图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因为从事研发的科技人员创新的动力并非来自私利,而是来自兴趣和公心。科学理论的检验,不是来自独裁者的专断或多数人的投票,而是来自实验的检验。科学团体的自治给社会的自组织发展提供了原型。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获益却掌握在少数财团手中,才有无数的战争、贫困和腐败。中国过去30年的实验中,地方政府的竞争和贫富地区干部的轮换,创造了中国新的选贤任能的治理机制,成为效能政府新的典范。中国改革的不足是理论落后于实践,软件的发展落后于硬件的投资。如能把中国改革的实践制度化、程序化和理论化,中国模式的定型和传播可以期待。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西方式劳动分工节省劳力,但以消耗资源为代价,不但争夺资源引发战争不断,争夺市场造成周期性的就业危机,而且持续积累废热废料,带来全球暖化和生态危机。美国科技的力量足以毁灭地球几百次,却无力解决贫民窟的问题。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在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之道的探索才刚刚开始。[21]

  我们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极端个人主义无视生态约束,凯恩斯经济学没有结构理论,奥地利学派否认政府是自组织系统的关键组元。马克思认识到世界演化的规律,但是低估了中国和东亚的历史贡献。我们学习前人的长处,认识他们的局限,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是为了造福后代。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现代的复杂科学相结合,可以提升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并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更多决策的选择。中国的机遇、协商、试验的创新社会,可以和西方自由、民主、法制的耗能社会竞争共存,并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看不见的手”必然要代之以“自律协调之手”,因为资源有限,生命有限,但是世界的变化和人的适应力是无限的。中华民族不惧上帝,但是尊重历史的裁判。让21世纪的历史来见证西方模式与中国道路的竞争,谁更能与时俱进、善待地球吧。

  致谢

  感谢吴敬琏、何祚庥、田国强、孙迪、史正富、张维为、刘昶、崔之元、陈昕、韩毓海、潘维、金钟伟、李世默、唐毅南、陈彧葳对中国模式问题富有启发的讨论。错误之处由本人负责。

  (中国道路的争议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迷思本文源于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 2010年12月11日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的会长论坛上的讲演,在会长王艳灵教授督促下修改成文,最后定稿将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结集出版。目前网上发表的版本系朋友间流传的征求意见稿。读者如发现文中客观数据和历史事实的错误,请发邮件给 pchen@ccerpkuedu 并在主题中标明实质内容,采纳者将在适当的文章中致谢批评者。对不同意本人观点的评论,请直接在网上讨论。开放社会鼓励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事先感谢读者费心阅读我的文章。世界没有最优境界,但是可能改进得更好。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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