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再生产:探讨增长战略的可持续性

2013.05.21 10:57
来源: 《政治经济学评论》     期号: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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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数据,从工资劳动者的收入、个人消费资料获得、公共服务获得、有效劳动年限四个方面描述劳动力再生产水平,评估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增长战略在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效率,并评估劳动力再生产对资本持续积累的影响。本文的理论结论是,资本对剩余劳动的无穷尽的欲望最终难以避免地成为资本自身真正的限制,从而使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经济增长变得不可持续。政策含义是,尽管面临制造业外资迁出的威胁,《十二五规划纲要》既定的向劳动收入倾斜的分配政策应该毫不动摇地贯彻下去。

  关键词资本积累;劳动力再生产;增长可持续性

  作者:沈尤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引言

  关于中国社会“资强劳弱”的判断,学界基本没有异议。一类研究持个体主义的分析视角,从资方或劳方寻找原因及出路,涉及劳动合同、[1]工会、[1][2][3][4]罢工、[1][3]集体谈判等;[1][2][4]另一类研究从宏观环境寻找原因及出路,涉及最低工资标准、[5][6]劳动立法执法、[4][5][6]户籍等。[7][8]只有少数研究者谈到“资强劳弱”的格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用增长阶段、[9]增长模式加以解释。[7][9][10]笔者更认可最后一类把劳资关系置于一国特定时期的物质生产具体过程中加以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因为个体的博弈和宏观政策的局部调整均是一定历史条件制约下的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面活动主体的理性选择,最后一类研究构成前两类研究的逻辑起点。

  然而,最后一类研究或者依据个别工厂的调研讨论吸引外国投资、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过程中的“国家参与”和对劳动保护的“国家退出”;[10]或者只是提及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控制、城乡劳动者承担城市化进程的大部分成本、农民工的生产劳动在城市完成与结婚、生育等人口再生产在农村完成相分离等各个因素,却没有把它们当做研究的核心内容,[9]既没有具体解构某个因素,也没有把诸多因素抽象到统一的理论框架内。更重要的,只是单向地考察经济增长对劳资关系的影响是不够的,反过来,劳动力的再生产影响到整个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一、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增长战略

  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增长战略是在系统地否定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这一战略的倡导者依据西方经济学标准教科书的理论,认为“放弃与其比较优势相抵触的赶超战略,转而按照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当一个国家劳动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出口和经济的外向型程度,……选择为美国和日本企业的配套供货,而不是创立自己的品牌”,[11]是为“比较优势战略”。

  他们批评赶超战略给劳动者带来普遍的贫困,“在赶超战略下,违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结构形成矛盾。这种偏斜的产业结构大大抑制了对劳动力的吸收,形成资源利用的二元性质,使广大人民不能均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相当大规模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 [11]比较优势战略则被预言为能够引起劳动者普遍的富裕,“通过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劳动者充分就业。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工资水平则不断提高,劳动者因而可以从经济的增长中不断受益”。[11]然而,他们同时指出,“要使整个社会都能够对比较优势做出正确的反应,就需要有一个能够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要素价格结构。即在劳动力相对丰富的禀赋条件下,劳动力价格应该相对便宜”,[11]似乎并不期冀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比较优势战略的倡导者还乐观地宣布,“企业从利用其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出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反而使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加快;……人均资本拥有水平提高”,[11]忽略了剩余价值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分配的问题。

  实际上,比较优势战略有益于资本的加速积累,“如果这个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由于生产过程中使用较多廉价的劳动力,节约昂贵的资本,其产品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因而具有竞争力,利润从而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剩余量也就较大”。 [11] “如果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就会低,竞争能力就会强,创造的社会剩余也就会多,积累的量也就会大。” [11]问题是,社会剩余积累在谁的手里?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12]如汽车产业70%以上的利润被跨国公司攫取。[13]

  即使社会剩余积累主要是在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手中,真的会发生比较优势战略的倡导者预言的,“遵循这种发展战略会使我国资本快速积累,……可以不断从国外引进现成而较先进的技术来达到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13]吗”?笔者没有那么乐观地预期。一方面的理由是,关系到国家经济与军事安全的行业和领域的技术无法依赖外部获得,构成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也无法从市场交换获得。即使市场交换获得“在发达国家早已过时、拿到国内来都比现有的技术要好很多” [14]的技术,却无法交换获得创造这种技术的原创的能力,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始终被压在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底端。另一方面的理由正如巴兰在《新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揭示的,穷国积累在少数富人手中的社会剩余被用以模仿发达国家富人的消费方式,即大部分用于购买外国制造的奢侈品——汽车、服装,等等——绝少数是积累起来为发展而投资的。

  遗憾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在迎合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的跨国公司的“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中广泛采纳这种“比较优势战略”。据说,“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当地有利条件形成竞争优势,这样的产业就不需要政府扶持,可以占有很大的市场并获取利润,随后就能再投资,实现产品技术的升级,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14]“发挥比较优势,还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发展了,政府能动员的资源多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就好了……和经济增长以及政府财力越来越强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4]殊不知,最大的社会问题是普通劳动者的贫困,而贫困本身是实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假如经济增长意味着资本加速积累,政府积聚的公共资源更多地向“以脚投票”的资本倾斜,那么经济的增长和政府财力的增长不会自动“构建和谐社会”,反而只是激化劳资矛盾,经济增长本身终将变得不可持续。

  本研究尝试着用工资劳动者的收入、个人消费资料获得、公共服务获得和工资劳动者的有效劳动年限四个因素描述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评估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增长战略在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效率,并评估劳动力再生产对资本持续积累的影响。

  二、劳动力的萎缩再生产

  (一)工资劳动收入

  图1显示,1980年以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尤其是1997年以后,也就是 “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增长战略推广以后,这一比重骤降到11%~12%之间,尽管2000年以后略有回升,但始终徘徊在11%~12%之间。

  图1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80~2010年)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及《中国统计年鉴1995》计算。

  图2反映的是2010年部分省份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年总收入)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前者占后者的比重集中在15%~30%之间,少数省份可达到35%~40%,个别省份可达到50%左右。然而,即使这一低水平的最低工资标准,很多情况下也是依靠不执行法定节假日和加班工资达到的。图22010年部分省份人均最低工资收入与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及各省2010年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文件。一般同一省份规定了几档最低工资标准,取其最高者。

  图3显示,大多数年份,工资总额的实际增长速度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个别年份实际工资总额甚至出现负增长。图3工资总额实际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86~2010年)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及《中国统计年鉴1995》计算。

  从图4反映的城镇人均年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1990年接近70%,1995仍然保留在67%以上,而到了推广“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增长战略以后的2000年,骤降至57%,近两年则进一步下降到45%左右。如果把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视作主要的劳动收入,那么1990年、1995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劳动收入之和超过当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0年下降到94.6%。那一时期劳动收入分享了按人均计算的社会总产出的绝大部分。2009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劳动收入占当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73.6%,2010年进一步下降到70.3%,说明按人均计算的社会总产出被资本分享的份额在扩大。图4城镇、农村居民的人均劳动收入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

  图5企业资产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工资总额实际增长率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由于国家统计年鉴没有提供2005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以及2004年及以前各年份没有统计私营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所以只计算了部分年份的数据。

  从图5显示的数据看,各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增长率均高于工资总额实际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也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尤其是私营企业资产增长率,各年均远远高于工资总额的实际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如果把国内私营企业主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的部分也算上,资本积累速度与劳动收入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会更大。

  图6根据全社会年工资总额占资产年增长额的份额来计算相对可变资本(相对于资本积累规模的可变资本)。绝大多数年份这一数值在9/20左右,有的年份提高至13/20,个别年份则降低至1/5,甚至低于1/10,准确地说明了劳动收入相对资本积累的实际价值,也准确地说明了劳动收入和资本积累分享社会剩余的力量对比。图6部分年份工资总额占资产年增长额的比重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

  (二)工资劳动者的个人消费资料获得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描述2010年城镇居民生活状况的数据,把城镇居民家庭按照收入等级分为困难户(5%)、最低收入户(10%)、低收入户(10%)、中等偏下户(20%)、中等收入户(20%)、中等偏上户(20%)、高收入户(10%)、最高收入户(10%),其中,最低收入户(10%)包含困难户(5%)。笔者根据此基础数据,按照维持人口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必需程度,依次考察食品和居住、衣着和交通通信、医疗教育、耐用消费品四大类个人消费资料对于工资劳动者的可得性。

  1食品和居住

  根据图7显示的数据,人口再生产的必需程度排在第一位的食品和居住,在收入最低的10%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中占比约为60%,在收入最低的40%家庭的消费支出中的占比超过50%,在90%家庭的消费支出中占比超过40%,只有在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消费支出中占比在40%以下。这也就意味着,对于90%的家庭而言,40%以上的消费支出是用于解决生存首要的吃和住的。如果把这两项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与其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作比较的话,可以发现,对于收入最低的5%家庭而言,这两项支出占到消费支出的599%,同时占到其全部可支配收入的596%。这意味着要通过压缩其他类型消费支出的数量和质量来优先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也意味着这档家庭随时面临着吃不饱饭或无家可归的威胁。收入最低的10%家庭需要拿出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接近54%用于满足吃和住;收入最低的40%的家庭需要拿出全部可支配收入的40%以上来满足吃和住。对于这两档家庭,如果是夫妻双方共同养家糊口的话,假如有一方失业,这个家庭将面临吃不饱饭或无家可归的威胁。按照由低到高排序,收入等级在60%~90%的家庭以下凡提到按照收入等级在某一百分比至另一百分比区间,均为按照收入由低到高排序。 需要拿出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0%~35%来满足吃和住。这意味着这档家庭完全有能力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然而假如夫妻双方共同养家糊口的家庭有一方失业,这个家庭也会陷入贫困。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看,收入等级在10%~90%这一区段的家庭的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集中在173~211,说明夫妻双方就业抚养1~2个子女或老人是通常的情况,也就意味着前述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图72010年各收入登记城镇居民家庭食品和居住占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

  2衣着和交通通信

  图82010年各收入等级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家用汽车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人口再生产的必需程度排在第二位的衣着和交通,也包括通信,在收入最低的10%家庭和收入最高的10%家庭其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均为17%。然而,国家统计局还提供了按收入等级分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以及按收入等级分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购买主要商品数量。在衣着方面,收入最低的10%家庭人均每年购买服装417件、鞋类192双;收入最高的10%家庭人均每年购买服装1489件、鞋类401双。在交通方面,收入最低的10%家庭户均拥有摩托车019台、助力车02台、家用汽车0019台(见图8);收入最高的10%家庭户均拥有摩托车016台、助力车03台、家用汽车042台(见图8)。在通讯器材方面,收入最低10%的家庭户均拥有固定电话065 部、移动电话139部;收入最高10%的家庭户均拥有固定电话094部、移动电话223部。说明收入最低10%家庭的衣着和交通通信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低的原因是其消费的量小、档次低;反过来,收入最高10%家庭在衣着和交通通信消费方面虽然其消费的量大、档次高,但由于其全部消费性支出是最低收入户的6倍,因而这档家庭的衣着和交通通信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也偏低。收入等级在10%~90%的家庭,衣着和交通通信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在20%~28%之间,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集中在16%~19%之间。说明衣着和交通的消费支出对人口再生产的压力并不大,人们通常会量入为出。但越是贫穷的家庭,其消费的量越少,档次越低,也就意味着在越低的水平上人口再生产。

  3医疗和教育

  根据图9显示的数据,各档家庭医疗和教育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在16%~20%之间浮动,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12%~17%之间浮动,浮动的区间相对集中,这是国家财政投入基本医疗和教育服务的结果。然而,收入越低的家庭,医疗教育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与其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越接近;收入越高的家庭,医疗教育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与其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越偏离。这说明,即使有了国家提供的基本医疗和教育服务,低收入家庭能够为伤病、残疾或衰老的劳动力提供健康保健以及为年幼的潜在劳动力提供教育培训的能力仍然不足。与之相反,高收入家庭对基本的医疗和教育公共服务的依赖度很低,他们有能力额外地为自己选择更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服务,也更加注重健康和教育的水平。例如,图10和图11 的数据显示,收入最低10%的家庭,其食品支出的25%用于购买粮食,用于购买奶制品的支出只占到食品支出的8%,购买水产品的支出只占到食品支出的12%;收入最高10%的家庭,其食品支出的17%用于购买粮食,购买奶制品的支出占到其食品支出的12%,购买水产品的支出占到食品支出的23%。奶制品和水产品比重的提高,意味着优质蛋白吸入量的增加,也意味着对更高营养结构的追求。类似地,图12的数据显示,收入最高的10%家庭拥有的钢琴和其他中高档乐器是平均值的3倍,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图92010年各收入等级城镇居民家庭医疗教育占消费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图102010年城镇最低收入户(10%)的食品结构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图112010年城镇最高收入户(10%)的食品结构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图122010年各收入等级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拥有钢琴和其他中高档乐器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4耐用消费品图132010年各收入等级城镇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占消费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根据图13显示的数据,各档家庭的耐用消费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在13%~35%之间浮动,各档家庭的耐用消费品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集中在13%~22%之间。说明耐用消费品对人口再生产的压力并不大,人们通常会量入为出。

  四大类支出分析的一个共同点是,收入越低的家庭,各类支出占全部可支配收入与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越接近。例如收入最低的10%家庭在衣着和交通通信、教育医疗、耐用消费品支出方面,两个比重的差值均在0~1%之间,食品和住房支出方面两个比重的差值也在6%。说明这一档城镇居民家庭几乎没有储蓄能力,也就没有用于应对突发事件的预防性货币储备。收入越高的家庭,各类支出占全部可支配收入与占消费支出的比重离差越大,佐证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概念,也说明提高内需的根本是增加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

  (三)工资劳动者的公共提供的获得——住房为例

  购房或租赁是普通工资劳动者最无力承受的人口再生产的必需支出。因而,以住房为例,劳动力再生产中用于居住的支出是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政府的公共住房支出本来就来自于劳动者创造而被剥夺的剩余价值。如果政府大幅度地削减必要的居住条件的社会提供,等于是向雇佣劳动者转嫁了劳动力社会再生产的成本。

  根据表1的测算,为了达到全国平均的住房条件,假设城镇居民家庭将扣除必要的食品居住、教育医疗、衣着交通通信以及耐用消费品之外的全部可支配收入用于购买商品房,假设有效工作时间从20岁到60岁,按40年计算,并假设全部家庭成员在有效工作年龄均参加就业,那么最低收入10%的城镇居民家庭用时197年,需要49代人;收入等级在10%~20%的家庭,用时66年,需要17代人;收入等级在20%~40%的城镇居民家庭,用时43年,需要11代人;收入等级在40%~60%的城镇居民家庭,用时29年,从20岁工作到59岁,几乎一代人。也就是说,60%的城镇中低收入家庭,需要以1代或2代人(甚至5代人)的终生积蓄去负担中等水平的商品住宅(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城市人均住宅面积和2010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平均价格计算)。只有收入等级在60%及以上的城镇居民家庭,才有能力以比较合理的劳动年限购买中等水平商品住宅。此外,这些分析建立在未来30~50年内房价涨幅与劳动收入涨幅同步的基础之上,而这基本上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假设。

  表12010年各收入等级城镇居民家庭购买社会平均水平的商品房需要的年限单位:元指标按收入等级分最低收入户

  (10%)低收入户

  (10%)中等偏下户

  (20%)中等收入户

  (20%)中等偏上户

  (20%)高收入户

  (10%)最高收入户

  (10%)人均购房支出①=316×5 033159 043159 043159 043159 043159 043159 043159 043人均可支配收入(元)②5 94819 285312 702117 22423 188931 04451 4316续表

  指标按收入等级分最低收入户

  (10%)低收入户

  (10%)中等偏下户

  (20%)中等收入户

  (20%)中等偏上户

  (20%)高收入户

  (10%)最高收入户

  (10%)人均食品、居住类支出(元)③3 18164 02184 95606 03417 21448 756011 5500人均教育、医疗类支出(元)④90791 22501 67572 28593 06164 05336 3581人均衣着交通通信类支出(元)⑤96181 47382 12783 02874 14455 85739 9192人均耐用消费品支出(元)⑥908153523973659496668351 1129扣除家庭必要开支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元)⑦=②-③-④-⑤-⑥80602 41123 70295 50948 271911 693822 4916购房年限(年)

  ⑧=①/⑦197 66 43 29 19 14 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根据《2010年统计公报》,2010年城市人均住宅面积为316平方米,2010全年7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均价为5 033元/平方米。

  这就提示政策制定者,若要解决60%的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体面居住,依靠他们自己的劳动收入和储蓄是不可能的;依靠住房贷款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住房贷款仍然以未来的劳动收入偿还,加上贷款利息,购房年限只会更长。实现收入等级在60%及以下的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体面居住唯一可行的途径是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那么我们首先分析保障性购房(经济适用房)的提供。保

  障范围覆盖到最低收入60%的城镇居民家庭比较合适,从表2提及的样本城市来看,目前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是经济最发达的少数地方政府(广州、南京、上海)。多数样本城市只覆盖到最低收入40%及以下、最低收入20%及以下、甚至最低收入10%及以下的城镇居民家庭,没有考虑到有购房意愿却没有能力购买商品房的20%~50%的中低收入城镇居民家庭。表22010年部分城市经济适用房基准价格及保障对象城市2010年每平米基准价格保障范围月人均可

  支配收入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月人均

  收入年人均

  收入完全被纳入保障范围的收入等级完全被排斥保障范围的收入等级武汉3 0504004 800**最低收入户(10%)最低收入户(10%)以上郑州2 537**7509 000最低收入户(10%)低收入户(20%)及以上三亚3 0598 760105 120**低收入户(20%)低收入户(40%)及以上顺德2 000**96011 520低收入户(20%)低收入户(40%)及以上北京

  (三入户)5 000*15 100**低收入户(40%)低收入户(60%)及以上成都3 000***16 667低收入户(40%)低收入户(60%)及以上广州4 000*18 287**低收入户(60%)低收入户(80%)及以上南京4 230**1 70020 400低收入)户(60%低收入户(80%)及以上上海8 500*19 200**低收入户(60%)低收入户(80%)及以上资料来源:样本城市公布的相关文件。

  经济适用房的实际销售价格在基准价格的基础上还有一定比例的上浮。即使按照表2的样本城市经济适用房基准价格的均值计算,根据表3的测算,如果各地方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住宅面积达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城市人均住宅面积的话,最低收入10%的城镇居民家庭仍然需用时154年,即39代人的劳动收入;收入等级在10%~20%的城镇居民家庭用时52年,13代人;收入等级在20%~40%的城镇居民家庭用时34年,从20岁工作到54岁,几乎一代人终生的积蓄;只有收入等级40%~60%的城镇居民家庭才能够以20岁工作到43岁为代价,在中年的时候实现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愿望。并且,这里的分析建立在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在30~40年内与劳动收入同步增长的前提之上,这一前提显然也是不切实际的。表32010年各收入等级城镇居民家庭购买经济适用房需要的年限指标最低收入户(10%)低收入户(10%)中等偏下户(20%)中等收入户(20%)样本城市经济适用房基准价格的均值(元/平米)⑧3 9313 9313 9313 931人均购房支出⑨=⑧*316124 220124 220124 220124 220扣除家庭必要开支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元)⑦=②-③-④-⑤-⑥80602 41123 70295 5094购买经济适用房年限⑩=⑨/⑦154523423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及样本城市公布的相关文件计算。

  因此,保障性住房的提供应该非常重视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其功能是帮助那些在分配格局没有改观时,根本没有能力以一代人的劳动收入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城镇居民家庭实现体面居住;也面向那些需要几十年、至少十几年的储蓄才能凑齐经济适用房的购房款或首付款的城镇居民家庭,帮助其在储蓄期间实现体面居住。然而,从表4的样本城市制定的廉租房保障范围看,只有上海完全实现了上述两大功能。样本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只把最低收入10%的居民家庭完全纳入廉租房保障范围,收入等级在20%及以上的居民家庭被排斥在保障范围之内。甚至个别城市的廉租房只覆盖最低收入5%的居民家庭,收入等级在10%及以上的居民家庭都被排斥在外。这也就意味着那些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储蓄才有能力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家庭被迫租赁按照市场价格决定的私人住房,进一步地降低了这部分家庭的储蓄能力。表42010年部分城市廉租房保障对象廉租房保障范围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元)月人均

  收入(元)年人均

  收入(元)完全纳入保障

  范围的收入等级完全被排斥保障

  范围的收入等级上海19 200**低收入户(60%)低收入户(80%)及以上青岛*6107 320最低收入户(10%)低收入户(20%)及以上郑州*7509 000最低收入户(10%)低收入户(20%)及以上三亚**8 760最低收入户(10%)低收入户(20%)及以上成都**8 5106最低收入户(10%)低收入户(20%)及以上广州7 680**最低收入户(10%)低收入户(20%)及以上天津*8009 600最低收入户(10%)低收入户(20%)及以上太原*6607 920最低收入户(10%)低收入户(20%)及以上北京(三入户)**6 3465最低收入户(5%)低收入户(10%)及以上资料来源;各城市公布的相关文件。

  此外,购买经济适用房、租赁廉租房还有户籍要求,这就把从其他城市或农村迁移过来的劳动者的代际再生产的很大一部分排斥在外,尽管他们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积累在本地。地方政府理应拿出他们的劳动剩余的一部分实现这部分劳动者的体面居住,也满足这部分劳动者把父母和子女接到身边的愿望,使下一代劳动者的抚养和教育、衰老劳动力的扶养在更和谐的条件下进行。这不仅是移民劳动者家庭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维护良好的社会道德而理应解决的问题。

  (四)工资劳动者的有效劳动年限

  1劳动保护的缺失国家安监总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的煤炭产量已占到世界煤炭总产量的35%,死亡的劳工人数却占全世界煤矿死亡总人数的80%以上;[15]2010年,中国的煤炭产量已占到世界煤炭总产量的37%,死亡的劳工人数仍占全世界煤矿死亡总人数的70%[16]。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近10年全国煤矿安全事故死亡总人数为47 902人,平均年死亡4 790人。根据测算,中国的2002~2003年的千人死亡率约为398,[17]2009年的千人死亡率约为23。2009年中国煤炭产量为305亿吨,当年中国煤炭安全事故造成2 631人死亡(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数据),暂且认为中国煤矿的人均工效为10吨/工,中国平均每个矿工一年采煤为10×264=2 640(吨),天数是按照煤炭行业每月工作22天的标准来算的,那么中国煤炭行业下井的人数为305×100 000 000/2 640=1 155 30303人,取为1 155 303人,那么煤炭行业2009年的千人死亡率为2 631÷1 155 303×1 000=2277 3人,取为23人。 比较世界主要产煤国家,波兰2001~2003年每年硬煤煤矿的千人死亡率在02左右,所有矿山的千人死亡率则低于02。美国目前每年的煤矿千人死亡率为03左右,澳大利亚2003年甚至实现了煤矿开采零死亡的目标。英国19世纪60年代千人死亡率为5,20世纪初为16,20世纪50年代为1,2002~2005年为零。2003年,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煤炭组织(ICO)谴责中国煤炭企业在缺乏应有的劳动保护下让煤矿工人从事煤炭生产,造成日均5人死于矿难的纪录,名列世界各国煤炭行业事故死亡率之首。

  即使从矿难中逃生,因矿难受伤的矿工可能遭遇烧伤、爆震伤、各种外伤、化学中毒等并存的复合伤,中毒、骨折骨裂、脏器受损,甚至瘫痪、截肢、失明,落下终身的残疾,丧失劳动能力。[18]

  除了生产事故的致死致残,还有职业病。还是以煤炭工业为例,根据官方的数据,2010年我国煤矿有265万接尘人员,每年有57万人患上尘肺病,由于长期工作在粉尘环境,吸入大量游离二氧化硅等粉尘,肺组织会逐渐纤维化,以至于肺部功能丧失,造成咳嗽、咳痰、胸痛,呼吸困难,甚至会因为无法呼吸而窒息死亡。病人即使脱离粉尘作业场所,病变也会继续发展。目前国内外尚无理想的治疗方法。 因尘肺病死亡的则有6 000余人,每天患尘肺病死亡的人数是矿难的2倍;山西全省累计查出煤矿尘肺病患者36万名,占全省总人口的1‰。[19]截至2005年年底,来到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尘肺病康复中心治疗的尘肺病患者年龄最小的仅32岁,一般集中在40岁左右。[20]年轻的矿工在面临养家糊口和健康的选择时,大多数人为了养家糊口而无力保护自己的健康;步入中年、丧失劳动能力以后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和及时治疗,用全部的微薄的积蓄换取健康。根据卫生部提供的官方数据,我国有30多个行业超过1 600万家有毒有害企业的大约2亿劳动者遭受各类职业病的危害。[21]

  煤炭工业矿工的最佳服务年龄不超过35周岁,[22]大型煤矿的招工年龄一般集中在18~35周岁,[23]个别煤矿甚至大量使用18周岁以下的矿工,[24]服役劳动者的年龄普遍集中在20~45岁。

  生产事故和职业病的高发均是劳动防护缺失的结果,实质在于压缩劳动防护成本,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仍以煤炭工业为例,一个年产100万吨的矿井从高瓦斯矿井升级到突出矿井,安全投资要增加5 000万~1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生产过程中的投入。[25]44年来中国煤炭行业发生最大安全事故的陈家山煤矿井下装有瓦斯探头,可随时监测瓦斯浓度,井下电监测头直通地面调度室,但因为“怕仪器报警影响生产”,负责监督瓦斯的人常常会到井下用塑料袋包住探头。[25]防治尘肺病最根本的手段是改革工艺过程、革新生产设备,如遥控操纵、计算机控制、隔室监控等,或采用密闭尘源与局部抽风相结合,防止粉尘外逸,[26]而这需要巨额的不变资本投入。

  劳动保护的缺失也归因于地方安监部门规定的伤亡劳工或家属赔偿金远远低于劳动防护的成本,执行力度不足。究其原因,第一,确如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李铁映副委员长在关于检查安全生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指称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个人腐败。[27]第二,更制度化的原因是,地方政府“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增长战略的实施。山西省自2002年以来,由于煤炭行业的蓬勃发展,财政收入逐年递增,全省GDP从2002年的290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1 04801亿元。山西首次进入全国财政总收入千亿元省市的行列,同时山西也成为财政收入增速全国第一的省份。[28]

  2劳动过程的去技能化

  中国工业融入世界生产体系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加工贸易承接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在跨国公司的要求和指导下进行生产;二是由跨国公司直接在中国设厂生产。无论何者,都把泰勒制和福特制以及后福特制的劳动过程介绍进来,改造传统的手工业劳动过程。

  不同于手工业劳动过程强调劳动者的相对自主性、手艺的灵巧性,依赖于劳动者对劳动条件的控制,泰勒制和福特制的整个劳动过程彻底贯彻机械化原则,机器体系把劳动工具和劳动者完全地结合在一起,使之共同臣服于机器的运行节奏,强制性地取消了劳动者因疲劳等原因而可能出现的劳动的中断或停滞,极大地提高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能力。工人不再是使用劳动工具的主体,而变成了机器这一新的劳动工具的附属物。后福特制的劳动过程开创了用数码控制的机器母体管理其自身运作的新的劳动范式,把劳动过程从劳动者的技术控制中游离出来,劳动者不仅和劳动资料分离,而且进一步地与劳动技术和劳动内容分离,自动化的生产控制对工人技术熟练程度的要求进一步地降低,排挤有个性的技术工人。

  在高强度的劳动状态下长期隶属于统一的劳动节奏,单调重复劳动,再加上对劳动者休息时间的不断削减,使越来越多的工人出现了身体和大脑的疲劳以及各种精神疾病,削减了工人可以服役的有效劳动年限,使一线操作工的招聘年龄集中在18~40岁。

  泰勒制、福特制以及后福特制生产把劳动过程的规划、组织管理与体力执行割裂为两个分离的阶段。在跨国公司内部,越高阶的规划、组织管理工作越是主要地在跨国公司的母国完成,或者主要地由来自母国的职员完成,东道国的劳动者因为弱势的身份而被先验地排斥出高技术的、依赖于长期经验积累的职位。类似的垂直分工同样适合于解释承接产业转移的民族企业参与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性质。上游的跨国公司控制了技术研发、产品规划和品牌管理,民族企业只负责执行大规模的工业品制造。因而,即使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潜在的复杂劳动力,无论雇佣劳动于跨国公司抑或民族企业,都被大量隔离在高技术的昂贵劳动力之外,而被迫竞争无技术的、大量后备军能够胜任的、对工作经验没有要求的简单脑力劳动甚至体力劳动岗位。工作总是分配给最便宜的劳动力,所以,投入大量教育培训费用或长期经验积累的工资劳动者除非接受类似于非熟练的、简单劳动力的报酬与等级,否则不易得到雇用机会。劳动过程的去技能化是导致劳动工资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整体上持续降低的重要的技术因素。

  三、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再生产——增长可持续性的基础

  (一)资本积累受益于劳动力萎缩的再生产

  马克思详细考察过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英国的雇佣劳动力萎缩再生产。他详细考察了19世纪60年代较之50年代必要的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数字、棉纺织工人的营养状况、农业工人的营养状况、伦敦的城市建筑的扩展美化与工人居住条件的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合人居住、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流动劳动力居住的临时村落、保护煤矿和矿山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等等。[1]他还利用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的英国调查委员的报告,研究了制陶业和火柴制造业工人的职业病、食物掺假、铁路员工的过度劳动(每天劳动时间14、18甚至20小时、在旅客特别拥挤的时候连续工作40~50小时)造成的一次几百名旅客丧身的车祸、栖居在太小又不通风的寝室并在过分拥挤的工作室里劳动时间过长的女时装工的过度劳累致死,等等。

  对于资本积累而言,“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值。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竭的有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维持正常状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可能达到最大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29](P305307)“工人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29](P281)

  马克思还谈到当时资本主义生产不发达的德国和北美的情况。“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指德国,笔者注)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29](P8)“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野蛮暴行之上,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因此,在美国南部各州,当生产的目的主要是直接满足本地需要时,黑人劳动还带有一种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随着棉花出口变成这些州的切身利益,黑人所从事的有时只要7年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 [29](P272)。“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29](P308)

  从个人消费资料的获得、公共提供的获得、劳动过程的防护诸方面考察,当今的中国,普通工薪阶层的劳动力再生产尽管比起马克思考察的19世纪的英国、德国、美国的工人绝对水平要高出许多;但与资本积累的规模比较起来,国内私人资本积累规模从改革起步时的几乎为零,积累到2010年的116 86783亿元。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提供外资从中国汇回母国的利润规模。即使仅考虑工资劳动收入与私人资本积累规模的比例,就已相当悬殊。 劳动力的再生产在相对萎缩的水平上进行。

  然而,马克思旋即指出,资本对劳动的残酷性无关乎资本家个人的道德、人性和教养,这种残酷性植根于市场交换的制度。“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但是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29](P272)反过来说,实行市场交换制度的结果使得交换价值在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地位,因而对剩余劳动的欲望是趋向于无穷大的。

  (二)节制资本对剩余劳动的欲望——可持续的增长战略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对剩余劳动的无穷尽的欲望最终难以避免地“成为资本自身真正的限制”。关于这一点,从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两个角度均可得到说明。

  第一,从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工资是“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费用”,即“仅能够明天也能努力工作的钱”。[29](P307)这笔费用不仅包括吃、住、睡,即肉体和生理方面的花销,也包括满足与该国历史的、道德的水平相符的精神需要的花销。只有这些都得到满足,一个人第二天才能健康地工作。从单个工资劳动者个体的角度出发,“既然资本无限度地追逐自行增值,必然使工作日延长到违反自然的程度,从而缩短工人的寿命,缩短他们的劳动力发挥作用的时间,那么已经消费掉的劳动力就必须更加迅速地得到补偿,这样,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上就要花更多的费用,正像一台机器磨损得越快,每天要再生产的那一部分机器价值也就越大”。 [29](P307)如果劳动者的数量是有限的,那么资本为了自身的利益,看来也需要规定一种“正常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条件。

  可是,资本面对的不是单个的工资劳动者,而是似乎无穷尽的工资劳动者的群体。 “我们已经听到,过度劳动使伦敦的面包工人不断丧生,可是伦敦的劳动市场总是挤满来自德国和其他地方的人,等着去面包房送死。我们已经看到,陶器业是工人寿命最短的行业之一。但是陶工是不是因此就缺少呢”?[29](P308)“过剩人口,即同资本吸收活劳动的能力相比较而言的过剩人口,是经常存在的,虽然这些过剩人口代代发育不良、寿命短促、更替迅速,可以说尚未成熟就被摘掉”。[30](P444)所以,尽管理论上工人人口的萎缩再生产的极限迟早耗竭资本增值的源泉,但资本从个体主义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绝不会自觉地节制对剩余劳动的欲望。

  然而,马克思以毋庸置疑的口吻提醒道,“也有必要把工厂劳动限制一下,这正像有必要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一样。同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30](P443)他触目惊心地描述了国家的生命力是怎样遭受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摧残的。“经验向有头脑的观察者表明:虽然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生产几乎是昨天才诞生的,但是它已经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工业人口的衰退只是由于不断从农村吸收自然生长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缓慢下来;甚至农业工人,尽管他们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尽管在他们中间自然选择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生存)起着无限的作用,也已经开始衰退了。有如此‘好理由’来否认自己周围一代工人的苦难的资本,在自己的实际运动中不理会人类在未来将退化并将不免终于灭绝的前途,就像它不理会地球可能和太阳相撞一样。……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29](P310)

  第二,从剩余价值实现的角度出发,工资劳动阶层低下的收入能力和萎缩的再生产能力根本地决定了社会对资本生产的产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不足。“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不一致。” [31](P285)

  基于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两方面的理由,哪怕只是为了维护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可持续性,资本也必须克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欲。然而,“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29](P311)但是,即使社会也不会自动地迫使资本关心劳工,资本的让步是工人集体有意识地维护自身权益的结果。马克思详细考察了英国“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包括《防止饮食品掺假法》、“自由的”面包业接受国家视察员的监督,1833~1864年《工厂法》的立法斗争,等等。他的结论是,“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 [29]( P349)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尽管“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资本积累的“发展阶段”,[29](P10)但各级政府政策的落脚点在于“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29](P10)即减轻普通工资劳动者为国民财富的积累而承受的痛苦,始终把维护普通工资劳动者的利益作为执政的基础。维护普通工资劳动者的利益并不等于放弃经济增长;恰恰相反,“对于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业来说,生产资料生产得不是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全部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在生产效率最大的情况下劳动,就是说,要使他们的绝对劳动时间能够由于劳动时间内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数量和效率而得到缩短,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还很不够。” [31](P287)所以,维护普通工资劳动者的利益首先要发展生产;同时,与经济增长一样重要的,是提高劳动收入在社会总产出中的份额,达到工资劳动者体面生活的水准。这不但不会破坏资本积累,而且是遵循资本运转规律的克制且再正当不过的要求,资本依旧可以依靠剩余价值正常地积累。

  四、结语

  2011年8月初,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报告《“美国制造”归来——为什么制造业回流美国》。根据这份报告,“Miken”碳纤维棒球棒的生产已经从番禺撤回到美国本土;安全器材“First Alert”的生产也转移回了美国。根据后续报道,耳机生产商Sleek Audio近期将生产业务回迁到美国佛罗里达州;玩具生产商WhamO决定将50%的飞盘和呼啦圈订单在美国国内生产;发光二极管灯泡生产商Seesmart LED公司在中国有生产基地,如今却正筹备将其整个海外业务迁回美国;百事可乐将已在内地经营了十多年的24家瓶装厂打包出售;ATM供应巨头NCR已经把部分ATM机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美国佐治亚州;世界500强企业卡特彼勒也已准备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中南部的维多利亚市开设新工厂。国内主流媒体和经济学家开始担忧高端制造流向制造业基础良好的美国本土,低端制造业流向成本更低的周边国家。各种分析绕不开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工人迅速的加薪。2011年3月发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作出战略性调整,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妥善处理劳资关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民生建设提高到重点保障的高度。在外资制造业迁出的威胁下,向劳动收入倾斜地分配调整还要继续下去吗?

  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增长战略的实质是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体系对外围国家的定位。在中心国家,工资“既是一种成本又是能产生对模式运转很重要的需求的一种收入”;而在外围国家,工资“仅仅表现为一种成本,需求则来自其他方面——或者来自国外,或者来自社会特权阶层的收入”。[32](P162)向外围国家直接投资、外包转包、合资合营等资本输出手段,是中心国家的资本抵抗利润率下降的最重要的手段。随着承接产业转移的外围国家的工资也开始增长,又一次地挤压利润时,来自中心国家的资本将再一次地向劳动剥削程度更高、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更低的其他外围国家转移,或者向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相当或稍高、劳动生产率高出数倍的中心国家回流。

  大幅提高劳动收入在社会总产出中的份额,放弃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增长战略,可能暂时会引起部分劳动密集型外资的撤出。然而,两害相权取其轻。假如继续把更多的社会剩余分割给资本,尤其是外资,普通工薪阶层的劳动力再生产能力势必随着资本的膨胀带来的物价上涨而进一步地萎缩。中国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不仅无法摆脱,还会进一步地加深。一个缺乏与生产能力相匹配的内部消费能力的经济体,即使是“世界的工厂”,它的生产始终只能按照与中心国家市场相适应的程度进行生产,它的消费只能按照中心国家资本积累的要求进行消费。以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中国应该拥有一个相匹配的国内市场,不仅有充足的购买力消化产出,而且伴随消费能力的提高,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需求会引导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升级。一个有容量和内涵的国内市场对于产业竞争力培养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自主创新。而劳动力再生产能力的提高,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伴随着同步地提高,会培养出一代更具责任心和创造力的劳动者队伍。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劳动的竞争,也就是劳动者的竞争。一个善待自己的劳动者的社会,可以获得持久不竭的增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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