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批判

——从马克思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

2013.05.21 14:49
来源: 《政治经济学评论》     期号:     作者: 范瑛
字号:【

  内容提要: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股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空间批判思潮,它将马克思学说引入空间研究领域继而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空间研究范式。自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批判思潮兴起以来,引发了哲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空间转向”,也引致学者从空间研究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进行评价。本文从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两个方面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的贡献,从城市空间批判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关键词:城市空间;批判;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

  作 者:范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博士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城市研究所副教授。

  20 世纪60 年代后期,面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的城市危机,以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和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等为主要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学者将空间意识和空间秩序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了新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的新马克思主义,是“出现在20世纪西方发达资主义国家的、有比马克思主义远为复杂的西方文化思想渊源的、形式和主题都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社会思想。参见周穗明:“‘新马克思主义’百年纵横的历史总结与理论探讨——《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代序”,《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1期。]独树一帜的空间批判理论,使得对空间性的关注重新回到哲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视野,从而引起了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 胡大平:“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研究将空间纳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野,使空间的涵义远远超出了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演变的场所的传统意义,主张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政治关系和社会运动的基础上理解空间。列斐伏尔指出,由于生产力的成长和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已经转向为空间本身的生产,“自然空间已经无可挽回的消失了”。他理解的空间是一种生产资料,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也在生产中被消费。因此“在目前的生产方式里,社会空间被列为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列为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特别是其再生产的一部分”[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47-51页。]。戴维·哈维将城市空间看作是资本作用的产物:“城市空间的本质是一种建构环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建构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是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是资本本身的发展需要创建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的人文物质景观的后果”[ 张应祥、蔡禾:“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述评”,《学术研究》2006年第3期。]。爱德华·索亚指出:“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又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结果;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预先假定,又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具体化。”[ 爱德华·索亚,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21、197页。]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研究,结合时代发展和城市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具体和深化,批判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使得“被西方法西斯主义和冷战与东方斯大林主义所削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重新进入了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阵地。[ 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81页。]

  一、马克思主义:“空间的空场”?

  尽管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批判理论处处再现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芒和理性力量,但其空间批判理论首先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上的。正如卡斯特尔所言,新马克思主义就空间批判这一命题而言,马克思主义常常面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一个“空间的空场”、“空间长期被湮没在历史唯物主义所编织的时间维度中”的非难。

  戴维·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被认为“甚至比马克思本人更为成功地将其思想与城市和现代生活紧密相联”[ 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8页。]。但他也指出了马克思对地理因素的忽视:“马克思经常在自己的作品里接受空间和位置的重要性,但是地理的变化被视为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性’而被排除在外。他未能在自己的思想里建立起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明显地具有地理和空间的观点,这因此破坏了他的政治视野和理论”[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3页。]。爱德华·索亚认为,“社会行为的空间偶然性主要被简化为拜物教化和虚妄的意识,在马克思那里从未得到过一种有效的唯物主义解释”[ 爱德华·索亚,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192 页。];“《资本论》中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一直被包裹于各种简单化的的假定:一种封闭的民族经济和一种本质上是无空间的资本主义”[ 爱德华·索亚,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30页。]。

  对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展开了积极地回应,他们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对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空间思想进行了再解读,探讨了马克思思想中的空间经济思想、社会空间思想和时空观等问题。有学者指出:所谓马克思研究的是“无空间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典型的误解。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中,在其劳动价值论中,马克思的研究是在时间和空间相统一下的视角下展开的”[ 闫军印:“马克思空间经济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甘肃理论学刊》,2010年第1期。];“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中将‘城市空间’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视野中,‘城市空间’由此具有了社会历史性,并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一个重要视角”[ 李春敏:“城市与空间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城市思想新探”,《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6期。]。

  从空间角度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回溯和再解读,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包括商品生产、劳动等概念的本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剩余价值学说、地租理论、城乡对立以及阶级斗争学说在内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极富创造性的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空间的空场”的反复的学术论证,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新的研究热潮,并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讨论和关注。然而,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似乎已经将马克思主义对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贡献限制在是否提供了有关空间问题的直接论证的一隅之地,而让人忽视了更为重要的其他方面。事实上,相对于有关空间问题的直接阐述,马克思主义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更在于广博深厚的理论基础、犀利有力的批判武器、理性思辨的方法论以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正如马克思本人实际上没有撰写过任何关于城市的著作,但却极大地影响了20 世纪60年代以后的城市研究一样。[ 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二、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空间批判的理论基础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延伸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基于社会的物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广泛吸收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生产、劳动、剩余价值、资本积累、阶级斗争、国家理论等方面的精辟见解,将马克思对社会的基本关注同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的发展与观察联系在一起。尽管切入点不尽相同,有的从城市经济,有的从公共消费,有的从社会运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也各不一样,哈维广泛而大量的直接引用和阐释马克思经典理论和观点,卡斯特尔、列斐伏尔和索亚更倾向于部分的借鉴和更新马克思主义,但他们的研究都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借鉴、引申和发展。而就城市空间批判这一命题而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城市的本质、土地与城市空间的资本逻辑、劳动分工与资本的全球扩张以及城市中的阶级斗争等方面的经典论述成为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代城市空间批判的理论基石与灵感源泉。

  1. 资本关系——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灵魂。

  马克思认为城市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地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页。]。因此,资本关系成为驾驭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灵魂。“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2页。]

  正如马克思认为任何近代城市现象都应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寻找原因,新马克思主义也将城市的本质指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列斐伏尔指出“城市化是对现代性空间化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战略性‘规划’的概括性比喻,而正是这一切才使得资本主义得以延续,得以成功地再生产其基本的生产关系”。[ 爱德华·W·索亚,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7 页。]在这一基础上,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在他看来,空间被抽象地赋予生产资料和控制手段的二重性,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资产阶级的地理使命,便是在逐步扩大的地理规模上再生产阶级和生产关系。也就是说,空间沿着有利于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轨迹被创造。

  正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借助霸权、追逐自身利益一样,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组织形式也同样是牺牲劳动者利益,有利于资本家的个人利益。城市中建筑空间格局的形成是以增强统治阶级权利为前提的,城市中心区位提供给最富有的资本家控制社会其他部门的机会,在这个简单的事实中体现着中心位置与权力的集聚[安东尼·奥洛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曾茂娟、任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卡斯特尔也主张对城市发展起作用的真正因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和斗争,即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安东尼·奥洛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曾茂娟、任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页。]。他主张将城市空间视为劳动力实现再生产的空间,研究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内发生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城市社会运动,而这种社会运动于现代社会的象征意义与马克思倡导的工人革命对于资本主义的意义是一致的。

  2. 土地与城市空间的资本逻辑

  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城市空间是资本积累的主要场所。生产要素的空间聚集是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的重要条件。“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8页。]城市也因而成为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载体。“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由于建筑业中和机器制造业中的竞争,在这种一切都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业,比起不仅建筑材料和机器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而且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也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比较遥远的地方,花费比较少的钱就行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1页。]

  马克思深入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土地和空间参与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作用。“社会上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要求一种贡赋,作为后者在地球上居住的权利的代价,因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土地,剥削地下资源,剥削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不仅人口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住宅需要的增大,而且固定资本的发展(这种固定资本或者合并在土地中,或者扎根在土地中,建立在土地上,如所有工业建筑物、铁路、货栈、工厂建筑物、船坞等等),都必然会提高建筑地段的地租。……在这里,要考察两个要素:一方面,土地为了再生产或采掘的目的而被利用;另一方面,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从这两个方面,土地所有权都要求得到它的贡赋。对建筑地段的需求,会提高土地作为空间和地基的价值,而对土地的各种可用作建筑材料用的要素的需求,同时也会因此增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下,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72页。]

  循着马克思城市土地和空间的资本逻辑,新马克思主义将经济因素引入城市空间分析。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是一种生产资料,“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生产与产物之中。都市结构挟其沟通与交换的多重网络,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火车站等)乃是资本的一部分”[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47-51页。]。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周期性的原理向来为学界所熟知,哈维正是据此提出了资本三级循环的观点,从工业生产、城市建设和科技与社会投入三个方面来解释资本运动与城市空间发展的关系。哈维还将城市土地和房产与马克思定义的商品概念联系起来,他认为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的本质是理解现代城市中居民与资本家的斗争的关键。土地和房产是两种商品,业主希望使用自己的房屋和土地,这是其使用价值的体现,而房产开发商购买土地用作开发则是其交换价值的体现[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3, chapter 5.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Baltimore: Jone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apter 1.]。因此,城市居民与资本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由商品的本质所决定的。

  对于马克思关于土地与城市空间引入资本概念的理论贡献,卡斯特尔评价说:“对人类生态主义的物质决定论,或沃斯理论的文化理想主义来说,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将城市和空间解释为资本的逻辑。重新将经济因素引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化分析,对在空间分析中经常忽视这个因素一直是一种有益的提醒。”[ 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6页。]

  3. 劳动分工与资本全球扩张

  马克思关于劳动分工和资本全球扩张的分析或许是马克思主义中跟空间最为直接相关的部分了。在资本逻辑推动下,资本运行逐渐从城市内部,到城市之间,最终扩展到全球空间。从内部来说,大城市的兴起和快速的工业化使得城市统治了乡村。“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马克思对资本的扩张性进行了精当的阐释。他在《1857年- 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曾明确指出:“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16页。]“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页。]

  詹姆逊指出:“正如马克思在《纲要》中所揭示的,资本必然倾向于一种全球范围的市场,这一学说今天对我们远不像在现代时期那么抽象;它指出了一种观念上的现实,不论理论还是文化,都必须马上提到自己的日程上来。”[ 詹姆逊,胡亚敏等译:《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6页。]从资本的逻辑出发,詹姆逊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分为“古典或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跨国或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三个阶段。哈维指出“‘通过时间消灭空间’深深地嵌入在资本积累的逻辑中,并伴随着空间关系中虽然常显粗糙但却持续的转型,这些转型刻画了资产阶级时代(从收费公路到铁路、公路、空中旅行,直至赛伯空间)的历史地理特征。”[ 戴维·哈维,胡大平译:《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页。]他提出了“空间转移”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把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社会形态非均衡地嵌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来寻求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解决,这样就创建了资本积累的全球历史地理学[ 戴维·哈维,胡大平译:《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4. 城市与阶级斗争

  马克思指出城市的聚集效应促进了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所不堪忍受的东西”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8页。]城市不仅是工人阶级工作和生活的聚集地,也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场所,城市中充斥着不断激化的阶级矛盾。“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病患,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病的真实本质和治疗方法。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它们推动社会意识的发展,工人绝不会像现在进步得这样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8页。]

  哈维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坚持认为资产阶级革命使农村屈从于城市,认为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为更加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治奠定了基础,这个主张非常重要。……不管我们对《宣言》关于这些动态的概括如何挑剔,那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 戴维·哈维,胡大平译:《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页。]他将之理解为空间组织在阶级斗争中的非中立性,并引申出在无产阶级在城市中凝聚力量的同时,资产阶级业也发展了其城市空间策略,从地理上分散、瓦解他们,将“社会公正”的概念引入了空间研究领域。

  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城市社会,阶级斗争的焦点已经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时代。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伴随着空间资本主义殖民化以及集体消费的出现,城市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也表现出新形式,对城市空间的使用成为城市阶级斗争的重要部分。卡斯特尔提出了“集体消费”的概念,从维持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理解城市住宅、医疗设施、社会设施等集体消费品。他将城市集体消费问题引发的城市社会反抗和斗争称为城市社会运动,并指出这种对社会统治的反抗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城市和社会产生了主要的影响[ Manuel Castells,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Adward Arnold, 1983. P212-329]。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今时更甚以往,阶级斗争介入了空间的生产只有阶级冲突能够阻止抽象空间蔓延全球,抹除所有的空间性差异。只有阶级行动能够制造差异,并反抗内在于经济成长的策略、逻辑与系统。” [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50页。]

  马克思主义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批判的理论依托和灵感来源,它为城市空间批判提供了广博而深厚的理论基础,其很多观点和理论成为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基础和灵魂,上文所具仅是其中代表性的一小部分。可以肯定的是,尽管新马克思主义有着比马克思主义更为复杂广泛的思想渊源,但其空间批判理论是直接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启迪的。正如西方学者所评价的那样:“以马克思丰富而深刻的理论见解为基础,新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城市及其不同形态上具有无限的潜力。”[安东尼·奥洛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曾茂娟、任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9页。]

  三、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空间批判方法论上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的巨大贡献还在于方法论。新马克思主义者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更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采用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解释模式来研究空间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和“空间—社会辩证法”,从而构建了其独具特色的方法论体系。

  1. 批判的方法

  马克思高举批判的武器,从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分析入手,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在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否定的基础上,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实现解放的社会理想。

  如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样,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空间实践也展开了批判式的研究,但其批判的焦点不同。“马克思批判的焦点是资本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基本矛盾——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政治和经济矛盾。而在现代西方的社会政治现实下,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焦点是资本主义在其发达阶段所产生的社会与文化矛盾。它很大程度上围绕年轻人、知识分子、女权主义者、贫民窟居民等边缘群体对资本主义展开价值批判和文化批判,并诉诸一种比较模糊的、更多样性的社会理想。”[魏开、许学强:“城市空间生产批判——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范式述评”,《城市问题》2009年第4期。]

  正如哈维自己在《再造地理学》的访谈录中所言: “马克思是我藉以依靠的核心。马克思的著作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对应用这种批判乐此不疲。”

  2. 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力量,也是解释人类社会及其变化的关键因素,从而构建了社会的物质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框架。

  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秉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作为分析社会的基本出发点,将社会关系和阶级矛盾分析作为理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问题的钥匙。列斐伏尔明确赞同马克思关于物质生活在有意识的思维与活动中起首要作用的论点,即社会存在产生意识而不是意识产生社会存在,但他拒绝将思想和意识还原为一种已定的后假象抑或机械的思维过程[爱德华·W·索亚,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4页。]。正是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哈维认为现代主义的实质及其演变,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其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断追逐利润的资本的运动。索亚在对当代空间、时间和社会重构的基础上构建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爱德华·W·索亚,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45页。]。历史唯物主义成为连接空间形式与社会进程的桥梁,也成为将人文地理学与阶级分析方法、地理结果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解释相结合的首选路径。

  3. 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就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4页,《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

  爱德华·索亚注意到关于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两者间的辩证关系已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得到了说明:“在探讨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对立、劳动的区域分工、产业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居住空间的划分、资本主义积累的地理不平衡性、土地租借和工作私人所有制的作用、剩余价值的部分转移以及自然辩证法等问题时,他们均提到了这种辩证关系”[爱德华·W·索亚,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19页。]。立足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他将这种辩证关系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空间辩证法,并指出:“正在崛起的是一种辩证的唯物主义,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的唯物主义和空间的唯物主义。”[爱德华·W·索亚,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20页。]

  结论

  在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地理学家哈维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1971 年开始,哈维一直坚持不懈地阅读与讲授马克思的经典原著。他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的信念和理想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充满其间的政治激情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灵感,它仍然被当作是一个特别的文献,富有见解、意味深长并充满各种政治可能。”[戴维·哈维,胡大平译:《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0页。]同时,他也指出了马克思在空间认识上存在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非均衡地理发展和空间转移问题的思路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一方面,城市化、地理转型和全球化等问题在他们的观点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地理重组的潜在后果倾向于迷失在最终使时间和历史凌驾在空间和地理之上的修辞模式之中。”[戴维·哈维,郇建立编译:“马克思的空间转移理论——《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4期。]

  事实上,马克思对空间问题的敏感性或多或少受到时代的限制。从19 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历史决定论占据着社会理论思维的主导地位,淡化了理论界对与之相对应的空间性的关注。正如福柯所言:“空间在以往被当做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确实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的、辩证的。”[爱德华·W·索亚,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0页。]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二卷的基本框架之中并不包括空间的理论体系。虽然他在第三卷中计划探讨世界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但由于其在当时未曾问世,使得后人难以见到他对空间问题的直接论述和阐发,只是在迟迟出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才暗示了一些空间分析的内容。即便如此,马克思还是敏锐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地理活动密切相关。他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发展,将导致时间对空间的消解,空间形态由此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会出现重大转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关于城乡对立问题的表述,在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对空间社会性的强调。而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涉及到了世界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较之前两者透露出更为明晰的空间意识。

  尽管缺乏对空间问题的直接阐释,马克思对于城市空间批判理论的功绩仍然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推崇。哈维强调,在所谓后现代氛围中,对于“过去”与“现在”之间所进行的神话解读妨碍了我们面对现实的变化。他高度强调了马克思学说对研究现代社会城市生活的指导性意义:“我求助于(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因为它内在的优越性……而是为了完成我开始想要完成的事,或理解必须理解的东西,我没有其他的选择。”[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3, P17.]“切断我们与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就是切掉我们敏锐的嗅觉,以满足现代学术流行的虚伪外表”[David Harvey, Space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16.]。列斐伏尔也不得不承认,“正是在目前更甚以往,我们除非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的光照下,将其修正以应用到特殊情境,否则无法分析世界的种种现象。”[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54页。]索亚指出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工具在理解当今现代性的急剧变化时已经不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工具和富有见地的思想需要被抛弃。相反,他们必须灵活并适应性的得到重构,以便更有效地与本身正在变得更加灵活和更富有适应性的得到重构的当代资本主义作斗争。”[爱德华·W·索亚,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页。]

  哈维在谈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时,提到有两条路径,颇值得我们深思:一是把马克思视为“思想的主宰者”,将其言论作为不可触犯的绝对真理;另一则是哈维倾向于采用的,就是遵照辩证法的精神,将马克思的学说视为需要批判检视和可发展完善的理论体系,而不应纠缠于细枝末节[David Harvey,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1: ix,9,P5-8.]。在与《新左翼评论》记者的对话中,哈维提到他在写《社会正义与城市》时得自马克思的启示:“不同概念的碰撞点燃智慧之火,理论创新也从中产生……但这样做时,人们决不应完全放弃自己的出发点……只有有选择地、批判地部分吸收,才会激发思想火花……应该将不同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并发展一种新的知识形式”[戴维·哈维,吴敏编译:“英国著名学者大卫·哈维论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3期。]。

  通过地理学这个入口,哈维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而且在理论上发挥和拓展了其形式和内容,如瑞泽尔所评价的那样,哈维提出了“一条通往后现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途径”[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237页。]。这种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地断言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也不是纠缠于马克思文本的表述,更不是以时髦的学术用语随意对马克思著作加以申发,而是在特定的论域中提出具体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元理论充分展开到具体的研究中,让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社会中重新焕发出理性的光芒和力量,这或许才是彰显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最佳途径。

【打印】 【纠错】 【求是论坛】 【网站声明】   网站编辑: 王清晨
分享:

欢迎广大网友留言点评!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不代表求是理论网立场和观点。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

《求是》简介 |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招聘英才 | 投稿《求是》 | 投稿本网 | 意见反馈 | 网站声明 | 网站地图 | English

ICP备案编号:05083839 | 京公网安备110101001873号

求是杂志社版权所有 Copyright @ 2009-2012 qstheory.c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