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内涵的新拓展

——以政治经济学为例

2013.05.21 14:11
来源: 《政治经济学评论》     期号:     作者: 邰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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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出现在20世纪20-30年代,是由德国著名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卡尔·柯尔什首次提出并使用的。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沿用了这一术语。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新左派理论家和政论家佩里?安德森专门著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探讨。20世纪20-30年代、60-70年代以及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第一个10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涌现了一批代表性人物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但时至今日,学者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笔者认为,认真梳理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对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

  一、学术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四种解释

  1、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官方马克思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对立物

  科尔什从与俄国马克思主义对立的角度首次提出并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梅洛·庞蒂基本赞同科尔什的这一解释。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他从自然辩证法、反映论等方面论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对立。安德森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向除俄国之外其他国家传播的失败、俄国社会内部的腐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德森也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俄国马克思主义。霍华德和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一书,采纳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解,他们强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追随者“在四分之一世纪还多的时间里,都把斯大林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论家,把苏联看作社会主义方案的生动体现。” [1](p33)

  一些学者认为,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依靠马克思主义取得政权以后,布尔什维克政党垄断了马克思和他的思想,布尔什维克的观点逐渐成为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苏联马克思主义即官方马克思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的典型特点是强调中央集权、阶级斗争、清除异己、自我封闭。它是一种僵化的教条,把苏联官方或主要领导人对马克思的解读当作真理,认为只有经过“官方的许可”,只有“国家的首脑”才可以改变真理。[2](P6)对于持不同意见的人,批判、流放、清除出党甚至残酷镇压成为必然的选择。于是,在苏联和西方国家“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公开诚挚的争论都停止了。”

  国外许多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学者强烈反对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他们认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存在着重大理论错误,而且在实践中也十分有害。因此,必须对长期被苏联垄断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新发展,这种经过“重新塑造”和“重新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如德赛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传统之间的联系。当苏联入侵匈牙利、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主义进行彻底清算以及马克思的许多旧手稿开始重见天日以后,“新左翼在西方也诞生了。在大学校园内外,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了一项严肃的、不断发展的事业。”[3](P40)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苏联马克思主义被宣告死亡,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充满生机与活力。

  由于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对立概念,导致许多在苏联时代非常活跃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度被排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阵营之外。如莫里斯·多布曾被贴上斯大林主义者的标签。推动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发展与传播的保罗·斯威齐,由于坚定支持苏联而无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重要经济学家,格罗斯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也曾长时间遭到忽视。

  2、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欧洲马克思主义或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称呼,以区别于东欧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马克思主义

  19世纪晚期,针对伯恩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立即崩溃的论点,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教主”的考茨基怒不可遏,断言伯恩斯坦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崩溃了”,因为伯恩斯坦不仅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更高的形态,反而在批评者的面前投降认输。因此,考茨基劝说伯恩斯坦试着“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寻找一个位置”,从而成为“英国社会主义的代表”。 [3](P92)考茨基的这番论述,可以明显看出东欧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同时包含着一种自负:即前者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后者不仅没有发展反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因此,考茨基宣告伯恩斯坦代表的西欧马克思主义破产了。

  科尔什既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马克思主义相区分,又把它作为“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有国内学者认为,科尔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指的就是一种植根于西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他之所以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主要是为了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相区分,“因为俄国当时通常被视为东方国家。” [4]

  佩里·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欧洲马克思主义,甚至只包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他强调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以来,欧洲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就愈来愈集中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这三个国家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后,得到大部分工人阶级衷心拥护的强大的共产党与数量众多的激进知识分子结合了起来。在这个地区之外,由于不具备这个或那个条件而妨碍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出现。”[5](P40)在安德森看来,除了欧洲或者说除了德、法、意三国之外,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具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条件,更不可能出现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本营。

  由于把西方马克思主义限定为欧洲,因此,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美国和日本学者自然不被包括在这个范围内。而如果按照安德森的解释,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遭受同样的排斥。而事实上,第二战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后,美国、英国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非常活跃,创建了一些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期刊和网站,出版了许多有创新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并涌现了一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推广产生深远影响的学者。因此,上述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地域性特征的强调,是自我封闭和固化的反映,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全世界范围的推广和传播。

  3、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古典马克思主义或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一个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文的框架下,正统马克思主义、古典马克思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具有同一含义,三者都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亲自创建的理论体系和学说观点,这些思想分布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独立或合作完成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著作中,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来源。熊彼特使用了“正统马克思主义”一词,把恩格斯和考茨基等人划归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小心地重复解释‘导师’的意思”,他们的研究既没有“实质性的新东西”,又没有“实质性的异议”。[6](P196)安德森则使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称呼,他把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并认为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范畴内对二战后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首次分析。[4] (P126)

  但需要指出的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或官方马克思主义不能被归结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古典马克思主义或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因为有很多学者至今仍在怀疑苏联马克思主义血统的纯正性,他们甚至还归纳出斯大林主义背离马克思和恩格斯传统的若干具体例证。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德赛主要以经济学的视角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从时间的维

  度区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古典马克思主义,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根据德赛的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以后的政治经济学,而古典马克思主义则是以《资本论》等马克思的著述为代表的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他认为,马克思逝世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越来越背离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更为严重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无法合理解释以下两个新问题:第一,为什么苏联东欧剧变导致许多国家纷纷放弃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没有像曼德尔等人预言的那样快速走向灭亡反而呈现出非常好的发展势头?面对世界格局出现如此重大的变故,西方马克思主义却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因此德赛不无遗憾地宣称“西方马克思主义死了”。[7](P4)在宣布西方马克思主义死讯的同时,德赛仍然不忘寻找解释上述现实问题的答案,他把目光转向了古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古典马克思主义仍旧充满活力,他发出了向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复归的号召。

  4、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哲学研究,作为一个哲学流派或思潮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的几十年间,长期局限于哲学领域,他们以哲学作为研究主题,

  多数研究者的身份是哲学家。如被安德森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真正创始人”的卢卡奇、科尔什和葛兰西,都是哲学家。“欧洲马克思主义……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从柯尔什到科莱蒂,这整个传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实就是:专业哲学家在其中占了压倒优势。”[5](P65)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50-60年代后,当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阵地转移到高等院校之后,相关学者的学科背景也大多是哲学。如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位重要人物德拉?沃尔佩,同时也是一位专业哲学家,在哲学研究上尤其强调科学抽象的重要性,20世纪60年代他甚至挑起了一场范围较广的哲学论战。

  由于专业哲学家充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队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必然表现为哲学的研究成果,安德森将这种现象称为“令人困惑的倒转”。也就是说,从马克思思想转变的轨迹看,哲学是他最初的研究专长和兴趣所在,但是,19世纪40年代初,由于卷入“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流域农民破产等与物质利益相关问题的争论,马克思由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脉络相反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诞生之后,却丧失了高度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批判精神,表现出明显与社会现实脱节的特点,逐渐转向晦涩难懂的哲学问题探讨。所以安德森不无遗憾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说来,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的轨道。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理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5](P68-69)

  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也一度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哲学流派或哲学思潮。如有学者归纳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三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认为第一阶段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柯尔什《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发表为开端,主要特色是用黑格尔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反映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传统;第二阶段除了继续保持人本主义研究传统以外,还出现了反映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传统;第三阶段则主要利用分析哲学解释马克思主义。[8]( P8-9)该书概括的六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完全可以用六个西方哲学流派来取代。2007年,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和《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社组织编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报告》(李惠斌、薛晓源主编),作为国内出版的、比较重要的一部专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文集,作者绝大多数是国内一流的哲学家和国外一些著名大学的哲学教授。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传入我国的几十年间,国内学者或者将其作为现代外国哲学的一个分支,或者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除了对柯尔什、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萨特等人物及理论观点的研究,还集中探讨诸如异化、人道主义、价值理论、主体性、实践唯物主义等哲学问题,并在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上述归纳并不能全面、准确和完整地概括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特征。这一方面是由于个人研究能力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涵义的混乱与界限的模糊不清。笔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研究进程的深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将呈现出不断变动的特点,新的内容将会不断地被注入,其外延和内涵也都会发生一系列新变化。如兴盛于20世纪中后期、能够“或多或少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发掘出一些新东西” [6](P197)的新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劳动价值论、转形理论不感兴趣,却对帝国主义、崩溃理论、积累理论、危机理论以及贫困化问题倾注了大量的热情。按照熊彼特的归纳,希法亭、卢森堡、格罗斯曼、斯威齐、琼?罗宾逊等人都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而事实上,他们与本文提到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并无二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马克思主义应该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再以英国的新左派为例,其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包括汤普森、安德森等一直被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汤普森由于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研究,被认为“比较好地超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他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焕发了活力”,而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英国化”。[9]此外,关于西方异端经济学中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美国积累学派和法国调节学派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将构成学术界长期研究的热点。

  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亟待澄清两个问题

  综上所述,由于研究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赋予了各不相同的解释,导致现有的研究成果之间各说各话,彼此对立甚至互相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局面不利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正常开展。因此,清晰界定和深入拓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具有非常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为此需要澄清以下两个问题:

  1、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地理名词

  根据上文的分析,有的学者用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门指欧洲马克思主义或者德、法、意三国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这一理解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同时也存在重大的逻辑缺陷。因为该定义并不包括马克思的理论,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理论是作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一个范畴。但实际上,作为理论原创者的马克思,不仅本身是德国人,其理论诞生于欧洲,理论的分析背景以及选取的例证也大多以欧洲为主,而且这一理论还首先在欧洲大陆传播并曾指导欧洲革命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理论最有资格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应被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来看待。因此,只有从意识形态而非地理名词的角度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才能避免出现如此重大的逻辑错误。如按照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我们经常提及的西方发达国家或西方七国集团,都把日本包括在内,但是,从地理位置来看日本则属于典型的东方国家。如此划分“东方”或“西方”,体现的就是政治原则而不是地理标准。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典型的政治概念,其中的“西方”二字不具备地理方位的特点。只有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视角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内涵,才能把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全部西方国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这种作法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和传播。

  2、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属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宜成为相关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和成果推广的障碍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从诞生以来,关于其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探讨一直未曾间断。我国

  学界也掀起过“西马非马”的讨论。笔者认为,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判断的标准是关键。如果按照恩格斯总结的马克思的两大理论贡献即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些学派并不符合这样的判断标准,或者说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属于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如根据斯拉法学派“按照斯拉法的思想研究马克思”的号召,就会推导出当剩余价值小于或等于零而利润仍然可以大于零的结论,这一结论割裂了剩余价值与利润之间的关系,对马克思的理论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再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或理性预期学派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罗默为例,他运用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和博弈论方法,从个体效用函数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提出了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割裂了剩余价值剥削与雇用劳动之间的关系,从而放弃了劳动价值论的命题。时至今日,罗默的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本身

  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反对者。熊彼特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在《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和《经济分析史》等著作中均有较大篇幅讨论马克思的理论,甚至把这一理论与伟大一词相联系:“大多数智力或想像力的创作,经过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永远消失了。但有一些创作却不是这样。它们遭受几度隐没,复又重现,它们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辨认的成份而重现,而是穿着自己的服装,带着人们能看到的、摸到的自己的瘢痕而重现。这些创作,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作--这个把伟大与生命力联结一起的称谓不会不恰当。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疑这伟大一词适合马克思的理论。”[10](P43)尽管给予马克思理论以如此高的评价,他却不止一次地宣告包括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是错误的。但是,熊彼特“从反马克思的立场深入钻研了马克思的思想”的尝试[11](P60),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传播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因此,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拘泥于真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判断。笔者认为,全面和深入地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不同解读,认真了解和把握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合理的解释有助于弥补马克思理论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第二,不合逻辑的批判和脱离现实的分析,说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与非难存在漏洞,从而为我们提供反驳的依据;第三,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采用的新方法,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因此,如果把各种非马、反马的观点统统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视野之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无益处。

  三、政治经济学应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未来的研究重点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理应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但是,纵观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不仅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研究成果也无法与马克思的原创性贡献相提并论。如20世纪6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再一次复兴,当时关于哲学、艺术或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盛极一时,却很少有刊物愿意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留出版面。在中国学者的视野里,西方马克思主义忽视经济学的传统未有任何改变:“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美学理论,其次是一种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很少有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济理论联系在一起。事实也是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确实不太涉足经济学领域”。[12] (P253)

  21世纪初,面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西方社会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丧失了解释力,不得不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去寻求解决方案。在新一轮研究热潮中,政治经济学的成果有所增加,但主题大多涉及经济危机的根源、产生机制以及治理措施等方面,政治经济学研究呈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行为特征。笔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长期忽视经济学,或者经济学研究鲜有创见,或者功利主义研究倾向明显等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第一,20世纪西欧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多次失败以及反马克思主义集权势力的影响,是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冷落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方面,以脱离社会现实、忽视政治经济学、注重哲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为突出特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实践受到挫败后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后,当苏联马克思主义日渐巩固的同时,英、美等世界上最大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不仅没有强大到足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步,却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惨败。一些人的失望情绪激增,他们逐渐放弃了改造世界的努力,而试图去解释世界。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切断了它本该具有的、与争取革命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的纽带”,[13](P11)开始退回到书斋,并且颠倒了马克思由哲学转到政治学再到经济学的研究路线,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大都消失了,代之以哲学、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繁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远远超出了它过去的中间水平,达到了全面成熟的高度,而且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还很典型地率先研究文学的发展过程--深入到上层建筑的更高领域--仿佛要以灿烂的文彩来补偿他们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结构和基础的忽视。” [13](P13)

  另一方面,反马克思主义集权势力的影响,也势迫使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远离政治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随着纳粹德国势力的增强,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了逃避一些敏感的现实经济问题而不得不转向纯学术的探讨。如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大本营,法兰克福研究所出于躲避纳粹的考虑曾出走美国。为了避免遭到政治上的报复和获得更多经济上的捐助,该研究所开始研究哲学、美学、艺术等非社会现实问题。20世纪40年代末期,当法兰克福研究所重新返回德国后,由于其重要成员纷纷被许以高薪或委以高位,他们的理论研究就更加失去现实批判的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给人以脱离现实政治活动的纯粹理论的印象,法兰克福学派要对此负主要责任。它的成员形成了一个国际性派别,他们享有终身教授职位,报酬优厚,不受市场的荼毒,受到学术机构的尊敬,但却对无产阶级日益蔑视--忘记了自己本来是应该支持无产阶级事业的。”[14](P169)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马克思主义被当作异类而成为受迫害的对象,与马克思有关的课程被清除出课堂,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被投入监狱,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有好感或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纷纷被解除教职,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销声匿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更是无从谈起。

  第二,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不满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失败的教训,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缺少创新的重要原因。

  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伊始,赋予自身的一个特殊历史使命就是对后者进行清算。他们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禁止对重大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或者持有不同意见,“堵塞了理论与实践之间沟通变革的任何渠道”,[13](P14)因而是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所谓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以冷落政治经济学为代价的。加拿大学者阿兰?弗里曼清醒地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美学领域的异端,却对格罗斯曼和罗斯多尔斯基等人富有挑战性的经济学理论视而不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机械论马克思主义的不满。[15]

  上述情形在二战后更加明显。20世纪50-60年代,得益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指导,西方国家迎来了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一些痼疾不断显现,经济上的重大失误、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后果也被世人所知,“当社会主义在东方正处于建设(或者被错建)期间,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也恢复了活力,这使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的兴趣下降了。”[16](P355)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东欧剧变,西方世界再一次开始攻击马克思主义。有的西方学者直接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经灭亡,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了。因为“根据苏联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即原创马克思主义观点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来评判,苏联实验应该是一场显而易见的大规模失败。”[14](P299)有学者认为不仅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失败,而且包括柬埔寨和北朝鲜等国在内的一些“实现马克思式社会主义的尝试”的国家,也无一例外地都造成了“不可宽恕的后果”,因此,“以社会主义名义犯下的恐怖罪行不胜枚举,这足以让任何试图在21世纪追求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人止步不前。”[14](P299)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再一次处于低潮,政治经济学研究自然无法实现突破与创新。

  需要强调的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中,政治经济学长期遭到忽视,并不意味着该领域的研究彻底中断,也不意味着没有产生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二战之后,一些学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原因,不发达政治经济学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巴兰为代表的“垄断停滞论”、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论”、以弗兰克为代表的“中心外围论”、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和以伊曼纽尔与阿明为代表的“不平等交换论”等学说,对于当前世界贫富分化的格局以及第三世界国家长期未发达的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说服力和现实解释力。再以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为例,二者都把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积累作为研究重心,并且以制度为背景分析了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调节方式、积累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变化,探讨了资本主义发展形态的多样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现实问题。他们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还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近百年的研究历程中,由于政治经济学长期未能得到同等的发展机会,其发展空间也一再被压缩,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面临如下三个方面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碎片化。

  19世纪末,随着《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西方学者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批判与反批判。一些学者出于维护和发展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目的,致力于改造饱受反对者诟病的概念术语,如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提出用“经济剩余”代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范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至今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经分析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罗默改造后的剥削范畴,失去了与生产资料私有权的密切关联,把剥削泛化为任何人类社会都存在的不平等状态,甚至得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同样存在剥削的结论。在改造《资本论》一些基本概念术语的同时,西方学者相继提出了一些替代性的理论学说,如用经济剩余增长规律代替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用斯拉法的标准商品体系替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用消费不足或利润率下降来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放弃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根源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观点。

  西方学者对《资本论》中一些重要概念范畴及理论原理的改造与重构,是否背离马克思理论的原意暂且不论,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经过他们的努力,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渐演变成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名词术语,或者若干空洞无物极富辩护性的理论口号,完全没有顾及这些概念和原理的内在逻辑关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体系性特征消失殆尽,从而进一步削弱了经济学的持久魅力。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导致不同观点的无法融合。

  近百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一个可喜的变化是研究方法逐渐由一元转向多元,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功不可没,但是,如果多元化的方法相互对立,理论观点的沟通与交流几无可能。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为例,中外学界将这一研究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签,马克思理论的反对派也曾试图通过反驳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达到否定与批判其理论体系的目的。与马克思唯物主义方法论不同的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运用唯心主义研究方法,并认为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主张“人道主义--一种用准唯心主义观点来强调人的主观性的思想,可以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键特征之一。”[14](P156)加拿大学者莱博维奇质疑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在社会制度更替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认为“生产力首要性理论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是片面的,认为“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提高的人类需要(也就是特定社会中的人类需要),这是决定社会历史变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他提出用“需要的首要性”理论替代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17](P223)即用主观唯心主义方法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笔者认为,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个别分支,是在两条平行轨道上前行的火车,失去了交流与沟通的可能。

  再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为例,罗默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微观基础主义分析方法,对马克思的再生产和剥削理论、利润率下降理论及经济危机理论等进行了数学模型化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排除了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任何形式的阶级对抗,否认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剥削等社会矛盾与冲突,“新古典经济学家所看到的只是一种充满一致与均衡的虚构的世界”,[2](P24)新古典理论不仅“割断了它与实际世界的关系”,[2](P25)而且这种“方法论上个人主义等主流经济学理念与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化个人’思想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这种道路可能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曲解,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本质的东西被稀释、淡化甚至抛弃”。[18]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断裂化。

  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于关注对马克思的个别概念术语以及关键理论学说的改造与重塑,导致经济学研究呈现碎片化迹象,再加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动态分析与均衡分析等多元方法论的对立与冲突,其直接后果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至今都无法建立一个概念清晰、逻辑严密、体系完整、观点明确、结论一致的理论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研究现状,说明其既无法超越马克思建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又不能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得到足够的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只能长期局限于哲学、艺术、文化等纯学术领域,以晦涩的语言、枯燥的文字、似是而非的表述、模棱两可的观点见长,逐渐沦落为一种自说自话、自我封闭、自娱自乐、与现实相脱离的小众游戏,“西方理论家中的论争充满令人望而生畏的专业术语,因为他们根本不是面向普通人,而是面向其他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小圈子。”[19](P3)由于缺少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代社会,只能用落后于时代的阶级斗争法来阐述”。[20]笔者认为,如果任由这种现象长期持续,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逐渐淡出人们的研究视野,自行消亡的命运也将无法挽回。因此,“没有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破产,而真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恢复,则要依赖于其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新结合。[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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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崔学峰.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种发展方向[M]. 广东商学院学报2006(2).

  [19]彼得·沃斯利.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20]关根友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与复兴--以宇野弘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为例[M]. 国外书刊信息200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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