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价值判断的追溯与理性回归

2013.05.21 13:46
来源: 《政治经济学评论》     期号: 2013/01     作者: 任保平 岳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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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正是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一特点,以对相关的劳动分工、生产协作和剩余分配等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视,使得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方法论选择、理论体系构建和评价现实问题等方面,均呈现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明显差异。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自身所处时代和利益关系的差异,使得研究中恪守“价值中立”原则变得十分困难。另一方面,由于抽象方法的使用,使得经济学研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完全保持客观,不同的方法选择和观测视角会使研究对象“横看成岭侧成峰”,从而在研究者之间形成学派的差异和观点的分歧。

  正是这两点,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像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所定义的那样,不但用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排除了的价值判断存在的空间,并且认为“价值判断超出了实证科学的范围”。这一点不但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效用论基础(比如消费者偏好的完备性)不一致,也使得20世纪中期以来的经济学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工程化和技术化倾向,而无视经济学自身作为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的客观事实。正如马克思所强调,“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这一前提的存在,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价值判断而单纯进行理论逻辑的推演、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对现实问题进行评价。考虑到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价值判断缺失的现实,本文从方法论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政治经济学价值判断的逻辑追问

  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任何经济理论都是从某一价值判断出发来形成自己的逻辑体系,并依据逻辑体系形成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解读。价值判断不同,逻辑体系不同,对现实问题的解读不同,从而也形成不同的政策主张。约翰·穆勒很早就意识到,政治经济学内部的分歧,不在于事实上或者细节上的差异,而在于“人们对这门科学的哲学方法持有不同的观念……在于他们相信看到了不同的事物,更在于他们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普曼斯(Koopmans)也认为,任何一种经济理论体系都表现为“价值判断+形式逻辑”的形态,并且任何理论体系都是从价值判断出发,从某一特定的视角出发对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进行理解与评价。如上所述,价值判断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们就从经济学方法论选择、理论体系构建和现实问题评价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

  1. 价值判断是经济学方法论选择的逻辑指向。价值判断不同,对经济学知识的来源认识不同,使经济学家在问题研究中形成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都不同。用约翰·穆勒的话说即“他们是借助于不同方向射来的光线来照亮他们所见到的东西”。在经济学说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方法论的大论战,其根本分歧在于--对归纳法和演绎法适用范围及其价值判断的差异。例如在第一次经验主义与演绎主义的论战中,穆勒作为一名坚定的经验主义者,却发现“其它条件不变”的科学实验方法在经济学中并不适用。

  因为在“漫长的,变化多端的历史之中”,对因果关系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由于“具体事实已经被重重包裹在复杂性之中,如果我们试图通过对具体细节的比较来归纳出普遍法则,那么除了先验的方法,也即‘抽象思辨法’之外,决计没有第二种方法”。在此之后的20世纪,无论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方法还是科斯倡导的产权和交易费用分析范式,都逐渐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起来。多种方法的同时使用,使得不同方向射来的光线照在“同一事物”上,从而避免了对单一价值判断和方法选择的依赖可能造成的系统性偏误。

  2.价值判断是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础。由于对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重要性的初始价值判断的差异,从而导致不同学者会选择不同的观测视角和研究方法,从而会形成不同的概念、逻辑和理论体系。价值判断的初始差异最终不但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和学派,也使得不同理论研究者对同一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的解释也会出现明显的分歧。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劳动”分析为例,价值判断的差异使同一概念在不同理论范式中地位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从而使理论对现实的解释也出现了分歧。在以人本主义为价值判断的政治经济学中,分工(Division of Labor)是劳动分工,决定了分配也必须以劳动者为基本单位。这一逻辑在微观层面避免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夺,在宏观层面实现了总供给和总需求一致。

  而在以效率为价值判断标准的西方经济学中,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意味着劳动和资本的收入都要以其边际生产力为依据。在一国快速工业化时期,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出现使得劳动力丰裕而资本相对稀缺,“资强劳弱”的格局短期内可以加速资本积累、实现效率目标,但却可能使劳动者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出现最终消费比重持续较低从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在同样的收入分配问题上,由于对“劳动”价值判断的差异,使得由劳动价值理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分析的结果截然不同。因此,明确研究的价值判断标准,才是识别当前社会重大经济现象和理论问题的关键,也是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

  3.价值判断是经济学评价现实问题的依据。作为一种科学的经济理论,必须做到价值判断、理论体系、经验事实和未来预测的一致,这四者一致的关键在于价值判断能否在后三者中贯穿始终。在问题的提出和理论尝试性解释阶段就带有浓厚的价值参与,只有明确的价值标准,才能判断和识别什么问题是重要的。经济学家无法摆脱经济分析和经济理论中的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甚至修辞方法, 在不同的价值判断背后,经济学家及其构建的理论总代表着某些特定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但在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却一直忽视对价值判断标准的讨论,使得政治经济学越来越远离价值判断。

  经济学研究中价值判断的缺失,一方面使得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形成了诸多分歧,即使在同一问题的研究中也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思想观点,很难达成共识;另一方面使经济研究成为纯粹的逻辑推演和数据验证,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道德分析和伦理判断。

  二、政治经济学价值判断的历史追溯

  经济学理论不可能离开价值判断,除过和经济学研究材料的特殊性、和经济学者的社会关系有关外,在经济学理论的演化历史中也可以得到明确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正是因为他们对社会关系存在合理性的价值判断差异,才产生了研究方法、概念使用、基本命题和逻辑体系的差异,最终形成了经济学领域中截然不同的两种理论体系:

  1.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价值判断的追溯。在西方经济学史上,由于不同时代面临问题和工具方法的差异,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学流派。“经济学的各种流派的分野最突出的是各自价值判断的差异,或表现为对社会关系是否具有合理性的判断,或表现为对经济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判断,或表现为理论研究和叙述方法优劣的判断” 。正是由于不同学者的价值判断的初始差异,才聚集了各自的科学研究共同体,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他们依据各自共同体成员共同认可的研究传统,从各自的逻辑起点出发,在理论逻辑向着事实逻辑逼近的努力过程中,形成各自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特点,进而形成不同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

  正如罗宾逊夫人的论述,“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完全‘纯粹’的科学,而不参杂人的价值标准。对经济问题进行观察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往往同所提出的问题甚,至同所使用的分析方法,那么不可分割的纠缠在一起”。“重商主义者是海外贸易商的拥护者;重农主义者卫护地主的利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则相信资本家(他们赚取利润,为的是进行再投资,扩大生产);马克思把他们的论点倒转过来为工人辩护;现在,马歇尔站出来充当食利者的战士” 。正是这样,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和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判断被明确的区别开来,而相关的概念界定、逻辑推演和经验验证,只是围绕不同价值判断的方法选择和理论体系构建而已。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判断的追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对当时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所构建的经济理论一方面反映着工人阶级对面前的经济现象的理解和评价,是工人阶级(劳动者阶级)的价值观的一种表现形态;另一方面又是以此价值判断为出发点,综合了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建立了与当时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的概念体系(比如区分劳动和劳动力)、发展了劳动价值理论并最终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对当时社会经济运行乃至刚刚萌芽的经济危机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解释和描述。

  马克思发展劳动价值论、建立剩余价值理论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建立一种由相对合理再到理想的分配制度。而一些西方经济学学者先验的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之下,必然可以实现劳资之间甚至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调发展。这些学者的逻辑错误在于,将斯密认为自利“可以”带来繁荣的可能性换成了必然性。这些逻辑错误产生的原因在于他们将效率作为经济价值的最高标准,而忘记经济发展只是个人发展的手段,每个人的自由和价值实现才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强调:“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需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价值判断的理性回归

  在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由于对价值判断问题的回避和忽视,使得经济学科成为缺乏价值判断的学科,或者演化为单纯的政策解释之学,思想的力量和对现实社会进行改造的力量日益消失。价值判断缺失,一方面使得学者的逻辑和观点缺乏前后的一致性,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价值判断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而不自觉,从而使经济学者的社会公信力明显下降;另一方面,使得媒体和公众失去了解和把握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常识”和“共识”,从而不利于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知识和信息在社会上迅速而低成本的传播。考虑到以上两方面原因,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理性回归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判断:

  1.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尊重经济规律的价值判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及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不是凭空建立的,不是主观臆造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充分的调查和研究了19世纪中期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尤其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大量的选取英国相关事件和数据作为例证,是因为“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之所以要用很大的篇幅来阐述案例和数据分析,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便这样,“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这种研究和探索只能是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却不能违背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因此,对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不能完全“照着讲”,而要“接着讲”,要以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判断和研究方法为出发点,充分考虑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相关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为起点,以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为旨归。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必须深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同时也要深入研究过去两千年,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将政治经济学理论同中国当前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相结合,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相一致,实现尊重经济规律前提下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和谐发展。

  2.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批判性价值判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注目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分析, 坚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不合理的价值判断。它将研究重点落脚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把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公正现象归咎为当时的生产关系。然后通过劳动价值论发展特别是劳动二重性的提出构建了剩余价值理论体系,为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了独特的理论基础。在《资本论》第三卷“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讨论中马克思指出,当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历史形式)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旦有了广度和深度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 。

  通过对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在特定阶段的历史形式)与生产力冲突的分析,马克思深入的批判了边沁等当时为劳资关系自由、平等辩护的“庸俗”经济学家。之所以称之为庸俗,是因为其对当时社会关系合理性的辩护和对社会矛盾的无视。同样,今天中国要继续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除了要尊重经济规律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以外,必须正视生产关系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但会影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生态和谐的重要因素。

  在这一前提下,政治经济学研究就不能一味的只用经济学理论对现实问题进行解释、掩饰甚至辩护,从而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批判价值和立场,使作为科学研究的政治经济学陷入“庸俗”和辩护的经济学范畴。现实批判性价值判断的缺失,不但会阻碍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深入理解,也不利于我们进一步完善当前市场体系和社会经济制度。

  3.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视劳动价值判断。劳动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反映着劳动者创造财富的客观事实以及劳动分工引致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马克思经济学在探究劳动的作用时,批判了日益庸俗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劳动简单地视为一种投入要素并集中于经济效益考虑的做法,劳动价值理论正视了劳资关系和社会利益冲突这一事实,并把价值的创造归功于劳动者的的生产协作和劳动分工,强化了劳动范畴在其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因此,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视劳动价值判断,就是要重视劳动在价值创造和财富创造中的地位。在处理劳资关系、劳资矛盾以及经济增长的相关问题时,要树立以人为本,以劳动者收入、福利和社会保障为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导和激励全社会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重视实体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严防资本和权力的勾结所引发的寻租问题和腐败问题,让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所分享。

  4.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道主义价值判断。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必然含纳的价值规范体系, 也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和深层内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同时,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不仅在早年的著作中,而且在成熟期的论述如《论土地国有化》中, 也都明确的陈述了自己对人道主义价值判据的肯定。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也必须贯穿人道主义的价值判断,这不仅源于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的论述,同时也是由中国改革和发展在现阶段所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决定的。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人口红利和制度红利的持续释放和边际衰减,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可避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劳动者对基本能力(比如职业技能)和基本权利(比如居住权、居住环境)的要求提高,而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并没有随着这一趋势迅速提升,从而导致一些社会事件频繁发生。而要解决好上述问题,就务必改变过去以投资和效率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从关注物质产出转向关注人道主义价值,特别是关注经济增长过程中道德状况和伦理原则。

  最后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价值判断的四个维度--尊重经济规律、现实批判性、重视劳动价值和人道主义是内在一致的。尊重经济规律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和基础,重视劳动价值是生产力发展的手段,人道主义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终极目标。其中,最关键的维度是现实批判性价值判断,它是联接起点、手段和目标,实现手段和目标相一致的方法论基础。正是现实批判性这一方法论基础,才能使尊重经济规律和“改造世界”的经济政策思路结合起来,才能使从经济规律的“必然王国”走向人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成为可能,才能使对劳动价值和人道主义价值的重视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显著特点。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来源: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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