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回顾与前景

2013.05.21 15:33
来源: 《政治经济学评论》     期号:     作者: 李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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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早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随后的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持续关注这一研究领域,并提出许多重要的观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苏联政治经济学系列教程则标志着这一学科的独立。之后,中国学者在引入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同时,也更多地关注了中国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有问题。总体来说,中国前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当前还有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必要。但要看到,当前的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存在学科体系还有待更加明确、欧洲中心论倾向以及演绎性不够的问题。为此,笔者认为,未来有必要加强研究者的马克思主义自觉意识、问题意识、当代意识、中国意识。

  关键词: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现状;问题;方向

  作者:李风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领域,对前资本主义的思考构成了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起点。它最早可追溯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并且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可是因为各种原因,前资本主义研究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今天,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和相关领域学科的迅猛发展态势下,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却仍然处于一个相对停滞的阶段。总结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把握它的问题,探讨当代语境中的发展方向,是本文给自己设定的任务。

  一、对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简短回顾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于前资本主义也有过一些零散的描述与论断,但总体上缺乏一种整体和发展的眼光。前资本主义研究的基本坐标是资本主义,而由于“资本主义”这一科学概念的真正确立只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之后才得以实现,因此,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正起点也源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研究。

  在1845~1846年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等。他们根据这一基本原理对前资本主义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得出了一些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性判断和重要观点:(1)“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p66)尽管这里的表述可能蕴含争议,但是毫无疑问,它对于整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基础性的指导意义。我们可以做如下的解读:政治经济学不可能脱离对于历史的研究,完全脱离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是没有真正的价值的,纯粹形式的研究只能堕为一种智力上的游戏。具体到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一看法还可以做如此的延伸,即它对于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给出辩护的理论根据。任何对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对前资本主义的研究。纯粹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现实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都是在特定的前资本主义基础上脱胎而来,因此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逻辑上与其他部分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前资本主义的历史并不能仅仅在“偶然地而且只是在应用的水平上”[2](p20)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证据,而应当构成社会形态演进在必然性层次上不可背离的逻辑环节。

  (2)“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 [1](p68)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提出这一重要看法之后,对历史上前资本主义所有制及其与分工的关系给予了简要的分析。最初出现的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此时分工并不发达。第二种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此时分工比较发达,城乡对立已经产生,并且在这一时期的末期出现了私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它源于蛮族对罗马的征服以及宽广地域中农业的普及。在这一时期中,城市则发展出同业公会所有制,它们是手工业中的封建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体分析显然不如他们后来和今天的学者那般深入,但他们提出了所有制这一最重要的分析视角,同时将所有制与分工、生产力等决定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要素结合起来,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最重要的分析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析虽然还只是初步的,但已经对前资本主义的描述了一个基本的方法论以及生产方式演进的轮廓。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非常欠缺。[3](p121) 此后,马克思开始进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并于1863年出版《资本论》这一奠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巨著。与《资本论》的写作同步,马克思同时也形成了有关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看法,它们集中体现为《1856-1857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一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社会形态演进的经典表述是:“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p33)《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堪称这一经典表述的扩展与具体化,它是马克思在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该文以劳动与土地分离为主题,考察了前资本主义的具有代表性的亚细亚所有制、日耳曼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从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来看,该文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如下几种观念:

  反对财产的非经济起源观和对亚细亚所有制的研究,从而突破了之前局限于欧洲的研究视野。

  19世纪60~70年代,在欧洲和美洲出现了大量关于人类文化方面的研究新成果,包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亨?萨?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约?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约?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巴斯蒂安的《宗教和法权本质对古代世界妇女统治的研究》、麦克伦南的《原始婚姻:关于婚礼中抢劫仪式的起源的研究》、泰勒的《原始文化:对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的发展的研究》、吉伦·特龙的《家庭的起源》、摩尔根的《人类家庭的血亲与姻亲制度》和《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等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类学进展予以较高的关注,这是他们在研究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时的内在必然。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民族学笔记》等体现了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持续兴趣与深入探讨。后来,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写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光辉的关于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著作。它是马克思主义对原始生产方式和私有制诞生等等基本问题的光辉论述。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苏联政治经济学系列著作的出版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一个完整和独立的学科,从而将它与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区别开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起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在前资本主义主义研究方面,它第一个确立起完整的体系,其中许多基本原理在今天仍然是非常正确的。在《教程》的基本思想指导下,共有15分册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完整而细致地将这一基本原理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做出扩展与细化。这其中,康士坦诺夫的《从原始公社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奥斯特罗维强诺夫的《资本主义以前的诸社会经济形态》便是这一时代的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著作。在这之后,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现了两次国际性大的争论,一个是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另一个是资本主义起源的争论。这两次争论前者偏重于亚洲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定性问题,后者则专注于英国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原因研究。两次争论虽然至今都没有取得公认的定论,但它们都深化了前资本主义研究。

  中国的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始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文,该书是中国学术界第一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对中国历史进行研究的开创性著作。郭沫若在序言中就提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5](p9)此后,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争论与研究得以蓬勃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对于中国史学的指导性作用。

  中国学者最早将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研究并予以体系化的著作则是李达的《先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论》。该书为李达1932~1937年任教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时期所著《经济学大纲》的第一分册,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和专著,1935年由北平法商学院铅印成书,1948年生活书店将“先资本主义”部分单独出版。绪论根据马克思主义讨论经济学的对象和范围,概括出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意义:

  因为先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的遗物,在现代的全部世界中,到处都是存在着。在现实上,我们看到,世界有许多后进的民族,现在还在原始的、古代的、或封建的经济形态中生活着。并且,那些先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遗物,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还当作一种经济制度存留着,而错综的被编入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甚至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初期时代,也还有那些遗物存在。所以要全面的理解世界经济的各种形相,为要具体的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都不能不研究先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6](p24-25)

  《先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论》一书本论分为三章,原始社会的经济形态、奴隶制的经济形态、和封建的经济形态,从人类的诞生一直到封建经济的崩溃,其内在的演进逻辑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该书是中国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端,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全书也初步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分析中国的历史,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中国问题与中国意识。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撰写了数本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其中有许涤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一卷、伍丹戈的《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前资本主义部分)》。除了这些教科书之外,还涌现了一些探讨某些具体的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专著与论文,比如,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研究》。从体系来看,这些教材总体上仍然遵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理论框架,但在许多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方面做出了更深入的探索。比如,胡如雷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地租剥削形式与农民的经济地位、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农业经济的再生产与周期性经济危机等问题的分析。黄现璠等对中国奴隶社会存在性问题的研究、许涤新和吴承明等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等等,体现了中国当代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进展。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成就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它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中国历史研究的“五朵金花”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中国历史领域中的继续。

  二、加强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在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总体格局下,中国经济学也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局面,但也存在着过于重视技术细节。迷信西方经济学的不良倾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克服这种不良倾向,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的紧迫使命。这其中,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促进中国经济学健康良好发展的重要阵地。

  1、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独立的学科和研究领域,补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整性。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方法的体现,是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特定时代和特定地域所得出的政治经济学结论,绝不能简单地套用到另外一个时代和地域。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存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7](p489-490) 。也就是说,一般意义上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但需要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研究之后,而且也需要对社会主义和前资本主义进行研究之后才有可能形成;否则的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不完整的。

  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研究历程来看,他们的关注远不限于对同时代资本主义的研究。用恩格斯的话来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8](p37)这一论述所表现的是马克思对历史研究的重视。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历史上的所有制给出了简短而富有天才的论述。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期间,马克思还单独写作《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以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沿着这条道路,马克思晚年日益感觉到,单纯研究资本主义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对前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了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摩尔根<古代社会>摘要》等重要著作。而恩格斯本人则依据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逻辑,对人类文明起源的历史进行研究,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光辉的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史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践证明了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地位。

  2、中国崛起对前资本主义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问题

  中国崛起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问题,也为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解释因素与研究视角。中国崛起尽管发生在当代,但因为这些崛起的因素与变量很早就存在于崛起之前,这意味着随着中国的崛起,当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时,中国的历史也必须加以新的建构。之前某些因素可能被视为阻碍中国崛起或者说导致近代中国衰落的原因,今天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如果中国不能或一直没能崛起,那么欧洲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仍然将会充斥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这些偏见将继续长存。而中国崛起将迫使学者们重新反思和重构许多过去的问题,并给出新的解释以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进程。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在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下,西方学术界曾经认为,以儒家文化为传统的东亚不适合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后来日本、东亚“四小龙”的崛起改变了学术界对于东亚历史的认知。不仅如此,学者们还意识到,韦伯的新教伦理促进资本主义理性的看法不仅不能解释东方,而且在有关西方的历史问题上也充满着偏见。众多学者在东亚经济崛起的历史背景下重新梳理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发现新教教徒并非一定如韦伯所说的节俭,而其他教派如天主教或儒教也同样能够发展出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和行为。如果说日本与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促使学者们重新看待既有的理论并加以修正,我们有同样的理由期待,中国崛起的将再进一步推进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改进。

  在这一伴随着中国崛起而实现的经济学创新的过程中,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能置身事外。虽然中国崛起的研究本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如何界定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起点的初始条件,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课题。这是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并未经历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中国的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期非常短暂,许多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条件与中国固有的经济文化对于后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仍然发挥着影响或者制约作用。比如,中国农村的小生产与农村庞大的人口是中国前资本主义的重要经济条件,同时也是当前中国崛起所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它们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所以出现以及演变是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课题。今天,中国崛起本身又改变或者重新审视这些条件。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国际汉学界曾经认为,中国陷入了所谓“高水平均衡陷阱”,而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随着李中清、王国斌和李伯重等学者的努力,中国明清时代经济仍然持续发展的历史事实就越来越清晰了。

  3、中国经济学界的现状呼唤加强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当前,中国经济学存在着一个不良倾向,就是在指导思想上宣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有意无意地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价值和指导地位;在学科建设上片面追求所谓的标准化、国际化、规范化;在发展模式和发展政策的选择上推广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崇尚私有制而贬低公有制,崇尚市场调节而贬低政府干预,崇尚全球化而贬低国家利益,崇尚资本主权而贬低劳动主权,等等。[9](p12-13) 面对这些涉及到中国经济学发展基本道路的重大问题,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基本原则之外,还需要在各个具体的研究领域中做出深入的研究,以回应和纠正这种不良倾向。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西方经济学总体上的倾向是一种非历史的学科,它假定市场经济是永恒的,或者将它视为某种先验的超历史结构,并进而依据这种非历史的观念来评判各个时代。在这种观念下,前现代的各种社会结构制度与结构仅仅只是作为被评判的对象而存在,它自身并不具有独特的规律,因此它们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不足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科学。根据这种观念,所有制、市场、生产控制方式等基本制度一直发生了具体而历时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规律本身是特殊的,值得单独去研究。这也是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以产生的理由所在。考虑到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身强烈的历史性与西方经济学的非历史性倾向,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学的不良倾向,加强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将有助于对这一倾向补偏救弊。当然,要改变中国经济学的不良倾向,并使它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这并非单纯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就可以做到的,但是,研究前资本主义政治学必然是这一实现使命中的不可忽略的任务。

  三、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足

  迄今为止,中国的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确立了自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价值。此外,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推动了相关学科--主要是历史学和经济史学--的研究,为后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概念和问题意识。可以说,如果没有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成就,历史学对于资本主义萌芽、工场手工业等问题的研究就无从谈起。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意义是不容忽略的。

  在肯定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绩的同时,还要看到,总体上来说,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几个部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显示出发展相对比较缓慢的特征。从学科的发展要求来看,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做得远远不够,具体来说,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1、学科体系建设上更多是依据生产方式来划分,从而未能将自身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史等相关学科做出更为明确的区分

  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产生,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论述就是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作为一种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哲学,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可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而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然会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但不管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密切,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或社会发展史。首先,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本质上是一种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变迁方面的应用就是社会发展史,它通常是以社会形态各个阶段来划分和论述的。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以探讨的是社会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展开的内在逻辑,因此,它不应当对社会发展史亦步亦趋,而应注重于经济关系的运转逻辑,譬如《资本论》从商品一直演绎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全部环节。从这个角度来看,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体系上与社会发展史区别开来。其次,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它应致力于基础概念的深入剖析和历史发展线条的一般性概括;而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运转的逻辑,应当以经济概念作为分析框架的节点来展开,而不应当受社会发展史中阶段划分的概括。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给出一般性的理论基础,社会发展史则根据这种一般性的理论基础对历史做出纵向的概括,而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对社会运转做出横向的剖析。

  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史的学科差别必然要求两者有不同的写作方法。社会发展史通常会将人类历史按照基本生产方式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等,然后按照该体系分别进行概括。但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不可以这样写作,应当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展开的环节来划分体系,以展示前资本主义经济运转的内在逻辑。至于因为生产方式的变迁而引发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化,在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或者是作为一个单独的章节来论述,或者在论述经济概念本身时加以论述。拿《资本论》第一卷分析资本诞生问题来说明,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马克思并未将其理论体系先入地划成为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这样一种阶段性的形态论述,而是通过“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一微观的现象来阐述其内在的机制。

  换言之,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首先通过微观分析经济生活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机制,从而令这种社会发展史的阶段自然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结论和宏观的抽象概括。因此,我们不能用社会发展史的框架来套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那样的话,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不得不被事先预定的结论所束缚,而有些本来在各个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的经济现象将不得不被分割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中,如小生产和城市与乡村问题。结果是,我们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几个章节中都看到小生产和城乡经济的论述,但对于它们的统一性却缺乏把握。苏星在1962年政治经济学教材问题的座谈会上提到了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写作:

  前资本主义部分,在讲完基本原理以后,加了有关中国情况的资料,其实并未讲清楚,就是因为我们缺乏研究。如原始公社制度,材料很少,有的就是大家知道的鄂伦春族的材料。奴隶制度也是如此。特别是关于封建制度,历史材料不少,但没有较好地从经济方面进行研究的书。……总之,前资本主义部分从经济上是讲得不够的,有点儿像社会发展史。[10](p4)

  今天看来,仍然或多或少存在这个倾向。如何从摆脱根据宏观的基本生产方式来套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而从微观的经济环节入手,这是摆在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2、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机械性特征与“欧洲中心”痕迹过于严重,未能针对中国的历史特征给出体系性的建构

  迄今为止,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仍然依据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在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面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它仍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局限性。最典型的问题就是严重的机械化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将世界各国的历史都装进这五种生产方式的阶段之中。比如在封建生产方式的起源问题上,尽管马克思往往是在奴隶所有制之后再提出封建所有制,但他并未肯定地认为奴隶生产方式的后续发展就是封建生产方式。《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指出,“因此,与希腊和罗马相反,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宽广得多的、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就同征服联系在一起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了的地域中开始的。”[1]p70这里提到了封建生产方式的三个条件:地域宽广、征服和农业普及。这三个条件显然与奴隶生产方式并无本质上的联系。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尽管西欧的历史发展是先有奴隶生产方式后有封建生产方式,但在马克思看来,封建生产方式的起源前提并不是奴隶生产方式。而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封建生产方式与奴隶生产方式存在着一个逻辑的发展,“新的生产力要求生产者在生产中能表现出某种主动性,愿意劳动,对劳动感兴趣。于是,封建主就抛弃奴隶,抛弃这种对劳动不感兴趣、完全没有主动性的工作者,宁愿利用农奴,因为农奴有自己的经济、自己的生产工具,具有为耕种土地并从自己收成中拿出一部分实物缴给封建主所必需的某种劳动兴趣。” [11](p139) 这里认为,因为生产力的要求,从而使得封建主放弃奴隶制。显然放弃一词包含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之间的承继关联,并因此而抹杀了西欧历史上封建制的起源条件并非奴隶制和简单的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机械论特征是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必须突破的樊篱。

  另一方面,由于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所根据的历史基本上是以西欧为对象而提出来的,它并不能够很好地概括其他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历史。这也是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所以引发诸多争论的重要原因所在。早在郭沫若等学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时,就有许多学者认为,不能简单拿西方的概念来套中国历史。直到今天,有关中国历史的生产方式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存在与否问题,秦汉以来中国社会是否为封建社会问题,等等。所有这些争论,除了具体史实以及相关解读之外,最后都可以归根于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这里,笔者无法展开论述。综合当前的学术研究成果,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无疑具有普遍性,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普遍性也是不能否定的;但是,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本身并不完全具备这种普遍性,在将它运用到其他社会时,还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做出调整。

  3、体系的演绎性还有待加强

  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因为经济史直接针对的是“历史性的经常变化的材料”,而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无法脱离这些材料而独立建构。但是,两者毕竟存在着思维层次上的差别。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等同于经济史的研究。经济史为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准备了充分的材料,而更偏重于历史上的经济事实,更偏重于归纳;而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强调的是规律,更偏重演绎。经济史的基本原则是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统计推断,但是这些统计推断在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仅仅只能做为一种佐证而存在。作为一种演绎理论,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首要的要求是逻辑的一致性和体系的完整性,其逻辑可以用来解释经济现象。在这一解释过程中,经济史所描述的经济计划现象成为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演绎的结论而得以再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史的研究并非不注重规律,但这种在归纳意义上所形成的规律与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规律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后者所探讨的是前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的逻辑,而不是某种重复现象在统计意义上出现的规律。承认研究对象存在着规律是社会科学的出发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并无二异。但同样是研究古代经济现象所内含的规律,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存在着重要的差别。比如,道格拉斯·诺思对西方世界兴起的研究和阿弗纳·格雷夫对中世纪贸易的研究,虽然他们得出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结论,并且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涉及到相关论题时不可忽略他们的成果,但因为其基本方法不是演绎的,不能算作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否则的话,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史就泯然无别了。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推动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其研究现状与学科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其突出表现是,与之密切相关的学科--作为应用对象的历史学和经济史学与其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发生了长足的进展,而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衔接这两者的桥梁学科显然还没有能够担负起其应有的历史使命。这里,笔者就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谈几点研究者在推进其发展所应具备的意识与视角。

  1、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原理,并应当具备明确的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的自觉意识

  从根本方法论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具体来说,它包括:

  (1)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

  (2)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

  (3)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经济制度的性质;

  (4)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

  (5)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与目的的统一。[12]

  这些方法论命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要求,也是发展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方向的基本原则。

  这里,笔者着重强调在发展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必须具备的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自觉区别的意识。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从鲁滨逊式的个人假设出发,根据个人主义假设和边际分析等方法原则,构造出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完全竞争市场。尽管现实中并不存在着这样的完全竞争市场,但因为完全竞争市场由于其模型的严格和参数的可调整,因此对于现实的经济生活具有一定的参照分析作用。比如在一些诸如替代效应、收入效应等一些具体的市场机制问题上,西方经济学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此外,即使是一些非完全竞争市场类型,比如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对于产量和价格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缺乏历史的学科,因此不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它具有几种不可克服的缺陷:第一,无法解释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史,不管这种经济是市场的还是非市场的。这并不是说,西方经济学不打算这样做,事实上,西方经济学有许多学者都做过这样的尝试,但是他们的努力都无法提供一种内在演化的角度,最多只能就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史提供某种侧面的解释,如同波斯坦用相对工资水平、诺思用制度来解释欧洲的工业化起源。第二,即使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也无法真正解释其起源、演进与危机。西方经济学最多只能在辅助的意义上对于这些问题的解释提供一些帮助,但在根本问题上,比如世界经济体系本质上的不平等、生产资料所有者针对劳动者的剥削问题上,这些经济学家几乎是失语,或者用完全是非常次要的原因来解释。在世界经济体系的本质不平等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家往往禀赋差异的比较优势来解释,或者用政策制度者的失算等一些抽象出来的具体因素来解释,但却不能够总体上提供一个演化的机制。这样,当经济危机发生时,这种危机便成为种种人为政策失误的结果,而资本主义内在的危机却被忽略了。马克思指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 [13](p16)那么,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很难成为科学。这里固然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立场的影响,但更是方法论上的偏失。因为一旦资本主义市场竞争被描述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均衡、完全无缺的制度,那么种种历史上的经济制度与和经济现象就成为一种偏离均衡的现象。而与此同时,经济史研究则脱离理论,仅仅专注于现象描述。

  当然,强调这种基本的阶级意识并不等于排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相反,对于一些具体的机制,应当在不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尽量予以吸收。

  2、总结和回应历史学和经济史学的基本问题,为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培养更多的问题意识

  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的科学,因此,研究者必须要有历史的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并非对具体历史事实的了解和分析,而是要求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理论分析时,首先需要把握它的历史的基本前提以及发生的历史逻辑。因此,历史学和经济史学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起着支撑性的作用。具体在对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历史研究为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以下前提:第一,证据。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历史存在着大量的历史数据与资料,显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是不可能如专业的考古学家、文献学家来考证这些资料的。因此,在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的基础上综合他们所提供的资料,为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规律研究提供数据支持,是政治经济学者不可避免的道路。第二,历史学和经济史学的研究并非是确论,许多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上升到基本理论上,它们都需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事实上,许多历史学的问题本身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后才提出来。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史学从来没有社会形态的讨论,而雇工、全国性市场、工场手工业等问题也从未进入到史学古代的领域。如中国史学界的中国有无奴隶社会、中国上古社会形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和民族学上解放前西藏农奴制、西双版纳的封建领主制、凉山彝族奴隶制等问题和政治学上的国家起源及国家历史形态等问题,都需要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可以说,历史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互支持、相互修正的体用关系。

  当前,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相对滞后于历史学和经济史学。最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和经济史学的许多领域都出现了一些重要见解和新的材料,它们为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问题对象与研究参考。

  以中西发展道路为例。中国古代发展出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文明,但在近代却落后于欧洲,这一事实构成了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最早提出这一研究课题的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这一课题的起源说明,相比较注重材料的历史学来说,擅长理论思维的政治经济学更能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自斯密提出这一问题之后,它就一直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中国史学界中“五朵金花”之一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长期延续的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中国为什么会落后?另一个是欧洲或者英国为什么会实现工业革命?对于它们的完整回答构成了史学理论和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中国史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曾经认为,中国社会自身也发展出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部因素,中国自身也将发展成资本主义,而帝国主义入侵则使得中国社会发展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曾经是主流的看法受到了广泛的挑战,各种各样的看法不断涌现。有的学者认为,这一说法本身就存在着问题,是在欧洲中心史观下的产物,而更多的学者则在肯定这一基本判断的基础上拒绝中国自身能够自发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缺乏科学理性精神;有的则从中国的专制权力角度入手,认为专制皇权抑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的学者则从会计制度出发,认为中国传统商业缺乏资本主义的理性计算;有的学者则从“人口压力”角度阐释了中国所以不能够发展出机器大工业的逻辑;还有的学者提出“超稳定结构”的论述,试图从系统论的模式解释这个问题。所有这些解释都从不同的方面触及了这一核心命题,但很显然,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综合性视角,这些研究最多只是触及某个方面,而不能给出本质上的和整体上的把握。

  西方学者对于工业革命产生的解释一直是经济史研究中的热点。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伯特·布伦纳提出了工业革命与封建剥削之间的关系,引发了“布伦纳辩论”。各种有关工业革命的解释堪称众议蜂起,学者们所强调的因素不一而足:相对工资水平、地理大发现、制度创新等等。近年来,几部西方学者的相关著作又重新燃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与激烈争论。1998年,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出版《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一书,认为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东亚构成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而欧洲事实上只处于一个次要的边缘部分。[14] 200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出版了《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认为18世纪以前,东西方的发展水平基本相同,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和独有的内生优势;而后来,西方走向了资本主义,而中国却没有,导致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其基本原因在于美洲新大陆的开发和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15] 这两部著作激起了广泛的国际反响和热烈讨论。这里不必对各方的看法予以评述,但是它们的出现,可以视为是对过去长期存在的西方学者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纠偏;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对中国发展道路差异的研究提醒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史的研究仅仅只是提供了研究问题,但更具综合性和一般性的解释则尚待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借鉴和重视历史学和经济史学的研究,但绝不可以把自己与它等同起来,而应有明确的将自身与考古学、历史学和经济史区别开来的自觉意识,以避免纠缠于细节与史实。并不是说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需要细节与史实,而是这些细节与史实作为具体,应当成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以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为例,它牵涉到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动力、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重要的课题。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它曾数次引发了全国性的论辩热潮。时过境迁,当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盛况不再后,一位学者如此描述当时的研究状态:

  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间的判定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讨论高潮中,大致还只有“宋元说”和“明清说”两种;而到80年代的第二次讨论高潮中,却出现了“战国说”、“西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多种说法“百花齐放”的局面。而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具体表现方面,早先多指手工工场,而在后来的一些论著中,“泛萌芽化”的现象却越来越甚,以致形成“十步之内,必有萌芽”的盛况。尽管吴承明等严谨的学者一再告诫,“资本主义萌芽不是指一事一物、一店一厂”,但在许多论著中,凡雇工或市场都被冠以“萌芽”之称,以致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拿出去卖,小作坊雇了几个帮工在家织布,都被说成是为“萌芽”。[16](p6)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能简单地怪学者们的标新立异。而要看到,这里面的问题不在于考据问题,而在于理论;也就是说,对于何者为资本主义萌芽缺乏统一的认识。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解必然源于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因此真正的关键在于学术界对资本主义的含义缺乏共识,从而使得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也歧义纷出,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萌芽的起源时间问题上诸说蜂起,莫衷一是。换句话说,对于这类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叙述构成了史学研究的前提,而不是相反。既然如此,政治经济学就不能简单地拿史学证据作为自己的研究前提。而是在对研究对象有一个初步的直觉和较多的材料认识之后,首先根据理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的要求,作为通过条件的修正与作用机制的分析,最后在理论中再现出具体的社会经济判断。

  3、坚持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统一性,树立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当代意识

  尽管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明确的分工,但是并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脱离资本主义研究而单独存在。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具备当代意识,对于资本主义的当代进展有着敏锐的把握,如此才有可能为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与时俱进的动力。另一方面,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者们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注也将有助于深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尽管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有着其他学科领域远不具备的深度与优势,但因为资本主义本身仍然是历史的产物,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分析资本主义,也有助于对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有一个历史的把握。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对于理解资本主义与当代世界来说,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历史起源和发展路径的描述。完全撇开资本主义前史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就会出现非历史的重大偏差。那样的话,政治经济学就很容易堕入西方经济学所走的形式化道路。打个比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全球经济不平等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平等,为什么某个国家所以成为富国,而另外一个国家所以成为穷国?为什么不平等不但没有消除而且日趋扩大?如果没有对前资本主义时代欧洲、亚洲、非洲、美洲等各大陆所处的经济社会形态以及相互交往的形式与后果的把握,这种不平等的表述就会形成一种没有实质内容的规律。因此,所有对当代不平等的重要论述都必须回到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比如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研究、安德烈·弗兰克对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的研究,在他们的著作中,前资本主义阶段构成了理解当代世界不平等的不可或缺的逻辑环节。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7](p493) 只有对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充分把握,才能对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内在的不平等不仅可以进行模型上的表述,而且能够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理解资本主义与当代世界,并不是简单地补充一些历史知识。在这个方面,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比历史学和经济史具有特殊的优势。历史学和经济史的优势在文献和考证方面,而在逻辑上再现资本主义的诞生只有在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度上才有可能。这个方面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毫无疑问,该书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史料收集以及编排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知识贡献,对于我们理解那一阶段的经济生活很有帮助,也有助于理解资本主义的起源史。但是,将那个阶段的经济社会生活分割为几个不同的方面,然后用大量的史料来描述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起源,这样做结果是成为现象的堆砌,除了告诉我们许多一些具体的片断的因果联系之外,仍然无法帮助我们构建整体的资本主义生成逻辑。无怪乎法国史学家自身的反思是,这样的研究将历史“碎片化了”,它无助于把握历史进程的本质。[17]

  4、摒弃欧洲中心论,突出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意识”。

  欧洲中心论在各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有体现,这种意识往往并非研究者--不管是西方研究者还是中国研究者--的主观意愿,而是过去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西欧率先突破并领先世界这一事实的思想反映。任何经济理论都必须或多或少反映它所处时代的现实要求,即使是解释几十、几百乃至数千年以前的现实。但当前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重大进展时,它也会对经济理论重新解释历史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它的合理解释是,作为人体产生之前的猴体,包含了许多潜在发展成人体功能的器官,而这些器官的意义只能在人体这一参照系的情况下才能让人理解。在中国与欧洲历史的问题上,也可作如是观。

  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在,中国确实走着一条与西欧存在着显著差别的道路。过去,因为经济的落后以及相应的文化科学领域中声音的缺乏,使得主流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中西欧历史成为一种普遍和标杆性的道路,而中国则只是作为“他者”而存在。这一点即使在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最明显的就是一些坚持五种生产方式理论而对中国历史进行削足适履的论述。要改变这种对理论体系中的中国配角身份,就必须坚持经济学研究的“中国意识”。这种“中国意识”不仅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上体现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而且在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现为自主独立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只有坚持“中国意识”,中国的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有望获得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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