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资本论》 

——纪念马克思195周年诞辰并为《资本论》的初学者而作

2013.08.06 13:40
来源: 《政治经济学评论》     期号: 2013/03     作者: 林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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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资本论》是马克思留给世界的一部不朽巨著。本文介绍了《资本论》的写作和出版简史,讨论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结构,并从《资本论》的历史地位和《资本论》的现代性两个方面阐释了《资本论》这部名著的不朽价值。本文是为纪念马克思195周年诞辰所作,并希望能够为《资本论》的初学者提供学习指南。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

  作者:林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

  《资本论》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的不朽巨著。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运用他所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和条件,科学地预见了未来社会的某些基本的特征,从而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历史上,很少有著作像《资本论》一样,对人类的命运,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命运,产生如此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在历史上,也很少有著作像《资本论》一样,其学术意义远远超出它自身所属的专业范围,而对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都发挥着科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巨大指导作用。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领域的不少学者都从自己学科的角度来研读《资本论》,以便为自己的研究确定正确的方向和路线。这正如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所说:人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资本论》这个茫茫森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1]阿尔都塞本人就是将《资本论》作为哲学著作来解读的。可见,不仅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学者应当系统地学习《资本论》,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其他专业的学者,研读《资本论》也是很有必要的。

  要想完整准确地理解《资本论》的科学真谛,要想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除了逐字逐句地阅读和领会原著之外,没有其他捷径。研读《资本论》是一种需要付出很大努力但以后会受益无穷的学术训练。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曾提醒读者:“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2]

《资本论》写作和出版简史

  一、《资本论》产生的历史条件与理论背景

  一切伟大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资本论》的产生,与16—19世纪西欧国家的社会条件变化,以及反映这种变化的各种社会理论和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来看看《资本论》创作的社会条件。从16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后在英、法等西欧国家发展起来。到了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已经在西欧国家成熟起来。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也逐步暴露出来。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在经济上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经济危机的爆发。1825年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它于1825年8月在英国爆发,一直持续到1826年11月结束。1825年经济危机的爆发,表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亦即“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3]自1825年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危机、萧条、复苏、高涨交替出现的周期性循环之中,一直到19世纪末,差不多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在经济上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出现的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剥削的不断加深,工人失业的增加和生活状况的恶化。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造成了财富在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一极的积累,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贫困在工人阶级一极的积累。这种两极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而使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形成了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初是自发的、分散的、盲目的,并且不具有政治斗争的性质。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的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发展成为政治运动,其主要标志就是法国里昂工人在1831年和1834年的两次起义、英国以工人为主体的1838年到1842年的宪章运动和德国西里西亚工人1844年的起义。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与发展,冲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使社会究竟向何处去成为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尖锐化,工人阶级发展成为争取社会解放的积极的政治力量,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性的经典巨著《资本论》产生的历史条件。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马克思研究经济学和写作《资本论》的首要目的,就是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同时为社会发展打破资本主义的桎梏指出正确的方向。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看来,完成他的伟大著作《资本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要重要。[4]

  在了解《资本论》创作的历史条件之后,还需要知道其理论背景。这个背景,是由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在欧洲各国出现的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形形色色的经济学说构成的。对于这些学说,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从而使自己的理论不仅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分析上,也建立在对这种生产方式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学者头脑中的反映的批判上。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要为《资本论》加上“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样一个副标题的原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引用过大量资产阶级学者和小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这些著作大致可以分为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经济学这样四大类。

  重商主义出现在15—16世纪,是代表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家利益的经济学说。这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但由于西欧国家的殖民地贸易的发展,商品流通的范围大大扩张。这种状况使得重商主义者轻视生产而特别强调对外贸易对资本增殖的作用,认为只有金银才是一国真正的财富,而财富增长的源泉是对外贸易中因“贱买贵卖”或“少买多卖”获得的顺差即金银的净进口。重商主义者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实行保护主义,发展对外贸易。

  英、法两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在这个时期,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他们论证了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反对没落的封建势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限制,主张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他们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问题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社会生产的客观规律,从而提出了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理论学说,特别是他们提出的劳动价值理论,虽然在逻辑和理论上还存在着没有解决的若干关键问题,但已经为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到了正确的门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5]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又被称为重农学派,代表人物是杜尔阁和魁奈。这个学派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农业是创造财富的唯一生产部门,“纯产品”即总产品中扣除了生产耗费后的剩余产品是由农业生产提供的。虽然重农学派将生产理解得很狭窄,但就认为只有提供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而言,它已经触及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特征。马克思对这个学派有这样的评论:“他们把资本和货币区别开来,在资本的一般形式上把资本看作是在生产中保存自己并通过生产增大自己的独立的交换价值。因此,他们也考察[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本身;他们不是把这种关系看作简单流通的要素,相反地把它看作简单流通的前提,并且这种前提又不断地从简单流通中产生,重新成为流通的前提。所以他们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6]

  小资产阶级经济学,或称经济浪漫主义,是与古典经济学同时期的经济学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西斯蒙第。西斯蒙第的理论代表了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发展过程中破产并沦为为雇佣工人的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的诉求。他批评英国古典经济学只关注财富而忘记了人,认为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如何通过公平分配来增进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的福利。他接受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将劳动创造的价值分为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指出资本家的利润属于后一种收入,来自工人的额外劳动。西斯蒙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揭露资产阶级为了积累资本而造成的社会灾难,例如小生产者的破产,机器的排斥使工人成为相对过剩人口,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等,消费不足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等等。但是,西斯蒙第等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救治这些社会灾难开出的药方,是使资本主义倒退回小生产,使经济发展重新服从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和小农生产的规范。这显然是开历史倒车的空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又被称为经济浪漫主义的原因。

  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包含的科学因素,对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也有所借鉴。尤其是古典经济学,它构成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来源。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7]从19世纪上半叶以后,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科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丧钟敲响了。古典经济学被资产阶级抛弃,代替它的是不仅丧失了科学性,而且丧失了学术良知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对于庸俗经济学来说,“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8]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要害是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否认剥削。马克思在对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进行比较时指出,古典经济学“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真理。”[9]英国的西尼尔的“节欲论”,法国的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和萨伊的“三位一体论”以及“危机不可能论”,美国的凯里的“利益协调论”,都属于庸俗经济学中最赤裸裸的辩护性理论。关于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曾在一篇笔记中写道:“他们两人都懂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古典经济学本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而后者应被看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完备的和最后的表现。因此,他们两人都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在现代经济学中历史地取得的理论表现,必须当作谬误来加以抨击,并且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10]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类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常常用嘲讽或揶揄的口气将它们的荒诞不经痛快淋漓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除了这些庸俗经济学家之外,19世纪20年代西方的经济学舞台上,还活跃着以詹姆斯·穆勒和约翰·麦克库洛赫为代表的所谓李嘉图学派。他们自称是李嘉图的传人,在庸俗经济学的挑战面前竭力维护李嘉图的理论,试图消除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两个致命缺陷,即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与价值规律的矛盾,以及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价值规律的矛盾。但是,他们非但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反而造成了一系列理论上的新混乱,将李嘉图的学说庸俗化了。但是,这个学派不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剥削的事实,不掩盖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灾难和阶级冲突。这是穆勒等人与前述庸俗经济学家的区别所在。不过,他们提出的社会改造的方案是对资本主义加以改良。在维护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与庸俗经济学家其实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澄清了这个学派造成的理论混乱,创造性地解决了导致古典经济学破产的上述难题。

  二、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艰辛历程

  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作,是一个充满艰辛的过程。这个过程耗时40年。马克思在世时只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由恩格斯根据遗稿整理出版的。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还承担着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繁重任务,因而遭到西欧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常常衣食无着,债务缠身,还要忍受反复发作的病痛的折磨。在《资本论》的前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即将付梓之时,他在经济上甚至窘迫到付不起将手稿寄给出版商的邮资和保险费,而不得不向恩格斯求助。[11]《资本论》第一卷完稿后,他在写给友人迈耶尔的信中说:“我为什么不给您回信呢?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我自己是不实际的。”[12]

  1843年10月底或11月初,马克思来到巴黎,参与《德法年鉴》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同时开始了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1843年底开始,马克思阅读了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学家让·巴·萨伊、亚当·斯密、詹姆斯·穆勒、大卫·李嘉图、约翰·麦克库洛赫、比·布阿吉尔贝尔等人的主要著作,还有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在阅读这些材料的同时,写下了7个笔记本的摘要和评注,后来被称为“巴黎笔记”。在这些笔记的基础上,马克思开始整理自己的研究心得。1844年4至8月,马克思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同对法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各流派的研究,以及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对它们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性批判,写下了一部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哲学的视角分析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异化劳动理论。

  1844年2月,《德法年鉴》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合刊号刊登了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这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彼此在思想上认识对方、并最终成为同道者和战友的最重要的媒介。这些文章表明,马克思主要是通过哲学和政治的批判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结论,而恩格斯则主要是通过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经济状况的批判而得出同样结论的。马克思自从看到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之后,开始与恩格斯通信,就他们共同感兴趣的各种问题交换看法。1844年8月下旬,恩格斯回德国途经巴黎。同月28日,在瓦诺街的一间具有法国摄政时期风格的著名咖啡屋中,恩格斯与马克思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并从此开始了两位思想家并肩战斗的生涯。

  1845年1月马克思遭普鲁士政府和法国政府的迫害,移居布鲁塞尔。1845年9月底至1846年4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共同写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他们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及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同时,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发了他们所创立的新的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而且运用他们已经掌握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结论,对许多重要的经济范畴进行了论述。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为马克思日后进行的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的写作,确立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在布鲁塞尔,马克思积极参加国际工人运动,成为这个运动的精神领袖,起草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行动纲领《共产党宣言》,简明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要点。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历史趋势的阐述,为《共产党宣言》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一系列论断提供了经济理论上的支持。在布鲁塞尔时期,马克思继续研究经济学文献资料并做了摘录,先后写有《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

  1848年民主革命期间,马克思回到德国指导工人运动。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一家迁居伦敦。如果说这之前马克思从事的经济学研究还只能算是《资本论》创作的“前史”,那么,在伦敦,《资本论》创作的大幕正式拉开了。1850年6月,马克思得到了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阅览室的出入证,开始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他阅读了休谟、洛克、劳埃德、李嘉图、斯密、托伦斯、富拉顿、斯图亚特、拉姆赛、马尔萨斯、凯里、霍普金斯、威克菲尔德、安德森等众多学者的著作。同时,马克思也注意工人状况、自然科学和技术史、工艺史和发明史、殖民地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李比希、尤尔等人的著作。从1850年到1853年,马克思写下了24本共1250多页的笔记。后人称之为《伦敦笔记》。这些笔记为后来的《资本论》写作做了准备。从这些笔记可以看出,在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已经在理论上超越他的前辈斯密和李嘉图。

  1857—185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的转折点,它直接催生了《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在1857年11月6日为《纽约论坛报》写的一篇社论中,准确地预言了这场危机。[13]由于认为危机可能引起无产阶级革命,他加紧了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写作。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现在发狂似地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到来之前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14]。从1857年8月至1858年6月,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多半都工作到早晨四点钟”,而马克思的研究工作是“双重的”,即“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研究“当前的危机”。[15]这里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就是通常所说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已涉及到《资本论》全部内容,可以看做是《资本论》的第一稿。1859年6月,马克思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政治经济学批判”后来成了《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出版,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言:“1.它是十五年、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2.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16]列宁将马克思的这部著作与《资本论》第一卷相提并论,认为马克思的这两部著作使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发生了一场革命”。[17]

  正如马克思的预见那样,由于19世纪50年代后期经济危机的作用,进入60年代,曾经沉默了10年之久的国际工人运动再度兴起。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马克思继续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更加抓紧写作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1861年8月至1863年7月,马克思写下了总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小标题为《第三章 资本一般》的庞大的手稿,一共23个笔记本,1472页。这就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正是在这个草稿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产生了将其以“资本”为题单独出版的想法。这就是《资本论》的书名的由来。1863年7月,在结束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之后,马克思便开始着手对手稿进行整理,准备付印。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马克思在整理自己的手稿时又写下了一些新的手稿。[18]

  1867年3月27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表示《资本论》第一卷的全部书稿“已经写好了”,“下星期我必须亲自带手稿到汉堡去”。恩格斯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高兴:“乌拉,当我终于在白纸黑字上看到第一卷已经完成,你想立刻把它带到汉堡去的消息,我禁不住这样欢呼起来……”。[19]1867年4月10日,马克思从伦敦出发,12日抵达汉堡会见出版商迈斯纳,双方议定将全部《资本论》分三卷出版,将其中原计划的第二册和第三册合成一卷,即第二卷,而将原计划的第四册,即理论史部分作为第三卷。19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在汉堡由迈斯纳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第一卷出版之后,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通信中还表示将于1868年春天完成全书的出版。[20]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直到1883年3月14日去世之前都未能按与出版社商定的计划出版《资本论》的后几卷。

  三、恩格斯与《资本论》

  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资本论》的创作、编辑、出版和宣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恩格斯写于19世纪40年代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十八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对马克思早期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对这些著作中的观点,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还加以引用。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不仅经常与恩格斯探讨理论问题,交流研究心得,而且还向有实际管理经验的恩格斯请教有关固定资本的折旧与补偿、资本周转对价格的影响等实际经济问题。[21]事实上,恩格斯从一开头就是《资本论》写作的积极参与者。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之后,恩格斯于1859年8月3日至15日写了两篇评论分别发表在1859年8月6日和20日的《人民报》上。在第一篇评论文章中,恩格斯主要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于“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的重大意义;在第二篇文章中,恩格斯则主要阐述了马克思著作中所体现的唯物辩证法。恩格斯的这两篇文章对于人们深刻认识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过程中,恩格斯在收到马克思寄来的前几个印张的清样之后,曾经就书中的章、节目录和标题以及“价值形式”部分的安排等方面给马克思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恩格斯建议马克思:要“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并且“用黑格尔的《全书》那样的方式来处理”;“可以把这里用辩证法获得的东西,从历史上稍微详细地加以证实”;等等。同时,恩格斯还在清样上直接改正了“个别的笔误”,并“冒昧地补充了某些字句”。恩格斯的大部分建议都被马克思采纳,使第一卷在形式上更便于读者理解。[22]《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为了扩大《资本论》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同时为了打破德国官方的“缄默”,恩格斯连续写了若干评论文章,分别刊登在德国的《未来报》、《爱北斐特报》、《杜塞尔多夫日报》、《观察家报》、《维尔腾堡工商业报》、《民主周刊》、《双周评论》等各种报纸和杂志上。恩格斯的这些书评,从各个角度扼要地介绍了《资本论》的内容、方法和历史意义,是学习《资本论》的重要参考资料。正是由于恩格斯的大力宣传,终于迫使德国官方的报刊开始发表评论《资本论》的文章,同时使《资本论》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开来。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第四版、英文版和第二、第三卷的出版等工作付出了极大的辛劳。1883年年底,第一卷第三版出版了。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资本论》的内容,恩格斯在许多地方加了注释。在恩格斯的主持下,1886年11月,第一卷的英文版出版了。恩格斯在英文版“序言”中对《资本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在1890年出版第一卷第四版时,恩格斯“再一次对照法文版和根据马克思亲手写的笔记”,“又把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补充到德文原文中去”。[23]其次,恩格斯“还补加了一些说明性的注释”,并以恩格斯本人的姓名加以标注,以示区别。另外,恩格斯还对马克思的引文再一次进行了核对和校正。正是因为恩格斯如此严肃认真的工作,使德文第四版成为国际上通行的版本。

  恩格斯对于《资本论》的最大贡献,无疑是根据马克思留下的手稿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作为马克思的指定遗嘱执行人之一,大约从1884年2月起,恩格斯开始着手研究、编辑整理《资本论》第二卷手稿。在1885年5月5日写的第二卷“序言”中,他说明了自己编辑马克思著作的原则和第二卷的手稿来源及具体情况,同时有力地驳斥了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及其信徒关于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的诽谤。第二卷出版后,恩格斯立即投入到整理、编辑第三卷的工作中。经过晚年的恩格斯的艰苦工作,直到1894年10月,《资本论》第三卷才得以问世。对于从第二卷出版到第三卷出版何以经过如此漫长的时间,恩格斯在1894年10月4日写的第三卷“序言”中做了说明:首先,晚年的恩格斯“长期视力衰退”,“多年来不得不把写作时间限制到最低限度”;其次,“还有一些别的无法推卸的工作,如马克思和我本人以前各种著作的重新出版和翻译”;再次,马克思去世后,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工作落在恩格斯一个人身上了;最后,《资本论》第三卷“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每一篇的开端通常都相当细心地撰写过,甚至文字多半也经过推敲。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越是离开本题谈论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冒出来的、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句子也由于表达的思想是按照形成时的原样写下来的而越冗长,越复杂”[24]。在这篇序言中,恩格斯还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程序和各篇章的编辑情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卷的整个第四章,完全是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列的标题补写的。恩格斯比马克思晚去世十二年,他把新的经济现象如股份公司、垄断等问题,也增补到有关章节如关于信用问题的第三卷第27章的正文中。此外,恩格斯还为第三卷写了两个重要的“增补”。正是因为恩格斯的出色工作,才使《资本论》第三卷第一次以完整著作的形式问世。列宁是这样评价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这一工作的:“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25]

  四、《资本论》的出版与传播

  自《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出版以来,这部著作在全世界广泛而持久地传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在德国汉堡出版,首印1000册,至1871年秋季售完,于是马克思立即着手第二版的出版工作。在第一版的基础上,马克思将原来的“章”改为“篇”,将原来的第五章划分为两篇,即将“工资”部分独立成“篇”,将第一版第一章中的附录部分“论价值形式”合并到第一章的正文中,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内容上的修改,并为第二版写了“跋”。德文第二版于1873年1月出版。1881年10月,马克思接到汉堡出版商关于出版第三版的建议,为此,马克思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但那时马克思的身体状况使马克思已经无法完成这一工作。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和第四版的出版工作是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完成的。

  在出版第一卷德文版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开始考虑出版法文版了,马克思希望通过这一工作,能够“使法国人摆脱蒲鲁东用对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化把他们引入的谬误观点”。[26]几经周折,直到1871年底,经保尔·拉法格介绍,找到了巴黎出版商莫·拉沙特尔,又通过沙尔·龙格找到了翻译约瑟夫·鲁瓦。马克思本人亲自担任法文版的校订工作,在德文第一版的基础上,在许多内容方面进行了新的加工。马克思自己认为:“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后来,恩格斯在修订德文第一卷第三版和第四版时,均参照过法文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法文版是1900—1902年由巴黎纪阿尔出版社(V·Giard)出版的。1922—1930年,巴黎阿尔弗雷德社会出版社(Alfred Sociales)出版了法文全译本,共14个分册。1948年至1960年,巴黎社会出版社(Editions Sociales)出版了新译本,共八个分册。1976年新版改为三卷三册本,这是目前通用的法文版。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出版后就在俄国进步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868年9月18日俄国经济学家尼·弗·丹尼尔逊就写信建议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的俄文版,并希望将第一卷和第二卷一起出版。马克思回信说,不必等待第二卷,第一卷是一个完整的部分,可先出版。[27]1869年末,俄国革命家格·亚·洛帕廷接受了翻译任务,并亲自到伦敦请教马克思。后来洛帕廷因为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而只翻译了第一卷的第二章至第五章(即现在的第二篇至第六篇),剩下的部分由丹尼尔逊完成。1872年8月,《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在彼德堡出版。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与俄译者丹尼尔逊保持联系,于1885年1896年分别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俄文版。这是《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最早的外文译本。除丹尼尔逊的译本之外,1898年阿斯卡尔汉诺夫出版社出版了由柳比莫夫主编的《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俄文本,1899年波波娃出版社出版了由彼·别·司徒卢威主编、叶·阿·古尔维奇和札克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俄文本,1907—1909年莫斯科书籍出版社出版了由伊·伊·斯切潘诺夫主编的《资本论》三卷全译本。列宁参加过斯切潘诺夫译本的准备工作。十月革命之后,比较通行的是斯切潘诺夫的全译本(发行了8版)。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从1955年开始编译出版的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资本论》三卷新俄文版被编入全集第23至25卷(1960—1962年出版)。

  《资本论》是在英国写成的,而且“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所以马克思希望英译本能早日问世。1867年,当《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还在排印的时候,恩格斯就推荐国际会员、英国法学家赛·穆尔担任英文翻译工作,并表示“全部工作将在我的直接监督下进行”[28]。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直到马克思逝世之前,包括穆尔在内的许多人都最终未能完成英译工作。马克思逝世后,第一卷的英译工作是由穆尔和马克思的女婿爱·艾威林博士共同完成的,而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则担任了引文校正工作,恩格斯也为英译本付出了巨大的心血。1887年1月,《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在伦敦出版,同年4月发行了第二版。恩格斯逝世前,第一卷英译本出版过大约六个版本。1906年至1909年,欧内斯特·翁特曼翻译了《资本论》全三卷,在美国出版。1954至1959年,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利用前人的译文并对照原稿进行了修订,出版了《资本论》全三卷英译本。这两个版本是目前世界上流行的英文版。

  20世纪初,《资本论》传入日本。1910年,《社会新闻》第55-59、63号连载了安部矶雄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前三节。第一个日文全译本是由日本著名社会思想家高畠素之翻译的,共计10个分册,1920至1924年由东京大镫阁和而立社出版。第二个日文全译本是长谷部文雄翻译的,1946年10月由日本评论社发行第一分册,1950年8月出齐,三卷共十一个分册。第三个日文全译本是由向坂逸郎翻译的,1947年由岩波文库发行,历时近10年才出齐,共计十二个分册。1967年为了纪念《资本论》出版100周年,又出修订版,改为三卷四册本。第四个日文全译本是由日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刊行委员会翻译的,1961年5月开始发行,至1964年9月出齐,共十—个分册。1965年至1967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日文版第23、24、25卷时,改为三卷五册本。1967年经过译者冈崎次郎修订后,由大月书店出版《资本论》一百周年纪念版。从1972年起日本大月书店又以冈崎次郎译本的名义发行新版,至1975年出齐,共三卷九册。第五个全译本是宫川实翻译的《学习版<资本论>》,从1977年至1982年出齐,共9个分册。

  《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在《资本论》中译本出版以前,在我国就有一些报刊文章和通俗读物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五四运动”前后,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年9月,党在上海成立了地下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资本论>入门》等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设有翻译室,曾翻译过《资本论》第二卷的一部分,并将译稿油印发行。《资本论》在我国的初步传播,对于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了解马克思主义,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上个世纪30年代,在我国出版过几个不同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译本。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查禁和其他原因,很长时间无法出版《资本论》三卷的全译本。直到1938年,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才出版了我国第一个《资本论》三卷全译本,译者是郭大力和王亚南。这部中译本装帧美观。第一卷共694页,精装一册,平装分订两册,正文前有33页刊印6篇序言。第二卷共450页,第三卷共787页,正文前都有恩格斯的“编者序”,第三卷末还有“译者跋”。新中国诞生后,为了适应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急需,北京三联书店又将这个译本重印多次,在全国各大城市发行。郭、王译本根据的是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校正的文本,并参照了两种英译本和两种日译本。

  我国出版的第二个《资本论》中文全三卷,是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以下简称编译局)集体翻译的。1956年,该局经济室的翻译组和注释组,根据苏联斯切潘诺夫的俄文版着手翻译《资本论》,但工作开展不久,因整风反右运动而停顿下来,运动后期经济室也被撤销了。1960年,编译局又成立了马恩室经济组,重新译校《资本论》。这一次他们改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3—25卷为蓝本,而俄文版只作参考。1972年9月和12月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和第24卷(即《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1974年11月出版了第25卷(即《资本论》第三卷),1975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卷单行本。编译局在翻译《资本论》前三卷的同时,也着手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6卷转译《剩余价值理论》。1972年至197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剩余价值理论》第Ⅰ至Ⅲ册。编译局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新译本出版后,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各卷书信中选编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资本论》的书信410封。接着,编译局又翻译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及马克思在1863年以后的各种经济学手稿片断。1980年1O月,在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筹备会上提出了出版法文版的倡议,得到了编译局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积极支持,这个译本在1983年3月出版。

  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编译局于1986年7月启动了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版)出版新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巨大工程,并于2003年出版了《资本论》最新译本(编为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46卷),这就是目前通行的中文版本。2009年,在中共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编译局编辑出版了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资本论》三卷被编为其中的第5—7卷。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结构

  一、《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9]要想准确理解这句话含义,首先需要弄清“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的含义。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生产方式”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范畴。在不同的语境下,马克思赋予这一范畴的含义往往是各不相同的。他大致是在三种含义上使用这个范畴的。第一,指生产方法或劳动方式,即采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通过什么样的劳动组织进行生产。这是在生产力的意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个范畴。第二,指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生产关系特指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范围内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机构中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的关系;广义的生产关系则指包括生产、流通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关系体系。第三,指社会经济形态,即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

  那么,马克思在规定《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时,是在上述那一种意义上使用 “生产方式”这个范畴的?如果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范畴,可以将马克思的表述改写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很显然,无论从狭义还是广义的生产关系来看,这样使用“生产方式”这个概念都是不合逻辑的。如果在第三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范畴,同样是说不通的。因为这样等于说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经济形态”的外延大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已经将它们包含了。可见,在这里,马克思只能是在第一种意义上,即生产力的意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的。马克思在这个意义的“生产方式”前加上“资本主义”这个定语,是要表明,他所要研究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形成的生产力基础的特定生产方式。我们不能因为“生产方式”之前有“资本主义”这个定语,就把它理解为生产关系。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经典表述解读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的生产力基础的生产组织或劳动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关系,是狭义的,即直接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这种解读是与作为《资本论》的方法论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一致的。按照这个原理,研究任何社会经济形态,都必须首先研究作为其根基的生产力。事实上,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写成的大量笔记和手稿表明, 他对生产力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的。这种研究的成果,集中地反映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中。在那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产生到确立的历史过程的阐述,正是以劳动组织由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工厂的发展为基础的。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不是工程和工艺研究,也不是科学技术史考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的着眼点,在于体现在生产资料上的技术进步导致的劳动组织的演化,以及这种演化如何引致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

  根据以上解读,又可以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简单地表述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因为,马克思的表述既包括生产力,又包括广义的生产关系,而经济形态正是这二者的统一。《资本论》的这个研究对象,是由它的研究目的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30]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都是由内在于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的。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运动规律,就必须研究它所特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二、马克思的经济学写作计划与《资本论》的结构

  在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不同的结构计划,《资本论》的结构是在这些计划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确定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提出过一个“五篇结构计划”。这个五篇计划的标题分别是:“(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31]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看,第三章即“资本章”的各篇标题是: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篇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利息、利润、生产费用等)。

  在这部手稿的进一步写作中,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而且为了方便出版,马克思又将“五篇结构计划”进一步发展为“六册结构计划”。1858年4月,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对于“六册计划”作了详细的说明:“这一堆讨厌的东西将分为六册:1.资本;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

  一、资本又分成四篇。(a)资本一般(这是第一分册的材料);(b)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c)信用,在这里,整个资本对单个资本来说,表现为一般的因素;(d)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及其一切矛盾。

  (一)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

  1.价值。

  2.货币。

  3.资本。”[32]

  在1858年11月29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第一次将第一册第一篇第一章的标题由原计划和手稿中的“价值”调整为“商品”。[33]

  对比“五篇结构计划”与“六册结构计划”可以看出,在“六册结构计划”中,马克思已经决定将原计划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不再作为单独的一篇或一册,而是放到作为第一册的“资本”中。后来,在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及《资本论》第一卷时,马克思一直贯彻了这一计划。

  按照计划和出版合同,马克思在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之后就准备出版第二分册,即“第三章资本”。1860年2月,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第一次将正在写作和打算出版的第二分册叫做《资本论》。[34]1862年12月28日,在写给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说:“第二部分终于已经脱稿,只剩下誊清和付排前的最后润色了。这部分大约有三十印张。它是第一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其实,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35]此后直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前,马克思一直在按计划研究属于“资本”册的各方面问题,其中包括后来的《资本论》各卷中的各方面内容。因此,马克思的研究实际上是从各个方面同时展开的,这一点在马克思写作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866年10月13日,马克思在写给库格曼的信中说:“我的情况(由于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工作老是被打断)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不是象我起初设想的那样两卷一起出版。而且现在看来总共可能有三卷。

  “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册 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第四册 理论史

  第一卷包括头两册,我想把第三册编作第二卷,第四册编作第三卷。”[36]

  后来的实际情况是,马克思在誊抄付排稿的过程中又决定,第一卷只包括第一册,因此,他在第一版序言结尾预告:第二卷将包括第二册和第三册,第三卷包括第四册。直到恩格斯编辑整理第二册和第三册手稿时,才将每一册各自编成独立的卷,并预定第四册“理论史”为第四卷。由于马克思生前未能出版后几册,恩格斯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而考茨基则将马克思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编辑出版为《剩余价值理论》。

  以上关于马克思著作的结构计划及其变化的情况表明,属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资本论》前三卷是一个“艺术的整体”,是关于“资本一般”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与最初的“五篇结构计划”和“六册结构计划”相比,《资本论》又只是马克思的宏大写作计划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结合前述《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有关内容,进一步说明《资本论》前三卷的逻辑关系。

  作为一部完整的著作,《资本论》三大卷研究的一个共同的对象或主题,就是“资本”。其中第一卷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在这三卷中,马克思是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展开理论叙述的。对此,马克思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在第一册中,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次要影响。但是,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并没有结束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里,它还要由流通过程来补充,而流通过程则是第二册研究的对象。在第二册中,特别是把流通过程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中介来考察的第三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至于这个第三册的内容,它不能是对于这个统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这一卷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37]

  《资本论》是围绕剩余价值这个核心来展开的。《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是以流通过程为前提的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重点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这是在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基础上的流通过程,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重点在于剩余价值的实现;第三卷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研究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如商业资本、生息资本等)和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如商业利润、利息、地租等),这是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的统一,重点在于剩余价值如何在剥削阶级内部进行分割。因此可以说,剩余价值价值是《资本论》全书的核心范畴,剩余价值价值理论是全书的核心理论。正是通过分析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和分配,《资本论》全面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以及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和必然的发展趋势,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伟大变革。

《资本论》的历史地位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著作,是世界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指南。100多年来,通过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资本论》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著作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三个部分组成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各种文献中对这三个主要理论进行了阐述,《资本论》是其中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为一体的最重要的著作。

  《资本论》全面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关于这一点,第二节中已经做过具体的说明。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系列文献中对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做过论述,但是,《资本论》是实际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来研究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著作,从而使前者得到了科学上的“证明”。列宁说过:“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38]因为这种证明,《资本论》本身也具有了哲学著作的意义。

  当然,《资本论》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解决了导致英国古典经济学破产的难题,完善了劳动价值论,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建立起一个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在内的严密而宏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性和暂时性,揭示了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变革中的历史作用,为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正是因为有了《资本论》奠定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才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不再是少数人基于道德良知而产生的一种善良愿望或美好幻想,而是被科学地证明了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为世界工人阶级运动指明了斗争的原则和前进的方向,为克服各种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干扰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因此,《资本论》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39]。

  二、《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

  马克思创立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写作《资本论》,最根本的目的,是为国际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马克思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但是,正如恩格斯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葬马克思时发表的讲话所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40]

  理论研究与直接参与组织和领导国际工人运动,是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一生的两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活动,而理论研究始终是为国际工人运动、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因此,《资本论》不仅阐述了科学的经济理论,而且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指南,是一部科学性和阶级性相统一的著作。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41]《资本论》所具有的鲜明的阶级性,是它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原因。

  对于自己的学说的阶级性,马克思是从不讳言从不掩饰的。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庸俗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当代遗孽,却往往否认自己学说的阶级性,用“科学”的外衣将自己的理论包裹起来,用资产阶级的肮脏私利来冒充人类的普世价值,并试图用他们的伪科学来驯化群众,对群众实行意识控制,以达到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统治的目的。而对于真正科学的理论,他们又采取各种方式加以压制以至扼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42]在《资本论》出版以来的近一个半世纪中,资产阶级在学术界的一些头面人物们正是怀着这种“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不断地否定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科学性,将其贬低为宗教教义式的意识形态说教。他们当然不懂得,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阶级性实际上源于其科学性。马克思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他作为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知识分子从事自由的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正是因为忠实于自己的科学发现,马克思才毅然抛弃自己出身的“上流社会”能够给予他荣华富贵,以一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大无畏气概,坚定地站到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一边,公开声明自己的学说的阶级性。

  三、《资本论》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深远影响

  《资本论》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这种影响,不仅直接体现在20世纪以来的工人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中,而且也深刻地体现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在人类历史上,再没有一部著作像《资本论》这样,真正地影响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

  自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越来越成为统治世界的支配力量。由于最先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至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已经成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英国之后,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也相继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国资产阶级的联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质。与此同时,全世界劳动人民遭受的压迫日益加剧,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加强。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实践使各国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而以往分散的斗争常常使他们遭到同样的失败,无产阶级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去对抗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的工人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马克思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和实际的领袖,而他的伟大著作《资本论》,则成为团结在国际工人协会周围的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理论支柱。马克思所提出的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工人阶级采取革命的政治行动的主张,被写入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布鲁塞尔大会上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卡尔·马克思作为第一位把资本置于科学分析方法之下的经济学家,具有不可估量的贡献。”[43]布鲁塞尔大会通过的一项关于机器对工人的影响的决议,从《资本论》引用了大段论述作为论据。库格曼、狄慈根、李卜克内西等工人运动领袖纷纷发表文章,高度赞扬马克思的著作。1868年8月25日,威·白拉克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会议上,作了关于《资本论》的专题报告,认为马克思的著作为工人阶级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英国、美国和俄国,《资本论》的影响也日渐扩大。在美国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罢工斗争中,《资本论》的片断还被印成传单使用。《资本论》的出版为各国工人运动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恩格斯领导时期的社会主义国际(即第二国际),在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任务以及劳工立法等一系列问题上,也是以《资本论》得出的科学结论为指导的。《资本论》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壮大产生的推动作用表明,科学的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转化为革命的巨大物质力量。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以垄断为基本特征的帝国主义阶段,也从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时代。列宁清算了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对《资本论》的科学理论和革命结论的背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资本论》奠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深刻地总结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分析了世界格局的新形势和新特点,证明了落后国家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而赋予了《资本论》所证明的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科学预见以新的时代意义。列宁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并将其运用于俄国共产党的创立和领导俄国的工人革命运动。1917年11月(即俄历10月),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士兵发动了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继巴黎公社和匃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之后的第三个无产阶级政权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了《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取民主与自由的信心和斗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的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同时,正是在苏联的鼓舞和直接支持下,包括中国、东欧各国、朝鲜、越南等一系列落后国家取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并最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自此以后,整个世界形成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并存的历史新格局。历史表明,没有以《资本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就不可能有以俄国为代表的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资本论》所阐述的理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立、发展和改革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在《资本论》所指出的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革命结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又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农业、手工业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同时创造性地完成了将工商业中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变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同时,我们党自觉地遵循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的思想,实行“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原则,使国家的工业化迅速推进,奠定了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经历过由“左”的思潮造成的挫折,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使我们的党排除了“左”的影响,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这样一系列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经济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对我国国情的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为基础的,即我国的社会主义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条件下,由这个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还必须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发展;同时,还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这个认识形成的理论根据,正是马克思用《资本论》证明了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资本论》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工人阶级未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但是,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停止对于资本主义的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的斗争。这迫使资产阶级政府做出让步,促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改良。在工人进行的这种斗争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资本论》的影响。这种斗争将19世纪在《资本论》指导下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提出的社会主义诉求,楔入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系统中,为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准备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资本论》,就没有可以与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相抗衡的有组织的强大工人运动,从而19世纪的那种肆无忌惮地剥削他人劳动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就不会转变为当代这种经过改良的、在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上有所收敛的资本主义。

《资本论》的现代性

  《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从那时起到现在,已将近一个半世纪。虽然现在的历史条件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年代已有很大不同,但是,流逝的时间只会使真理的光芒更加灿烂,《资本论》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当代价值,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其现代性是不容质疑的。某些西方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鼓吹者,把在《资本论》批判过的庸俗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准经济学教科书中讲述的理论,称为“现代经济学”,而将《资本论》归入陈旧无用的“古典经济学”的范围,不过是马克思说过的那种“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的现代表演而已。

  一、《资本论》揭示了社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社会生产规律的研究不能脱离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经济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但是,马克思也不否认,“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44]。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属于一切时代”和“几个时代共有”的经济规律都有分析。他关于生产力构成要素的概括,关于劳动过程一般内容及其基本要素的论述,关于分工和简单协作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般作用的论述,关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一般条件的说明,关于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的划分,关于劳动时间节约规律的论断,都是对“属于一切时代”的经济规定的合理抽象。马克思对生产一般的这些研究,反映了社会再生产的一般条件和一般要求,对于一切时代都是适用的,对于我们研究当代的经济问题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几个时代共有”的经济规律的研究,当首推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商品和货币”中考察的商品经济的一般原理。这个原理,不仅适用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成为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出发点。除此之外,马克思还阐述了有关市场经济的其他一般规律,例如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讨论的商品的价格在供求关系作用下围绕价值波动的规律、市场竞争规律,等等。这些一般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在发生作用。马克思关于这些规律的论述,可以直接用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分析。

  即便是《资本论》中研究的资本主义特有的规律,也可以从其中抽象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意义的关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一些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概念和范畴,经过适当改造之后也可以用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例如,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企业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成本、利润等范畴,只要将其中包含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换成与公有制相适应的内容,也可以转化为分析公有制企业的经济行为的理论工具。对《资本论》第二卷关于资本循环、周转的理论,显然可以做这样的改造。第二卷关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分析模式,经过类似处理以后,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宏观经济分析和增长研究的基础。《资本论》第三卷阐述的利润平均化的理论、银行信用和股份制的理论以及地租理论等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也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事实上,在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对马克思提出的有关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和理论加以改造,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面,我国经济学界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

  当然,在运用社会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时,必须注意的是,现实的市场经济总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而在当代它是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特殊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具有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共同属性,但又有本质的区别。我们不能只看到两种经济制度的共性而忽略了它们的个性。这是我们在运用《资本论》的概念体系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时,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

  二、《资本论》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一生有两大科学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是剩余价值学说的全面系统的表达。它通过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当然有不小的变化,但雇佣劳动制度和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无厌榨取,仍然是这个制度的基本特征,因而从总体上说,《资本论》对它的分析仍然是有效的。也就是说,《资本论》仍然是我们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

  在《资本论》诞生后的100多年里,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的变化,在资产阶级学者中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认识上的循环,即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处于繁荣时期,这些学者们就会宣布,《资本论》已经过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被克服;而一旦资本主义危机到来时,又会有许多学者感叹,马克思回来了,《资本论》说对了。这种循环现在依然在进行。上世纪90年代,在信息革命推动下,美国的经济出现了近十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发生了苏东剧变和这些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这使资本主义的某些辩护士在庆贺不战而胜的狂欢中,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经历过的经济危机的灾难忘得干干净净,竟然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终点的幻觉,《资本论》过时论又一时甚嚣尘上。然而,历史的车轮并没有停转。进入新的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同时,其内在矛盾和弊端也随之迅速膨胀起来,日趋严重的失业问题、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国际垄断资本对全世界的剥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占有制之间的日益加剧的矛盾、虚拟资本相对于职能资本的过度膨胀,最终酿成了2008 年以来始于美国而蔓延于世界的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在2012年发达国家主办的主要由各国政要、学界名流和企业家参加的达沃斯论坛上,会议主席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已不再适应现实需要。而在相近时间由发展中国家主办的世界社会论坛上,各界人士纷纷指出,发达国家的反危机措施治标不治本,且后遗症严重,发展中国家应破除对资本主义的迷信,努力寻求新的发展模式。这一切再一次证明了《资本论》的科学价值。同时,也再一次给那些健忘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一个教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断言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然而一个半世纪之后,资本主义仍然存在。这也使不少群众产生了《资本论》是否过时的疑问。这种疑问实际上是对马克思的苛求和误解。马克思不是算命先生,他从来就没有为资本主义的灭亡规定过时间表,也坚决反对做这样的事情。在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开始确立在全世界的统治地位,其固有矛盾日益突显,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肆无忌惮的血腥剥削导致的剧烈社会冲突不断。无庸讳言,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和他那一代革命家,确实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能力做过现在看来过低的估计。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证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45],作为对资本主义由其基本矛盾决定的历史趋势或未来走向的预言,毫无疑问仍然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关于“资本主义为何还有生命力”的问题的答案,事实上也包含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时说过:“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6]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还说过:“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律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47]资本主义之所以在当代继续存在甚至一定程度的发展,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反复爆发的经济危机教训下,特别是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冲击下,资产阶级不得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整,从而使这种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对生产力的容纳能力有所增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政府干预的实施,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就是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这一切当然都是在不从根本上颠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的,但也在旧社会的胞胎内为新社会的到来准备了物质条件。即便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旧的财产关系,这些调整仍然遭到西方资产阶级中的保守派的反对。上世纪70年代之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就是西方资产阶级保守势力的代表。新自由主义者的目的,按照其某些头面人物的说法,就是要恢复19世纪那种资本主义,以保卫被上述调整限制的少数资产者的私人产权和个人自由。而保守派的上台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成为最近危机爆发的诱因。可见,正是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变化本身,彰显了《资本论》的科学价值和时代意义。

  三、《资本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资本论》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共产主义经济的篇章,但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与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对比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设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代替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称作“自由人的联合体” ,认为这应当是一个“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8]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49]马克思还指出,在这个自由人联合体中,“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50]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这些论述和他和恩格斯在其他著作中发表的有关看法,可以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概括为:(1)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2)按社会需要在各个生产部门分配劳动,用计划调节社会生产;(3)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面,在旧的分工还未消灭、劳动还是谋生手段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而在生产力的发展使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劳动者摆脱了僵化的分工的束缚、劳动成为乐生需要的高级阶段,则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4)全部社会生产以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目的。《资本论》中关于未来社会的这些思想,阐明了未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明了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正是以这些理论为基础,并结合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的特征,我们党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经济方面看,这一理论体系包括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四、坚持《资本论》的科学方法和分析规范,创新政治经济学

  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1]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坚持《资本论》中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我们研读《资本论》,深入地体验它的方法,比记住它的精彩篇章,比寻找直接可用的理论和观点,更加重要。理解《资本论》的经济分析方法,可以说是学习这部科学巨著的最高境界。只有掌握了《资本论》的方法,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发展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社会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说:“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评论所证明。”[52]在当时的《资本论》评论者中,有人认为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有人说这就是英国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法;有人“发现”马克思用的是分析的方法;有人还攻击马克思的方法是“黑格尔的诡辩”。为了澄清这些人造成混乱和误解,说明自己的方法,马克思对一位叫考夫曼的俄国学者写的一篇专谈《资本论》的研究方法的文章作了具体评论。考夫曼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即唯物主义的,而叙述的方法不幸是黑格尔辩证法这种“坏的唯心主义”。他大段地引证了马克思为在《资本论》第一卷之前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序言中关于经济学方法问题的论述,并加以详细解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引用考夫曼的解说之后说:“这位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描述的方法不正是辩证法吗?”[53]然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根本不同。马克思指出:“我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是思维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4]

  我们知道,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事物的内在矛盾推动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的学说,它对自然和社会两个领域都是适用的。唯物辩证法包含的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研究,发现了这种经济形态的特殊运动规律。这就是说,《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上面提到的那位俄国学者考夫曼在他的文章中引证的,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马克思将这个表述称为“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55]让我们来看看这段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已经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56]

  《资本论》的方法论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论》的宏大的理论体系的展开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具体化为经济学研究的一系列分析规范。

  (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革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社会生产关系以及作为其具体表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的。一切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发生的重要变革的原因,归根结底都是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根据这个分析规范,成功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说明了资本主义作为与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马克思是第一个深入地进行制度分析或制度变迁研究的学者。由于将资本主义视为万古不变的制度,制度变迁研究在很长时间内被排除在西方资产阶级的主流经济学研究之外。上世纪下半叶在西方时兴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学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但是,由于离开生产力发展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用杜撰出来的所谓“理性人”的交易费用计算来解释制度变迁,除了得出资本主义是交易费用最小因而是最优的制度这类辩护性结论之外,新制度主义与实际发生的经济制度变迁史几乎没有关系。

  (二)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

  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包含的四个环节。在这四个环节中,生产是首要的或最基础的环节。没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无从谈起。与社会再生产的这四个环节相对应,整个社会经济关系体系或者说广义的生产关系,又是由直接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或狭义的生产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由生产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首要性决定,在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中,生产关系具有基础和核心的地位,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性质都是由它的性质派生出来的。而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说到底,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这是因为,谁占有了生产资料,谁就控制了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而谁控制了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谁就在分配关系、交换关系以至消费关系中居于主导的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在第一卷里研究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其实也就是首先研究“资本”这样一种财产形式或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基本规定。正是这些基本规定决定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性质。

  与马克思的这个分析规范不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斯密和李嘉图开始,一直认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与人类的自私本性相适应的永恒制度,因而它是没有历史、不会变化的,能够改变的只是分配方式和交易方式。马克思谈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时指出:“他们所要说的是,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在分配上,他们则相反地认为,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57]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辩护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错误。而错误的方法使他们不断发明出荒唐可笑的理论。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相关的问题上,一个当代的笑话就是所谓“人力资本理论”。按照这种理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其实也是资本家,不过不是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资本家,而是人力资本家。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以及由此发生的雇佣劳动关系和剥削压榨,就消失在人人都是资本家的美好幻境中了。此外,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新制度主义的交易费用学说,在这方面也是一个荒谬的典范。这个学说的问题在于颠倒了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或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交易关系的关系,将后者说成是决定前者的东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把交易形式作为划分历史时期标准的德国旧历史学派代表希尔德布兰德的批判,完全适合当代的交易费用学说。[58]

  (三)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人的经济行为

  从《资本论》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人的经济行为包括人的行为目标(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分析,是以历史地形成的既定社会经济关系为前提的。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说明社会关系对个人行为的制约性的名言:“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59]撇开社会生产关系,以某种抽象的人性假设或个人的自由意志为出发点来分析人类的经济行为,是不可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的。因为,舍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舍去人作为某个阶级或阶层的成员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个孤立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如果再从这种个体所具有的生理本能引出“自利倾向”之类的人性假设,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也就会被荒谬地归结为一个又一个的《鲁滨逊漂流记》式的故事。这种所谓的经济分析实际上是什么都说不清楚的。例如,如何解释资本家和工人对工资提高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为什么这时前者痛苦而后者高兴?为什么同样是具有自利倾向的人,价值取向却截然相反?显然,过度抽象的自利倾向之类的人性假设,是解释不了这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具体现象的。然而,只要我们将这里所说的人放到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当作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问题的答案就一目了然了:这是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对立的必然表现。

  从脱离社会关系的个人的“理性”出发进行经济行为分析,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沿用至今的方法论传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60]在200多年后的今天,号称现代经济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分析,仍以孤立的个体的自利倾向为基本假设,继续讲述着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决定了这种分析的非现实性。事实上,我们在微观经济学中是看不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两个主要经济关系当事人即资本家和工人的。拿它的所谓厂商理论来说,其实这仅仅是个最大利润产量的决定方法,根本就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构造。连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己也承认,生产在他们的理论中是一个没有打开的黑匣子。生产函数所描述的只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技术联系,其中的资本和劳动都只是物质生产要素,因而从中是看不见资本家与工人这两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角色的利益关系即利润和工资的对立的。在微观经济学中,利润和工资这对在实际经济中原本是对立统一的范畴,被说成是分别由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时时发生的延长工作日、提高劳动强度、削减必要劳动时间以相对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等等事件,统统都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之外。将这种理论与《资本论》第一卷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比较一下,前者的肤浅空洞和后者的深刻厚重,有若黑白般分明。

  (四)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和法律的制度以及道德规范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但这种研究又不可能不涉及到社会的上层建筑。要想撇开社会的政治、法律和道德规的范进行所谓纯经济分析,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经济学研究在涉及到政治、法律和伦理等上层建筑领域的现象和范畴时,应当依据作为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存在的经济关系,对这些现象和范畴的特定社会含义做出说明。与这个基于 “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则的分析规范相反,唯心史观认为政治、法律和道德规范取决于人的主观意志,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正义和公平观念的产物。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遵循的就是这种唯心主义的规范。例如,在说明经济学经常涉及的“产权”这个范畴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都把作为社会存在的经济关系与表现为普遍意志的法律规定混同起来,认为法律决定经济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关系时指出,“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样一种“具有契约形式的法的关系”(也就是产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61]正是因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交换关系时遵循了经济关系决定法的关系这样一条正确的路径,它才揭开了法律上权利平等的交换包含的秘密:资本家与工人交换的是劳动力,而劳动力成为商品体现的经济关系即雇佣劳动关系,是以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为内容的。李嘉图学派之所以解决不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等价交换与利润之间的矛盾这个难题,从研究方法上说,就是因为总是在法律层面的平等权利关系上兜圈子,而没有从生产关系入手来把握权利关系的内容。如果说具有科学精神的古典经济学家虽然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但是能够发现问题,那么,对于资本主义的当代辩护士来说,掩盖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实际的经济关系即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从他们的理论中彻底消失了,实际存在的压迫和剥削被抹杀了,法律上权利平等的要素所有者之间自愿的交换决定着要素的价格,一切都抹上了公平正义的油彩。

  上面说明的《资本论》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四个分析规范,是将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总的原则运用于经济研究应当遵循的方法。这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理论遗产。我们在经济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规范。只有坚持马克思的方法,我们才能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我们不仅要运用马克思的方法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矛盾和新特点,研究全球化、新技术革命、生态和环境等新的问题,而且要运用它研究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大胆进行创新,概括出新的概念和范畴,制定新的阐述体系,运用新的分析技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对于马克思的经济研究和《资本论》写作,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观意义上的方法论原则。除了这个居于研究指南地位的方法之外,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还探讨了抽象思维和理论研究的一般方法。例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论述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按照马克思对这一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科学的抽象是以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为根据的,因而具体存在的事物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经过科学的抽象,作为出发点的具体,在研究结果中表现为多样性的统一,即从具体存在中分析和提炼出来的许多简单的、抽象的规定或范畴的综合。马克思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62]简言之,所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是用抽象的概念或范畴对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内在联系进行理论描述的方法,或者说是阐述理论的方法。这种阐述方法,是以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研究方法为前提的。在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过程中,“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而在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阐述过程中,“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63]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针对考夫曼把自己的方法误解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指出:“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询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运动才能适当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64]毛泽东在谈到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法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65]这是对前面引述的马克思的话的一个浅显易懂的解释。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还探讨了与上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相联系的理论阐述应按历史顺序还是逻辑顺序进行的问题。他认为,在一定限度内,在历史上曾作为独立的现象先于当前所要描述的发展了的复杂具体而存在的简单范畴,可以作为理论思维的起点。比如商品,它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它又发展为社会财富的一般形式或最简单的要素,所以,要对资本加以理论阐释,必须以商品为起点。在这种场合,理论阐述的逻辑顺序与历史发展的顺序是一致的。但是,在其他情况下,要保证理论推演的科学性,逻辑又必须摆脱历史顺序的制约。比如地租这个范畴,它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但要说明资本主义的地租,必须先说明作为其来源的剩余价值。在这种场合,逻辑与历史是不一致的,甚至可能是相反的。马克思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把经济范畴按他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排列起来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66]可见,决定理论阐述中各种范畴出现顺序的,是这些范畴所反映的各种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这可以说是保证理论阐述的科学性的一条原则。无论理论阐述中的逻辑是否与历史顺序相符,只要它遵循了这条原则,它就是科学的。

  参考文献:

  [1]路易.阿尔都塞和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中译本,第2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4][德]弗·梅林:《马克思传》,罗稷南译,上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97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注(32)。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9-21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1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1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1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37-138页。

  [17]《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7页。

  [18]由于马克思的这些手稿没有标明具体写作时间,因而学术界在马克思在这段时间写作这些手稿的时间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推测,并因此出现了《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和《1863—1867年经济学手稿》两种提法。

  [19]《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83-28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0页。

  [2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2、124-129、225-231页。

  [2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13-22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25]《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3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31-135页。

  [33]《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38-139页。

  [34]《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54页。

  [35]《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70页。

  [3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4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38]《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39]《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43] 转引自 [英]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文版,第359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页。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

  [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7—928页。

  [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58]见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

  [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6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6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

  [65]《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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