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不可动摇

2013.08.07 10:48
来源: 《政治经济学评论》     期号: 2013/03     作者: 胡培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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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我国经济学界没有理由奉当代西方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再甘愿做它的小学生。相反,应当在创建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中国经济学中,堂堂正正地做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学者。政治经济学在我国滑落,主要责任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没能紧跟时代潮流,而习惯于固步自封,著作缺乏时代感。创新是灵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只要顺应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大潮,奋勇进人理论前沿阵地,努力开拓、创新,夺取理论制高点,发挥理论创新的先进性和权威性的引领作用,就必定能坚守住主流地位。

  1949年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均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毋庸讳言,我国政治经济学除上世纪50年代以来作为新尚学科曾风靡盛行一时、改革开放最初十来年也有过亢奋繁荣期之外,声誉与影响就渐趋衰落了,当前已处于式微状态,几乎成了老年学,主要是一些老学者在写些余热文章。在个别大学由“海归派”独掌控制的经济学院,原本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著名老基地,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被清理得几乎没有一席之地了。我这样说必定会遭人异议甚至激愤,可我又何尝爱说这些连自己都不愉快的话呢?只是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美国经济学在我国讲坛论坛被新生代追捧为显学而独占鳌头不可一世的态势下,强烈感到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面对这种被动局面,也有责任和义务去开创政治经济学复兴的生动局面,以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

  1983年3月我有幸参加了在京大规模举行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在中央党校联合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报告会上,连续几天听取和讨论了周扬、马洪、胡绳、张友渔、于光远等的报告。13日那天还参加了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万人纪念大会,聆听了党中央的《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长篇重要报告。报告中说:“现在我们大家都更加深切地感到,没有马克思的学说,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认真学习马克思的著作,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整个纪念活动庄严热烈,深受鼓舞和教育。奄忽间今年是马克思逝世一百三十周年了,我想复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我国的主流地位,是对这位“千年伟人”的最好纪念!复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主流地位之路,主要是要自信和强化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是以中国人的国格与人格来研究经济学的,要堂堂正正地做中华民族复兴的学者,不能永远甘做外国的小学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德国的经济学都是舶来品,德国的经济学教授都是外国的“小学生,盲从者,应声虫”。[1]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就要更逊一筹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逐步舶来中国,可舶来的主要都是经过第三国咀嚼消化的转手货,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教授就更是小学生的小学生了。除了鹦鹉学舌般地人云亦云传销舶来品外,很少有结合国情联系实际提出新的经济理论来。1937年夏炎德就有过批评意见。他说:“溯经济学之传入中国,于兹已四五十年,时间不可谓太短,而检讨过去,果有博通各国各家思想,针对中国国情与需要,而自成一体系之经济学乎?曰:蔑有也。”“还观吾国经济学界,犹停滞于接受外来思想之时期,不少学者且视为固然,各以其留学国或师承之学说奉为圭皋,曾不思转而自谋创造。……此余对于中国现行经济学未能满意也。”[2]“我国经济学界之著作,目前因未脱除先进国影响,而达于创造时期。”[3]斗转星移过去了七十多年,此评论所反映的情况,和今天我国讲坛论坛上依然盲目崇拜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状况又何其相似乃尔!也就是说做了一百多年西方经济学的小学生今天还在继续恭恭敬敬地做着。有这个必要吗?过去有句老话叫“弱国无外交”。难道我们今天还是无外交、无语言、无经济学的时代吗?

  当代西方经济学一个标志性的特点就是表述语言数学化,不论什么主题都是千人一面,万人一腔,一律以定量分析为主,充塞数学方程和数学模型。所以我国现今的许多经济学杂志用稿取舍都以是否有数学方程与模型的定量分析为前提,迫使年轻学者、博士生也依样画瓢,似懂非懂地都要生搬硬凑一些数学图型,以致产生大量思想平庸表述芜杂的烂文章,造成精神与物质的巨大浪费。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本已是无可厚非的,从法国数学家奥古斯丹·古诺在1838年出版《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一书开先河以来,已有170多年的历史,数量经济学也早已定型为重要学科。问题在于要用得恰到好处。可不论所分析的经济问题的性质,过火地滥用数学,就是画蛇添足了。现在我国经济学界像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那样成功地数学应用有多少?而且当代西方经济学在定量分析上能取得重大成就者一般都是数学家,如去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原本都是杰出的数学家:哈佛的埃尔文·罗斯是哈佛的运筹学博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伊德·沙普利是普林斯顿的博弈论博士。而我国经济学界的数学基础普遍薄弱,数学系毕业的就极少见。有必要都要走西方经济学的套路吗?更何况经济学重在将经济问题所在所解阐明说透,让社会理解和接受,以促使经济问题的解决与增进人民的福祉,因此定性定量分析应以定性为主。精通数学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不用数学演绎,有理有据地适时提出自由放任的主张影响全世界而至今长盛不衰,就是最好地说明。我们需要的首先是经济思想家,其次才是经济数学家。一个多世纪了,我们有何理由要再做外国永不毕业的小学生呢?

  当代我国经济学界面临的是如何又好又快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当今世界专属中国的独一无二非同寻常的超大问题,是任何当代西方经济学都不可能提供启示的(可借鉴的只是经济管理和经济全球化方面的理论),需要我们自己以中国人的国格人格从国情出发去独立自主地探索。精通西方经济学的陈岱孙生前就说过:“任何外国的理论和模式,即使是科学的,在彼时彼地行之有效的,也不能作为我国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直接移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外国的理论,即使是最优秀的,也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4]陈岱孙还一直告诫“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不可须臾离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将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与世界经济研究紧密结合起来。”[5]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说:“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也就不能动摇。因此,我国经济学界更没有理由奉当代西方经济学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再甘愿做它的小学生。相反,要在创建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中国经济学中,堂堂正正地做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学者!

  二是要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血脉。正确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承好马克思主义观察分析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先要正确理解和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彻底克服昨是今非的本本教条主义和今是昨非的历史虚无主义。为此这几年我写过数篇文章表示和坚持自己的见解。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及其著作都早已是历史人物和历史经典。我们永远纪念伟人和学习其经典,最根本的是要传承好马克思主义观察分析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也是富活力的血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唯物史观的产物,任何原理和结论都有当时的充分事实为根据,因而是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可也不能忘记恩格斯的教导:“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定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重要的规律。”[6]同时忠告:“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7]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然也是历史科学,它的原理和结论的真理性同样须臾离不开历史性的材料。当所根据的事实因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了时,原来的绝对真理就有可能转化为相对真理,就需要后继者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包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发展,提出新原理,作出新结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理解必须严格遵循唯物史观,坚决摒弃形而上学的本本教条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两个极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问题的理解。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字面上确实没有说过“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规律”这样的话,但在内容上又确实说过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无产阶级生活日益恶化的趋势和事实,并在《工作日》、《机器和大工业》、《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等篇章中列举了大量骇人听闻、触目惊心的事实。特别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这一章,马克思开宗明义就讲这里就是要研究“资本的增长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是:“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8]这不是绝对贫困化又是什么呢?前苏联经济学家将此概括为“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规律”是无可厚非的,符合马克思的结论。如此明白的问题,我国经济学界在改革开放之初竟然还引起一场大辩论。究其原因,双方皆出于主观主义地为《资本论》“圆说”。本本教条主义者认为不仅《资本论》里有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规律,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也仍然存在这个规律,否则就会失去当代无产阶级的革命 性和《资本论》的现实意义,以此“圆”马克思主义之说,让历史与现实“一致”起来;历史虚无主义者相反,认为不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这个规律,就是《资本论》里也没有说过有绝对贫困化规律,有的只有相对贫困化,绝对贫困化是后人杜撰的,其始作俑者是苏联学者,以此从另一个方面来“圆”马克思主义之说,也让历史与现实“一致”起来。旷日持久的争论就这样发生了。如果双方都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切从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出发,就不难取得共识。历史上有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现实中没有或基本没有绝对贫困化,都是客观事实。此一时彼一时,为什么过去有的,现在也就必须有,现在没有的,过去也就不能有呢?我们能说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过去一样,还在“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吗?听听恩格斯对经济规律的阐述就会明白。恩格斯说:“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的规律”。[9]战后资本主义有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我记得,上世纪50年代王亚南在课堂上就对我们讲过,个别原理如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今天当以别论。上世纪80年代,薛暮桥也说:“环顾全球,现阶段的资本主义世界同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已经有很大的发展。由于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群众有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善生活。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残酷剥削,限制了自己过剩商品的国内市场,以致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工人阶级都站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线,战争胜利后,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提高,迫使资产阶级实行‘福利主义’。资产阶级看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有利于扩大国内市场,缓和经济危机,所以也能接受。现在资产阶级不但对国内的政策有变化,其国外政策也有变化。……如果不发生这些转变,资本主义世界可能存在不到今天,至少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10]当然,当代资本主义有当代的新问题、新危机、新痼疾,如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还在继续,最富有的美国还有3000万处于贫困线上的穷人,温饱没有保障,贫困率高达14%。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依然存在,在危机中西方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学说的现实意义。

  再一个例子是对劳动价值理论的深化认识问题。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根本性的基础理论,对它的认识事关重大,必须慎又慎之。可我国从2000年以来的一场大讨论似乎不了了之。我在《经济学动态》、《学术月刊》、《中国经济问题》等刊物发表过文章,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又作了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条件下的新解释。今天不妨重申我的见解。价值无疑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实体。这是至今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原本是二重的:价值创造和使用价值生产必须同时进行。毋庸置疑,价值完全是由劳动创造的,但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就不是单靠劳动就能生产的。除劳动之外,还需要土地等其他要素。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弟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11]“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2]在《哥达纲领批判》里也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13]但鉴于当时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悲惨境遇和资本大肆掠夺剥削的血腥史,就单以强调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这一面了。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在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需要实行多元所有制的市场经济的新历史条件下,就要回归马克思的二重劳动价值理论,对价值创造和使用价值生产要同时进行分析。价值固然是劳动创造的,但劳动只有同时通过使用价值的生产才能创造价值。而使用价值的生产除劳动外还需要其他要素。这些要素虽然不创造价值,但通过使用价值的生产对价值创造有帮助,就如阳光、空气的作用一样。没有阳光和空气,谁都创造不了价值。可阳光空气这些自然要素是没有产权的,可以无偿使用,而土地等要素是有产权的,所有者要求参与分配就是情理中的事,也符合马克思的二重劳动价值理论。于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就是必要的。问题在必须掌握好度!各要素按其贡献各得其所,就是合理收入,不能叫剥削。如果损害劳动权益而多占,多占部分就是剥削,当取缔。自认为这样解释是符合逻辑的,也不违背劳动价值理论。

  所以我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必须遵循唯物史观,要历史地读现实地用,决不能离开具体时空抽象肯定与否定。

  三是要进入改革开放的理论前沿,抢占创新制高点,以自己理论的先进性和权威性的引领实力,来坚守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已有三百多年历史,至今仍有地位。萨缪尔森在其教科书《经济学》中就曾说:“政治经济学是最古老的艺术,最新颖的科学——的确,它在社会科学中,居首要地位。”[14]孙冶方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政治经济学也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如同数理化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一样,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15]而今天在我国却滑落低谷。这不是因为这门学科自身有什么问题,主要责任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没能紧跟时代潮流,而习惯于固步自封,留守旧阵地上打防御战、保卫战,著作缺乏时代感:历史陈述多,现实探讨少;常理说教多,启发创新少。甚至有人误以为愈保守愈教条就愈是忠于马克思主义。自己不创新,也不容许他人创新,爱说三道四,指指点点,说这也“违背”,那也“出格”等等。这种无端无谓无休止的内耗、拉扯,就必然导致话语权的自我减少,无意中丢失主战场。我自己就经常遭批判,甚至被列入“自由化”名单中。如我提出“古典马克思主义”就有人否定。我就不明白,既然有了“当代马克思主义”,那末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叫什么主义呢?叫“非当代马克思主义”?自然可叫“古典马克思主义”。但对这些批判,我向来不屑一顾,一笑置之。没有共同语言的内耗有何意义!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以文艺复兴为例说大变革时代是需要和产生巨人的时代。我国也正处在实现“中国梦”的复兴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界也需要而且必将产生各类文化巨人。创新是灵魂,不创新就谈不上坚持。就像一株大树,不再抽新枝发新芽,就自然会逐渐败落枯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只要不辱社会使命和大众嘱托,敢于在理论前沿打进攻战、攻坚战,发挥理论创新的先进性和权威性的引领作用,不断贡献高水平高质量的创新理论和优秀成果,回答改革开放中提出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问题,就必定能坚守住主流地位。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队伍,难道不应该顺应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的大潮,奋勇进人理论前沿阵地,用心用力去努力开拓、创新,夺取理论制高点吗?!

  任何国家的经济学说都首先是为解决本国的经济问题而兴的,民族特色非常明显。学说史上一个非常明显的典型例子是德国李斯特的学说。他在1841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当时的德国虽然如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教授都是外国的小学生,但也有例外,竟有李斯特这样富有民族性个性、不愿做盲从者应声虫的经济学家。发达国家都把自己的经济学说说成是世界性的,宣称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切国家的利益,是全体人类社会的利益,以便向世界推介,要以他们的“世界主义或世界范围的经济学”来代替落后民族的“国家的经济学”。深谙本国国情的李斯特就不信这个邪。他说如果真按世界主义行事,落后国家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德国只能成为经济强国的附庸,对英国等可以贡献的就只有停留在一些儿童玩具、木制钟、哲学书等等之类的东西了。出于这种忧虑,他竭力主张落后的德国必须努力发展自己的现代工业,国内消除割据壁垒,对外实行关税保护,保护国内工业发展。阐明一个国家只有农业,就象人只有一个臂膀一样,靠农产品交换别国的工业品,就要受制于人。为此他提出广义生产力论,认为整个国民经济是个体系,政治、制度、宗教、科学、艺术、教育等等都是生产性的,要全面发展。李斯特的学说虽然当时没有得到普鲁士容克地主的认可,1846年他就自杀了,但在他死后不久的60年代就被采用,德国工业很快发展起来,19世纪末已是欧洲的工业强国了,李斯特也被谥誉为德国的工业之父。李斯特的这种民族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1927年胡适被邀在“中国经济学社”上海年会上发表的演说时就对盲从西方经济学表示不满。他说:“此种‘洋经济学’实与中国国情不甚适合。故中国经济学家,决不当以人云亦云自囿。”[16]胡适和上面提到的夏炎德的这种不满,不是少数。于是我国经济学界也有不少例外的杰出者,出了一些有独立见解的著作。如马寅初在1935年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造》,书中就说:“吾极端主张保护政策,以卵翼本国方在萌牙之工业,以图挣脱帝国主义者之经济锁链。”[17]于是提出一些改革主张。虽然其见解是否正确,当可另行评价,但不失其民族精神。1946年王亚南出版《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形态,其科学精神如洞中烛照。解放后优秀论著就无可伦比地自然更丰了,最具代表性的当数马寅初1958年出版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孙冶方1985年出版的遗著《社会主义经济论稿》。马寅初不唯上,孙冶方不唯苏,以大无畏的科学精神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即使遭到批斗也不屈服。这种精神就值得我们学习。在必要的学习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同时,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承担起创建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中国经济学的义务与责任。

  政治经济学在我国边缘化,还因为政治经济学以“政治”冠名,在我国就一直被误解为是政治学科,除经济学专业之外,都当作思想教育的政治课来开。加上过去极左思潮的影响,这门被誉为古老艺术的严肃学科就被在一定程度上贬义糟蹋了。我们应当明白,正如萨缪尔森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本是“在社会科学中,居首要地位”的,不仅如此,它在经济学中就更是处于母学地位,包涵物质财富领域的生产投资、商品流通、收入分配、公私消费、财政税收、货币发行、银行金融、世界贸易等等,论及一切经济问题。所以,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的政治经济学论著的内容都很广泛,几乎包含现在的全部经济学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除了一般的经济学原理之外,财政、赋税、外贸、管理等方面都有很精辟细密的论述。如税赋,除了论述现在看来也仍然正确的四原则(公民按收入比例纳税的义务、税率明确而不得随意变更、有利于完纳税赋的各种明确规定、所收税额与入库税额尽可能相等)外,还分析了各种税种税目,直到灶捐、窗税等。《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有二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论述各种赋税。《资本论》更是公认的百科全书。但是,从分工理论获取巨大荣誉的亚当·斯密也没有想到,政治经济学以后会成为石榴结籽般的母体,会从它的肚子里分工分离这么多的子学科出来,财政学、银行学、金融学、保险学、投资学、统计学、贸易学、管理学等等。现在中国按二级学科分就有20多种,按三级四级学科分就有上百种,还会随时增加、拉长序列。更没想到这些子学科自立门户后一个个都叛母忘本,不认这个娘了。还因为这些子学科应用性强,市场率高,接近铜臭,更有一种偏重功利的实用倾向,理论性降低,从事者却又爱图“经济学家”的头衔。在纷繁芜杂的子学科面前,政治经济学自身却相对显得苍老了,太传统了。因此,我曾主张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就叫经济学,少称政治经济学了。因为,在古典经典作家中,“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全称与简称的关系。鉴于以上的误会等情况,也便于与子学科的分别以保留母学的地位,以简称“经济学”为主称得当的。实际上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与任何子学科不同,仍然具有包容性综合性,就叫“经济学”是最佳选择。

  (作者: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参考文献:

  [1]郭大力、王亚南译的《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ⅩⅤⅢ页。

  [2][3]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87、190页。

  [4]陈岱孙、杨德明:《关于当代西方经济学评价的几个问题》,《红旗》1987年第6期。

  [5]陈岱孙:《西方经济学研究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求是》1996年第2期。

  [6]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45页。

  [7]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4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8页。

  [9]《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1—192页。

  [10] 薛暮桥:《破除教条主义和僵化模式》,《人民日报》1987年12月7日,第5版。

  [1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第55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页。

  [14]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0版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页。

  [15]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导言(大纲),《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16]中国经济学社社刊《中国经济问题》第一卷第345-346页。

  [17]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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