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文明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我国从一个积贫积弱、满目疮痍的落后农业国家跨入工业文明大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大国,60多年的时间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走完了发达国家近300年的工业化历程。

    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一个国家繁荣富强必须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而从农业文明跨入工业文明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转变受挫,继续保持原有的落后状态;二是完成转变,逐步成为高度发达的经济强国。

    当发达国家先期进入工业文明之后,后发的落后农业大国依靠自由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地实现文明转型几乎没有可能,就如同在一个比较干旱的地区靠风吹来种子形成一片树林那样,因此,后发的落后大国要从农业文明跨入工业文明,必须依靠国家的意志和力量。

    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基础与条件,主要有以下五点:(一)建立统一独立的新中国,为实现文明转型提供基本条件。(二)消除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建立农村集体所有制,为实现文明转型提供物质基础。(三)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全民所有制企业,为文明转型提供制度保障。 (四)引进技术设备,增强自力更生能力,为文明转型提供技术支持。(五)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文明转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一、坚持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世界发展历史证明,以工业化为重要标志的工业文明,是迄今为止最富活力和创造性的社会文明状态。工业文明一方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工业文明的发展取决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因此,我国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建立起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制度,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一)坚持改革开放,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是社会主义本质内涵。新经济史的先驱者道格拉斯. 诺斯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原苏联的兴衰历史也充分证明,当一个国家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必须遵循工业文明的发展规律,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制度,否则必将衰亡。邓小平同志也针对当时的中国实际情况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新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二)建立与工业文明发展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工业文明改变了农业文明相对静止的社会和稳定的分工状态,取而代之是永远的创新和不停地变化以及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土地、人力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资源存量及相互关系,而产权保障是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的一个决定因素,也是激励社会创新和发展变化的基本动力。历史证明,我国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对于实现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当进入工业文明后,生产要素所有的多元化与单一所有制的矛盾日益突出,单一的全面所有制也抑制了生产要素资源的积聚和能量释放,抑制了社会创新动力。因此,我国遵循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革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享受法律保护。

    (三)建立与工业文明发展相适应的分配制度。亚当•斯密认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是全部收入和所有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的三个最初的来源,所有其他收入最终都是来自于这三种来源的一种”。而且,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一经确立,势必要求改变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同时,经济增长需要高生产率,发达的分工,创新又不停地带来新的分工和新的产业,劳动在专业化分工中的智力能力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化随之加大,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制度抑制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我国不断调整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四)建立与工业文明发展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体制。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证明,工业文明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计划经济体制能够改变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体现国家意志,集中资源和力量实现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并在一定时期内实现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但是也存在限制个人自由,浪费社会资源,降低社会效率以及极权主义政府等问题,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原苏联的历史就是很好地诠释。市场经济是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载体,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能够引导资源在各个部门和企业之间自由流动,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自由竞争能够实现扶优限劣、优胜劣汰,增强经济行为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我国从国情出发,先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市场,建立全国社会信用体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大力简政放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五)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大力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走中国特色对外开放之路。工业文明社会是开放的社会形态。而在经济开放中,外商直接投资不同于商品贸易, 它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综合体的转移,是先进生产函数代替落后的生产函数。我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始终把加快工业化发展,提升技术和产业水平,增强财富的生产能力作为对外开放的出发点,走出了一条创立经济特区,采用“中外合资、合作以及外商独资”等所有制形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新路子。首先,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以发展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经济,以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外资独资经营企业为主的多种经济并存的所有制形式,以自由竞争、市场调节为主,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经济特区是技术窗口、管理窗口、知识窗口,对外开放窗口的目标。其次,我国开放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要求沿海开放城市必须与企业技术改造结合起来,把开放的成果落到提高产品质量、技术水平和企业素质上来。第三,我国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大力引进我国急需的先进技术,集中举办中外合资企业、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的科研机构发展合作生产,合作研究设计,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六)全面推进外贸体制改革,逐步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世界发展历史证明,工业是贸易的基础,工业和贸易两者相辅相成。我国坚持贸易为工业化发展服务,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不断推进外贸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格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成立了国营贸易公司,实行对外贸易专营,改革开放后80年代改变了高度集中的外贸经营体制,实行外汇分成和出口退税政策,外贸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90年代按照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进代理制的原则,对贸易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之后,采取银行结售汇制度,放开外经贸经营权,推动外贸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完善出口退税、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等支持政策,还先后实施了“以质取胜”、“市场多元化”、“大经贸”和“科技兴贸”战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7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年均增长9.8%,货物贸易总额突破4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并由低收入国家迈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繁荣进步。

    二、坚持供应侧结构性改革,贯彻 “五大发展理念”,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世界工业文明发展历史证明,一国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出现经济虚化、财富分化、环境恶化以及结构失衡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我国为防范化解这些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

    (一)坚持供应侧结构性改革,提高财富生产能力和水平。亚当.斯密《国富论》把财富定义为必需品和便利品等物质类财富,指出财富来源于劳动,来源于不断增长的生产活动,货币只不过是商品交易媒介,其真正价值所在并非货币本身,而是与之交换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因货币作为流通媒介容易产生货币错觉(货币就是财富)。而工业化水平是一个国家财富生产能力的集中体现,其中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工业生产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有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并有自身的发展规律。然而,当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往往转而关注金融活动,关注资产的市场价值并以财富膨胀引领经济发展。亚当.斯密认为,过度的金融活动可以把国家经济推向高峰,也可以将经济带入低谷,两者密切联系。荷兰和英国主导全球经济的历史时期,金融业的主导地位导致“实体经济”发展衰退。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世界各国救助金融机构并相应地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等刺激经济发展,导致经济结构失衡,“脱实就虚”问题突出,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因此,我国实施供应侧结构性改革战略,落实“中国制造2025”发展规划,控制货币总量,抑制资产泡沫,理顺相对价格结构,降低企业税费,发挥企业家精神,提高供给质量,走依靠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增强国家实力的发展道路。

    (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增加经济增长的动力。工业文明是持续发展和不断变化、创新的社会状态,至今已走过蒸汽时代、电气信息资讯时代、生物科技与产业革命时代,进入了智能制造(再工业化)时代。而创新不仅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习近平同志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作为世界昔日霸主,英国的没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19世纪,英国科学家和发明家在化学、电力机械等领域得的成就令世界各国无法望其项背,也一直拥有世界最好的学校和研究机构,然而,当创新和进步对于已经是世界头号强国的英国来说并不是首要目标后便开始走向衰退。我国科技创新取得很大进步,但是创新能力、自主技术和知名品牌缺乏,科技成果转化率、科技进步贡献率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因此,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构建产业新体系,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等,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三)坚持对外直接投资为国内发展服务,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和投资大国,从商品输出到商品和资本输出,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是一个工业化大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对此,我国实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实现我国经济与社会长远发展、促进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截至2015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万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4.37万亿美元,当年对外投资流量跃居全球第二,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并逐渐形成以市场、资源、品牌、技术等多重目标共同驱动的格局,投资主体和投资方式也更加多元化,投资领域涉及制造业、采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房地产等18个行业大类。需要引以为戒的是,有种观点认为荷兰经济崩溃的更深层原因是大量的国内资本向国外转移,数额巨大,而此时荷兰国内各个行业正面临衰退;在“一战”前几年,英国境外投资已达国内投资两倍,英国急需产业更新的时候,所必需的创造力和资金恰恰流向国外,而且国内产业越不景气,流向国外的财富越来越多;上世纪80年代日本掀起数次向海外转移生产的高潮,纺织品、机械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全部转移,而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较慢,加剧了产业空心化。因此,我国应坚持对外直接投资为国内发展服务,完善支持、服务保障和金融支持体系,加大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力度,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完善相关法律规章,规范引导企业境外投资,防范产业空心化和资本大量外流,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提升国家综合实力。

    (四)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工业文明社会的经济发展既包括一定时期内产品和服务量的增加,也包括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环境的治理和改善以及收入分配的变化等内容,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综合体现。而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矛盾比较突出,社会文明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不匹配,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以及大气、水、土壤污染严重等问题制约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推动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更加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作者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高级审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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