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并将其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实践。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高举武装斗争的大旗，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路，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局部执政的成功尝试。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具有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始形态，在我们党领导的政权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
毛泽东是我们党根据中国国情从理论和实践探索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卓越领导人，他在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和两次“全苏大会”所作的报告，以及在《今年的选举》、《乡苏怎样工作？》、《才溪乡调查》、《长冈乡调查》等著作中，就国家政权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理论阐述，有力指导了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初创和运转。在领导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响亮喊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提出，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上具有“打击反革命”和“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两方面职能，苏维埃不能够一刻离开民众，“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亲自起草和领导制定了一系列苏维埃法律政策，要求所有苏维埃工作人员都必须依法开展工作。苏维埃政府严厉惩治贪腐行为，特别是依法判处胜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雩都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仕祥等腐败分子死刑，有力遏制了腐化风气，极大推动了苏区干部作风建设和苏区反腐败斗争的开展。
毛泽东十分注重增强“民主”的广泛性，强调苏维埃政权对于自己的阶级“表现出来的只是最宽泛的民主主义”。在1933年8月9日发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中，毛泽东指出：这次选举是从乡苏、市苏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选，这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参加政权、巩固政权的伟大运动。同时，他也非常注重发挥“集中”的决策效率，在《乡苏怎样工作？》一文中写道：主席自然是主持全乡工作，出席上级召集的会议，处理日常事务；主席还应与别人分工，副主席常驻的要帮助主席处理日常事务。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党的正确领导是红色政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一个要紧的条件”，主张严格划分党与苏维埃政权的职能和工作关系，强调“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在“一苏大会”召开前，毛泽东又强调要严格按照党组织事先讨论通过的方案，确定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内容和议程，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各项选举活动。漳州战役期间，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各级党支部彻底转变工作方式，真正成为党与群众联系的主要渠道，坚决反对党支部不管或忽视人民群众工作，或者将苏区党支部看成简单的教育机关。
历史雄辩地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简单机械地模仿苏联的苏维埃模式，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了一条把苏维埃制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之路，在此期间形成的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一整套政策主张、理论成果和思想体系，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