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有良法与恶法之分，在古人的观念中，良法与善法是同一语，其所谈之善法也就是良法。如宋人王安石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至于恶法，不仅不能治国，反而是亡国之渊薮。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如商之亡，亡于重刑辟；秦之亡，亡于“偶语《诗》《书》者弃市”，“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良法的标志之一：循变协时，变中求稳。早在《尚书•吕刑》中便有“刑罚世轻世重”的记载。《周礼•秋官•大司寇》进一步提出根据不同形势制定和适用不同的法律：“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主张变法改制的法家更强调法因时势而变的可变性。韩非说：“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治，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
循变主要在于法的可变性，协时主要在于法律的变化要与进步的社会潮流相适应，中国五千多年的法律就是沿着这个轨迹运行的。历代思想家在指出法的可变性的同时，也注意到保持法的相对稳定性，反对“数变”。唐太宗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宋人欧阳修说：“言多变则不信，令频改则难从。”
良法的标志之二：平之如水，公正无私。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大变动、大转型的历史趋势，法家提出“以法为治”的主张，反对垄断国家权力的世卿制度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旧体制，强调立法为公，平之如水，公正无私。东汉许慎对“灋（通‘法’）”字作如下解释：“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许慎的解释广为后人取法，影响深远。
为了做到执法无私，一断于法，主持变法的商鞅宣布：“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慎到说：“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蜀汉诸葛亮曾说：“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后世多以执法无私作为评价清官、贤吏的标准。
良法的标志之三：简而能禁，使人易知。唐贞观初年，太宗鉴于隋末法令滋彰、人难尽悉，提出“简约易知”为立法原则，并且敕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修律官，“斟酌今古，除烦去弊”。史载“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唐玄宗时，晋陵尉杨相如从历代法律实施的成败得失中总结出“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的经验，并以此建言，得到玄宗的赞赏。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也赞赏此说：“洵知治道之言乎！”朱元璋在吴元年（1367年）十月大臣拟议律令时，严肃指出：“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因此《明史•刑法志》说“大抵明律视唐简核”。
良法的标志之四：洽于民心，反映民意。西周灭商以后，周公深切感到商之所以“坠厥命”，就在于“失民”。因此他叮嘱周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这就是说，统治者不要把水当作镜子，而是要把民意当作镜子。春秋战国时，社会的大变动，兼并战争的连年不绝，进一步突显了民的作用。诸子百家纷纷倡导利民、惠民之说，以期得到民的拥护。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商鞅变法之所以获得成功，就在于他所推行的政策在当时得到了民的支持。《大明律》制定后，朱元璋唯恐民众不能周知，命人制定《律令直解》作为官方的解律之作。总之，洽于民心之法一定是利民、惠民之法，既有利于民的生产、生活的需要，也为民的再生产，甚至是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