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通过重温经典，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论源头，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理论并列，构成了马克思一生学术研究的两大发现。作为中国共产党人践行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有力理论武器，在重大国际事务应对的问题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必要的、科学的、有利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能够更准确地解释国际秩序变迁的逻辑。不论是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还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往往只能针对某一特殊历史时期或历史事件，做出相对形而上的理论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则具有与之完全不同的建构逻辑，其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强调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基础的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要性。正如恩格斯说指出的，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都是从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所以，看似纷繁复杂的国家间关系与其它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事务问题，都可以也必须首先建立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研究方法进行分析的前提之下，才有可能更为精确地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历史唯物主义在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核心作用的同时，也极为看重分工协作对生产力提升的重要意义。生产力越发达，就越需要分工协作，这种社会化的分工也体现在国际生产与贸易体系之中。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劳动者在分工协作的过程中，因其发挥不同的作用而处于不同的地位，由此产生的关系便是生产关系；在国家间关系中，安全、尊严需要以及权力欲望等因素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行为的取向，但对于以国内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现代国家而言，尽可能地争取在全球化生产与贸易体系中取得上游地位，既国际生产关系中的优越地位才是其最根本的对外政策驱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化生产与贸易体系开始走向成熟，各个发达工业国家间的关系协调能力较二战之前出现了极大的提升，但“发展不平衡”的“病灶”并未消除。这就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发展非但没有走到“终结”，更面临着新的危机与挑战。近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不断出现对现行体制不满，要求施行明显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政策的呼声。可以说，包括国际秩序在内的全球整体政治发展趋势在向着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前进。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能够科学地判断当前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势。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主要力量之间的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国际秩序将会出现更大的调整。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才有可能看透出现变化的客观本质并科学地洞察国际局势的发展方向，做到处变不惊、临事不惧。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推动力，这是国际政治学术界的普遍共识；但国家利益的内容及其起源的解释方面，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与西方主流国际政治学术流派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国家的对外行为和国家利益时，强调以国家内部的经济基础为出发点，而不是如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般，简单地将国家进行“拟人化”，因为过于强调国际社会的“霍布斯现象”而不得不追求尽可能多的权力；也不似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回避各个国家间不同的、具有特殊性的经济基础，从而将表面相似但各自情况迥异的国家同质化。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是一种超越国界限制的，地域范围极为广阔的当代社会化生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下，高烈度的自由竞争势必会给国各国，尤其是发达工业国家间带来更多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原本受益于该体制的一些国家采取排斥乃至是反对该体制的行为。特朗普执政后的美国政府所采取的许多“逆全球化”行为，便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念遭遇严峻挑战的最好例证。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能够帮助中国更合理地制定对外政策。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强调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关联性，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的必然要求，也明确地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既是国内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生产的组织者，更是在面对国外竞争时的二者统一体。除此之外，历史唯物主义追求建立公正的社会关系，将解放全人类视为最高目标；这就要求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地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国际秩序。
总而言之，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格局，只要我们继续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科学制定应对策略及自身长期发展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进一步着力推动世界各国、各地区生产力提升，就可以为中华民族谋发展，为全人类谋幸福。
（作者：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