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一事，终一生。一个人能找到终身奋斗的目标，是幸福的。
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初，那些大多从城市来到大漠的青年画家、学者，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恶劣的沙尘天气、缺水缺电缺生活必需品，极端贫瘠的物质条件，似乎在考验他们的忍受极限，一天只能吃两顿饭，洗澡简直太奢侈，就连报纸送到他们手上的时候也已成“历史”……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无疑很苦，可是在他们眼里，对大漠深处的数十年并不感到煎熬，而是甘之如饴。
1959年8月23日，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职工在画室进行临摹工作。 敦煌研究院供图
条件有限，坐以待毙吗？怎么可能！书生们很快变得人人能文能武、个个身怀绝技：
画家临摹时学会了就地取材自制颜料；
考古组的人学会了腰系绳索打秋千似的悬空作业；
保护组的人加固壁画时学会了抡大锤打钢钎；
搞雕塑的专家临摹到兴奋处一把抓住路过的人，不管对方听不听得懂，手舞足蹈讲述窟中彩塑之妙；
靠镜子反光借着窟外光线作业的人们工作到忘情时，川剧、秦腔、民歌、小调声从一个个洞窟里传出；
夜晚，资料室的煤油灯擦得锃亮，被称为“活字典”的史苇湘早已入座随时待大家“查阅”……
一幕幕，似乎仍然看得见、听得到，莫高窟人在保护、研究、弘扬祖国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孜孜不倦，乐此不疲。
当然也有无奈：
有的常年夫妻分居，来回奔波几千公里，一年也只能见一两次面；
有的上洞窟时，只能把无人看护的孩子用绳子拴在宿舍；
有的常年不能照顾父母，甚至连父母临终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
有的把孩子留在老家无暇顾及……
他们也曾彷徨，也曾流泪，也曾有过想要离开的念头，可是，对敦煌文化艺术的眷恋，促使他们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2020年1月17日，中宣部宣布授予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时代楷模”称号。几代莫高窟守护人，辛勤耕耘敦煌文化沃土，把青春留在了大漠，献给了中华艺术瑰宝。常书鸿：图①拍摄于1955年，51岁的他正在临摹壁画；图②拍摄于上世纪70年代。段文杰：图③拍摄于1952年，35岁的他正在临摹壁画；图④拍摄于2003年（张伟文/摄）。史苇湘和欧阳琳夫妇：图⑤拍摄于1956年，32岁的他们正在研究壁画；图⑥拍摄于1998年，74岁的他们在看书稿（史敦宇/摄）。樊锦诗：图⑦拍摄于1965年，27岁的她在工作；图⑧拍摄于2014年，她在敦煌莫高窟前（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摄）。除已标注的外，均为敦煌研究院供图。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甘于奉献的英雄群体的不离不弃，才有千年莫高窟的光彩重现。
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部长李萍参加工作近40年，入职的那一天，已成为她生命中的重要纪念日。她每年都会在那天沿着最初走进莫高窟的道路安静地走一走。对她来说，莫高窟是一个“看了无数遍、讲解了无数遍，仍然不厌倦”的精神故乡。
为拍好一束光，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主任吴健千百次地尝试，当终于拍到让自己满意的那束静谧安详的光时，吴健心中的角角落落也似乎被照亮。就是这样，就是这里，在敦煌，甘心如荠。
为画好一条线，敦煌研究院艺术研究部部长娄婕经历了一段长长的历程，先是不甘做一个“临摹匠”，后发现即使临摹好壁画上的一条线都非易事。当她终于顺滑流畅地画出那条线时，她再也不为是努力创作还是日复一日临摹前人壁画而苦恼。
图为莫高窟第112窟南壁壁画“反弹琵琶乐舞图”。这幅壁画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艺术结晶，鲜明体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 敦煌研究院供图
学考古的王娇，2014年从中山大学硕士毕业后来到莫高窟，大好青春年华与洞窟做伴，却不觉得苦。“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耐心细致的指导，使她感到“收获的不只是考古知识内容，还有老一辈文物工作者一丝不苟带来的深深触动”。
“90后”王嘉奇，自从成为敦煌研究院的一员后，微信朋友圈就变了风格，此前是吃喝游玩的快乐男生，之后是苍茫大漠、寂寂石窟，并深深地感慨“人间有味是清欢”。他说：“与窟外的荒凉相比，窟内的繁华足以留住我的青春，因为我有梦想，我有未来。”
为什么不舍得离开？为什么谈到敦煌时会眼含热泪？因为爱得深沉。
几十年的岁月从来不用“坚持”，时间已如水流过。只盼时间慢些、再慢些，为敦煌再多做些事。
详见：中共甘肃省委《一生一事一敦煌》
（策划：梁佩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