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建立国家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秉持生态文明理念，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形成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多边治理、合作共赢的机制，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挑战作出新贡献。
生态系统持续修复，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持续增加
实施系列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我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连续30年保持“双增长”。2004年以来，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连续3个监测期（每5年一个监测期）实现“双缩减”。2000—2017年全球新增的绿化面积中，我国贡献比例约25%，居世界首位。2016—2020年期间，累计整治修复岸线1200公里，滨海湿地2.3万公顷。
积极推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8%，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初步划定的全国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陆域国土面积25%，划定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空间不断拓展。
近年来，四川省泸州市着力打造生态城市，实施长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飞抵泸州越冬的红嘴鸥逐年增多。图为2020年11月13日，市民在泸州东门口长江边观赏红嘴鸥。新华社发 牟科/摄
政策法规不断健全，保护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
发布并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颁布和修订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种子法、长江保护法等20多部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法律法规。
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组织开展全国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建立完善生物多样性监测观测网络，完善生物多样性调查、观测和评估等相关技术和标准体系。
深入实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2016—2020年，中央财政安排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3524亿元，为平衡生态保护地区和生态受益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破坏生态系统、物种和生物遗传资源的行为“零容忍”，将非法侵占自然保护区、围湖占湖、毁坏湿地等行为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范畴，连续5年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实施跨部门、跨区域和跨国联合执法行动，5000多个重点问题得到整改。
生物资源监管严格，生物安全管理能力不断加强
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颁布实施生物安全法，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生物安全风险监测预警、风险调查评估、生物安全审查等基本制度。加快重要生物遗传资源收集保存和利用，实施战略生物资源计划专项，实施一批种质资源保护和育种创新项目。
加强对生物遗传资源保护、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的管理和监督，开展重要生物遗传资源调查和保护成效评估，生物遗传资源收集保藏量位居世界前列。近10年来，我国平均每年发现植物新种约200种，占全球植物年增新种数的1/10。
持续加强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范和应对，完善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制度，建立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推动联防联控。开展转基因生物安全检测与评价，严格规范生物技术及其产品的安全管理，积极推动生物技术有序健康发展。
我国系统实施濒危物种拯救工程，多种濒危野生动植物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这是一张拼版照片：左上图为2021年5月11日，在湖北省宜昌市江边，长江江豚在水中嬉戏（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右上图为2021年5月13日拍摄的陕西省汉中市洋县朱鹮生态园内的朱鹮（新华社记者 刘潇/摄）；下图为2021年4月20日，藏羚羊在三江源可可西里地区活动（新华社记者 吴刚/摄）。
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合作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
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缔约方之一，我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为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力量。积极履行《公约》及其议定书，“爱知目标”执行情况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已成为全球环境基金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捐资国。
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与绿色转型等方面开展合作。建设“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吸纳100多个国家生物多样性相关数据。在“南南合作”框架下积极为发展中国家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支持，全球80多个国家受益。
成功举办COP15第一阶段会议，达成《昆明宣言》，为后续“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磋商提供了政治指引、凝聚了广泛共识，体现了各国采取有效行动，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并确保最迟在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的决心和意愿，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注入新动力。
更多内容，详见孙金龙、黄润秋文章《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策划：梁佩韵 审核：李艳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