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春天

    在最近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发表了很好的讲话。这个《讲话》既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承续,又是新时代文艺实践的科学总结,不仅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也为改进高校文艺理论教学指明了方向。

    一个时期以来,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潮充斥大学讲坛,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则被驱逐到边缘地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今,像河北师大这样坚持开设马列文论课的高校已经很少,研究马列文论、讲授马列文论的老师在相当程度上成了被冷落、被嘲笑的对象。至于专攻这个专业的研究生,工作难找、待遇偏低,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凡此种种,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极不正常的。我听说,在座的曹桂方教授对此是痛心疾首的。不过,现在好了,有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了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与“学”再也不会陷于过去那样的尴尬境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我们应当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用创造性的工作去迎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春天。

    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有人或许要问,各种主义多的是,为什么偏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呢?这是一个属于大前提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谈不到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问题。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因为像吸毒、抽烟一样有了这份“瘾”或“癖”,也不是出于上帝的安排,从一出生便注定要给马克思主义当牛作马。大凡人类,都希望自己活得明白一些、活得好一些。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正是出于这两个目的,换句学术性的话说,就是出于认知需要和价值选择。应当承认,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比马克思主义更高明,更能科学地解释自然世界、人类世界和心理世界。我的一位朋友是搞量子力学的,他不大在意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但是他说过,现代物理学的每一个新发现,都未能推翻唯物辩证法,反而是给唯物辩证法提供了新的证明。现代物理学认为,物质,就像我们现在使用的桌子、椅子、茶杯等等,只是能量存在的一种形式。还有的科学家据此提出大胆设想:将来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人们出国旅游,再也不需要乘坐轮船或飞机,可以先把旅客转化为电磁波,到目的地再还原成人的存在形式,也就是我们现在这样有血有肉的样子。我们说,能量尽管看不见、摸不着,也是客观存在呀,或者说像水之于冰、雹和雪,是物质的基本存在方式,并未颠倒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逻辑关系呀。当然,倘若有一天证明了是精神决定物质,马克思主义就算是被彻底推翻了。不过,这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人的虚幻愿景。在价值取向上,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观更符合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与普世价值不同,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不是少数人的好,而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具体路径是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解放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大众,进而实现包括剥削阶级在内的全人类的解放。因此,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让劳动大众以至全人类活得明白的哲学,让劳动大众以至全人类活得好的哲学。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去坚持呢?当然,如果有人说,我从来不想大多数人的事、全人类的事,我就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小圈子好,那我也无话可说,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还是从大家身边的事情来说吧。各位同学都关心毕业以后就业的问题。那么,怎样来竞争岗位呢?无非三种办法:一种是“拼爹”,看谁的老子有权有势;一种是“拼富”,看谁家最有钱;另一种是讲公平、公正,拼个人的德才。“拼爹”是权贵主义,“拼富”是资本主义,拼德才是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同学们愿意选择哪种主义呢?我想你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愿意选择马克思主义。你们说是也不是?

    当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是因为特定的社会存在往往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和认识程度。比如马克思主义讲,人们的私有观念是它的物质根源——私有制的产物,随着私有制的消失,人们的私有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说实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对这一论断是困惑不解的。不但愚人如我如此,即使连哲人如李泽厚先生也不能免俗。前些年,李泽厚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如果没了财富上的比拼和斗争,人活着还有什么滋味?这种困惑来自我们的狭隘的社会存在。正如庄子所说:“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后来,我对这个问题总算有了一点点感悟,这得益于我的“社会存在”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人请吃饭我是非常高兴的,可以说乐此不疲。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将来有一天,人家请你吃饭,你会感到很烦、很不情愿,我是绝不肯相信的。可是,这一天真的来了,至少从本世纪开始,如果谁请我吃饭,不但没有快乐,反而觉得是一种负担。为什么呢?我的“经济基础”变了,已经超越 “温饱”的初级阶段了。由此我悟到,存在对意识的限制,真是厉害得很!今人不能理解后人无私,后人也可能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会为了一点钱财争得死去活来,甚至不惮铤而走险、锒铛入狱。马克思、恩格斯比我们高明,从一定意义上说,就在于他们的精神具有巨大的超越性和穿越性,能够既从眼下的社会存在出发,又能突破有限社会存在的限制,把人的认识能力、创造能力发挥到极致,充分表现出人之为人的伟大。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就要不断拓展社会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远大眼界和开阔胸怀。

    二是因为我们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素养的局限。仅以方法论为例。关于唯物辩证法,恩格斯下过两条经典定义:1.“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484页)2.“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同上,第4卷第259页)但是,熟记了这两个定义并不等于我们拿到了解决问题的万应灵丹。要让这种科学的方法论结出新鲜的研究成果,必须有相应的大量知识储备。比如中国古人论诗,喜欢讲含蓄,讲“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不著一字,怎么会尽得风流呢?读者又是怎样从诗中体味到这种风流的呢?研究这个问题,唯物辩证法只是指引我们从普遍联系中去进行考察和分析。至于主体与客体、作品与读者、读者经由作品与作者等等诸多方面联系的具体情形,就不只是方法论所能解决的问题,还必须借助心理学(包括格式塔等现代心理学)、美学、文艺学以及从平日阅读、阅历中获得的大量知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列宁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在这里,我想送同学们两句话: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话虽陈旧,却是我们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不二法门。

    恢复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端正文艺理论教学方向,绝不是说只要在高校恢复了马列文论课,就可以鞭炮齐鸣,欢呼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如果只是恢复了马列文论课的教学,其他文论的教学依旧是各拿的号、各吹的调,那个马列文论课的恢复,大抵就是一个形象工程,一个为卖狗肉而挂出的羊头。恢复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文艺理论教学中的指导地位,不仅要恢复马列文论课的教学,而且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在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现代文论、当代文论等一切文艺理论教学中的指导地位。也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总结人类的一切文论成果。其根本目的,是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不能说我们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早在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辉煌创造。这篇著作尽管是针对当时延安及其他解放区的文艺实际讲的,不可能像教科书那样面面俱到,但是基本上揭示出人民文艺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等等,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基本上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比较完整的叙述方式。说我们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大抵也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

    问题在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不是一个封闭、僵化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鲜活的系统。一方面,它是不变的。它的灵魂(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属性)及其主干(如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阶级的关系等等)不能变,变了就不成其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它又是变的,总是随着时代变化和文艺实践的发展不断地进行新陈代谢,或者叫自我更新。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会因活力的阙如而丧失对文艺实践的指导作用。变与不变,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对立统一。正是在这样的矛盾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才能像无尽的长河和长青的大树,永远奔腾向前,永远葆其美妙之青春。

    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来俯瞰今天,就会发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既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又恰逢新发展的绝佳机遇。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既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又有了深刻的“左”、右两方面的教训,而时代的变化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又强烈呼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以适应新的时代特点和文艺实践的面貌发挥指导作用。以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为指导,建立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然而,这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进行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在这里,我只能谈谈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工作。

    一、对60多年来的创作实践进行深入的总结。这方面的工作虽然已经做了很多,但是还不能说已经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精神贯彻到底。比如庸俗社会学,以往我们只是把它当作前30年的东西。其实,这类东西不仅前30年存在,后30年也同样存在。回头去看,被称为新时期小说滥觞的《爱情的位置》《班主任》(刘心武)等,就是概念化的作品。这类东西在当时产生反响,绝不是因为艺术上的成功,而是因为它们是当时政治要求的传达者或呼吁者。如果说这些作品所传达的观念尚与当时中国的历史走向同步的话,那么《习惯死亡》(张贤亮)、《为人民服务》(闫连科)等,则是错误政治观念的异常浅露、异常粗鄙的传达方式。与其说是小说,毋宁说是大字报式的“大批判”。既然如此,我们仅仅把庸俗社会学归结为极左思潮的产物就是不太妥当的:一是不全面。“左”的倾向可以产生庸俗社会的东西,右的倾向以至于正确的倾向也可以产生这类东西。如果我们以为只要消除了极左倾向,就可以把庸俗社会学连根拔起,就可以让好作品像蝴蝶那样联翩飞来,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其二是流于浮浅。文艺政策、文艺导向上的失误,固然是产生庸俗社会学的重要原因,但是更为深层的恐怕是内因,即作家艺术家自身的问题。其中,起码有两个问题是应当注意的:一是作家艺术家的生活积累、情感积累和艺术积累贫乏,不足以溶解所要传达的观念,进而使其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爱情的位置》《班主任》当属此类;二是想要传达某种观念的动机过于强烈,以至于形成一种偏激的冲动。这样一来,用观念取代生活真实、剪裁生活真实、歪曲生活真实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习惯死亡》《为人民服务》就是这种失误的典型。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李准是一位肯于深入生活的作家,但是在紧跟“穷过渡”“共产风”的动机驱使下,竟写出了《李双双小传》这样一篇虽有生活气息却违背广大农民意愿的作品。

    又比如对于魔幻现实主义的试验。内蒙古老作家扎拉嘎胡的试验是成功的。在他的长篇小说《嘎达梅林传奇》中,莫名的预感、离奇的梦境、无由头的遭际、不可理喻的偶然等等,与真实生活场景是那么妙合无垠地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莫言的试验则是失败的。《生死疲劳》中的那个地主,无论变驴变猪变狗,都仅仅是推进主观诉说、演绎政治观念的一种小手段,与具有丰富民族、地域文化内涵的魔幻现实主义还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两个作家的试验,其成败得失为何这样判若云泥呢?一是文化态度不同。前者深植于培育自己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土壤(那种文化中本来就有比较丰富的神秘主义的成分)。后者则是东施效颦。培育你的那个地方,盛行的是儒文化。《论语》的记载非常清楚:“子不语怪力乱神”,哪有多少魔幻的东西呢?本来是一块高粱地,偏要去种榴莲,那怎么成呢?二是创作态度不同。前者和马尔克斯一样,为的是揭示本民族的命运,弘扬本民族的精神,为本民族的自由幸福而呐喊;后者则是出于玩弄花样的艺术动机和迎合某种国内外情绪的社会动机。说到这里,有人或许要问,那为什么莫言能获诺贝尔奖,而扎拉嘎胡却无此殊荣呢?在这里,我要说:诺贝尔文学奖给谁,那是西方的事,根本不能代替我们的评价尺度。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评判作品,总结创作的经验教训,才能保障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利益。

    二、把马列经典文论中一些被搞乱了的问题搞清楚。只有把这些问题重新搞清楚,才有可能实现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比如文艺评价的标准。毛泽东提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与恩格斯提出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批评拉萨尔剧本《济金根》中的错误悲剧观,恩格斯批评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是现实主义而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都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也就是着眼于推进工人运动的大局。

    从资历上说,文艺比阶级要老得多。在无阶级的原始社会,文艺仅仅是人们表达情感、相互交流的工具。文艺既然有表达、交流的功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就不会不利用它来影响人们的思想,除非他是司马衷皇帝那样的傻瓜。既然要拿文艺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当然要往有利于他们统治的方向走,而不可能用它来砸本阶级的锅。这样一来,政治标准就不可能不放在第一位。奴隶主阶级如此,封建主阶级如此,资本家阶级同样如此。如若不然,为什么会有“文以载道”一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禁书、焚书以至文字狱之类的事?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水浒 》屡屡遭禁,绝不是因为它的艺术水平太差;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白劳德、史沫特莱等75位作家的作品全被列为禁书,甚至连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打成“危险书籍”,也不是因为麦卡锡等极右政客是一批艺术至上主义者。既然哪个阶级都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为什么到了劳动者阶级这里就不可以了呢?这完全没有道理。进入新时期以来,那些反对“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人,貌似忠实于艺术,实际上只要察其言而观其行,就不难发现,在他们手里,举得最高的还是政治的标尺,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政治,一种与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政治。他们为什么指责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囿于党派和民族的偏见,为什么说鲁迅是“鲁祸”?这是艺术的标准吗?在这里,我劝大家千万不要上“纯艺术论”的当。坚持“政治标准第一”,我们绝不输理,绝不要有任何心虚、犹豫和彷徨。

    政治标准第一,不等于唯政治标准。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对于一些作品,主要的评价尺度并非政治的。毛泽东曾说:“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带到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让人们仿佛也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二是对作品的评价必须兼顾政治和艺术两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莎士比亚化”而反对“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强调“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都深刻体现了文艺批评的辩证法。列宁说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是“一本及时的书”,在肯定其积极政治倾向的同时,实际上潜含着对其艺术性不足的委婉批评。总之,必须坚持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抽掉政治标准,就无法判断一部作品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进步的还是倒退的,从而也不可能从意识形态方面保障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抽掉艺术标准,文艺作品就不成其为文艺作品,文艺批评也就因此失去了对象。但是,二者如何统一起来,需要经过怎样复杂、曲折、微妙的过程,还需要我们做深一步的研究。三是文艺评价标准呈现出动态的特征。比如梁实秋、周作人的闲适小品文,在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比较从容地去阅读它,但是在民族危难、国破家亡之时,人们似乎就没有这份闲情逸致。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曾经说过:他年轻的时候,读这类小花小草、小猫小狗的东西,就像吞了苍蝇一样恶心。为什么呢?全民忧患,举国抗战,你却在一旁摆弄这些玩意儿,讨厌不讨厌呀?

    三、对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下一番“洋为中用”的夫。第一步是挑挑拣拣。比如新批评理论。必须老老实实承认,我们对作品文本的分析没有新批评那么细密。它的结构—肌质、语境、反讽、张力、隐喻等理论主张和分析方法,对于我们深化对作品的分析认识都有不少的启发和帮助,对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绝不是一种聪明的态度。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清楚,它掐头去尾,不管作者与读者,把文本作为一种孤立的存在,甚至提出“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这就陷入了形而上学。所以,借鉴新批评取得很大成绩的叶嘉莹先生说:既要有文本分析,又要“知人论世”,实现中西方的融会贯通。又如接受美学,它反对唯文本倾向,仔细研究审美接受的社会心理机制,强调读者接受的主观能动性,重视作品的社会效果,所有这些都具有积极的价值。但是,它回避艺术的本质,否定作品对接受的客观制约性,规避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因而带有唯心主义的气息。又比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说,福柯的“权力—知识”说,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等,尽管在理论上都不彻底,但是都为我们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第二步是消化吸收。即使是对我有益的东西,也不可连盘搬来生吞活剥、生搬硬套。否则那些东西就无法转化为我们的营养。“得鱼忘筌”“得意忘言”的原则,同样适用于西方文论的引进。换句话说,就是要善于取其精要,而不必买珠带椟,吃了香蕉带着皮。第三步是再创新。在这方面,我们不仅应当向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学习,也应当向古人学习。佛家文化本是一个外来品种,却被我们的老祖宗成功地改造为一种国货。一是与本土的儒家、道家融合,“事君事亲,也能成佛”,就是明显的一例。二是进行简易化、大众化的处理,把佛由心外移到心内,由此佛也就不再高不可攀,从而适应了重视现世生活的中国人的需要。大家都知道,出身寒门的六祖慧能懂得草根的心思,对佛教大众化作出了杰出贡献,所以毛泽东说他的《六祖坛经》“是老百姓的”。正是因为实现了这样的再创新,佛家便与儒家、道家一样,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流派,在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还远播海外。当然,佛家中国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其间经历了漫长、曲折、反复的过程,但是中华文化泰山一样的独立性和大海一样的包容性,毕竟战胜了虚弱、自大、偏见和僵化。我们是开创未来的一代,应当有更坚强的文化自信和更宽广的文化胸怀,应当比古人做得更好一些。

    四、梳理一下新时期的文艺思潮。这一时期文艺思潮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乱”。不彻底地把这一团乱麻梳理清楚,建立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就无从谈起。首先是要把好东西挑出来。什么是好东西呢?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他严肃文论家回答新挑战、新实践的新成果。例如在座的曹桂方、董学文、曾镇南三位教授的著作,我们都要很好地进行研究。其次是对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错误思潮逐一进行认真的剖析。这项工作我们以往已经做了不少,但是还应当进一步深化,务求解剖彻底、分析透彻,从根本上剥夺它们的市场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学习鲁迅的智慧战法。1927年,梁实秋在《晨报副刊》发表《文学批评辩》一文,说“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并以莎士比亚为例,断言“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很明显,对于这样一种抽象人性论的错误论点,如果从理论上去反驳,是要耗费很大工夫和很长篇幅的。鲁迅的高明之处,在于轻松地绕开繁难的论证,以异常简洁的方式解除了论敌的武装。首先是用归谬法,顺着论敌的逻辑把它推到荒谬的极端:并不流传的作品,现在的人们肯定看不见,既然你没有看过,又怎能知道它们写没写普遍、不变的人性呢?二是用类比法,即用众人皆知的实例导出论敌的荒谬。譬如出汗。凡人都必出汗,所以出汗似乎是普遍、不变的人性。“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那么,你是去写“香汗”呢还是去写“臭汗”呢?只要一具体,就不可避免地要有阶级的分别,哪里有普遍、不变的人性呢?这样的驳论,显示了一种居高临下、玩论敌于股掌的恢宏气度,不仅让读者一看就懂、一看就信,而且会产生一种茅塞顿开的快感。在今天,这种战法也有很多用场呀!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潮就是高喊表现自我,否定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说什么“不屑于表现自我以外的一切丰功伟绩”。对于它的批评,我们不妨也使用一下归谬的方法。“喊”要耗费热量吧?热量来自食品吧?食品是哪里来的呢?是农民种植、工人加工出来的。离开了工农,喊声都要“失落”,还怎么能够“表现自我”呢?中国人讲究的是礼尚往来。既然工人、农民供你衣食住行,你怎么能不为他们做一点什么呢?怎么能不屑于表现他们的丰功伟绩呢?同学们想一想,这样一分析,那个论点还能不能站得住脚?当然,我在这里强调鲁迅战法,并不意味着否定常规的理论辨析。理论辨析是不可缺的、永远必要的。可以先用鲁迅战法驳倒论敌,服了、认错了,我们再坐下来慢慢讲理论;也可以两种战法并举,各取所长、各尽其妙。总之,以彻底解除错误思潮的武装为目的。

    以改进文风为抓手

    从一定意义上说,高校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中的一切问题,几乎都表现在文风上。文风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不说中国人的话。具体地说,就是试图从语言、思维方式、价值判断上全盘后现代化。然而,他们又没有“化”透,因为在这个“化”的过程中,他们塞进了不少对后现代主义“误读”的东西,以及自己生造的不伦不类的货色。准确地说,这套东西应当叫中国学院特色的后现代化,或者叫伪后现代化。装腔作势、自命高深,思维混乱、玄虚空泛,不知所云、莫名其妙,是这种文风的共同特征。

    它起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大量涌入,成为模仿的对象,而翻译的低劣,又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以后,这种趋势则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以至连一些搞马列文论的教授也逢迎其间。

    其实,这是一种价值取向上的倒错。一位以操此文风而著名的教授曾这样倾诉衷肠:“在当今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要取得话语权力,要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物,就有必要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权威包括海外汉学家的指认和命名。本土的文化权威已经颓然死去,人们也没有耐心听取同样的破落者的声音。一个经济和精神双重困窘的族类,它无法指望其他结局,也许这是最好的出路。我们的文化早已把我们置身于这样的境遇,我们已经没有奔赴这一目标和那一目标的自由,连逃脱也注定了落网,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归属。”我费了好大工夫才猜到他的大意:中国的文化已经没戏了,除了皈依西方,没有别的出路。怎么说这位教授也算是中国人,好好的一个中国人,你不为弘扬、发展中国文化出力,偏要一门心思地去讨洋人的好,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还是写作动机上的倒错。文章是写给人看的,目的是让人们接受你的思想观点。看的人越多,接受你思想观点的面越广,你花费的心血就越有价值。但是伪后现代的东西似乎不是为了给人看,而是为了唬人和欺人。你看不懂了吧,没学问吧,自卑了吧?伪后现代就是这样以荼毒读者来反衬自己的高贵,说是一种学术贵族主义似乎并不为过。由于你不尊重绝大多数,所以这类东西出了校门、出了小圈子,是没有多少人理睬的。那么,这类东西在学院之内、在他们的小圈子,情形又是怎样的呢?其实彼此的东西也是相互看不懂,还在那里煞有介事地交流、讨论,就像皇帝的新衣,“穿”的人觉得很美,看的人也跟着起哄。到头来,这无用之“用”便只剩下一种:获取地位、名誉、实惠的敲门砖。我曾问过人大的一位博士生:很明白的问题,为什么非要用洋词绕来绕去?他苦笑说:其实我也不愿意这样写,问题是不这样写,毕业论文答辩通不过。这个事实表明,在高校里面,这种文风已经成为一种固化的写作模式、一种学术专制的戒律、一种进入“学术殿堂”的绿卡。你要毕业么?你要评职称么?你要当研究生导师么?就得顺着这一套东西来。国家每年把大把大把的钱投入高校,投入科研项目,结果竟弄出这样一些百无一用的东西,这和古代蓄养方士又有什么区别?

    有道是“真佛只说家常话”。我听过星云大师讲佛。令我钦佩的是,他不用艰深的佛学概念,更不发超度鬼魂之类的妄语,而是从百姓日常生活讲起,告诉你佛家提倡怎样的生活态度、道德操守和行为方式。比如他引用近乎大白话的古代诗偈:“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在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说只要有了这样的感觉,就是实现了内心和谐,就进入了觉者的生活境界。我们的教授们身居学术殿堂之高,当然要做高深的学问,但是学问的表述不一定非要高深的方式。表述不明快、不简洁、不平易,反倒显得我们有些呆头呆脑,这与学者的智慧形象是很不相称的。我们应当记得古人的话:“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 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接地气,要讲点群众路线,要有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很明显,只有纠正了教学与研究中的不良倾向,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文风;如果哪一天这样的文风占了主流,也就实实在在地表明: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的方向已经端正,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设已经走上康庄大道。

    同学们,你们都知道:在上世纪的第一个年头,梁启超先生发表过气势如虹的《少年中国说》:“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中国的命运与少年的强弱永远联系在一起。你们应当自觉把握所处的历史方位,以扎实的学术成果推动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设,以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设的实际贡献来证明自己的水平、实现自我的价值。我们在台上坐着的几位,都已垂垂老矣,干不成什么大事,但是愿意为你们当一个小工,愿意给你们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同学们,加油!

标 签:
  • 文艺工作座谈会,习近平,马克思主义
( 网站编辑:赵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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