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三个维度

摘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常态下我国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的国家治理战略构想,一是塑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体系,用核心价值体系凝聚社会价值目标,用共同的价值体系整合社会意识形态;二是整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制体系,把握好集权与分权的均衡性,处理好民主和法治互动关系;三是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组织体系,在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的前提条件下,强调优化与完善政府治理这个加强从严治党的关键。这三个维度内容的展开,不仅涵盖了我国国家治理与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而且包含了当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举措。

关键词: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维度

作者简介:魏东初,东莞理工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广东 东莞,523808)

2014年12月,习近平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个全面”的国家治理战略构想,这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在面对我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社,倡导的治国理政新理念。从新我国发展的历史来看,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我国共产党人近一个世纪的追求。1956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后,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国家治理思想体系——《论十大关系》,开启了党在一个地域辽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巨大差异的国家探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路。1978年,邓小平打开了我国封闭的国门,30多年的现代化改革,为我国社会积累巨额财富。历史的车轮迈入21世纪,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在我国这个超大规模社会不断凝聚和整合的进程中,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在三个维度上不断完善,一是塑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体系,二是整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制体系,三是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组织体系,这三个维度的内容展开,不仅涵盖了国家治理与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而且包含了我国在解决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上面临问题的一些关键举措。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塑造维度

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方面,因为在根本上,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取决于社会价值的塑造和引导。②在欧美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一个显著的经验就是,所有制度转型的开端都始发于社会传统价值的边沿部分,这种发轫于边缘制度、终结于中心制度的社会治理变迁过程,对我国社会由传统价值体系向现代价值体系转换提供一个参考路向。本质上,一个新兴的现代国家的崛起和复兴,归根到底是精神的崛起和价值观的广泛传播和认同,精神价值的力量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也是为社会长久繁荣兴旺的基础。可以说,价值塑造是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基础。

1.用核心价值体系凝聚社会价值目标

中国是一个地域和人口具有超大规模的国家,在我国这个超大规模社会,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用共同的价值信念和理想目标来凝聚社会力量,提升民众的归属感和向心力,这样可以实现低成本的社会有效治理。对我国社会来说,人口众多和地域辽阔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如何团结全国人民,做好国家治理工作呢?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经指出,一个国家的团结和发展,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他进一步指出“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为此,新的历史情况下,实现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保持社会状态的稳定。在我国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伴随着人们旧的价值准则的混乱和原有信仰体系的转变,这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思想根源。因此,必须要用一个核心价值体系来引导和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行为准则,使之在国家制度的框架中来进行。另一方面要维系公众思想的稳定。一定程度上,在一个国家治理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时候,公众思想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此时,需要有一种核心价值体系来塑造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引导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和发展。以此来促进人们在政治信仰、社会制度认同和思想价值取向方面达成共识。因此,通过我国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推进,这样不仅可以实现核心价值体系在变革时期的社会引领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型,更为实现低成本的国家治理奠定了基础。

进一步来说,用核心价值体系凝聚社会价值目标,还需要充分发挥国家的作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说,国家是一个“中立的协调者”,它应该是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和解决人们之间矛盾的公平的仲裁者,从而来保障社会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尊严。一定程度上,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就是如何实现在制度的框架下依法行政的过程,这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合理的确定政府权力的边界,提高政府的行政效力和能力。政府要依法行政,在思想上必须要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和凝练,为政府的依法行政树立了一个共同的社会价值目标,奠定了有效行使政府权力、发挥政府功能的坚实思想基础。

2.用共同的价值体系整合社会意识形态

习近平曾经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我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加以高度重视,着眼长远,始终不懈的抓下去。在当前我国的语新的社会环境下,意识形态所强调是信仰和信念。一方面,信仰是思想的强大支柱,另一方面,信念是力量的根基源泉。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坚定的信仰引领,就难以经受严酷考验;如果一个人缺乏信念的有力支撑,就会在干扰诱惑前败下阵来。在我国国家治理的传统中,儒家“大一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我国数千年封建王朝统制的主导意识形态,对我国的社会治理传统影响深远。在当代我国的国家治理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变化的历史时空条件下,一直维持着人们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整合者着社会的多元价值冲突。在价值体系的旧和新问题上,习近平一直强调,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必须要学习和掌握各种思想精华,同时,必须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系来整合我国社会的多元文化思潮。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塑造一个基于我国传统文化,吸取世界先进文化思想的价值体系,实现我国传统社会治理传统的现代转型。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平等观念是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由此形成了以民主政治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关注人的发展和制度建设。一方面,这个模式认为人是所有制度的基础,是人在设计、执行和评估各种社会制度,并在不断的验证各种制度的优劣性;另一方面,制度反过来又影响着人的发展,引导和制约着人们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与整合,一定的社会制度只能产生特定的意识形态,人的思想意识不能超越特定的社会阶段。所以,一个国家的治理就是把人和制度有机的结合起来,也就是把价值和信仰结合起来。西方的民主政治就是把人们的共同政治精神和基本社会原则整合起来,最后转变为解决人们之间冲突和疏导人们精神顽疾的思想力量。一定程度上,西方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思路可以借鉴到我国的国家治理过程中,通过建设共同的价值体系来塑造一种能够得到广泛认同的公民美德、职业道德、公共利益观念,在我国传统政治意识的基础上,吸收一些宪政中古典共和思想的丰富养料,以此来提出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和促进公民性格的养成。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制整合维度

法国思想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曾说,法律不是刻在石头上冰冷文字,而是铭记在人们心中火热激情,这是近代人们对法治思想的最朴素认识。2014年9月,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以此来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可以说,基于依法治国策略的法制整合是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关键环节。

回顾近代我国的社会政治发展历史,不断的革命与破坏摧毁了我国的传统政治生态,与世界各国民主政治的脱离也使我国没有跟上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与趋势,为此国家的政治建设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现代制度体系。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分析,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衔接的制度体系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本质上,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就是新的制度体系代替旧有制度体系的过程。在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上,治理的现代化是国家全部政治生活的法制化过程。为此,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强调法制化,促进法制体系的转型,培育公正、有效和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进而创建一个既讲民主,又依法行政的政府机制。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方面,针对我国国家治理的现实基础,必须注意两个问题:

1.做好集权与分权的均衡

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建立法制政府是习近平不断强调的问题,这为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与实现地方政府的适度自主治理奠定了法理依据。

首先,集权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在我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建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有机联系与有效监控,这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尤为重要的问题。在我国的政治生态建设过程中,需要在现代国家制度的框架内系统梳理各种政治资源,建立一个由中央政府有效管理的国家治理体系。另外,在这种集中管控的基础上,大力推动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协调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不仅是我国国家治理面临的核心问题,也是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关键所在。

其次,分权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政治分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亨廷顿就曾指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对一个分散的、组织薄弱的和封建的传统体制有众多的挑战,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要在集权的情况下促成社会和经济的变革。接下来,要在这种体制之下吸收新的成员来参加政治活动和不同的组织团体,从而建立一个现代的组织体制,随后,在该体制的运作过程中,参政的不同团体就在分权的要求下来建立各个机构之间相互制约的制度。”对我国的国家治理来说,习近平曾多次强调民主协商的重要性,他指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举措。在我国现实政治社会中,与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合作,请他们担任政府中重要职务,发挥不同党派、阶层的聪明才智,密切配合共同推进国家的政治生活运作,这种一定程度的分权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发展社会民主和法治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措施。通过在法制的框架下的合理分权,不仅可以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各项权利分配问题、纾解各种利益纠葛,而且为建立和谐的、有我国特色的层级治理机制关系奠定了基础,并且可以进一步实现国家治理结构上的体制机制创新。

2.推动民主和法治的互动

哈贝马斯认为:法律对于社会一些伦理问题不能做出合适的判断并得出正确的结果,这种情况表明,人类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人们的整体性不再是由某种确定的实在性的价值来维系,而只是通过一些合法的立法程序和行政流程来加以确认。在习近平的论域中,民治和法治是一对孪生兄弟,生死相依、密不可分。他不止一次的强调,必须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在法治的框架下依法治国,促进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来讲,民主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在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各类社会矛盾愈加凸显,国家治理如果仅仅只依靠单一的行政权力,其结果往往会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对抗。一定程度上,今天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法治上面的权威,而不是单一的行政权力。回顾西方现代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历程,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是现代国家统治的基础,其中的“公民同意”原则为现代政府治理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它强调的重点是一个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要规定国家权力的边界,国家权力只有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能够发挥作用,再辅以社会的有效自治和公民的道德自觉,才可以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

与此同时,依法治国作为我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一直以来被习近平等新一代领导集体所重视和强调,并在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得以具体落实。一方面,我们强调在国家治理程序的优化过程中来建立民主传统,在在民主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中实现民主;另一方面,法治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灵魂,对于一个日益开放、多元的中国来说,只有在国家政治建设的过程中重视法治建设,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民主和法治的才能有效互动,最终促进我国政治建设,形成国家治理与政治建设的良性互动。

总之,民主代表国家政治权力的本质属性,代表国家权力的利益取向;法治则为民主的权力取向保驾护航。历史的发展证明,一个政府是可以变换的,但是一个国家确是永久的政治实体,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是持久的,也只有如此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态才会稳固。就像有的学者所言:民主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国家的暴力倾向和官僚化过程产生制约作用,因而可以保障政治活动的生命力,并且加强了制度的弹性,民主的深入发展代表着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组织保障维度

毋庸置疑,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组织者是政党,韦伯曾说,政党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主要组织者和发动者。在现代国家体系中,任何执政党都充当着选民的动员者、政府的组织者、国家与社会的连结者以及社会利益的整合者的角色。1949年2月,毛泽东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014年10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指出这次活动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进一步树立,党心民心进一步凝聚,形成了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因此,加强党的建设,构建和谐的政党——群众之间的关系,这不仅可以达到巩固执政基础、强化执政体系的目的,而且能够更加深刻地体现了我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组织体系保障功能。可以说,组织保障是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措施。

1.加强从严治党是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近八千多万党员的政党,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习近平指出,加强从严治党是新时期、新常态下国家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如果治党不严,一些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就不能有效得以解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受到影响,就有可能被历史所淘汰。整体上来讲,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国家治理的主要组织保障,没有党的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缺乏一个稳固的领导核心,因此,要推进我国各项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既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必须从严治党,提升党的战斗力和执行力,从而促进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的治理现代化过程。

当前,加强从严治党,首先要加强党在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革中的领导地位和组织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他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通过自己的先进政治理念来引领党员群众,用自己严格的党章纪律来约束党员的行为,通过一些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我国的国家治理提供政治保障。在我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时候,社会的组织和建构需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力量,以此来建构新型社会组织的基本网络。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与国家治理中的核心与关键地位,加强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核心的执政党建设就成为新时期我国政治建设的核心主轴。此外,加强党的价值引导能力、制度创新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建设,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也是我国国家治理与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其次,要进一步提升党的政治觉悟。韦伯曾说,政治成熟度是衡量一个政党建设成功的关键指标。所谓的政治成熟是党作为我国社会的领导核心,能够始终把民族的利益作为第一位思考的问题,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把这一考虑作为自己的首要坚持原则。可以说,党是我国政治生态的主要建设者和执行者,党的政治智慧和判断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因素。

2.加强从严治党是优化与完善政府治理的关键

习近平强调,从严治党、党要管党是我国的政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在现代政府架构的原则中,政府的主要特征是公共权力运作的理性化、专业化和规范化,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政府内部体系的合理分工与均衡制约。在当代政治理论中,现代政府治理体系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按照人民主权原则形成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二是按照议行合一原则建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三权分立治理关系;三是部门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建设与政府治理相辅相成,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从严治党首先要更多地利用社会组织来实现党的领导,如社区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其次要摆脱行政资源的单一路径,更多地依赖社会资源来开展国家治理;再次要重视互联网的作用,不要再局限于传统的党小组或党支部的组织架构,更多的可以通过新的媒体资源来组织党员开展活动。此外,还可以建立舆论舆情收集反馈机制,改进党的社会工作机制和方式,以此来保障党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影响力。与此同时,习近平不断强调要加强反腐的作用和力度,重申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立严格的防范保障机制。

纵观近代世界发展史,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一样,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完成其他国家数百年的才经历的社会变迁与制度转型。作为一个非均衡转型理论思想,习近平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路首先强调要塑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体系,用核心价值体系凝聚社会价值目标,用共同的价值体系整合社会意识形态;其次要整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制体系,把握好集权与分权的均衡性,处理好民主和法治互动关系;再次是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组织体系,在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的前提条件下,强调优化与完善政府治理这个加强从严治党的关键。习近平这种立足于我国历史传统、直面复杂的现实国情与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价值体系引导、法制体系统合与组织体系保障三个维度上的国家治理思想,坚持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选择,最终促进我国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的道路不断取得积极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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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王润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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