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创作的世界性与人类性

    摘  要:莫言小说创作的世界性与人类性,是基于对中国“高密东北乡”真实、恐惧、传奇故事世界性的阐释,对中国农民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生生不息、追求不已的人类共性的刻画,对残酷、血腥、艰辛的生存境遇中苦难的理想主义、顽强的英雄主义的张扬,对乡村世界的生命浑融所形成的艺术感觉与象征的营造。它们构成了世界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既确立了莫言的世界地位,又看到了“中国故事”的世界影响;既有利于“中国形象”的塑造,又推动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关键词:莫言;小说创作;高密东北乡;民族性;世界性;人类性

    作者简介:胡良桂,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 长沙,410003)

    莫言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从《透明的红萝卜》《爆炸》《金发婴儿》到《红高粱》《高粱酒》《师傅越来越幽默》;从《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到《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都有堪称文学精品的优秀之作。正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说的,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按:一说应译为‘幻觉的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这是对莫言小说创作的高度肯定,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赢得世界关注的一个重要标志。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面向世界、多元探索、蓬勃发展的时期。经过中国作家几十年的创作实践,出现了一大批堪与世界文学比肩的作家,他们以艺术的方式向世界讲叙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并在巨大的历史变革中展示出中国经验,彰显了中国特色。莫言就是这灿烂星河中一颗耀眼的明星。本文试图从他的创作入手,来探讨他小说的世界意义与人类价值。

    一、题材的地域性与世界性

    题材是小说中用来构成形象体现主题的具体生活材料。它往往由人物、事件、环境等具体因素构成并形成一个动态系列。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或者具有强烈的形式感,又有利于揭示生活的某种本质;既与人或者人的活动发生关联,又具备适宜小说文本样式和语言表现的特征。因此,莫言小说的题材是丰富而多样,开阔而深远的,既是地域的,又是世界的,是地域性中呈现出世界性。

    (一)乡村题材的真实故事。真实就是作家真切的人生体验基础上,通过艺术的创造,从虚幻的形式揭示出来的实际生活的本质与真谛。它既是作家提炼、加工、改造的真实,又比实际生活更集中、更典型、更鲜明;既是作家对生活主观评价和主观情感的真实,又是事真、情真、理真的三位一体,高度统一。莫言小说的真实故事,是建构在齐鲁大地“高密东北乡”的乡村生活记忆,是一块驰骋心灵的乐土。在他的作品中,不管讲的是什么年代,是什么样的故事,真实的观察与思考,都给这些作品带来了一种别致的、对读者很有诱惑力的心灵感应。无论《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筑路》,还是《红高粱》《大风》《金发婴儿》等,不论是以井喷式的写作眩人耳目,以新颖而鲜明题材风格吸引众多读者,还是以辉煌壮丽洸成血海的红高粱,敢爱敢恨纵情尽性的快意人生,荡气回肠惨烈悲壮的抗日故事,都是莫言准确地记录了中国乡村的经验事实,高度“压缩”了他从农村生活中获得的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他说:“饥饿使我成为一个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粮食》就写一位母亲将生产队的豌豆完整吞进肚子,回家又呕吐出来,喂给饥饿的孩子和婆婆:“伊回到家,找来一只瓦盆,盆里倒了几瓢清水,又找来一根筷子,低下头,弯下腰,将筷子伸到咽喉深处,用力拨了几拨,一群豌豆粒儿,伴随着伊的胃液,抖簌簌落在瓦盆里……伊吐完豌豆,死蛇一样躺在草上,幸福地看着孩子和婆母,围着盆抢食。”这种饥饿的描写,极大地冲击着读者的神经,虽在生理上有些不适应,但对人生不幸的巨大悲悯却历历在目。《透明的红萝卜》开头对队长吃相的夸张刻画,对黑孩精神恍惚状态的描写,同样有力地传达了饥饿的经验。小黑孩“是一个饥饿经验丧失,很瘦、不知道饿的孩子”,“为什么丧失呢?太饿了,饿极了,饥饿经验就丧失了”。莫言笔下的饥饿,是赤裸裸的,令人窒息的。并直接、有力、如刀砍斧凿般锲进了主流历史记忆的故事之中。而与自然互通的真实体验,则是与他少年时期牧牛、放羊,“小鸟、草木、牲畜相处”有关,他“对纯粹自然物的感受与一般作家不太一样”。青蛙、苍蝇、知了、蛤蟆、云雀、蚊子、壁虎、蜘蛛等等构成的“大自然”,使他的乡村故事由此充满“感觉的爆炸”,具有“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等全部的感受以及与此相关的全部想象力”。因此,那些“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的“透明的红萝卜”、“红翅膀的鲤鱼像一道道闪电在空中飞”等不太真实的奇异场景才更令人亲近,其“魔幻”才得以变成现实。所以,只有有意识地召唤自己少年时“跟牛、跟天上的鸟、地上的草、蚂蚱等动植物交流”的真实感受,才使他笔下的乡村故事真实而又真切。虽然乡村题材的“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的“约克帕塔法县”毫无共同之处,但它们相通点在于:首先是地域的,然后成了世界的。这就是故事的地域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从而奠定了莫言作为经典小说家的世界性地位。

    (二)审丑哲思的恐惧故事。丑只能代表人性的负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扭曲和异化。它是与美相比较、相对立而存在的生活样态。审丑背后蕴涵着对人性的深刻批判,对人类个体精神的反思。它既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又是一种化丑为美的生机焕发;既是一种对丑恶事物的厌恶来唤起对美与善的渴望与追求,又是一种以象征思辨的手段来“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莫言小说对现实中的丑陋、悲凄,进行了决绝的揭露与控诉,那怕是对一些丑陋、阴暗、卑污的现象的倾力描写,也是以审美的态度去提炼“丑”。《酒国》不但有“红烧婴儿”、“婴儿宴”,还有“肉孩饲养室”;在“红高粱系列”中酒壮英雄胆,在“酒国市”美酒成为残害婴儿飨宴助兴的重要帮凶。“《酒国》里充满了象征,喝醉是象征,吃人是象征,那些肉孩子、小黑驴、小侏儒等”,都“象征了人类共同存在的阴暗心理和病态欲望”。《观乐》中所描写的生活,都是乡村现实中的一种:有用来杀虫而过量使用的“六六六”粉弥漫在田野上的刺鼻气息;有县种猪站散发热乎乎腥气的猪精液,在母亲的身体上乱跳、从衰老的胸脯跳入阴毛和阴道的跳蚤;有用暴力手段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形成的暴力和恐怖;有教室里充塞的高考之前的紧张和喧嚣,也由此接近了那个最终绝望至极自杀身亡的落榜生永乐。《酒国》和《欢乐》都是极致写作,把乡村的凋敝、生命的困境和人性的荒诞、残忍,都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的描写不仅淋漓尽致,而且在剖析人性之恶,展览丑恶,并把对丑恶和残暴的描写推向了极致。这样的写作,同样具有从地域性到世界性的题材意义。因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审丑的文学。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首开先河,卡夫卡的《变形记》中那个那丑陋的、受伤的背上嵌入了霉烂的苹果而在天花板上乱爬的大甲虫,戈尔丁的《蝇王》中那一群从少年童真向兽性残暴转换的孩子等,都是世界文学中的重要成果。尽管《酒国》《欢乐》在国内没有得到读者应有的回响,但它们在国外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酒国》连续被法国、越南、英国、日本、波兰、德国等六个国家的语种翻译到海外,《欢乐》2007年也在法国翻译出版发行了。《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也成了一个“伦理学”和“人类学”双重意义上的母亲:“一方面她是生命与爱、付出与牺牲、创造与收藏的象征,作为伟大的母性化身”,“另一方面她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大地母亲’,她是一切的死亡和复生、欢乐与痛苦的象征”。因此才“把《丰乳肥臀》当成莫言最高成就而授予诺奖”。这种哲理的、残暴的、丑陋的,它们在中国本土很难让人们喜爱和认同,但却受到海外广大读者与专家的欢迎和肯定。无疑是写出了历史的独特性、传奇的丰富性、不正常的人诸如奇人、怪人、畸人的精确性。从而具有普遍的人类性价值的意义,并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环境是人们可以接受的。所以,题材选择的地域性也就使小说具有了世界性与普遍性。

    (三)民间叙事的传奇故事。传奇故事是莫言小说融入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形象载体。以小说叙述故事,让读者自然而然地进入一种情绪的、精神的或美学的状态,可以瞬间产生审美愉悦,从而获得心理上的亲近和精神上的尊重、支持和信任,达到更好地讲叙故事、传播文化的目的。莫言就在他小说的题材选择中,认真、负责、真实地准确嵌入了中国故事,他把自己的家乡——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家乡的三贤四宝,剪纸、年画、泥塑等民间艺术,构成了他作品的文化元素,影响并决定了他的作品的题材特征。比如《檀香刑》,作者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义和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为背景,通过叙述泼辣而深情的眉娘与其亲爹、干爹、公爹等男人的恩恩怨怨,以及眉娘与高密县令钱丁的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深入展示了深厚的地域和民间戏曲文化。作者用摇曳多姿的笔触,悲喜万分的激情,以现实的眼光拨开云雾,穿透历史,淋漓尽致地抒写了清朝末年高密东北乡发生的一幕可歌可泣的反殖民抗争。一桩桩骇人听闻的血腥酷刑,一曲曲粗犷而惊天地泣鬼神的猫腔,震撼着读者的心灵。作者以他高超的小说技能,用心用情讲好了这个完整而精彩的“中国故事”,张扬人们所崇尚的那种生命内在的强悍与悲壮。这种中国故事,是民族的悲歌,也为世界文学提供了新的样本。不仅如此,莫言的题材选择,更关注中国跟西方的文化对话。他的长篇小说《蛙》,实际上是以一个中国青年向一个日本人写信的形式,讲述了新中国建立前后一直到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蛙》这部小说展示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某种现实,向世界尤其是西方表达出一个真实的中国。并把中国人寻求现代化发展的心路进程准确刻画出来,把充满神奇活力的当代中国化为气韵生动的艺术形象昭示天下,在辨明真伪、褒善贬恶,鉴别妍媸、激浊扬清中,让良好的中国形象得到全世界的公认和推崇。而且,莫言还以历史的眼光,把在广西深入生活、冒雨参观广西海边红树林的体验,写成了一部关注现实生活的南国风光的长篇小说《红树林》。红树林生长在海边的潮汐带,潮涨时,下半部被淹没,潮落时一片火绿,分外美丽壮观。作者在小说中就以南江市漂亮的女副市长林岚和三个同窗好友,面对权欲、钱欲、情欲交织的罗网,有的经不住诱惑,跌进深渊;有的一尘不染,气壮山河。两个青梅竹马,共同经历了苦难的老干部,深陷恩怨情仇的碰撞与纠葛中;美丽纯朴的渔家姑娘珍珠从红树林边来到现代化都市,被林岚的儿子大虎、二虎、三虎强奸,经历了迷惘的凄楚人生,终于在法律的保护下昂起了不屈的头……它发掘了中国民间的无穷力量,那力量所升腾的深厚的气韵;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脊梁,那坚韧所凝聚的精神的因子,就传达出人类内心的倾诉,引起人类心灵的共鸣。它立足地域又超越地域,就具有了世界性和普遍性。\

b   二、人性的复杂性与共通性

莫言所塑造的丰满而复杂的人物形象,是一批有着俗人欲望、俗人情感的普通人。他们身上有一种所处社会环境影响的、从根本上决定并解释着人类行为的那些人类天性。既有人类天然具备的基本精神属性,又有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有的基本人性的映射。有物化的人性,也有神化的人性;有神性,也有兽性。莫言小说的人性深度,就包孕着容易被世界所接受的人类性共同命运的典型创造。

    物化的人性,既是一种物质的本性,又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它是人的思想观念通过实践劳动变成现实存在,即思想观念转化为具有物质形态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化主要用以指导主体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客观的物质形态的东西。它既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物的世界统治人的世界的现象,又是一种主体审美心理、精神、意识的物质化,使主体的内在的心理、意识外在化、客观化。莫言小说的人性深度,就在于这种人性的物化的深刻揭示。《四十一炮》通过塑造解放前大地主的后代兰继祖的形象,深刻地揭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向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原始积累”的残酷,以及金钱对人性的异化。兰继祖在市场化过程中带领村民干屠宰致富而成为村长。他像一个“土匪”,又是一个“大手笔”的能人。他能“看清大局”及时将不法个体屠宰小作坊变成工业化的肉联厂,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的“金钱万能”思想与观念,代表着转型时期人们的人生哲学。他满嘴都是:“现在这个时代,有钱就是爷,没钱就是孙子。有了钱腰杆就硬,没钱腰杆子就软。”他对大局的认识:“‘原始积累’就是大家都不择手段地赚钱,每个人的钱上都沾着别人的血。等这个阶段过去,大家都规矩了,我们自然也就规矩了。但如果在大家都不规矩的时候,我们自己规矩,那我只好饿死。”于是,他既带领大家致富,为村里修了路和桥,装了路灯,又利用手中的权利和金钱占有他人妻女;既为村里建了学校,并把村子建成了经济开发区,又以金钱与搞“权力寻租”的政客友好相处;既与市长成了“拜把子的兄弟”,又摇身一变当上了市政协的常委。这个亦正亦邪的人物,既藏污纳垢,又充满活力;既愚昧恶俗,又充满智慧;既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封建性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又是人性的物化的生动艺术再现。当然,物化也是人的一种生存需求。当人的生存权力与需求都受到侵犯时,那种面对物化的铤而走险,甚至身陷囹圄的牢狱之灾,也在所不惜了,那人的肉体和心理就都从属于物的世界了。《天堂蒜薹之歌》中高马与四叔家的金菊自由恋爱,可四叔四婶却将女儿与另外两家签订了连环换亲的协议,金菊要换出去帮她残疾的大哥换个嫂子回来。无奈之下,高马和金菊私奔,被抓回后备受折磨。由于金菊怀了高马的孩子,四叔家只好以一万块钱的代价同意她和高马的婚姻,高马期望蒜薹丰收能够带来赎身的钱;可蒜薹因政府的杀鸡取卵赶走了客户,导致冷库拒收;恰巧四叔又被乡委书记司机酒后驾车撞死,凶手逍遥法外,四婶有冤不能伸。陋习与金钱对自由恋爱的破坏,蒜薹滞销对农民经济的摧残,矛盾终于激化了。怒不可遏的群众冲击县政府,烧光办公楼。高马等因此成为暴民而遭判刑。这就导致了人与人的关系非人化,物和人的关系的颠倒,把人的特性、关系和行为当作物的特性、关系和行为。物化本来是主体创造的客体,反过来成为同主体相对立的异己力量。这种人性,就是人的一种基本的共通的属性。“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莫言把它描绘得何等深刻,多么复杂。

    神化的人性,既是一种精神的本质,又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它将事物具有奇妙和丰富内容的变化称为“神”或“化”。这是继承“阴阳不测之谓神”的思想,即指事物的变化运动渊源于事物内在的对立面。“一故神,二故化”的实质就是对物的超越性。这个“超越性”正是属于“人性”的特质。“超物之物”、“超生命的生命”,人的这一本性就表明,人已跨越了自然的物种规定,人作为人的本性应该说是属于人的“自为本性”。这种“自为本性”就是神化的人性。莫言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和蓝脸,以各自的独特方式对抗着无法抵抗的命运,就是这种神化人性的生动刻画。作者通过两个村民的顽强抗争,展现了农民对土地的无限眷念,令我们拍案惊奇。西门闹因其地主的身份,在土改运动中被处决,死后下了地狱,在长达两年多的地狱生涯中遭受了各种酷刑,下油锅被炸成冒青烟的焦干,“像一根天津卫十八街的大麻花一样酥焦”,仍然不肯屈服,这样的执著,让西门闹拒绝饮下孟婆汤,拒绝遗忘了的冤情和仇恨,带着沉重的记忆,回到高密东北乡,以驴、牛、猪、狗、猴、大头儿等身份对现实世界进行观察和言说。不同的身份带来不同的感受和独特的视角,在多音共鸣中将历史的复杂场景多维度地轮回展现,旁观世事的变化。另一位村民蓝脸,本来是西门闹捡回来的冻馁濒危的弃婴,在西门家长大后当起了长工。好不容易分得了土地,他死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历次运动中,死拖赖抗,坚决不放弃自己的土地所有权,遭受了那么多的磨难,做了几十年的个体农民。这种生命的坚忍,不仅是一种厚重的怜悯情怀,更是一种抗拒任何外来风暴的精神力量,一种数千年间形成的农民与土地生死相依的自为本性。因此,神化人性的表达与刻画,不论是渴望自由的理想精神,还是冷峻与热烈夹杂,褒扬与批判并举,都是把他们作为一个极复杂的神化人性的灵魂来剖析的。比如《红高粱》中余占鳌,他杀与其母通奸的和尚、杀单氏父子、杀土匪花脖子,杀日本骑兵、杀自己手下濒临死亡正在痛苦挣扎的战士、杀余大牙等等。他每次杀人的心境和动机都不相同,通过这多式多样的“杀”也许最便于窥视其灵魂奥秘,为什么他杀地主单氏父子与杀和尚,一个是恶心的感觉,一个是后悔的情绪呢?他杀单氏父子,突出于朦胧的阶级意识,对“锈蚀铜臭气”的憎恶,他杀和尚就完全是为维护门庭清白,替父报仇;他杀“花脖子”,除报受辱之前仇,还因为花脖子“摸过”戴凤莲。他与戴凤莲“野合”,他要“为她创新天地”。他就是这样一个追求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实现的叛逆者。所以,他的民族意识、自由意识、复仇意识,可以使他成就为狂放不羁、敢作敢为、众心宾服、驰骋疆场的抗日英雄。尽管余占鳌的本体的矛盾、心理的自我冲突,灵魂的深层颤栗是复杂的。既是一个铁石心肠的英雄好汉,又是一个封建宗法道德的卫护者;既是一个具有独特“活魂”的强者,又是一个孱弱的“最王八蛋”的懦夫。但他神化人性的复杂与深邃,却是无与伦比的,也是与复仇者的人性相通的。

    共通的人性,既是一种人类所共有的属性,又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并具有二元张力结构的复杂整体。它是一切社会一切人类个体所具有的属性,是全人类之共性。作为个体,在具有独一无二的独特的个性的同时,会依不同的条件范围,具有人的不同层次的一般性、共同性和普遍性。如家族性、民族性、全球性、时代性等直至最高层次的全人类性。因此,人类共性,是全人类所有的属性,因而也是舍弃最多特殊、具体而最为抽象的人性。这并不是否认一切对人类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共性和一般所作的科学抽象,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来阐释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莫言的《白狗秋千架》就像鲁迅的《故乡》一样,深层次地表现了“救救孩子”的共通人性。小说中的“我”,是一位在大城市生活的大学教师回故乡的路上遇到“暖”,暖是美丽的乡村女孩,曾经有过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喜欢当时在村子里驻扎的一位军队干部,渴望参军,渴望逃离乡村。“我”在当时也是暖的爱慕者。在一起也有过快乐时光,正当我们高兴地荡秋千时,谁知,秋千绳子断了,暖和白狗飞到刺槐丛中去了,槐针扎进暖的右眼。多年后“我”从都市回故乡,看到成年的只有一只眼的暖。“耸起的双肩塌下来”,“变得极大的左眼里”“射出了冷冰冰的光线”,穿着“泛着白碱花的男式蓝制服褂子”,“她嫁了个哑巴丈夫,生了三个哑巴孩子”。苦难、不幸和命运的不公全部降临到这个女人身上。这是故乡的女人,就像鲁迅《故乡》的闰土,记忆中年轻美好的暖已经过去。这天,暖偷偷离开家,来到高粱地,她央求白狗带“我”来。在她自己制造的那个高粱地空间里,渴望从“我”身上借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以此作为生活下去的光明和希望。小说没有明确“我”是否愿意,只是以暖对我说的话作结:“有一千条理由,有万个借口,你都不要对我说。”这难道不是与《故乡》共通的人性一脉相承吗?那“救救孩子”的呐喊与“借种”的要求,就是一种共通人性的艺术表现。但是,人的一生是不断发展的、变化的,追求超越同样是一种共通的人性。《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中的吕乐之,他从农村走向城市,带着童年的生活记忆和乡亲音乐的旋律登上歌坛,以乡村的清新质朴、雄健粗犷,给歌坛带来新的气象。他一举成名,赢得了世俗社会所追求的一切,在名声、金钱和女人的漩涡中打转,可谓功成名就。然而,一成不变,总会让人腻烦。吕乐之是以创新的姿态闯入歌坛并成了名,人们在熟悉了他以后,就不再满足和陶醉于昨日之他,而是强求他继续出新,玩出新花样,形成新的风格。已经到了黔驴技穷,却又不甘引退,只好出奇制胜,悄悄回到故乡自阉,以求获得新的音乐,创造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新的唱法,创造“抚摸灵魂的音乐”。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吕乐之的苦闷和焦躁,正是一个找不到超越与突破之人的忧愁和痛苦。莫言却把他写得那么惨烈,那么震撼,不正说明超越才是永恒不变的共通人性吗?

    三、顽强的英雄主义与苦难的理想主义

阿弗列德·诺贝尔在遗言中要求文学奖应颁给“对全人类有伟大贡献”,“能创作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作品的人。”在这一“理想主义倾向”历程中,既有“揭橥了崇高的理想主义”,也有“充满理想主义精神”;既有“高超的理想”,也有“古典的人道理想”等等。莫言的“理想主义“是在中国农民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中,高扬苦难的理想主义、顽强的英雄主义以及人类性所包含的理想与民间意义。

    莫言创作的“理想主义”,是在苦难、残酷、饥饿、象征的描写中,涌动着一种温馨,一种关爱,一种力量。这是中国农民承受最底层、最艰辛的生活所付出的血汗和苦痛,它沉重而强烈;这是中国农民不堪承受又不得不承受的一种生生不息、追求不已的生命力和意志力的張扬和赞美,是讴歌也是肯定。《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小黑孩,他孤苦伶仃、无衣无爱,大病初愈,身单力薄却加入成人的劳动,拉风箱,砸石头,都超出他的体力所能承担的极限。但是,他面对种种艰辛,硬是死撑蛮干。菊子姑娘心疼他身体瘦弱难以承受铁匠炉的烟熏火烤和超体力劳动,要强行带他离开,他竟然在菊子的手腕上咬出两排牙印,挣脱出来,坚决地守在铁匠炉那里。还变被动为主动,从被迫接受到主动挑战。这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刚强意志。于是,当小铁匠要他把刚从炉火中取出的炽热的钢钻子捡回来,他接连捡了两次。第一次因为不知未冷却的钢钻子厉害,把手心都烫焦了。他还出乎意料地再次出手,硬是忍着烧灼的剧痛把钢钻子握在手中,连旁观的小铁匠都无法承受,他却泰然自若。小黑孩这种奇特感觉,是他的理想追求。这种童心当中的理想,通过透明的红萝卜表现出来。正如作者说的,把那段生活写得带点神秘色彩、虚幻色彩,稍微有点感伤气息也就够了。这种神秘、虚幻,都是建立在小黑孩奇特的感觉能力和自然万物的心灵交流的能力的基础上的。因此,当小黑孩在铁匠旁边看到那样一只璀璨透明、银色的液体流动着的红萝卜的时候,小黑孩怎么会把一只普普通通的红萝卜看得这么玲珑剔透、璀璨夺目,富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呢?或许是小黑孩的现实世界有太多的匮乏、太多的沉重、太多压抑,他的心灵无法在现实中得到释放,得到解脱,便假借这么一只普普通通微不足道的红萝卜表现出来:“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钻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从一只普通的红萝卜,上升到一个非常神奇的审美理想的意象之中,不仅被这种炉火映照下的萝卜的熠熠生辉所吸引,而且是唤起了他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与向往。而《红高粱》的整体象征,又是一种理想精神与民族生命活力的象征。这种理想寓于民族生机的征兆,宇宙大灵的幻化,不仅出现在《红高粱》中,还有《高粱酒》《高粱殡》《红高粱家族》等,都是作者试图寓无形于有形、寓无限于有限、寓丰广于具象、寓永恒于刹那的理想追求。它具体表现在,一是人与自然契合冥化的象征:红高粱是千万生命的化身,千万生命又是红高粱的外观,天人合一,相生相长,让人体验那天地之间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从而引向人与自然、生命与地域的重叠、合影、浑一的魂归自然和宇宙之故乡的境界。二是历史与现实契合的象征:象征坚韧、象征不屈、象征苦难、象征复仇、象征英雄主义、象征纯朴而狂放的道德。莫言这些小说中的“理想主义”,正是伟大民族的血脉、灵魂与精神的象征。

    莫言小说的“英雄主义”,是在暴力、血腥、邪恶、拼搏等超常的惊世之举中,彰显一种英勇顽强,一种刚毅意志,一种精神风貌。透过对原始生活样式的描写,是一种对中国农民自由精神的推重和张扬,是洸成血海的红高粱地上飞翔的自由精灵。无论是自我牺牲的气概和行为,还是危难时刻的大义凛然和不屈斗志,都具有跨越历史、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檀香刑》叙述的是山东流传很广的戏子孙丙抗德的故事。但小说并不重在写孙丙如何抗德,而是写这个反抗者如何被处死。这是一个英雄主义的典范,一曲民族英雄的赞歌。德国殖民者在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下在胶州半岛修胶州铁路,两个德国工程人员在大庭广众之下,肆意地凌辱孙丙的年轻妻子和一双小儿女。于是,孙丙们疾恶如仇、奋起反抗,直至形成大规模义和团起义,虽在德军的强大火力下归于失败。但作者把刑场行刑写得铺张、酷烈、暴虐、暴殄天物,血肉纷飞,他调动一切感官感觉,非得将“活儿”做得惊天地泣鬼神不可,否则就似乎无法与他搭建的“巨大行刑台”相匹配,他写尸首异处的人头,腰斩后的人体上半身的种种情状,凌迟、檀香刑、炫技斗奇,酣畅淋漓,快意无比,无所不用其极。面对这举世罕见的刑罚,孙丙本来是可以逃脱的,小山子自愿冒名顶替他去死,丐帮首领朱八爷率众前往救他出狱。但孙丙拒绝了救援,自愿走向刑场。檀香刑令他痛不欲生是可想而知的,他却顽强地唱起了猫腔。孙丙的唱戏,既合乎其猫腔演员的身份,更有一种威武不能屈的超人气概;刽子手赵甲杀人如麻,技术最高,执行过许多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创造了许多残酷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但他有自己职业道德独有的人性表现方式。当某一死囚他特别崇拜时,他会把活做得最好,做得庄严肃穆。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受刑者的敬意。孙丙如此,赵甲如此,其他主要人物,个个都不简单,县令钱丁,有胆有识,有强烈的民本意识,也有独身闯入孙丙营帐的勇气;窝窝囊囊地活了许多年的赵小甲,在危急的关头,能够舍身替孙丙挡住了锋利的尖刀,为他的生命终点画了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惊叹号。他们这种坦然面对死亡的气概,泰然赶赴刑场的精神,真是“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即使无力反抗,就是孤独死去也是一种境界。《枯河》中小虎在玩耍时把村支书的小女儿砸坏了。谁知,这个不小心之举竟是对乡村权威人物的绝对冒犯,会给小虎一家带来厄运。于是,父亲与哥哥轮番殴打他。殴打场景的描写残酷万端,毫无半点亲情可言。小虎无法选择暴力交加下的生存,他就选择了死亡。以在枯河上死去向冷漠的家人和村民们示威。这种“报仇雪恨后的欢娱”写出了人物“相当严重不安全感”,甚至“对特定的事件、物品、人或环境都有一种莫名的畏惧”。可见,小虎的“死”就是一种对自由、尊严、高贵的人生价值的向往;其英雄的心灵回响,是一曲不屈和自由的赞歌。

    莫言小说人类性理想情怀与民间意义,就是一种生命的延续、良知的呼唤以及高贵而无可非议的责任担当。那浓烈的人道主义、伦理精神、心灵情感的深刻揭示;那社会面目、现实环境、丑陋生活的批判;那人性、同情、怜悯和人的遭遇的剖析等,都依赖完全相同的价值观的沟通生存,也依靠相互理解差异的共同生存,它虽是不同民族的共同表现,却都是人类性的共同点与相通处,是“人类在冥冥之中的际遇”这样一种“理想主义”。《丰乳肥臀》中母亲上官鲁氏,她是为了传宗接代、延续生命的而存在的,这是人类繁衍的自身的需要,甚至可以说是生物界的一种本能,各个物种都要尽力地繁衍传承自己的后代。这就是人类的普通规律,也是自然规律。但作者笔锋一转,民族观念的差异性就呈现出来了。重男轻女让上官鲁氏在家庭地位每况愈下。因为上官鲁氏已生了7个女儿,却不生男孩。这让婆婆与丈夫十分不满,当她再次临产的时候,他们宁愿去关照即将生小驹的母驴,而不愿去照顾上官鲁氏;当她与驴子都难产,需要请人帮助的时候,家里人又是先驴后人的顺序来对待她。即便如此,这个卑微的女人,还不得不承担起沉重的使命,独自要抚养包括新出生的孪生姐弟金童玉女在内的9个孩子。谁知,世事如棋,跌宕起伏,她又先后收留了一群外孙和外孙女们,继续哺育新的生命。由于高密东北乡和濒临渤海的胶东半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八路军、国民党和日军、伪军之间的拉锯战,格外惨烈。“这十几年里,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样,一茬茬的死,一茬茬的发,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着活。我要看到我的后代儿孙浮上水来那一天,你们都要给我争气!”这些常人难以承受的艰辛努力,穿越历史的苦难动荡的坚忍不拔,就不是个人的感人至极,而是人类的生生不息,社会的延绵不绝。莫言那悲天悯人的情怀,就是基于不可抗拒的死亡而产生的对于生命的崇拜,因为崇拜生命,所以歌颂孕育生命,哺育生命、保佑生命的母亲。这是历史的风霜使母亲变得坚强刚毅,从而也具有了人类性的普遍价值。而那些来自农村村落文化,民间自在的生活状态,民间审美趣味等,又使得莫言小说充满了民间生存理想的意味,比如《红高粱》中余占鳌和戴凤莲那荡气回肠的爱情,舍命拼搏的抗战;敢于在儒教传统根深蒂固的孔孟之乡反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敢于用血肉之躯决战现代武装的日本侵略者,就是顺应生命的召唤和人性的本能,是一种强大的生命爆发力,舍生忘死进行追求的勇气。它所演绎的历史传奇故事就承载了张扬野性、蛮力、原始性等,并将这种带有狂欢风格的传奇因子融入历史叙事之中,从而在东方式奇观中彰显人类性的共同理想。

    莫言的小说创作,在观照乃至强化中国农民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以及农民的苦难、农民的追求中,在植根中国的土地上,写出中国农民的神髓、写出中国20世纪的苦难而辉煌的进程中,彰显了人类的共性,构成世界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那顽强的英雄主义,苦难的理想主义,既是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本能,又赢得了世界的眼光。他的创作方法虽然深受福克纳、马尔克斯、川端康成的影响,但他却是在开发本土资源与民间资源上,显示出了他独特的创作个性与禀赋,因而使他的小说具有了世界性与人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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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王润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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