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价值理性建构

    摘要:后马克思主义试图祛除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的理解,强调上层建筑、政治维度的相对独立性,力图创造出一种与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的理论。以恩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政治学说,对后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哲学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从新的角度构造批判资本主义的主体立场与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价值本位,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实质及现实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这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意义。在全球化条件下,探索后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价值,辨析和再批判这一“话语”体系,对中国理论界避免造成输入性的“话语膨胀”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性;批判场域;建构

    作者简介:姜建芳,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陕西 西安,710064)

    一  

    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立场都能上溯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种发展变迁,它发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和文化变迁。“新社会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兴起和壮大,一方面极大地改变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图景,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催逼着理论家们去思考并作出回应。70 年代末进入“马克思主义危机”时期,部分新左派理论家开始解构古典马克思主义,试图提出更复杂的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解放理论,主张解构阶级的概念。后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众多,西姆(SIM,S.)在《后马克思主义读本》中将后马克思主义分成两派,一种是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利奥塔或博德里拉为首,运用后现代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却最终走向了“反马”的后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以恩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为代表的“修正”马克思主义道路,它拒斥总体化的基础性权力,倡导从宏观政治到微观政治的转变,冲破“一元论渴望”的枷锁并实现向后现代政治逻辑的转换,以一种异质性的权力概念并具有创造性的方式系统地阐述了一种后现代的政治概念。这种政治态度的转变意味着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的质疑、修正甚至是抛弃。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语言学”转向对当代西方英语国家最新的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全球经济发展低迷、信用危机和阶级斗争公开化的新时期,多极化国际关系新格局现已开始公开挑战二元对立的传统格局。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单纯经济的角度来反思资本主义,这样一来就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转向了西方文化与上层建筑的道路上来了,进而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问题就成为了公共领域的文化领导权问题,从而开启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潮。这一范式转换开辟了西方左翼思想的新视野,迎合了当代社会多样化发展及其新时代运动。在这种视域之中,激进政治的宗旨就不在于成就雅各宾式的革命理想,而在于沿着激进的和多元的方向进行扩大与深化民主。拉克劳和墨菲之所以要提出激进民主政治,其矛头显然直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整合为一个整体,如本质主义、还原主义、经济主义等等,使得传统的社会主义策略在资本主义新现实面前一度失语,存在着不断挣脱本质主义的内在趋势。正是在此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来替换它显得极其必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社会历史充满了不确定性、随机性、偶然性,认为自己的激进民主可以摆脱了现代性的困境,可是当他们强调政治或社会运动中领导权的中心地位时,他们显然滑入了现代性的泥沼,具有异质性特征。沈朝华:《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路径探微》,《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激进民主政治规划才给予坚决的抵制和解构,彻底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分、阶级斗争等核心理论,动摇了西方传统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打破了任何关于永恒存在、稳定结构、中心意义和终极真理的梦幻。

    纵观历史的发展,社会对抗具有不可根除的特征,社会发展没有摆脱对抗关系,因此,作为对对抗进行控制与调整的政治,它不仅不会终结,而且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人类社会并决定人的真正存在论条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继承与发展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理论的批判精神,在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知识规划。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多元激进民主”理论,这种多元激进民主理论源于新主体(反权力主义、反女权主义、反种族歧视)被确证为具有自主的性质。这种运用后结构主义武器来捍卫社会主义与民主价值范式的蜕变彻底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等核心理论。后马克思主义利用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解构,调整社会主义策略与重新构建了社会主义价值的信念,这使后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了积极的理论建构姿态。

    

    20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条件变化的反思过程中,只是从单纯经济的角度来衡量,而学术上却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转向了西方政治哲学和文化社会学。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陷入了一种生产力拜物主义。布尔迪厄主张社会阶级是依据与那个地位具有“正常”关系的阶级习性界定的,并非马克思主义所阐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那样。后马克思主义意欲把马克思主义中本质主义的东西全部清除,企图构建告别阶级政治,建构多元的政治主体。激进民主政治规划本质上是将阿尔都塞和拉康等人的“反本质主义”逻辑进行了改写,在形成认同的话语条件上采取一种文化政治展开斗争,把“社会”的存在改写成一种主观的话语空间而形成的价值立场。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阶级政治是人类主体通过话语建构工作和政治代理机构生产出来的,此外无他”。但是,这种阶级政治很容易在混乱的认同形式斗争中降低其号召力,甚至会被、很容易被攻击为解构主义、碎片化的纯学术。自由主义民主是西方社会主流民主思想,尊重个体自由是社会组织的唯一原则,政府与被统治者同一性的民主主义对人权的尊重得到有效的保证,对于提供社会正义的分配,国家无力完成,也超出了国家管理功能。墨菲指出,社会主义与民主并无天然关系,但是个人自由在现实社会威权主义的限制下,使得个人完全丧失了社会民主。左派通过对各种自由主义的批判,认为只有与政治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大众自治逻辑才能不致沦为暴政。他们通过重新定义民主的概念,限制民主应用的领域,摈弃了自由主义的反民主因素、本质主义因素和经济主义因素,从自由主义那里汲取了自由的元素,从而成为沟通自由和民主的连接。这一制度保证个体自由将得到保护以免受多数人的暴政或极权主义政党的统治,为构建他们的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扫除了普遍主义、经济主义、道德主义的障碍。这种大规模的对其他形态自由主义的否定,它在政治实践上就很容易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进而保证了他们自己的自由民主政治学的独特标识。后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突破口,进而摧毁一切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等级结构,揭示绝对先验总体的主观性和虚假性。 

    每一种新社会运动都标志着一种自主性的话语。21世纪初,巴特勒、齐泽克与拉克劳三人围绕着“霸权逻辑与现代康德主义”所展开的对话和争论,体现了偶然性而非必然性的逻辑,折射出近代哲学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等问题之间的张力。话语不仅是现实社会的反映,同时也是改变现实的力量。墨菲用流动的“话语”取代相对固定的经济关系。他所极力构建的自由政治主体消除了经济和阶级的内在关联,导致社会无法摆脱话语的偶然性逻辑,这也是导致“激进多元民主”陷入历史与政治随机性的根本原因。在拉克劳看来,社会不是封闭的也不是由经济决定的(他们认为政治社会的边界是由话语建构起来的),客观存在的事物进入话语的空间当中才能被认识、被理解,因此,政治在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变成一种话语争夺的斗争。在政治向度上,把话语看成是不同群体争夺领导权的理论工具。拉克劳、墨菲考察了领导权概念的谱系,并认为批判与此相关的“语言中心主义”才能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与列宁的政治领导权开辟了历史必然性和社会客观性的缺口。拉克劳、墨菲将意识形态的批判作为争夺话语的霸权逻辑,从而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辩证法,告别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拉克劳和墨菲随后对话语理论作了多方面的论述,他们反对话语的任何先验的或经验的统一性,认为话语之间的“阐释的战争”要求是破碎主体身份的话语之间随意性的“认同”“链接”活动。后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力图构建新霸权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展开了尖锐的还原论批判,并且这种话语还原论最终使得“科学社会主义”蜕变为“心灵社会主义”,但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流文化、日常生活状况的层面,这就使得新霸权理论缺乏深刻性,同时,理论建构表现出了新霸权理论从向下(经济)的还原论坠入了向上(话语)的还原论。

    自由民主在法国大革命时代阐释了现代性的最重要主题。拉克劳与墨菲认为,法国大革命实质上就是探索一条适合实现现代民主的“政治想象”,其“平等和自由”观为后世的民主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自由、平等的启蒙理念推动着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断进步。因此,拉克劳与墨菲运用“话语”、“霸权”等逻辑消弭马克思主义阶级主体的正当性,在社会范围内以一定话语前提构造一个关于“我们”的话语边界,并指出社会主义运动是建构现代民主社会制度和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途径。因此,拉克劳和墨菲的后现代社会政治哲学是以开放性和多元性为宗旨而展开的,通过采取多元斗争形式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各种压制关系,在激进多元民主革命策略中不断地实践领导权接合,在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逐步完善自身才能最大程度实现民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本体论”主张政治的“对抗”与“冲突”,使民主真正推广到所有政治领域。后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宏大的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途径,继承人道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官僚制度与极权主义;批判和重构了霸权概念;主张从对立政治转向对抗政治,从生产进到生活,关注日常生活与行为的变革。左派的任务就是重新阐发一种新社会政治理论,这是因为,新社会运动要想把这些反抗资本主义的形式结合起来,就需要形成一种社会主义的话语霸权连接各种斗争形式,这种思潮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品格转向了一种文化理论。

    

    在后马克思主义时期,“身份”主体在社会主体和社会关系的建构中构成了后现代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在话语领导权中,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被拉克劳、墨菲进行了解构,对某种话语的认同形成了不同的身份,主体在现代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把政治提升到本体论的地位上,强调政治的建构与优先性作用,从而围绕构建与超越马克思主义而展开。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身份与社会的认同已经占据了资源的正义分配,后马克思主义流派试图构造一种作为激进民主公民的共同政治身份,力图建立连接多种政治实践的激进民主策略。在后马克思主义人与社会结构的政治哲学中突出人的能动性,排除了社会客观结构对政治能动性的制约作用,并认为政治活动不受任何客观条件约束。他们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对话语立场的分析,消解了那种政治虚构的最后基础,来解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政治主体——阶级。自由主义一直专注于构建普遍性的公民身份概念,拉克劳和墨菲立足主体的多元化,主张“回到领导权斗争”中去,沉浸于“文化”斗争,力求超越阶级语境,在差异、对抗的社会基础上建构话语领导权。当然,领导权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层面的权力之争,也包含强制的认同手段。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发展与修正或者马克思发展新形态,本质上而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而非颠覆者,与西方的政治自由主义有一种内在联姻。后马克思主义流派运用后现代主义、后分析哲学和后结构主义手法对马克思的阶级政治哲学作了断裂性解构,强调后现代的“非决定论、非本质主义、偶然性逻辑”及社会的差异性、多元性、个体性。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思考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术语时,拉克劳、墨菲在通向列宁、葛兰西的“思想墓碑”上错误地镌刻了瓦解“经济主义的政治模式”的碑文,从而将“阶级”的思考从经济基础这一分析框架上抽离出来并使其碎片化,以达到其在“资本主义民主”这一既定的前提下实现激进多元民主政治的构想。 

    领导权理论是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墨菲的领导权打破了历史必然性的教条,突破了社会客观性的逻辑,彻底告别了社会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并从政治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走向话语领导权。其中最重要的是拉克劳、墨菲承袭了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语言哲学观念,认为社会的关系系统是话语连接实践活动的结果,同时话语也是由社会建构的。按照拉克劳、墨菲的分析,列宁的政治领导权理论赋予领导权以优先性,十月革命否定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必然性,从而使得各种大众力量形成反对旧政权的阶级联盟。拉克劳、墨菲明确指出,“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才能作为一个新的出发点”,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一种普世价值,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而自由主义民主则是民主的唯一模式。民主在今天虽然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普遍认可的价值理念,但实际上政治文化中非民主的成分仍然很大,即使在众多一直以“民主”自居的西方国家权力结构中也出现了严重失衡。传统领导权的无效性构成了自由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领域的领导者不能在整个政治实践中真正代表阶级利益,多种立场的组合体暗中破坏着领导权的有效性。墨菲意识到为自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寻找新的政治纲领必须填充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裂痕,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并基于话语霸权斗争理论重新阐发新的领导权逻辑。拉克劳、墨菲正是在列宁、葛兰西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领导权概念。同时,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批判以及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对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理论均给予了深深的启迪。在此基础上拉克劳、墨菲走向话语领导权,超越了列宁、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表现了一种随机性、偶然性、非决定性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 

    后马克思主义在寻求社会主义的策略上表现出超越传统观念的后现代理论倾向,巧妙地将其理论的批判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状结合在一起,颠覆了他们认为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柱。它把所有的实践都概念化为仅仅是一种话语,在多元主体的立场上彰显出后结构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范式。解构主义是后现代思潮的方法论基础,同时也是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思潮的理论化,体现了一种与时俱进的品质。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思维不适合当代社会的需求,必须把马克思的众多精神经过解构,以更好地适应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在政治斗争场所与原有阶级斗争形式大转型的背景下,新社会运动的种种诉求及其斗争形式,迫使哲学家重新思考政治的边界和底线,不断变革的斗争形式显然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一系列的困境。后马克思的发展对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作出了巨大贡献,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把运动嵌入到向上流动的中产阶级之中。因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基于市民社会劳动分工和利益分化出发,论证了阶级斗争的推动作用贯穿并突出于人类阶级社会发展全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构了马克思主义所探讨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从根本上否定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价值,以为社会发展系多元因素偶然作用与结合之结果。在试图以全新的“话语政治”取代阶级政治时,把研究的视角转向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解释。拉克劳和墨菲倡导为社会构成的一个本体论维度,他们认为西方政治运动伴随着后工业的发展,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并认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和社会主义无必然联系,历史主体不是在阶级利益基础上必然生成的,而是在社会多元利益基础上的偶然接合。

    

    后马克思主义主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在于通过解构主义方法,拒斥普遍化的同源性的权力,为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政治现实提供一种理论认识方法。同时,话语霸权主义也适应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大趋势。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待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态度尽管呈现出多样的形态,但似乎仍有两种基本线索可循:一种是运用后现代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却最终走向了一种“反马”的后马克思主义。另一种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对后现代世界进行批判,成为一种“创新”的后马克思主义。第二种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颇具理论探讨的价值,因为它将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及其意识形态统治的批判作为其理论着力点,并将超越后现代,渴望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视为其理论的内在驱力,这都从其关于文化政治的论述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墨菲、齐泽克、巴特勒等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结合起来,用颠覆与重构的方法,把权力话语作为社会活动的现实力量。从社会政治层面、性别身份层面、意识形态层面揭示出霸权的运行机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微观政治哲学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新视角。从理论性质上来说,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在解构和建构并重的思想原则之下,力图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由此来回应现实社会政治的变化形势,从而描绘出一幅激进民主政治的解放蓝图。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就在于重新解释政治和重新构建政治。

    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比,在一系列理论观点上都进行了大幅度的跳跃和迈进。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多于偏离,但它为马克思主义探索社会道路作出补充与完善,论述了人们如何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统治之下获得“图绘政治”的政治审美能力的“文化政治学”。后马克思主义阐述的政治价值主导性和独立性思维范式理论,拓展了当代理论和实践视野,对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现实启示意义。他们关注人类命运;反对阶级还原论、霸权主义、极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激进左派;主张站在世界大同、普遍主体和回归与完善人性的高度,解放人类。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一种旨在拯救社会主义和全人类的人道主义,以为所有的人都有创造自由、民主与和谐发展的机会。应该看到的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进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是以一种激进政治认识论作为思想基础的,力图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来改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化解古典马克思主义诸范畴所陷入的新危机。如果没有以拉克劳和墨菲为旗手的后马克思主义,没有反本质主义、建构主义和多元主义的认识论支撑,没有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判断,就不可能改变传统社会科学的观念、基础和方法,在阵容庞杂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为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新的方向、新的基础、新的方法。后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提出了一些与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政治理论和观点,他们为个体性、差异性、无中心性的微观政治在“现代主义的废墟”上筑起了政治哲学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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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性,批判场域
( 网站编辑:刘小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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