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益在江苏的革命活动

  梅益,1914年1月9日出生于广东潮安,原名陈少卿,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一、二、三、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五届委员。1929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沦陷后,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党的工作,此期间他翻译了史沫特莱、斯诺等多人的进步作品,包括翻译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教育了几代人的作品。

  

  梅益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在潮州城南小学接受新式教育。在学校,梅益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的汲取各种知识,从郭沫若的《女神》、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到冰心、泰戈尔的诗集。梅益还经常到青年书店阅读《洪水》、《拓荒者》等进步刊物,这些书刊对他思想的进步影响很大。

  1930年七、八月间,梅益由潮安经上海到达北平,他一边求学,一边寻找革命组织。

  1934年,梅益开始在北平《晨报》、天津《庸报》及上海《申报》等刊物上发表散文和译作,也就是这一年,通过陈伯达的介绍加入北方“左联”。1933-1934年期间,北方“左联”遭到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严重破坏,许多同志先后被逮捕。为躲避特务的搜捕,梅益辗转来到上海,与何家槐、王淑明一起编辑出版上海“左联”的机关刊物《每周文学》,并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由其组织的抗日救国运动。

  1937年梅益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担任中共上海市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文委书记。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处于日军占领区包围中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沦为“孤岛”。日军将上海新闻界的抗日宣传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挖空心思的用各种手段来禁止抗日宣传。在日军的淫威下,上海租界内出版的大批中文抗日报刊不得不停刊或外迁,如《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及《时事新报》等先后宣布停刊;《立报》迁香港,《救亡日报》迁广州,《抗战》迁武汉……如何突破日伪的新闻封锁,继续坚持抗日宣传,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孤岛”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中共江苏省委根据“孤岛”形势的变化,通过了《关于上海沦陷后上海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认为:“今后我党在上海处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日本在租界实力是加强了,租界当局将必然帮助日本镇压抗日运动,但日本对上海的占领是更增加了英法美对日本的嫉视与相互矛盾,而不能完全百分之百的执行日本的每一个意旨,但我们的环境必将日益恶劣。”由此确定党今后的基本方针是:“继续巩固和发扬群众抗日斗争情绪,发动组织群众日常反日斗争。”

  与中文报刊的情况不同,在租界出版的许多外国报刊,如英文的《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大美晚报》,德文的《远东新闻》,法文的《上海日报》,俄文的《俄文日报》等,由于受到各国的保护而继续刊行,并且都在密切的关注着中日战争的进程。由于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加上美英法苏等国在华利益的损害,这些外文报刊在报道有关中国抗战的消息时,大多含有中国民众抗日的言论。鉴于这种情况,避开日军的新闻检查和干涉,筹办一个纯翻译性质的报刊,翻译和刊载外文报刊中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消息,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者的共识。

  江苏省委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委托江苏省委文委,搜集和翻译租界内出版的外文报刊上的国际时讯及国内抗战的报道。经江苏省委同意,江苏省文委决定由梅益和夏衍共同负责筹办报刊的具体事宜。

  通过拉投资、借贷等途径,梅益筹到了创刊的经费,又在《大公报》原广告部主任丁君匋的帮助下,解决了办公场所和印刷的问题。1937年12月9日《译报》在上海法租界创刊,经理赵邦荣,发行人丁君匋。梅益、王任叔、林淡秋、姜椿芳、冯宾符、江闻道和潘蕙田等人负责《译报》的编辑工作。该报为八开四版,售价二分。梅益和夏衍一起负责选稿翻译,他们又译又写,又编又校,每晚一直工作到深夜,所选新闻皆与中国抗战相关,中国共产党有关抗战的主张、中日战场战况及国外对中国抗战的支援等是该报的主要内容,南京大屠杀和八路军胜利的消息就是《译报》首先向国内报道的。《译报》短期内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发行量从几千扩大到一万多份,但也引起了日伪的注意,1937年12月20日被迫停刊。

  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改变策略,由赵邦荣出面雇佣两名英商大学图书公司的外国人任发行人,以英商报纸名义出版,报刊更名为《每日译报》,1938年1月21日恢复出版。改版后的报刊聘任《申报》原编辑钱纳水为总编,王纪华为经理,张宗以为董事长,实则是中共江苏省委的机关报,编辑成员中包括梅益等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他们利用“孤岛”的特殊环境,冲破艰难险阻,坚持抗日宣传。《每日译报》经常登载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等。《每日译报》坚持刊行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1939年5月18日,报刊的英商发行人被日伪收买而被迫停办。

  在此期间,梅益还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创办了第一份挂洋商招牌的政治性期刊《华美周刊》,在《华美周刊》上转载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什么是游击战》等文章,这份周刊政治色彩鲜明,是当时最具有战斗力的一个周刊,成为中共江苏省文委进行抗日宣传的重要堡垒。同时,他还负责主编或与别人合作创办了《译报周刊》、《求知文丛》和《上海一日》等,受到当时负责领导上海工作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充分肯定。

  

  1938年,梅益在主编《每日译报》期间,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刘少文交给他一本书,并嘱咐道:这本书描写了一个苏联青年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故事,党组织认为这部作品对我国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一定有教育意义,希望你能够把它作为组织上交办的一项任务翻译出来。这本书就是由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的阿列斯?布朗的英文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毫不迟疑的接受了这个任务。梅益认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不仅要求译者要有语言和艺术修养,更要熟悉作家本人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创作手法,这是提高译本艺术水平的重要保证。因此,为将这本书翻译好,梅益认真查阅各种资料,包括作者本人的生平经历、相关书籍文献、苏联内战时期和建国初期的社会状况等,以便了解此书的成书背景,准确再现作者描写的思想内容。梅益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诸多专家学者的关心和帮助,如孙光英、刘辽逸和姜椿芳等。他们依据俄文原著认真校阅,使译文即忠实于原文,又打破字词的雕琢,真正做到了与原文精神实质的契合。当时梅益的工作非常忙,家庭生活也很困难,既要为一些报刊写社论,编辑《华美周刊》,还要为《世纪风》翻译史沫特莱的长篇连载文章《红军在行进》等,更令他伤悲的是,妻子和两个幼子先后逝亡。在这种身心交瘁的境况下,梅益以顽强的毅力和奉献精神,坚持工作,完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译任务。1942年,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上海新知书店出版了这本书,初次发行5000册,同年,上海远方书店再版,这本书在解放区青年读者中广为传播。彭雪枫读到这本书时,曾对梅益说:真是一本好书,读后很受感动。

  在此期间,梅益还翻译了史沫特莱介绍红军的文章《红军在前进》(1938年)、描写日本海战的《对马》、《尼赫鲁自传》(1941年)、《列强军备论》,和其他同志共同翻译斯诺夫人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梅益也是斯诺《西行漫记》最早的译者之一,他和“孤岛”内的一批抗日救亡志士,在胡愈之的组织下,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中译本的《西行漫记》。1938年的一天,梅益接到胡愈之的通知,马上赶到胡在上海的寓所,此时已有5名译者等在哪里。胡愈之将拿到的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一章章的撕下来,分为6份交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翻译,并要求梅益他们两星期后交回译稿。大家工作的速度完全超出了预期,译稿很快就全部汇齐到胡愈之手里,由胡愈之校审后送印刷厂付印,前后不过一个多星期。1938年2月,《西行漫记》中文版发行,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941年,时任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在苏北参议会上讲话中说,要在根据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要创办大学,为革命事业培养和输送人才。按照刘少奇的要求,这项工作由江苏省委具体组织落实。江苏省委对中央文件和刘少奇的意见非常重视,省委书记刘晓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贯彻落实。此时,日军正在上海推行奴化教育,上海大专院校和一些中等学校的学生面临失学的困境。江苏省委研究后,与新四军军部取得联系,决定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筹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吸收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到民族解放战争中去。华中局批准了江苏省委的意见,决定学校由新四军军部领导并由其解决经费和给养问题。陈毅军长亲自将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时任江苏省文委书记的梅益接受省委的指派,在其他几位同志的协助下和沙文汉(省委委员、宣传部长)一起,负责主持筹办工作。梅益接到指示后,一面迅速和上海各大学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比较好的教授们取得联系,一面通知各大学的党支部,要求他们做进步学生的工作,动员他们到解放区读书。随后,华中局通知上海党组织将这些联系好的教授和学生安全护送到解放区,并指定由淮南行政公署负责具体的接待工作。自1942年8月到11月,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上海100多名师生,在党内交通的妥善安排下,越过敌伪重重关卡,全部安全到达根据地。进入根据地的师生先在淮北、淮南两地集中,最后于新四军四师淮北根据地淮宝县仁和集正式开学上课。学校没有教室,师生们就将地主大院、庙宇及祠堂辟做校舍,以田野和树林作为课堂,满怀激情的投入到学习之中。

  梅益任江淮大学的党代表。他为人谦和,常深入学生之中,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能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针对性的开展思想工作,以风趣、幽默的言语化解大家的思想疙瘩。梅益经常勉励江大的师生,要大家不断磨练自己,克服自身的弱点,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向工农学习,向群众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

  江淮大学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两年的时间。1944年6月,根据华中局的决定,江淮大学撤销停办,学生们分别奔赴淮南、淮北和新四军军部所属各单位,走上新的岗位。

  

  1946年国共和谈,梅益被调到南京中共代表团。6月底,梅益由上海到达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和他做了一次谈话,周恩来让梅益负责新闻处的工作。梅益任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新闻处处长、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同时担任中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梅益的工作对象主要是中国记者,代表团的另一位发言人王炳南主要是对外国记者。在代表团,梅益的主要工作是:把中国共产党包括前线战事等消息通知新闻界,“让他们了解谈判和战场上的情况、我党的政策和对时局的态度等”;“回答新闻界提出的问题”;“搜集情报”,梅益利用新闻记者接触面广,消息灵通的职业特点,多方了解国民党方面的动态。一次,有记者告诉梅益,国民党准备在苏北战场使用毒气弹,梅益立即将这一消息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汇报,并通过报纸予以揭露,使国民党陷于被动之中。梅益还积极主动的做记者工作,既争取反动记者,又团结进步记者,“除向他们透露一些重要消息外,还和他们交朋友、谈政策、给他们出版物,使他们看问题、写东西能够深入一步。”“还做一些接待工作,当时许多要找党或是与党失掉关系的人都到代表团来接头”,梅益经常接待这些人。

  1946年6月,国民党开始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发动全面内战,国共和谈破裂。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国共和谈彻底破裂,19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部分人员返回延安。按照中央的安排,梅益需留下来协助董必武处理善后事宜而没有马上离开南京梅园新村,直到1947年3月,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即将撤离时,梅益等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在《南京人报》等报纸上发表了《告别声明》,随后和董必武及代表团的其他留守人员一起撤退到达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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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赵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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