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李先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邓小平于1989年11月6日在同外宾会谈时曾说: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等等。本文通过展示陈云、李先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观点和相关活动,客观地反映他们在当时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和所起到的重大历史作用。

  陈云:邓小平出来工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李先念:“说百多万人的行动是反革命?这个话不好讲。”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陈云、李先念等支持和推动下,党中央连续采取了多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举措,其中在组织建设方面有两条:一是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把长期蒙受冤屈的老干部解放出来,让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二是坚定不移地破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大规模地选拔年轻干部,实现干部队伍的新老合作和新老交替。这两项举措为实现党的思想、政治路线,为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陈云是李先念素来敬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排除出中央政治局,未能发挥领导才能和作用。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不久,16日,李先念就给陈云打电话,恳切地征求他对当前工作的意见。陈云同王震、姚依林商量后,于18日致信李先念,表示:“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处理稳妥,进展顺利,我认为很好。”同时,他对当前工作提出了六条意见和一些注意事项。对陈云的重要见解,李先念非常重视。他阅后嘱秘书抄了一份,于第二天就送给华国锋,供中央决策参考。他还不止一次地向华国锋转达王震和他的建议,让陈云早日进入政治局,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由于“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案件大都是经毛泽东批示肯定或党中央下文同意的“定案”,所以复查、平反工作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粉碎“四人帮”前后,陈云、李先念和邓小平等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有错必纠,把“定案”中的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特别是对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不能靠有关部门,必须由党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总的原则是,无论是谁批示过了,无论新案旧案,只要是错案就必须纠正;无论案件多么复杂,“都要实事求是地对待”。

  1977年3月,陈云对直接导致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天安门事件提出自己的看法:当时参加的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恩来,尤其关心党的接班人是谁。混在群众中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是否插手需要查实(后来陈云又着重指出: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予以肯定)。而邓小平与此事无关,让他第三次复出工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陈云、李先念等很担心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他们严肃批评了当时中央和宣传部门一些人对待邓小平复出的错误态度。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农业问题;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开幕后第三天,政治问题首先被突出地提出来。陈云在东北组提出,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问题。因为这几项提议是德高望重的陈云提出来的,又充分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所以简报全文登载后立即引起与会代表们的热烈响应,会议气氛骤然活跃。这是在揭批“四人帮”基础上批判“左”倾错误的新突破口。

  李先念出席了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听取各组汇报的会议,讨论和解决大会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邓小平、李先念通过各讨论组召集人汇报和会议简报,得知陈云讲话内容,很快做出反应。对于陈云的发言,李先念始终是赞成的。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他曾提出:“说百多万人的行动是反革命?这个话不好讲。”关于解决老干部平反问题,李先念也提了意见,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问题和王任重问题。关于给陶铸平反问题,陈云专门写信给李先念,李先念表示同意。他还积极支持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所做的大量平反工作,并将一些领导干部要求平反的信件,及时批转胡耀邦处理。

  经过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1976年发出的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郑重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980年,陈云、李先念等又出席刘少奇追悼大会并致悼词,使这桩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

  潘汉年案件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处理较早的一起重要错案。陈云调阅了公安部门和与潘汉年同案人的材料后,认为潘汉年并无投敌确证,便于1981年3月1日写信给邓小平、李先念,建议党中央对此案重新立案复查,复查工作可由中纪委办理。邓小平阅信后表示“赞成”,李先念也表示同意。于是,中央书记处转告中纪委:按陈云的建议和邓、李意见办理。中纪委经过细致复查,认定原结论不能成立。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文件,决定为潘汉年平反昭雪,并追认其历史功绩。

  在陈云、李先念等领导和积极干预下,全国各类冤假错案迅速得到平反昭雪,一时间,党心、军心、民心大振。

  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入,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具体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培养造就接班人尤其是党中央的接班人,成为十分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陈云、李先念等对此十分重视。

  1979年10月3日,陈云与邓小平等交换意见后提出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说这是“为了党的利益”,“如果组织上不采取这样的步骤,我们的工作搞不动”。

  半年后,陈云等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提出,这个问题之所以“非常紧迫,非常必要”,一是因为身负领导重任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年事已高,却日夜操劳,积劳成疾,急需中青年领导干部接替他们担负重任,以利于老同志集中精力,更好地研究和解决国内外重大问题。二是为了反对某些人制造新的个人崇拜,真正实行党中央集体领导,从组织上保证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否则,“工作搞不动”。三是鉴于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痛苦的教训”,出于“党的交班和接班”问题的考虑,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有利于培养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成员,便于培养党的接班人。此外,陈云还认为,中央书记处工作范围,是要管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是个工作班子。其重要任务之一是要在各级领导部门中发现、培养、选拔合格的年轻干部。书记处要讲求工作效率,注意身体条件。要允许书记处或其中的同志在工作中犯错误,老同志和其他同志要帮助他们。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希望,重新设立的中央书记处要带头集体办公,不要光在文件上画圈,要开短会,讲短话,“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

  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既是组织上拨乱反正,恢复我党的传统,又是适应新时期的需要”。这不仅在国内有重要意义,在国际上也有很大影响。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了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11人中央书记处,这是党中央及时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事实表明,这一重要举措是完全正确的。

  陈云、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央,对财经工作提出了“前进的步子要稳”,“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钢的指标必须可靠”,“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等六点意见

  继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全党工作重心以后,陈云、李先念等在一系列报告、讲话中反复阐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大转变的重要性。在实际工作中,陈云、李先念等根据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依据我国当时经济发展状况,提出迅速、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坚决实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指导方针。这是他们在指导经济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了为期两个月的理论务虚会。这时,陈云还没有担任中央副主席。会议由李先念主持召开,华国锋多次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主要是几位副总理和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及国务院直属办公机构的负责人。会议气氛热烈活泼,各抒己见。会议简报发中央常委、在京政治局委员和与会同志。务虚会议开始,李先念首先发言。他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提出了指导会议的方针。

  陈云很重视这次务虚会,会议重要发言稿和简报他都认真阅读。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为此,会议进行20多天后,他特别向李先念提出:“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我们既要听正面意见,又要听反面意见。”后来他谈到这次会议时说:“那个时候,我对先念同志说,也对谷牧同志说,务虚会是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有些同志不大好讲话,务虚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李先念在会议上的发言很多和陈云的想法接近。他还专门召开了听取不同意见的会议。9月9日,他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作了总结性的讲话。共讲了六个问题。讲话综合各方面意见,经中央同意,较系统地提出一些重要观点和举措,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奏曲。他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革命;要加快现代化速度,必须认真解决面临的三大障碍;经济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而不是按照“长官意志”办事;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决不是闭关自守;我们的经济是计划经济,必须认真总结我国过去28年经济建设中计划工作的经验。

  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问题,最早是由陈云在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提出的。他的意见在八大决议中被采纳,但后来又被“左”的理论与实践所长期否定。李先念这次在总结讲话中虽然没有展开论述,但很快就引起了经济学界的重视。1979年2月,李先念在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行长会议汇报时说:“我同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这里虽然仍以计划经济为主,但市场经济是“大补充”的提法,显然又前进了一步。

  这时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已经就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达成共识,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统一认识。9月底,中共中央转发了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不久,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问题,并将李先念的讲话列为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内容之一。可见,国务院务虚会议虽然受“高速度”气候的影响,但毕竟在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上,迈出了大胆探索的重要一步,实际上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会议,对全党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经济领域的“左”倾错误还没有被清除,反而又出现了发展经济急于求成的问题。那时,上上下下各方面热情高涨,想尽快夺回“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损失,中央领导包括李先念在内,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1978年加大了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引进一批重大项目。1979年元旦,陈云在李先念报请中央常委审阅《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的信上批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5日,他在一份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又批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邓小平也有同感,认为陈云意见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虑。李先念同意他们的意见,让计委重新研究。华国锋批示同意。

  于是,陈云同李先念联名给党中央写信,主要内容都是反复陈述他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关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性建议,特别重申了指导经济工作要认识国情、量力而行。为统一对调整经济的认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李先念与陈云商量,请陈云出来挂帅,主管经济工作。两人于3月14日致信中共中央,建议在国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信中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了六点意见:(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二)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现在国民经济没有综合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要重质量。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不仅要制定5—7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2000年的计划。(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华国锋对此批示:“依林同志:请将此件印政治局同志。”陈、李的这封信正式提出以两三年为调整期的远见卓识,对统一党中央和国务院最高领导层的思想认识起了积极作用。

  1979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会议原则同意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意见,决定用3年的时间调整国民经济。李先念在发言中,首先主动进行自我批评,提出对比例失调需要进行两三年的调整也认识不足。“总之,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整顿、改革,是个积极的方针,只有把比例关系调整好了,才能稳步高速地前进。”

  陈云、邓小平、华国锋也先后在会上讲话。特别是陈云的讲话,集中反映出他在当时对全国经济工作的周密思考。陈云认为,国民经济工作要进行适当的调整,“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因为从长远来看,国民经济如果能按比例发展,就会使发展的速度更快。陈云殷切地希望:经济建设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在生产钢铁时,要把重点放在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邓小平觉得,陈云的这些意见都“有道理”,“很值得重视”。华国锋最后强调了在进行调整的同时,要重视企业整顿,重视改革。他说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请先念同志讲一讲经济工作中的思想问题。会议中心是讨论国民经济调整,要解决领导层的思想认识问题。会后,经中共中央同意,在国务院下设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等12人组成,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听取国务院调整1981年经济计划的工作汇报。陈云针对经济调整方针贯彻不力的情形尖锐指出:“经济工作中‘左’的东西没有肃清,基本错误是‘左’的东西。”“历史上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再机会主义一次!”关于调整问题,他坚定地表示:从明年起,我们要真正开展经济调整,这是清醒、健康的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后退,而且要退够,否则就会造成大的耽误。他恳切地呼吁: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决不能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

  邓小平、李先念明确表示:“完全赞成”陈云的意见。很赞同陈云关于调整是“健康、清醒”的说法,指出这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正确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

  经过一年多的争论,陈云提出并得到邓小平、李先念等积极支持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才真正得以贯彻落实,从而保证了我国经济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并为以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重点是调整,而调整中的一大难题是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当时,宝钢建设要不要下马,众说纷纭。

  陈云作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深知宝钢问题事关重大,便亲自出马,去上海进行调查研究,还请薄一波开座谈会,帮助他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于6月中旬连续召开了4次会议,讨论宝钢建设问题。第一次会议由陈云主持。他说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事关全局。宝钢是仓促上马的,但从开工后的情况看,工程进度是好的,成绩很大。为弥补不足,他讲了八点意见。李先念是积极主张并参与批准引进和建设宝钢的党中央、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表示赞成陈云的意见。他讲了四点意见,最后说:“这次会议讨论一下宝钢问题,对于统一思想、一致对外很有好处,很有必要。要做些宣传解释工作。各条战线都要齐心协力支持冶金部,把宝钢建设好。”会后,各有关部门分别传达了陈云、李先念的意见。第二次会议,陈云、李先念虽然没有参加,但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具体落实他俩的意见,搞好宝钢建设。第三、第四次会议都由李先念主持讨论。他在总结发言中讲了四条意见,其中主要精神就是按陈云同志的八条意见办。

  根据四次财经委讨论的情况和陈云、李先念的意见,关于宝钢建设规模和进度建议的报告形成了。陈云看了报告后批示:“先念同志:可以送了,我意中央可不拟批复了,即可按此报告办理。”李先念将财经委和冶金部等单位关于宝钢建设问题的肯定性报告和陈云批示,一并报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他们均圈阅表示同意。从此,宝钢的建设在调整中继续前进。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

  陈云作重要发言:“经济的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与会人员充分发表不同意见,使我们的计划更合乎实际,求得一种共同的语言”。李先念事先看过发言稿并同意陈云的意见

  1979年9月,李先念主持财经委连续召开会议,听取计委关于1980年、1981年两年的计划安排的汇报。会议召开的当天,陈云致信姚依林,请他将财政部整理的《关于一九五○年——一九七九年国家财政收支总额及基建拨款的资料》,印发财经委员会成员并中央政治局委员。信中指出:这对认识基本建设规模应该大有参考价值。9月18日,他在发言中指出:经济的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他希望与会人员充分发表不同意见,使我们的计划更合乎实际,求得一种共同的语言。陈云发言稿事先征求过李先念的意见,他是同意的。经过讨论,大家同意陈云的讲话。会后,财政部整理出两个材料,一是《关于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四次紧张和波动的资料》,一是《关于能否压缩流动资金搞挖潜、革新、改造的资料》。李先念批示:“这两个资料,可能不那么准确,但还是可以看出我们是如何走过来的。建议认真研究这两个历史资料,这对我们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把经济工作做好是有益的。”

  陈云在10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发言中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调两个比较接触实际工作的同志上来,把财经工作好好搞一下。这是国家的大计,党的利益。邓小平讲话说明:怎样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有比较快的见效,包括偿还能力。先念同我两个咬耳朵说,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不是采取包干的方式。他提议,把财政部门的同志找来,采取辩论的方法。面对面,不是背靠背,好好辩论辩论。“最后辩的结果,还是请陈云、先念下决心。”

  李先念在讲话中,着重介绍了当前经济调整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明后两年的计划安排。他强调指出:调整的任务还很艰巨,今后整个经济工作的任务也是艰巨的。调整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调整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指出:“总之,明后两年的计划,一定要搞一个平衡的计划,有些方面下来一点,看来是慢,但只要把各方面的关系调整好,国民经济就能持续地发展,实际上是快不是慢。再来一个折腾,想快反而慢。”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同意邓小平和陈云、李先念的讲话精神。李先念主持了10月10日晚的最后一次会议并讲话。他说,总的就是照小平、陈云同志和我讲的精神去办。明后两年的经济工作,调整是关键。这次很重要的会议,定下了1980年计划的大杠杠,对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进行调整,起了一定作用。

  11月至12月,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中央政治局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并讨论李先念准备的讲话稿。11月20日,李先念代表中央在计划会议结束前讲话,着重讲了四个问题,强调:八字方针的贯彻,是在边统一思想、边克服分歧的状态下进行的。从高速度发展经济的要求改为以调整经济为主,是一个猛然转折。尽管调整工作的难度较大,但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积极推动下,调整逐步展开,使当年国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明显成就。

  1980年11月,国务院召开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和全国计划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措施,讨论经济计划调整意见。会议传达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意见,姚依林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汇报了《关于一九八一年财政、信贷平衡和基本建设安排的初步设想》,提出了“一步退够”的方案。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讲话。

  陈云在讲话中指出:三年之内不增加基建开支,搞铁公鸡,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过去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那就再“机会主义”一次吧!好事要做,但要量力而行。经济工作中基本错误是“左”的。邓小平赞成陈云的意见。李先念也表示同意陈云、邓小平的意见。他说:统一集中。历来克服困难,往往集中统一效果比分散效果大。发挥优势。要同地方同志讲清楚什么叫优势。过去讲工业省,把一个省搞成工业省是不行的。能搞多少就搞多少,还是回到陈云讲的三大平衡。财政向银行挤,实际上票子都是一家人的,性质是一样的。我历来支持财政,但财政历来有挤银行的毛病。

  最后,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重新调整了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使之比较切合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事实充分说明,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发展过程是健康的,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在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三年里(即1979—1981年),我国经济没有倒退,发展速度没有下降,整个国民经济在调整中前进,并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云、李先念都没有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但他们在拨乱反正过程中以及后来所继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他们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一道,为清除“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带领全党同志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成功地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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