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胡家勇(1962—),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献。在这篇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1]。习近平总书记这些讲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为建设系统化、科学化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以此来凝结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实践和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条件日趋成熟一个国家的话语权,包括这个国家学者提出的概念、分析框架、理论体系和基本理念的国际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17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期,大英帝国领土跨越全球,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一时期,英国学者执国际学术界之牛耳。在经济学领域,诞生了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自由放任等思想成为当时经济学的主流,对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来源之一。19世纪中期以后,边际革命兴起,以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构建了以边际革命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做出了划时代的学术贡献,打破了此前一百余年间占统治地位的古典均衡理论,提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并对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20世纪初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国际地位衰落,而美国的全球影响力随之兴起,国际话语权开始转移到美国人手中。在经济学领域,涌现出诸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布坎南、索洛、科斯、贝克尔、诺思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他(她)们提出的思想和分析方法频繁出现在学术论文、教科书和政策分析报告中,影响着人们的经济学思维和政府政策。2014年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物《金融与发展》所统计的25位45岁以下未来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中,美国籍经济学家仍占绝大多数,共16人,这些人有可能接过西方世界经济学的话语权。

    纵观中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1978年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高速度持续增长,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一,拥有巨额外汇储备。据世界银行预测,在2030年以前,中国将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们现在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与此相应,“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大,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中国学者提出的概念、分析范式和理论观点逐渐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影响力日益扩大,学术话语权不断提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成熟和定型为中国理论和思想的成熟提供了现实基础。20世纪末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新一轮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不断完善和成熟。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布置了深化改革的任务,明确提出到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序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3]。到那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会比较成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作用将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将会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现实经济基础就会比较厚实。

    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发展阶段不相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存在滞后问题,中国学术思想和学术范式的影响力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虽然“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但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主要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内进行的,国内学者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也有一部分是采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和分析方法运用得不是很充分。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尚没有形成。从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来看,社会主义部分还没有严密和稳定的理论体系,缺乏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对现实问题还缺乏足够的分析解释能力。

    二、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蕴含着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完全可以形成科学、规范的话语体系,对此应有高度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应把握以下四方面。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要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丰厚土壤,系统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马克思认为,经济学研究应当“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4]。实践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应该是理论逻辑的基础。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快速经济发展是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世界重大事件,我们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开放道路和经济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坚实的基础。基于中国经验,我们既可以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反思,也可以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系统检视,消除其中的不合理、不科学的概念、分析范式和意识形态或制度偏见,提出新的分析概念和框架,将其上升到经济学理论的高度,形成新的经济学思维和经济政策思维。

    第二,系统提炼、归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重要文献和经济学界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形成基本理论命题。实践创新推动着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又引导着实践创新。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互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其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从经济学领域看,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理论创新主要是提出了“四个重大理论”,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核。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论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相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成立的命题。例如,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核算,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因而不可能有用于经济核算的合理的价格[5]。但中国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够很好地融合起来,并发挥好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新的体制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所有制是经济运行的基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在随后的党的重要文献中,又提出了一些重要命题,包括“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两个‘毫不动摇’”“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等等,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

    三是科学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未来社会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的协调等经济发展方面的基本思想[6][7][8][9]。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经济发展目的、经济发展动力、经济发展道路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在经济发展目的方面,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要以人为本,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存在的“获得感”;在发展动力方面,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革创新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经济发展道路方面,提出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经济发展思想具有普遍借鉴价值。

    四是对外开放理论。在马克思所构想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无论是“五篇结构计划”还是“六册结构计划”[10][11],都包括国际经济关系内容(国际贸易、国际市场),说明经典作家当时已经意识到资源的国际配置和利益的国际分配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我们提出建立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全球化条件下参与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理论和政策思想,使中国经济逐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之中。

    第三,形成基本的概念和理论假设。思想、认识是通过概念、范畴来凝结的,没有比较成熟的核心范畴、逻辑体系和思想体系,就很难有成熟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自己的概念、范畴、逻辑体系和基本理论观点,这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跨越,是获得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前提条件。

    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一系列核心范畴,如效用、无差异曲线、有效需求等,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如“经济人”假设、边际递减规律、有效需求不足、私有制富有效率等。经济学者依据这些假设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经济主体的行为,模拟现实经济运行,在此基础上提出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议。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形成一系列重要范畴和基本理论假设,这些核心范畴可以是新提出的,也可以是依据实践的发展对已有范畴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而形成的。具体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范畴的形成有以下三种途径: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重要范畴的内涵进行丰富和发展,如劳动、剩余劳动、剩余价值、资本、所有制、股份制、按劳分配、竞争、价值规律等等,这些概念和范畴经过丰富和发展,完全可以用来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基于实践的发展提出新的范畴,或对已使用的范畴进行规范化和科学化,如产权、混合所有制经济、公有制实现形式、公平、效率、共同富裕等等,这些概念的形成、发展和内涵的清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密切相连,对现实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三是从西方经济学中借鉴一些概念范畴,这些范畴反映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可以借鉴、利用。

    除了形成一系列的核心范畴外,还要提出一系列的重要理论命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骨架。这就需要把一些理论突破和重要理论共识上升为理论命题。诸如社会主义可以与现代市场经济有机融合、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等等,都应该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命题。

    第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需要借鉴现代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需要处理好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和时代化。这需要依据中国实践和当代资本主义新特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论断进行创新和发展,与时俱进。二是吸收、借鉴现代经济学(主要是指西方经济学)中科学的范畴、概念和分析范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1]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规律,而经济规律又分为两大类:在所有社会形态或几个社会形态中起作用的共有经济规律;在某一特定社会形态中起作用的特有经济规律。现代经济学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分析范式和理论观点,有些是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借鉴和利用。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起作用的共有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会发挥作用。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讲国际社会能够听懂的“普通话”,这也是借鉴现代经济学中科学范畴和分析范式的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72.

    [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0.

    [5]米塞斯 路 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3.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929.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9.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9-560.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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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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