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与资本逻辑的结构化

——基于《资本论》的哲学探讨

    摘要:机器不仅是生产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而且是资本逻辑结构化在生产过程中得以实现的重要环节。马克思对机器的讨论,存在着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的转变。在生产逻辑层面,机器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现;在资本逻辑层面,机器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建构,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自组织系统。当机器以及科学、技术与资本逻辑结合为一体时,它们成为资本权力建构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机器;生产逻辑;资本逻辑;科学技术;《资本论》

    按照笔者的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在《资本论》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逻辑转向了资本逻辑,并以资本逻辑统摄了生产逻辑。这种双重逻辑的并置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方面是从生产劳动出发的哲学思辨,并形成了劳动本体论;另一方面是从资本逻辑出发的批判分析,为打破资本逻辑的统治提供哲学—经济学的论证。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除了在一些重要的术语上,如劳动与劳动力的概念等还没有严格区分,以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的思路已经非常明显。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立了资本逻辑的主导性思路,并论证了资本逻辑在形式上是结构化的,推动这一形式结构化的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欲望[1][2]。在这一欲望的驱动下,资本主义生产体现为剩余价值不断增长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并将一切都纳入这个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这是资本逻辑在生产层面的宏观展现,但这个过程何以真实地展开,这就需要进入资本生产的具体过程中。在马克思的讨论中,他从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对此进行了微观的分析。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看,延长劳动时间是提高剩余价值的有力手段[3];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看,马克思讨论了协作、分工与机器,在这三个要素中,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4],分工则是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重要环节。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以工业革命为重要推力的,正是工业革命,使机器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主要手段。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视角来看,马克思对机器的讨论不仅揭示了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而且揭示了机器对扩大再生产的重要作用。因此,对机器的讨论是展现资本逻辑结构化的重要内容。对于这一问题,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写作情况来看,马克思倾注了很多的精力,充分展现了在那个时代机器的哲学意义。鉴于这一问题在国内还没有引起充分的讨论,或者只是将之作为生产力研究中的一个因素加以探讨,没有深入机器与资本逻辑的深层关系中,本文抛砖引玉,从资本逻辑结构化的微观层面来讨论机器问题,以加深对《资本论》哲学的理解。

    一、机器的哲学分析

    从生产逻辑到资本逻辑的转变马克思开始关注机器的哲学意蕴,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摘录的方式表达他对机器的定位,即机器对人的类本质的背离和压抑、并成为资本家获得利润的重要工具。在第一手稿关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讨论中,马克思在工资和利润栏下都摘录了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机器的讨论。

    在“工资”栏,马克思主要摘录了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一书关于机器的部分讨论。舒尔茨指出了机器的社会运用所导致的二律背反:(1)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民族在精神方面的发展,需要有能够进行精神创造的自由时间,机器的发展和应用会赢得这种时间,但在现实中,机器的运用却导致工人劳动时间的增加、自由时间的减少。(2)机器的应用,本该表现为工人使用机器,但在现实中,由于分工的发展以及机器的应用所形成的单调劳动,使人本身变成了机器的附件,甚至变成了机器,这体现出“人们借助于机器来劳动和人们作为机器来劳动”的根本对立。(3)本该为人类未来生活提供帮助的机器,在现实中却成为压迫和奴役工人、并使工人内部产生分裂的工具,导致工人处境日益恶化[5]125-126。当机器日益取代工人的劳动时,既加剧了对工人的剥削,也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竞争。

    在“利润”栏,马克思在讨论到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时指出,这种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改变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他摘录了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即认为固定资本维持费的节约意味着纯利润的增长,而机器就属于固定资本[5]136-137。另外,斯密也指出,随着工业的发展,大资本在积累时,更易带来固定资本的积累和简化,采用新的劳动工具的组织方法,形成竞争优势。斯密没有区分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与不变资本、可变资本,马克思此时也没有这种区分,因此,这个摘录是为了说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与利润的关系的,主要重复了斯密的讨论。

    马克思将工资、利润和地租并置起来讨论,主要是为了说明三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这种带有实证性的分析思路,在“异化劳动”部分,则成为劳动异化的经济学例证。由于马克思此时的理论焦点在于人的类本质及其现实异化,经济学本身还只是这种异化批判的“现实”材料,这注定了马克思此时虽然已经关注到机器,但这种关注并不是自觉的,只是余光所及,机器也只是作为说明人的类本质异化的工具。

    对机器的历史意义的第一次揭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历史”的讨论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具有双重维度:一是建立在一般物质生产基础上的人类历史,这也是我们过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所讨论的历史,它体现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类交往范围的扩大,体现为家庭、社会关系和制度结构的变迁。在这个维度上,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人类的历史。“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5]540一是与现代工业直接相关的历史,可以说是狭义的历史。虽然对狭义的历史的讨论离不开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马克思在讨论了历史的三个前提之后指出,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现代社会,就需要把人类的历史与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但这样的历史在德国是写不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德国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不仅缺乏理解能力和材料,而且还缺乏‘感性确定性’;而在莱茵河彼岸之所以不可能有关于这类事情的任何经验,是因为那里再没有什么历史。”[5]533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现代工业所创造的历史,即一种“历史性”的历史(关于马克思历史概念的这种“历史性”的意蕴,张一兵先生在《回到马克思》第六章第二节进行了开创性的讨论)。这种历史在当时是由英国经过工业革命而开创的,对于当时仍处于城邦割据时代的德国来说,这个狭义的历史的确缺乏“感性确定性”。这也是德国的历史学陷入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原因。

    从这一历史观出发,马克思对机器的理解关注的是其在历史变迁中的意义,特别是在与工业相关的历史发展中的意义,这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第一,以机器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方式,是打破传统生产方式、开创现代生产方式的重要力量。“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5]527,正是以上述两种机器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才开创了现代工业,促进了现代交往关系的形成,推动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机器的使用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件,“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5]541。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的发明与应用,在开辟世界历史的同时,也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5]542。马克思指出,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催生了大工业,“采用机器进行最广泛的分工”,成为现代工业生产的重要特征。大工业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5]567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机器的讨论,以新创立的生产逻辑为基础,强调的是机器的社会历史意义,没有对机器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的讨论。这时马克思的主要兴奋点在于如何从历史观上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其理论建构的经济学参照系主要是斯密。马克思与斯密一样,在讨论分工与社会发展时,也是从社会分工出发来推导出工场内部的分工的,他对机器的讨论,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轨迹中展开的。机器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在生产逻辑的构架中,主要是作为工具出现的。

    对机器问题的意识转变,开始于《哲学的贫困》。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相比,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机器的讨论体现出以下特点:第一,马克思不再一般地从历史进程中去理解机器的作用,而是从历史性的视角去看待以机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建构意义。在这篇文献中,马克思强调社会结构的总体性与历史性特征,而这些特征都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在生产方式的建构中,马克思将机器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6]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两个社会阶段的根本区别,区分的根据就在于机器对社会的构型作用,因此,两种机器之间的转换不只是技术上的连续与转变,更是社会构型意义上的根本转变,它们产生的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社会。对机器的这一理解,与马克思此时强调社会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之间的差异相一致,这是逻辑思路的转变。第二,针对蒲鲁东将机器看作分工的合题,马克思指出,机器只是劳动工具的结合,而不是工人的各种操作的组合。机器与分工之间的关系在于,机器的每一次发明与应用,都会加剧分工,因此,机器并不是分工的否定。第三,机器的使用会进一步导致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机器的应用不仅会替代工人,而且成为资本家对付工人反抗的武器。同时,机器的应用会使相应的产品的价格下降,增加资本家的利润。

    马克思对机器的这些讨论,聚焦于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虽然整个讨论受制于论战对象的议题,但他对于机器的根本观点已经确立。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马克思不再从一般的人类历史进程中去讨论机器的作用,而是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规定出发来理解机器的地位和作用。虽然马克思此时还谈不上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的转变,但从资本主义历史性出发的讨论,是他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向《资本论》的资本逻辑转变的方法论前提。从机器这一主题来看,《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讨论,已经转向了资本逻辑,并在《资本论》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述。

    二、资本逻辑视域下的机器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如果不考虑在劳动与劳动力问题上的区分(实际上到第十九手稿时,马克思已经将工资看作劳动力价值了),马克思在讨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基本的逻辑框架已经成型,即从协作出发,将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然后依次讨论分工、机器,揭示协作、分工与机器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过程来看,资本主义生产经历了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虽然机器是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的产物,但机器的产生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进入到新的阶段。“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7]427把劳动资料作为大工业的起点,原因在于机器的发明与应用才是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手段,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推动力。因此,对机器的社会存在论意义,只有置于资本逻辑的视域中才能得到清晰的讨论。

    第一,机器的应用与社会存在的再建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5]525这一现实的生活过程,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称之为“社会存在”。在马克思这里,社会存在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事实结构,而是一个不断被建构、解构而又重新建构的生活过程,但在不同历史阶段中,不同的社会存在具有不同的本质规定性,这种不同的本质规定,马克思认为是由其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手工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以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从社会存在的维度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表现为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的区别,这种区别是由生产方式的不同决定的。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在生产层面开始了从协作、分工到机器大工业生产的转变,或者说从手工工场到现代工厂的转变。在工场手工业中,虽然有些工场已经使用机械装置,但以工人为主体的分工协作是生产的主导形式,机械装置作为劳动工具,还居于次要地位。机器与工具不同,“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7]429,它们形成一个自动化的生产体系,即使人本身还是原动力,但作为单纯动力的人与作为真正操作的工人的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当人作为动力时,意味着人可以被其他的动力所代替,人也就随之成为完全自动化装置上的附件。工场手工业时代中仍然处于重要地位的工人的技能,让位于机器本身的操作过程。“在工场手工业生产和机器生产之间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本质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中,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如果说工人会适应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也就事先适应了工人。在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7]436-437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有机体,这个有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7]443这是从社会生产的主体性层面向客体性层面的转变,这种客体使自身变成一个自动化的生产系统。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中对机器自动化发展过程的描述,正好对应于资本逻辑的结构化,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只有在这种自动化中才是真实可行的。资本主义生产所要求的自动化,在今天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因此,机器虽然是一种技术的存在,但它是资本结构化的重要工具,技术的变化,会带来社会存在的变化,以及社会存在中的人的变化。到卢卡奇时代,由于机械化生产成为工业生产的主导模式,才会产生他在物化批判中所阐述的问题,特别是机械化生产对人的心理产生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简单地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批评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一种错位的批评。

    第二,机器的应用合乎资本逻辑的内在要求,并推动着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资本的根本意图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不能延长劳动时间的情况下,只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有赖于机器以及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机器的发明与应用会降低所生产商品的价格,但也使工人的数目下降,价格优势带来竞争的优势,但当在这种竞争中所获得的剩余价值不能弥补因人数下降所损失的剩余价值时,机器的应用对于资本家来说就是得不偿失。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就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1)机器应用本该缩短工人的生产时间,但实际上反倒成为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的原因。机器生产意味着投在机器、厂房以及生产材料上面的不变资本增大,但能够剥削的工人人数下降,如果在正常的工作日内机器生产不能弥补因工人减少、不变资本增多所造成的剩余价值的下降,这时就会延长工作日,这在机器使用初期特别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获得与使用机器前同样多的使用价值,由于机器本身使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下降,产品数量比以前就更多。与这种延长劳动时间相对应的,就是劳动的强化,以便在同一时间内榨取更多的劳动。“这是通过两种方法达到的:一种是提高机器的速度,另一种是扩大同一个工人看管的机器数量,即扩大他的劳动范围。”[7]474这正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所想要的最佳结果。

    (2)在使用机器能够节约资本的情况下,可以将剩余的资本投入再生产中,以扩大机器的数量,从而能够雇佣比过去更多的工人,推动工厂内部分工的发展,扩大生产规模。由于机器产品的价格下降,在业工人的工资降低,同一工资量就可以雇佣更多的工人,或者以较少的工资量就可以雇佣同样多的工人。在剩余价值增长的情况下,以前用于工资的资本就可以游离出来,用于扩大这些部门的生产。

    (3)随着机器的应用与发展,会形成与之相应的新的生产部门,推动着社会生产的多样化。由于机器的使用首先是从与农业相关的纺织业开始的,这就加剧了农业向工业的转变,使工业的再生产与农业的工业化日益相关,彻底改变了家庭劳动的模式。随着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的扩大,与之相应的原料或半成品的生产与供应也要不断增加,生产和加工这些原料或半成品的生产部门的多样性也随之增加,从而推动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长。”[7]512生产领域的发展使产品日益丰富,加之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以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日益增加,这使得产品和生产资料等的运输问题日益突出,形成了一些全新的生产部门,如“煤气厂、电报业、轮船业和铁路业”[7]513等。当机器生产的产品能够在国际市场打开销路时,国内的分工与国际分工就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真正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第三,机器的应用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成为自组织化的、无法抗拒的过程,人成为机器体系的组成要素。第一次工业革命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体现为纺织工具的变革上,马克思以脚踏式纺车为例进行了说明。脚踏式纺车以脚为动力推动轮子,以轮子推动纺车上的纱锭进行纺毛,工人的作用只是简化为推动轮子,劳动工具变成了同一个动力推动并由许多原来独立的纱锭的组合,纺车从工具变成了机器,纺纱工反而下降为机器的工具。当动力被蒸汽机所替代时,则形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第二个重要阶段(马克思则将这两个阶段看作是两次革命)。在这个阶段,机器的自组织特性日益明显,工人也日益成为机器的附庸,成为维系机器动转过程的外部因素。只有在这时,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机器大工业。

    对于这种以机器自动化为指向的现代工厂,马克思在讨论到尤尔的《工厂哲学》时指出:“它是一个庞大的自动机,是从一个自行发动的中心发动机获得动力的互相连接的生产机械体系。”[8]536对于这个体系,尤尔曾给出了矛盾的表述:一方面,他认为在机器生产过程中,这个机器体系表现为工人操作的对象,在这里工人是积极行动的主体;另一方面,尤尔又认为,机器体系是由自身的动力装置引起的自动生产体系,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这个无意识的机器体系并列,因此真正的主体是机器。马克思认为,尤尔关于机器体系的第一个方面的描述,是一种理想化的辩护,在人与机器的关系上,“这些工人本身只表现为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器官(而不是机器表现为工人的器官),他们同死器官不同的地方是有自我意识,他们和死的器官一起‘协调地’和‘不间断地’活动,在同样程度上受动力的支配,和死的机器完全一样。”[8]536

    从机器发展过程来看,尤尔的描述还停留在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的交叉点上,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1)在机器大工业中,工厂的运动不再像工场手工业那样,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并不断地更换工人使之完全成为机器工具。(2)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的技艺在生产过程中还发挥作用,但在机器生产中,所需要的是半熟练的工人。(3)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工人可能是终生专门使用一种工具,而现代则是终生伺候机器。因此,这是机器对工人的全面支配和控制,这种控制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所决定的。“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7]487随着机器带来的工人之间竞争的加剧,工厂纪律的完成以及劳动监督的实施,这种支配也随着机器的运转和资本生产的扩大化,在经过短暂的反抗之后,逐渐成为生产的“常态”。

    当机器将工人完全整合到自身之后,机器的生产才达到了资本增殖的内在要求,即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以降低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并在不间断地自动生产中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资本家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捕获了机器,而机器则捕获了资本家的欲望,并“在资本家身上获得了意识与意志”[7]464。虽然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不可混为一谈,但机器的应用推动了资本逻辑的结构化。

    第四,机器的使用改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成为推动资本积累的重要力量。资本的有机构成指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的价值构成”,资本的价值构成指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资本的技术构成指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物质作用方面分为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比例。在任何一种构成中,都可以看到,随着机器的应用,从价值构成来看,不变资本的比例在加大,在技术构成中,则是生产资料的比例在扩大。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当不变资本保持不变时,可变资本增大,但这只是工场手工业初期的生产状态。“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7]717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有赖于机器的发明与使用,这时,不变资本将增大,可变资本相应减少。从资本的技术构成层面来说,就是生产资料的量将比推动它所需要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机器生产过程中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量日益增大,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差额增大。就前者而言,生产资料保存的价值日益增多,这要求通过积累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就后者而言,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并不排斥绝对量的增大。这两者都推动着资本积累,推动着扩大再生产。如果说资本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那么机器的发明与应用,则为追求这一目的提供了有力的手段。

    三、自然力、科学与资本控制

    随着机器的普遍应用,特别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现代工厂不仅用机器来制造可进入日常消费的产品,而且以机器来制造机器。“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最重要的生产条件,是要有能供给各种强度的力量同时又完全受人控制的发动机。蒸汽机已经是这样的机器。”[7]442蒸汽机将水转变为蒸汽,从而把单纯的自然力转变为社会力量,这种由自然力转变而来的社会力量,资本家是可以无偿使用的。

    对自然力的运用,推动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革新,并将科学与技术的革新成果应用于生产过程中,这是一个双向的推动过程。马克思以磨的改进史具体讨论了资本主义生产与科学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磨在奥古斯都时代自亚洲传入欧洲,直到11世纪风磨的发明后才开始广泛地应用,但磨的真正改进是在17世纪。这种改进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磨的运行环节上的改进。从磨的结构来说,磨的运行体现为齿轮之间的相互咬合,并通过传动装置来推动磨进行工作。在17世纪之前,人们关注的是磨的动力问题,从风磨到水磨,都关注的是其动力。到了17世纪,人们开始关注齿轮之间的摩擦问题,由此产生了摩擦学说,并在18世纪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一是磨的动力变革。在充分利用水力的要求下,18世纪,水利学和水利工程学被许多发现所充实,水轮本身的研究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形成了专门的理论。为了更好地发挥水力的作用,18世纪发明了专门确定水的速度的流量计,进行水准定位或水位测定的水准仪或水准器,从而极大地利用了水力。“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8]569自然因素的利用,与科学的发展相一致,物理学、化学、数学也正是在17世纪之后才大力发展起来的。“自然因素的应用……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8]570科学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通过机器这一中介,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决定性因素。

    科学、技术与生产过程的结合,进一步强化了机器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加剧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斗争。在17世纪,反对机器的斗争几乎遍及整个欧洲,到19世纪初,在英国还发生了大规模破坏机器的鲁德运动。针对工人破坏机器的运动,马克思指出,“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7]493。在这里,马克思将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加以区分,这意味着,机器本身是纯洁的,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机器的应用则是有问题的,使机器成为奴役工人的自组织系统。与之相应,科学也同样可以做出区分,即科学与科学的应用要区别开来。“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8]570,并使科学成为决定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因素。

    从马克思关于机器与机器的使用、科学与科学的使用之间的区分来看,在其思想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视角:一是来自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的视角,在这里,他强调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历史所起的推动与解放作用,在这个维度上,机器以及科学、技术等,既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体现,又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果说机器直接体现了生产工具的进步,那么科学则体现了人类理论的进步。二是源自资本逻辑的视角,在这里,马克思强调机器与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所带来的后果。一方面,机器与科学的应用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重要生产手段,另一方面,正是机器与科学的应用,才使得工人的生存处境日益恶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但在这种斗争中,机器与科学又成为奴役和统治工人的手段,是使工人就范的重要力量。如在讨论到机器时,马克思说:“过去劳动——在自动机和由自动机推动的机器上——似乎是独立的、依赖于[活]劳动的;它不受活劳动支配,而是使[活]劳动受它支配;铁人起来反对有血有肉的人。”[8]567在讨论到科学时,马克思指出,“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8]571。这是资本逻辑视野中的机器与科学。也正是因为在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着这种区分,在第二国际以来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将科学、技术等看作是中性的,而在卢卡奇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纯洁的,而是一种意识形态。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强调的上述区分,可以说是一种逻辑上的区分,在历史进程中,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特别是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这就将机器生产机器、科学的进步、技术的更新等过程直接与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合为一体,这正如马克思在谈到科学时指出的:“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8]570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与直接劳动相分离,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并进而使科学研究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但科学的这种独立性同样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的制约。“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像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8]572科学的独立性只是外在的表象,机器也同样如此。按照这一思路,上述关于机器、科学以及机器、科学的应用之间的区分,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是很难做到的。在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的地方,机器及其发展与应用、科学与技术及其发展进步与应用,两者很难区分开来。

    更为重要的是,当机器、科学越来越在生产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这不只是生产中的技术操作问题,也不简单地表现为生产过程中机器、科学与技术对工人的奴役问题,而是工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的重建问题,这种重建会直接影响到工人的心理结构及其思想观念,并逐渐沉淀为其行为习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曾以曼彻斯特市为例,来讨论大工业生产对工人生活方式的影响。他从城市空间的重新布局,即工业区、工人生活区、商业区、资本家的住宅区的区域区分开始,以精细的文字描绘了工人生活区在街道上的布局,工人居住空间的现状,工人衣着和生活资料的获得方式和质量水平,家庭生活的空间等方面,全面展现了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都市无产阶级从日常生活、到日常行为以及伦理观念的变化[9]。因此,一台机器的发明与应用,如珍妮纺纱机的发明与应用,不仅意味着技术操作上的进步和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且会通过一系列的机器发明与应用、科学与技术的应用等,推动着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的全面转型,正如马克思在评论尤尔的《工厂哲学》时所转述的:“‘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8]501当这种生活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而不断地再生产自身时,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科学、技术,也随着资本的再生产而生产出自身,或者说,正是科学与技术的再生产,才真正地推动着资本的再生产。可以说,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驱动着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而资本的再生产又进一步推动着科学与技术的创造,并通过机器的发明与使用直接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重要基础。

    在马克思关于机器与机器的应用、科学与科学的应用这一区分中,他将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同样区分开来,但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马克思强调的是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的统摄,这时生产逻辑并不是作为独立的逻辑发生作用,而是在资本逻辑的框架下发生作用,或者说被整合到资本逻辑之中并通过资本逻辑来表现自己,这也意味着科学、技术等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成为资本逻辑结构化的有力中介,正是因为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形成、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逻辑结构化的方式。机器、技术与科学的自身存在方式已经与资本逻辑的存在方式合为一体,无法简单地分割开来。资本逻辑运行中所出现的问题,首先呈现为科学革命与技术革新上的问题,而每一次技术的革新,就会形成相应的行为规则、思想观念、管理准则,带来社会关系和日常交往形式的变化,因此,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推动资本逻辑迈向新的运行空间。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相应地改变了其中性的存在,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这种转变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代还不是特别明显。马克思虽然看到了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中带来的后果,但他还确信能够将机器与机器的应用、科学与科学的应用区分开来。但随着社会再生产的不断扩展,分工的日益精细化,科学与技术的再生产成为工人能够进入现代生产体系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由于科学、技术已经依附于资本逻辑,对科学与技术的认同,也就意味着对资本逻辑的认同,科学、技术的逻辑将会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主导逻辑。因此,马克思的上述区分在今天变得越来越模糊,能够控制技术的规则日益被技术本身的规则所改变,这时就会产生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的合理性进程,也才会有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关于技术的批判。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批判的再反思,虽然将生产力与交往活动以及相应的政治原则进行了平行化的理解,而不是将后者看作是前者的副产品,但从根本上来说,他同样看到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操控特性,看到了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意义(参阅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这也表明,我们需要走出科学、技术、机器的中性观念,要从资本逻辑结构化的视角对它们的存在方式及其历史作用进行新的探索。

    四、简要的结语:机器与资本逻辑的结构化

    在马克思看来,机器具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一是作为生产工具的功能。机器的发展体现了生产发展的水平,机器的应用推动了物质生产的发展,为人类的解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作为工具,需要将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区别开来,在资本主义的应用中,科学、技术与机器才成为剥削和奴役工人的工具,并成为压制工人的重要手段,机器本身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变成了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当社会关系发生变革时,才能改变当下机器在资本主义社会应用所带来的问题。二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建构性作用,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建构性作用。当马克思强调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主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资本家为主的社会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在这里,科学、技术与机器就不仅仅是生产过程中的工具与中介,它们直接建构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与交往关系。从这一维度出发,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机器的变革就成为社会生活合法性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很难将科学、技术与其特定的社会存在形式剥离开来,对科学、技术与机器体系的考察,必须结合具体的社会结构来进行,从这里出发,可以推导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批判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过程同时是扩大再生产过程,也是资本逻辑不断结构化的过程,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的统摄,推动着科学、技术、机器的工具职能与社会存在的建构职能的统一,科学、技术、机器等成为资本逻辑结构化的重要环节,成为资本权力建构的重要环节,也是将工人日益吸纳到这个结构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仰海峰.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J].哲学研究,2010,(11).

    [2]仰海峰.从主体、结构到资本逻辑的结构化[J].哲学研究,2011,(10).

    [3]仰海峰.资本逻辑与时间规划[J].哲学研究,2013,(2).

    [4]仰海峰.资本逻辑与空间规划[J].苏州大学学报,2011,(4).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44.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26-353.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高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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