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

    冉光芬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阳 550001)

    摘要:批判与反思是哲学的基本功能。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的研究,构建了科学而全面的批判思想。“资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资本运行有着内在的逻辑,即资本逻辑。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双重逻辑,即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逻辑和社会关系层面的资本逻辑。马克思通过研究资本逻辑实现了社会批判的目的。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批判;资本逻辑

    中图分类号:B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16)09-0015-06

    收稿日期:2016-07-18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康德伦理思想与中国诚信文化重建研究”(11JD026);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冉光芬(1977—),女,副教授,哲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研究。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通过分析商品、货币、交换及劳动等概念在历史中的展开过程,呈现并建构了社会生产的两大逻辑: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生产逻辑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过程及其必要性的理性演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断言:一切历史的开端都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及再生产是永恒的人类历史基础。对这一历史基础的确认构成了唯物史观的阿基米德点。只要人不是没有欲望、没有需求等规定性的抽象的人,而是有欲望且期待得到满足的具体的人,这种物质生产就贯穿人类社会始终。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如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终止于这一目标,就无法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昭示了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终极目的:在批判基础上最终否弃这一社会形态。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社会样态,必然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的本质规定性。因此对普适性的生产逻辑的演证并不能做实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中阶段性和历史性存在的结论。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则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始终而非阶段性和历史性的存在。因此,生产逻辑只是生产过程一般。马克思说:“这种生产过程一般,它是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也就是没有历史性,也可以说是人类的。”[1]280只有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特有的规定性和内在逻辑,即资本逻辑,才能够实现批判并最终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终极目的。事实证明,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逻辑的运行轨迹实现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哲学批判,为哲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开创一个新视域,真正实现将历史与逻辑、思想与历史相统一的思维方法贯彻到哲学中去的目标;并在完整阐述资本逻辑的基础上建构起了其独特的社会批判理论。

    一

    近代自文艺复兴以来,哲学主题离不开对人的理性及尊严提升问题的关注。经验派和唯理派都致力于建构人类理性在生活世界的至上权威,两者的差别仅仅在于方式和途径的不同。唯理派注重观念对世界的建构,经验派则把真理的标准放在主体认知与对象的吻合程度上。迄至黑格尔,唯理派将“理性”“理念”等概念定位为主体或本体性的存在表达,物质生活及对象世界则是理性的外化、异在和对象化。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将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克服寄希望于国家,因为较之于家庭和市民社会来说,国家是对这两个阶段的批判和扬弃,是自由理念的实现状态,是绝对理念之客观精神这个环节的最高形式。在黑格尔看来,整个历史的形成与发展,就是理念“设定他者——出现异化——从他者中回到自身——异化消除”,最终得到实现的过程。市民社会作为自由理念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其依靠需要体系给予维系的运行模式因需要的具体性而必然有其内在矛盾和问题,但这些矛盾最终会随着自由理念的继续展开得到克服。

    黑格尔这种理性至上的观念遭到了马克思的批判与反驳。他认为对理性及奠基于其上的思想体系的考察,离不开对其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世界及其历史的分析与研究。即:哲学问题必须要在现实生活中寻求解决,理念问题要获得物质的承诺。为了破解黑格尔“绝对精神”瓦解以后青年黑格尔派内部在观念上的纷争和谜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中公开声称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2]15。为了解决不同观念之间纷争的实质,必须要从观念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上寻找原因,并得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的结论。在以《资本论》为标志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货币、资本及资本逻辑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完善并证成了唯物史观这一伟大发现。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货币进行了如下界定:“同各种商品本身相脱离并且自身作为一种商品又同这些商品并存的交换价值,就是货币。”[3]42并在《资本论》第1卷的第1篇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对货币和资本进行了区分。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在初始意义上并无特定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而是一切商品通约以后的价值等量物,是价值尺度。货币是在商品交换活动中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一种历史形态。作为一种等价媒介物,货币是随着商品交换行为的繁荣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商品交换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从历史编纂学和考古学的相关文献可知,货币的出现也不会太晚,中国秦代圆形方孔钱、宋代交子以及古希腊雅典的猫头鹰银币都是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经济形态中就产生了。可以说,货币与商品交换行为相伴而生。当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即成为单纯交换要素的时候,使用价值的主导地位就为交换价值所取代。由于商品是“物化的劳动时间”[3]40,交换价值作为这一物化劳动时间的凝结,必然需要一个量化其所消耗单位时间的计量单位。这个计量单位就是作为媒介或者一般等价物的第三种同样具有交换价值的货币。货币是一切商品通约以后的价值计量单位。这就是货币的第一个功能:价值尺度。货币的第二个功能是充当流通手段。由于商品必须要从不被当成使用价值的人的手里转到被当成使用价值的人的手里,消耗使用价值(即消费)的行为才真正发生。能够被当成使用价值给予消耗的前提是“需要”,但是,“社会分工使商品占有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4]127,可见这种转让行为是分工时代的消费活动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货币在这一转让和交换行为中的角色是充当流通手段。

    从以上对货币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功能的分析来看,遵循“商品——货币——商品”这种起于商品终于商品的社会行为是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其奉行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目的是得到另外一种商品而进行消费。此时的货币只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商品——货币——商品”的交换形式就变换成“货币——商品——货币”的形态,这种起于货币又终于货币的交换行为,其目的不再是为了得到商品并进行消费,而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货币。自此,货币就变成了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本”。

    “资本”作为一个概念,在马克思之前就有很多思想家使用过。重商主义者执着于考察流通过程来给“资本”赋义,他们认为交换这一流通过程使资本增值;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资本增值的物质基础在生产领域。其中,亚当·斯密把“资本”定义为用于生产以取得收入的“预储资财”[5]。李嘉图认为,资本就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的劳动生产的积累起来的劳动。概而言之,这些经济学家把资本只当作物、当作货币,而不是把资本在理解为一种物的同时也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没有从社会关系的维度来解读“资本”内涵。资本的形式规定就是人特定的社会交往关系,即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机制。如果抽掉了这个维度,资本就仅仅是一种生产要素或生产工具。马克思认为这样的“资本”概念不过“是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他拒绝“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6]212的“资本”概念。马克思批评这种“资本”概念是:“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而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6]211

    即使是像西斯蒙第这样的古典经济学批评者,也止步于把“资本”理解为“购买劳动”、“工人唯一的收入是劳动,但是这种劳动却变成了他们的老板的资本”的阶段[7]。这些经济学家以为:资本是作为生产所需的基本要素,是一种特定的物和货币,因此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是大致相同的。马克思反驳道:“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8]。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9]362。可见,资本除了具有物的形式外,还是一种社会关系,由于这种社会关系形塑了整个社会的样态,所以资本也是参与到构建社会精神生活当中的一个要素。至少应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资本:即物的维度、社会关系维度、精神生活维度[10]。在物的维度上,资本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从社会关系及相应的精神生活维度来看,作为一定社会关系承载方式的资本建构了一个结构化的社会形态,由此产生出相应的社会心理和精神模式,甚至促成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确立,如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拜物教以及资本人格的全面异化等等。在某种程度上说,资本主宰着以现代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识。

    从货币演变而来的资本之所以具有建构社会形态及精神生活的巨大魔力,其实质在于:除了一般生产活动所遵循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外,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过程尤其还遵循其特有的把一切社会要素都纳入剩余价值体系的“资本逻辑”。在仰海峰教授看来,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双重逻辑:即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般物质生产逻辑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时期的“资本逻辑”[11]。“资本逻辑”指的是资本在追逐剩余价值这一本性的驱使下,将一切要素都纳入自身系统中、使之成为资本自我增值工具的内在结构和运行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关系是: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的宗旨所在。一旦资本进入开始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其最大限度创造剩余价值的内驱力就会形成一个自组织、自循环的系统,并把一切社会要素都纳入生产剩余价值的体系中来,从而统摄生产逻辑。

    从哲学史流变历程来看,马克思以货币和资本作为切入点,从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视角研究“资本”是对黑格尔观念哲学的一种反思与突破,是将黑格尔头脚倒置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颠倒的著例,也是对黑格尔“真理是一个过程”观念的实现与证成。马克思通过分析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运行轨迹,抽象出资本运行的内在逻辑,发现剩余价值产生的奥秘,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审查与批判。这就是资本逻辑的社会批判功能。与黑格尔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将黑格尔社会批判理论的主体论域进行了超越与离场的处理:即不再只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框架之下来内省、反思并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而是通过阐释资本逻辑达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并最终以建构一个新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式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结构性难题。这就是资本逻辑作为哲学范畴所具有的社会批判功能。

    二

    20世纪和21世纪是人类社会历史上资本运行最高效、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但尖锐的社会矛盾也相应而生:战争、失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以及普遍的社会焦虑情绪等。究其根源,这一切都与资本无节制地扩张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度。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资本全球化。全球化绝不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而是资本主导下的经济行为的政治表达。资本所有者所建构的文化霸权、政治强制在全球化的今天无处不在。手中没有资本可以掌握的人,就要被迫承受利益丧失、机会短缺、甚至尊严的虚无等一系列不良反应。这必将导致凭借资本支配他人的人和被他人所持有资本支配的人之间处于尖锐对立的结果。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的唯一宗旨,在资本原始积累及其运行增值阶段,资本所带有的原罪和体现出来的野蛮性特征有目共睹。因此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871

    在揭露资本运行野蛮性的同时,马克思也承认资本具有其文明的一面。在他看来,资本本身是活生生的矛盾,资本的矛盾性既规定了它消极的方面,即野蛮和血腥的一面;同时也规定了它积极的方面,即资本文明性的一面。马克思指出:“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6]393

    马克思以个体独立的程度为标准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人的依赖时期、物的依赖时期和自由个性全面发展时期,对应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是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三种社会形态。首先,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在狭隘的地方以孤立的方式发展着,行会和地租构建起来的是对地主这一特定个体的依赖。其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生产资料都集中到资本家手中,失地农民终于可以从对地主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从而有了一定的独立和自由,这得益于此时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层次的需求体系和能力体系,但这种自由仅限于在所持财富不足以自赡的情况下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以对物的依赖为前提的。最后,是自由个性时期或后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是个人全面发展成为社会基础。个人全面发展、行为全无障碍的这种自由状态得以实现的前提是社会物质财富极大涌流,但财富积累又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为决定性基础的。这就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如下问题:为什么人的自由开始于资本主义而非前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又只能奠基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

    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为本质和特征的社会。因此,探讨资本主义社会与人之自由发展的关系,也就是探讨资本与人的自由的关系,即探讨资本逻辑及资本的文明方面的问题。现代性有着太多需要批判和反思的维度,但是,资本与现代性是同构的,如果不谈论资本,任何对现代性所展开的批判都是浮泛无根的。马克思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用鸿篇巨制的《资本论》来揭示“资本”的罪恶。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亦从多个方面探讨了资本在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马克思认为,资本把人从地方、宗教和人为束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人的有限解放状态。如果说人的自由状态是一种重要的文明成果,那么,探讨资本在促进人的自由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探讨资本的文明作用,即资本在社会发展及人之自由等维度所体现出来的文明的一面。对资本文明方面的具体阐释和挖掘,会因时代、社会环境等不同而有所差异。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目标是消除不同阶层之间的尖锐对立和矛盾因素,规避资本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并实现现代化。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市场体制运作之中,资本的存在不可避免。因为物质的匮乏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和敌对,而资本又是目前为止最为高效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方式。只有充分利用资本在生产和创造物质财富方面所固有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才能使人的全面发展不受制于薄弱物质基础从而踌躇不前。为了夯实现代化和人之自由发展的物质基础,我们只能承认并运用资本。但实现资本增殖是资本介入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唯一动力,剩余价值不可避免要被资本持有者凭借资本而占有。资本的宗旨就是追求剩余价值,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资本具有违法的冲动,扩张权力的冲动,争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之话语霸权的野心。资本僭越其应在的领域和权限,就是资本原则的滥用。政治腐败、精神堕落、道德沦丧、生活世界殖民化、人之尊严边缘化等一系列的不和谐状态就是资本所导致的直接后果。社会运行的泛资本逻辑化是社会不和谐的重要根源。我们如何能够让劳动者与资本持有者在利益分配上的差异和分歧不至于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如何规制资本运动的无边界性,使之在合理的范围内适可而止,并能够与“和谐社会”的目标一致呢?那就是尽可能规避资本的野蛮性,在承认资本、运用资本的同时,还要节制资本,避免社会关系与资本的同质化。因此,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既要允许资本在一定限度内存在,又要限制资本的无限扩张。资本的合理性界限,即资本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人们的生活领域,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面对且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

    在马克思视野中,“资本”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术语,还是一个具有社会批判功能的哲学范畴。“资本”一开始其实只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纯存在”,即那个未经分化和还没有设定他者的纯抽象概念,只有在运行过程中,且完成了这个运行过程时,“资本”作为理念才会鲜活和完整,其含义才得到了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解释。因此,马克思不仅仅是从实体的角度,即不仅仅是从具体的生产工具或者可以量化的物之存在的实体概念的层面来阐释“资本”;更多的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社会历史角度来阐释“资本”的意义和价值。资本是现代性运行过程中最为强大的一种力量,或者可以说,资本就是现代性本身,是消解了性别、民族、肤色等个体差异的普遍抽象与综合,资本失去了质的规定,只具有量的区别。资本的运行和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与理路,“资本逻辑”与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的本质差别决定了马克思“资本”概念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批判功能。

    马克思思想的精髓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柯尔施认为:“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可以被总结如下:首先,他通过哲学批判了宗教;然后,他通过政治批判了宗教和哲学;最后,他通过经济学批判了宗教、哲学、政治和所有其他意识形态。”[12]马克思的经济学不是单纯探寻经济活动规律的理论,而是深入剖析社会关系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展开对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研究都要先从对“资本”及资本逻辑的透彻解剖为理论出发点。马克思研究经济学从来不是经济学家式的价值中立的态度,而是以“资本”及资本逻辑为其理论的原初出发点,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揭露和批判,并最终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来解决资本主义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可以说,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作用和局限性深入反思得出的必然结论。从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揭示与刻画来看,资本逻辑所体现出的社会批判功能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抽象统治一切。黑格尔意识到抽象性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或者说,抽象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统治性力量。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本体性替代,就是用“抽象的量”取代“具体的质”的行为。抽象性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统治性地位。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资本运行的抽象性存在这一物质关系在意识中的体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关系当然只能表现在观念中,因此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1]114并且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的层面给予了确证,并将其诊断为是社会运行的泛资本化所致。以追求剩余价值最终实现为目的且以货币为媒介的现代商品交换,抹掉了不同商品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这一具体的质的规定性,代之以交换价值这一普遍而抽象的量的换算。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切都只是在以资本为本体性存在的现代社会才产生的。可以说,现代性是资本的根本属性。他说:“国家本身的抽象只是现代才有,因为私人生活的抽象也是现代才有。政治国家的抽象是现代的产物。”[2]42在普遍的以追求剩余价值为指挥棒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商品及人与人之间质的规定性的差异,已经完全被抹掉了。抽象成了统治一切的力量。

    其次,异化是社会的普遍现象。抽象统治一切,社会的普遍异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根本目的,资本逻辑就是将一切可能的要素都纳入其实现剩余价值的结构和运行过程中的逻辑。运行中的资本,从空间和时间的维度形塑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了不依赖于任何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绝对主体,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生活中的人,恰恰成了非主体的存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9]287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提出“资本作为主体”[6]123的观点。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其活动所体现出来的不是人的本质,而是资本的属性,因此出现了资本建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异化现象。具体体现为:(1)劳动过程与劳动者的异化。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并非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对自然的陶冶和自己主体性的体现,而是在资本狡计的驱使下,为资本实现其剩余价值的行为。例如,流水线上的工人在机器设定的程序上机械劳作,这种无主体的、碎片式的劳作是无法将个体意志体现在其所制造的产品中的。(2)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产品得以被产出的原初动力不再是为了满足生产者的需要,而是为了实现资本增值,生产与消费成了两个完全不相连属的独立环节,因此,相对于劳动者来说,其生产的产品成了否定物和异己的东西。(3)劳动工具与劳动者的异化。通过资本不断改进和提高的生产设备,不是为了改善工人的劳动状况、扩展人类的肢体能力、最大限度实现行为的无障碍即自由,而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从空间结构上更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工人越来越依赖生产工具,且更加失去其独立性和主体性。综上所述,工人和资本家在资本运作下双重异化的事实表明:资本作为主体,取代了人应有的地位和价值,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不是人之主体性的文明与进化,而是资本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全方位扩张。

    最后,资本是拜物教产生的根源。资本渗透进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精神生活遭到全面解构与重构。当资本逻辑推进到主宰社会生活而成为结构性法则的时候,拜物教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黑格尔在其成名作《精神现象学》[13]“主奴斗争辩证法”章中谈到了欲望的问题:他认为欲望有一定的独立性,因为欲望否定了外在事物的独立存在,但主人欲望的满足却要延迟到通过奴隶的劳动才能实现。黑格尔的这一观点表明,人类劳动创造出来的一切物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和欲望,是为人所用且为人所驾驭。马克思也不否认欲望的存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对物质的欲望程度已经超出了身体机能需要的范围,不是人驾驭物而是相反。这就是拜物教的心理学根源。概括起来,“拜物教”的内涵体现在三个方面[14]:(1)对物的崇拜。比如奢侈品消费,面对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时,自然而然产生的崇拜心理。(2)货币崇拜。现代胡润财富榜的评价标准就是用货币数额来量化其身家的多少,因为拥有某种商品只是拥有了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如果拥有货币,那么,就具有了拥有一切商品使用价值的可能性。(3)资本崇拜。这与货币崇拜的区别在于:货币崇拜是单纯对钱的追崇,资本崇拜则是对资本潜在的全方位的、立体的增值能力的一种全面臣服,即对资本所带来的权力的迷恋与不舍。拜物教是社会异化的典型表现,也是抽象统治一切事物所带来的必然后果,拜物教已经是一种意识形态。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社会层面,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的阶段,资源配置和资本布局的谋划主体有了政府和组织的身影,以前自由市场里自由个体的生存空间遭到压缩;在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践行的马恩的社会主义理论,也遭到了误读甚至故意违背其理论宗旨的现象,从而让马恩的科学体系处于很不名誉的地位。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社会的怀疑,很多思想家积极探索不同于此二者的第三种社会模式。在思想界,黑格尔主体性哲学庞大的思辨体系已经瓦解。文艺复兴以来构建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这一哲学体系面临空前危机。“主体”的概念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作为理性之代名词的内涵和规定性,关注作为主体之人的自然和社会之双重存在成为一种学界共识。无论是现象学、存在主义还是精神分析学派,都是这种趋势的典型表现。

    总的来说,马克思建基于深刻反思资本及资本逻辑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得到了西方各思想流派的积极回应,尽管这种回应与反思存在很多过激和误解的疑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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