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级”与“第四阶级”在中国的概念演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四阶级话语

2017年06月25日 15:08:28
来源: 《苏区研究》 作者: 蒋凌楠

  提要:“第三阶级”与“第四阶级”概念作为“阶级”的衍生词,曾在1920-1930年代一度流行。其西欧语词(如英文the Third Estate/the Fourth Class)本有鲜明的旧制度等级色彩;但是近代的日文翻译削去了传统与现代、西欧与东亚的差异,使得“第三阶级”、“第四阶级”及其序列划分形成一种独特话语。其中隐含着社会主义学说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蓝图,简单直接地展示了社会层秩现象。中共一度将其作为话语武器来批判对手,但最终因为歧义与混用,而被正统马克思主义术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所代替。这也标志着中国从日本获取马克思主义概念、学说渠道的衰落。

关键词:第三阶级;第四阶级;马克思主义术语;日本途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7.03.003

作者简介:蒋凌楠,女,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组织、动员与武装斗争:1925-1935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14JJD770033)

马克思主义乃至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影响。很多西方社会主义概念、理论经由日本的翻译、阐述,再到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识传播史层面,近年不乏关注,但大体仍在概论阶段,只有少数详及关键文本如《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与传播情况。【国内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的研究成果卓著,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资料集与专著已有系统梳理,如: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海外学界研究较早,尤以伯纳尔(Martin Bernal)、李又宁(Bernadette li)、狭间直树、张玉法、德里克(Arif Dirlik)为代表,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思潮有详细论述。海外研究对跨国因素的强调,在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得到了充分论述,近年来国内学者也认可了日本因素的影响。中国吸收日本社会主义用语的历史,在德国学者米勒(R. Reiner Müller)、李博(Wolfgang Lippert)与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沈国威、朱京伟等研究中已有考察。参见Rolf Reiner Müller,Beitrge zur Gesellschaftstheorie in China: Die Herausbildung des Klassenbegriffs im 20. Jahrhundert.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76; [德]李博(Wolfgang Lippert) 著,赵倩等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沈国威『近代中日语彙交流史:新汉语の生成と受容』,东京:笠间书院,1994年;朱京伟「明治期における社会主义用语の形成」,『19世纪中国语の诸相』,东京:雄松堂2007年版。关于《共产党宣言》日译的研究,参见宮岛达夫「<共产党宣言>の訳语言」,言语学研究会编『言语の研究』,むぎ书房,1979年版;关于中译本研究参见陈力卫:《让语言更革命——《共产党宣言》的翻译版本与译词的尖锐变化》,孙江主编:《新史学》第2卷,中华书局2008年版。】另一方面,对新名词、概念史的考察,重在清末民初,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有限。【近年一些东亚学者主张东亚的概念史,方法讨论与研究成果参考: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中华书局2009年版;孙江、刘建辉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辑,三联书店2013年版; [日]狭间直树、石川祯浩主编,袁广泉等译:《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其他相关的西学东渐史、知识史、话语分析等研究都共享着“概念工具”、“知识仓库”、“思想资源”这样的研究切入点。另可参见拙作,蒋凌楠:《“专制”概念在晚清的嬗变(18951902)》,北京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而本文拟讨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度流行的“第三阶级”与“第四阶级”用语,在中共革命早期阶段从日本吸收,混杂着东西方社会主义特色,之后又逐渐在革命史中消退的过程。

一、 自西徂东:第三、第四阶级概念的旅行

提到“第三阶级”,今天容易联想到的是法国大革命中的第三等级(the Third Estate)。的确,脱离了法国旧秩序与大革命的语境,就无法理解这种表述的由来。

欧洲中世纪在王权与教权斗争后形成的等级君主制(estates of the realm),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僧侣(祈祷者those who pray)、贵族(战斗者those who fight)与劳动者(those who work)三种等级秩序。这种等级君主制在大约15-17世纪的欧洲普遍存在,集中表现为国王召开的等级会议。【虽然形式偶有不同,但西欧等级君主制之下的议会传统由此而来,如英国神职人员与贵族合并的上议院与平民组成的下议院。这也是托克维尔所说的,英法德诸国中世纪政治制度的”惊人相似之处“,甚至俄国16-17世纪也存在过三或四等级的缙绅会议。参见刘新成:《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0页; [法]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6页;洪波:《法国政治制度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0-73页。】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old regime),分神职人员、贵族、平民三个等级(estates)。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的发动者乃是政治上有义务、无特权的第三等级(the Third Estate)。而法国乃至西欧的社会结构观念变化,从旧制度三等级划分到劳资阶级分立的出现,是1820世纪现代社会转型的表现之一。

在此历史背景下衍生的“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是指制度以外的另一等级。 【在当今西方世界,“the Fourth Estate”多指称体制外的社会力量,如新闻媒体。】当1920世纪西方工人运动崛起之时,旧制度下的“第三等级”称呼不能满足工业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后的欧洲社会分层。工业社会的进程加快了底层人民与工商业者之间的社会生活分离。由此产生了“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的称呼。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指称无产阶级(the proletariat)的用法,较早出现在1752年英国人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的小说中。作者提出要关注最广大的民众的力量。【The Convent- Garden Journal, Vol. 2, June 13, 1752, No. 4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5, p. 22.】而在观念史上,赋予“the Fourth Estateder vierten Stand”划时代意义的是德国社会主义者理论家、工人运动活动家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18624月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发表了一篇歌颂工人阶级的演讲,后来以《工人纲领》为题出版小册子,闻名于世。他论述了现代工人阶级是怎样由机器技术发展引发的生产条件改变而形成起来的;工人阶级代表着且必然代表新的社会原则,即一切人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原则,废除一切特权的原则;而这一原则要求以平等和直接的普选权为其实现的手段。在这篇演讲中,拉萨尔将继“第三等级(der dritte Stand)”的革命之后、担负着社会革命任务的“工人阶级(Arbeiterstand)”称为“第四等级(der vierten Stand)”。 【[德]拉萨尔著,桑伍译:《工人纲领》,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德文本:Lassalle, Ferdinand,Arbeiter Program.Leipzig: P. Reclam, 1919. 】拉萨尔描述了第四等级的历史性出现及其要求:“第四等级在1789年还隐蔽在第三等级的内部,而且看来是和第三等级相同的。现在,第四等级希望把它的原则变成社会的统治原则。”“第四等级是社会的最末和极端的一个等级,也是被剥夺继承权的一个社会等级,它不提出,也不可能提出任何不是法律上的和实际上的、也不是贵族土地占有制和资本占有制的独有的条件,以便用来变为新的特权并使其贯穿于一切社会制度之中。”“第四等级的内心并没有任何新的特权的萌芽,正因为如此,这个等级同全人类是完全一致的。它的事业实际上就是全人类的事业,它的自由就是全人类本身的自由,它的统治就是一切人的统治。” 【[德]拉萨尔著,桑伍译:《工人纲领》,第56页。】

随着19世纪后半期欧洲社会主义思潮与工人运动的兴起,“第四等级”这种用法在欧洲流行起来。在意大利,作于1901年的著名画作《第四等级》(Il Quarto Stato)展现了意大利乃至欧洲掀起的社会主义运动。【Eugenia Paulicelli, Baran?ski, Zygmunt G.; West, Rebecca J.,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 Italian Cultur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48.】直到二战前,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浪潮不断,德国依然使用这一用法。如希特勒在1927年面向大工业家的宣传小册子《复兴之路》里讲到,要用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给予第四等级(der vierten Stand)——即无产阶级——一定的福利,从而将其纳入国家共同体之中。【Adolf Hitler,Der Weg zum Wiederaufstieg, in Henry Ashby Turner,"Jr.Hitler's Secret Pamphlet for Industrialists, 1927",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40, No. 3 (Sep., 1968), p. 362.

从词汇史上看,近代以前,英语中表示社会分层的流行语汇,除“estate”以外,主要有“rank” 、“order”、“estate”和 “degree”。这是中古社会层秩结构的反映,也是旧制度的观念约束。直到18世纪,人们开始相信人的社会等级应是不断流动的,而非生而继承的。这种新的观念在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推动下,使得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新兴名词“class”来取代浸满旧观念的“rank”和“order”等词汇。由此“Class”更多表示工业社会下的社会结构分层。【Class词语的产生可参见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60-62.】相似的,法语中的“état”转变为“classe”,德语词“Stand”变为“Klasse”。【Philip P. Wiener, ed.,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 New York: Scribner, 1973, p.441. 中译本《观念史大辞典》政治与法律卷,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581页。】

我们今天所用的“阶级”概念,大体是指近代新名词“classclasseKlasse”等西欧概念的对应翻译。可是,自西徂东的概念传播并非简单对应。1820世纪西欧社会剧烈又复杂的现代性转变,集中在1920世纪之交传入中国时,无法完整重现复杂多面的知识网络,不时出现变了形的交织重叠的平面,最终成为西方观念本土化的特色。中国经由日本翻译词汇吸收西方概念的途径,就是这样的过程。

近代日本人选择汉字词来翻译西方概念,难免受到汉字本义的影响,“阶级”即是一例。古汉语中的“阶级”成词使用频率不高,主要是“官阶、军衔之等级”的含义;而“阶”与“级”的本义是具体或抽象的“等级”。【古汉语中“阶级”与“等级”的用法,参见文崇一:《官民阶级与阶级意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91年总第72期,第70-77页。】这一点深深影响着古代日语词用法。加之,幕府时代社会身分制严格,等级观念分明。明治初期日文中使用的“阶级”用语,依然多表示“身分等级”。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文献的日译本涌现,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形成高潮,社会主义新概念的“阶级”更多出现。【朱京伟:「明治期における社会主义用语の形成」,『19世纪中国语の诸相』,第201-202页。】但是,传统观念的延续性很容易影响日译者不区分西欧社会的旧身份等级与现代阶级的差别,混用“阶级”,使得英文中“estate”与“class”的现代性语义转折消失了。【日语中原有“身分”一词来表示日本传统社会身份等级,但在近代却逐渐边缘化,语义变窄为法律上的名词术语。参见『日本国语大辞典』第十二卷,东京小学馆2001年版,第801页;渡辺万蔵「身分」『现行法律语の史的考察』,万理阁书房1930年版,第170页。】

二三十年代日本翻译或著述的法国革命史书,最常用来翻译“Tiers état”或“Third estate”的汉字词正是“第三阶级”。【参见 [德]エル·フォン·スタイン著、绵贯哲雄訳:『仏兰西革命史论』,东京:兴亡史论刊行会,1918年;加田哲二著:『近世社会学成立史』,东京:岩波书店,1928年。四五十年代以后,有“第三身分”一词出现,部分替代了“第三阶级”,参见西海太郎:『フランス现代史』,东京:四海书房,1942年; [法]アルベール·ソブール著,小场瀬卓三、渡辺淳共訳:『フランス革命:1789-1799』,东京:岩波书店,1953年;豊田尭:『フランス革命』,东京:弘文堂, 1956年。】幸德秋水在1907年演讲中提及的“第三阶级”,等同于“中等阶级”,即与贵族相对的“the Third Estate”。【「昔の革命は中等阶级、即第三阶级が贵族に対する革命であったから、议会に依って出来たのである。」见「幸徳秋水氏の演说」(1907219日),林茂、西田长寿编:『平民新闻论说集』,岩波书店1961年版,第178页。同时期,“第三阶级”在日语中也等同于“第三身分”,参见『日本国语大辞典』第八卷,第644页。】因此,旧制度下的“the Third Estate”与衍生的“the Fourth Estate”,在日被译为“第三阶级”与“第四阶级”,与新兴的现代“阶级”用词相同。

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真正被接受实际不早于19181919年,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想从19世纪末日本产业兴起时期就开始传播。【Scalapino, Robert A., The Japa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0-196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 3-5. 大田英昭:《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与社会民主主义——以片山潜为中心》,《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52-58页。】著名的社会主义社团友爱会机关报《劳动及产业》,1918年曾专文介绍过“欧洲第四阶级的出现”。【冈村司:「欧洲第四阶级の出现」(19187月),友爱会本部:『労働及产业』第77号(第83号),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第10-13页。】

而活跃在1860年代的德国社会主义家拉萨尔在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日本早期社会主义两大传播者——片山潜和幸德秋水,都曾写过拉萨尔的传记。1897年,片山潜称之为“劳动者之良友”、“十九世纪一大人杰”,“说德国的社会主义是因拉萨尔的创见而生也不为过”。【片山潜:『働者之良友喇撒の伝』,东京きんぐすれい馆1897年版,片山潜序第2页、正文第1页。】拉萨尔的理论如铁的工资规律,相对简单易懂,小册子如《工人纲领》《公开答复》更是通俗简洁。幸德秋水写的传记中就介绍了前述拉萨尔对第三阶级、第四阶级革命的历史分段。【幸徳秋水:『社会民主党建设者ラサール』,东京平民社1904年版,第107页。】同时期的社会主义文献如《近世社会主义评论》《社会主义提要》《社会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纲要》都有专门章节提到拉萨尔的学说与活动,常常与马克思并称。【久松义典:『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东京文学同志会1900年版,第137页。中山九天:『社会主义提要』,京都文港堂1903年版,第35页。木山熊次郎:『社会主义运动史』,东京忠文舎1908年版,第120页。堺利彦 (枯川、森近运平:『社会主义纲要』,东京鶏声堂1907年版,第111页。】

拉萨尔在日本社会主义文献中的地位到三四十年代以后愈加巩固。前述演讲的小册子《劳动者纲领》日译本1928年出版,不断翻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为:ラッサアル著,小泉信三译诊]:『劳働者纲领』,东京岩波书店1949年版。】因篇幅不大,小册子后附译者所作《〈劳动者纲领〉与〈共产党宣言〉》一文。当时日本社会主义书籍常将这两篇文献相比较。

日本思想界对拉萨尔的重视,影响到20世纪初旅日的中国人,体现在当时的译介文章中。1901年《译书汇编》介绍“麦克司与拉司来,均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倡自由之说而两党之炽,然其主义,各不相同。” “社会党本分麦克司和拉司来二派,后合为一。”“拉司来者,决非过激之辈,系有识之政治家,颇通文学。观其所著述,盖热心爱国之流。” 【《近世政治史》,《译书汇编》第1卷第2期(19011月)。1903年又刊文:“社会主义者Socialism,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Sait-Simon、佛礼儿Fourier,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Louis Blanc、布鲁东Proudhon,极盛于德意志人拉沙勒Ferdinand Lassalle、马克司Karl Max。”文章附录也列出了这几位思想家的英文社会主义著作书目,见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第2卷第11期(1903215日)。】1903年广智书局翻译日文《社会党》,介绍德意志社会党时,称颂了拉萨尔传播社会主义的贡献,称其为政治上的穆罕默德,“游说莱茵河诸州时,到处极意经营,或以演说,或聚众开会,或草杂志,日不暇食,务欲唤醒下等社会。” 【[日]西川光次郎著,周子高译:《社会党》,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第1-2页。】《民报》也相继发文介绍德国三大社会主义思想家马克思、拉萨尔与倍倍尔。【蜇伸(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第二号(19051126日);《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民报》第三号(19064月);渊实:《社会主义史大纲》,《民报》第七号(19058月)。】《天义报》也将拉萨尔与马克思相提并论。【刘师培:《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天义报》第6卷(19079月)。】直到1915年,陈独秀依然把拉萨尔和马克思视为德国最伟大思想家。【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创刊号(1915915日)。】

然而,拉萨尔演讲中所用的德语词“der dritte Stand”与“der vierten Stand”并非 “阶级” 在今天的普遍对译词“Klasse”,而与前述1920世纪欧洲通用用法一样,使用旧秩序中的“Stand”。这也是后来中译本《工人纲领》对译为“第三等级”与“第四等级”的原因。反观当时的英译本翻译则相对灵活:旧制度下的“第三等级”(der dritte Stand)翻译为“the third Estate”,因其有社会历史背景,对应法语的专有名词“Tiers état”;而有新语义的“第四等级”(der vierten Stand)翻译为“the fourth class”。英语译本区别了“阶级”的新旧语词,更强调了“第四阶级”的划时代含义,对拉萨尔的原意表达更加贴切。【中文译本依据正统马列主义只认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原则,将“dritte Stand”、“vierten Stand”译为“第三等级”、“第四等级”,从而与同词根的“工人阶级”(Arbeiterstand)用词区分开来。在英文译本中,均译为“the fourth classthe third class”,“the working class,只有当德文本使用具有法国历史语境的法语词“Tiers état”时,才译为“the third Estate”。参见英文译本:Ferdinand Lassalle, The Workingman s Programme. Translated by Edward Peter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 1899.

相反,日文本的翻译用词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对全文表示“阶级”或“等级”的“Stand”,统一译为“阶级”。【ラッサアル著,小泉信三译诊]:『劳働者纲领』,东京岩波书店1949年版。】但这样的汉字词翻译用法影响了近代中国对西方概念的吸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教科书中普遍使用“第三阶级”的译词,对法国社会三等级区分也论述得愈加详细。【法国大革命史的叙述模式在近代中国如何嬗变,是一个戏剧性的题目;但关于法国革命前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描述,始终是国人关注要点之一。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认识逐渐丰富,且随着政治文化而嬗变。学界研究集中在清末民初时段,尤其关注政界对法国革命史的介绍如何激发了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氛围。参见张芝联:《清末民初政论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议》,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4页;端木正:《法国革命史的研究在中国》,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第15-46页;俞旦初:《20世纪初年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2138页;粟孟林:《中国知识界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与迎拒(1840-1919)》,湖南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张芝联论述了清末民初从改良派到革命派对法国革命的看法转变;端木正的文章则着重讨论1930年代以后法国革命史在中国的翻译与撰述情况;俞旦初在前人基础上,补充完善了20世纪初的相关文献;近年粟孟林的博士论文仍是综合总论清末民初的文本而成。】如1924年《新中学教科书初级世界史》:“贵族教士又借其向有之特权,占有全国土地大半而不负纳税义务。第三阶级之平民,既不堪国王及贵族教士之横征暴敛,而各地饥荒迭至,颠沛又无所告诉。” 【金兆梓编,戴克敦、张相校:《新中学教科书初级世界史》,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82页。】同日语一样,混同身分等级与现代阶级的概念,在“阶级”观念最初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不断出现。

由上可知,中文“第三阶级”与“第四阶级”的新名词是受日语译词直接影响而来;经过日文的翻译,完全脱去了西欧词语转变所反映出来的现代社会转型,却为进一步呈现线性发展的历史观做了铺垫。

二、 “第四阶级”话语在中国形成

“第三阶级”与“第四阶级”最初从日文进入中文,不可避免地,内容多是讲述法国第三阶级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第四阶级的展望。

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从潜流逐渐显为主流。而它在中国的发展确实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启蒙运动”的思想脉络。要理解社会革命必先理解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民主革命。

法国革命造就的革命文化对20世纪的中国影响颇深。如果说辛亥革命曾受到法国革命反帝制起义精神的鼓舞,那么1920年代中国人依然在汲取法国革命中反对社会等级与追求平等精神的给养。

1920年初,一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北大学生如易家钺、郭梦良、朱谦之等,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奋斗社,出版《奋斗》旬刊,宣传无政府个人主义。【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第4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93页。】在讨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原因时,一位作者声言反对布尔什维克党是反对“阶级专制”,而非“阶级斗争”;因为“我们要知道,‘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并非马克思所首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历史家就有这种名词。至今我们习用的‘Bourgeois’、‘Proletariat’、‘第三阶级’、‘第四阶级’,都是从这时发生。像这时的法国革命实在是一种阶级斗争,是中等阶级革贵族、僧侣和君皇的命,最显著的事实就是两院制。” 【AF:《为什么反对布尔雪维克?》,《奋斗》第八、九期合刊(1920430日),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第4册,第199-200页。】

如此,当法国革命被纳入阶级斗争的范畴之后,马克思所完善的社会历史发展模式开始在这一时期明晰起来。

1919年《少年中国》载《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一文,留学日本的作者田汉将“近来很流行的”“妇人运动、妇人问题、女子解放”赋予了社会革命的新意义。文章引用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妇人之胜利》的观点,将法国革命与未来的社会革命归为一线:“法国大革命成就了第三阶级的男子之解放,这时所残留的第三阶级之妇人,其后一世纪间略得与男子同等的自由。而第四阶级男女的解放同属未来,所以有提携之必要。”

从“妇人运动”的历史划分,可以看出作者心目中“君主阶级”、“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劳动阶级”四者,既有社会分层的含义,也有古代、中世纪、资本主义时代及现实的历史阶段意义,并且把中国也纳入了这个世界通用的历史分析模式。“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勃兴后,各国随之而起的女权运动,(运动女子参政及开放大学校、女子得同等职业等事)便是第三阶级的妇人运动。”同时,“第四阶级的女子”在家庭里面争取解放与独立,实质上“和第四阶级的男子利害根本相同”。这就点出了资本主义时代中两大阶级对立,以及妇女解放要靠无产阶级的解放来实现。【田汉:《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少年中国》第1卷第4期(191910月),第21-22页。】

“第三阶级”与“第四阶级”的新名词展现了更明晰的历史序列意义。这里,“第四阶级的解放”之所以值得向往,终究因为破除阶级压迫的愿望。第三阶级革命没能解决的问题,由第四阶级革命来实现。因而,法国大革命——如《共产党宣言》所预言的——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环,整个历史发展序列的由“第一阶级”、“第二阶级”的统治,到“第三阶级” 的接管,最后“第四阶级”继起。“第四阶级”将继“第三阶级”而起,新的革命的历史叙述模式将成为现实。这种逻辑完整体现在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论述中。

如早年留学日本的吴玉章1924年演讲,从法国革命历史论起,讲到其局限性,以及未来第四阶级的前途。演讲承认了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是为政治革命开一新纪元”。但是“可惜他的‘人权宣言’中所说的人民,仅仅是指的市民,又叫公民,并不是说一切的人民。所谓公民,就是第三阶级的人民。所以法国的大革命是第三阶级的人民的革命,是工商阶级的革命。因为这个缘故,法国大革命是不彻底的民主主义”,由此引发了与第四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因为第三阶级既握有政治的特权,遂得自由掠夺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变成大资本家,自成一特权阶级,徒使社会上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经济上陷于无政府状态,劳动者呻吟于政治经济压迫之下,遂形成第四阶级,起而作阶级奋斗。”最后,展望将来:“世界各国的第三阶级(资产阶级)将大联合共立于法西斯主义旗帜之下,对于第四阶级(劳动阶级)施行总攻击。而世界各国的第四阶级(劳动阶级)自然也会大联合共立于波尔希维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之下,对于第三阶级(资产阶级)施行总攻击。现在这个世界也需要经过旗帜鲜明、堂堂正正的阶级战争之后,种种社会问题才有一个总解决。但是最后的胜利终必归于劳动阶级,这是可断言的。” 【吴玉章:《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势力》(1924413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吴玉章文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4页。】

而这时期受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的众多小期刊,则更多是照本宣科的宣传。学生文艺期刊《晨光》,1922年刊登《第三阶级专政与第四阶级专政》的文章,以“第三阶级”与“第四阶级”为革命主体,重述了《共产党宣言》中“阶级斗争”的历史。

一切过去的以及现在正过去的社会史,都是阶级争斗史;都是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争斗史;都是少数的——除进步的第四阶级专政如劳农俄国外——有力阶级,和多数的无力阶级相争斗的历史。…… 

到了法国革命以后,有产阶级(Bourgeois)——即从前工商阶级的市民,即第三阶级,也受过封建诸侯压迫的——登上政台,又和无产阶级即第四阶级(Proletarians)互相倾轧起来。…… 

第三阶级在封建制度下他们也是被压迫的阶级,到了中世纪自由都市发生以后,他们便是武装阶级的自治团体。有的变成如德国独立共和都市,有的成为法国王政治下纳税的第三阶级。…… 

(法国大革命结果)获得政权的还是第三阶级,不是全体市民——第四阶级。(人权宣言里)所指的“人”是第三阶级,不是第四阶级,全体人民。……第三阶级也是人,也免不了人的同样心理。所以他们在政治上得了大权,就利用政治能力来活动自己阶级的利益,而使他阶级——第四阶级同时受其影响。关于《晨光》期刊,参见刘增人:《王统照传》,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99-101页。】 

文章的叙述和语言明显来源于《共产党宣言》,只有专有译名更加复杂多样。如“压迫阶级”、“有力阶级”、“有产阶级”、“工商阶级”、“第三阶级”以及与之对立的“被压迫阶级”、“无力阶级”、“无产阶级”、“全体市民”、“全体人民”、“第四阶级”等概念范畴不一,令人眼花瞭乱,遑论读者理解、辨析。整篇下来,只有“第三阶级”与“第四阶级”反复出现的历史序列,给人印象深刻,易于接受。

陈独秀曾将这一历史序列表述得更明白清楚:

(a)古代——第一、第二阶级(即君主贵族僧侣大地主等)执政

(b)现代——政治革命后第三阶级(即工商业资本家的官僚政客)执政

(c)将来——社会革命后第四阶级(即无产劳动阶级)执政【陈独秀:《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1920524日),《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

而此时陈独秀也与普通知识分子一样,对中国特殊国情与将来的发展的估计比较保守。“将来的趋势虽然是这样明白,我们与众不同,我们中国有特别的国情,我们再退一步,主张再和平一点,也要叫他再(b)(c)之间,似乎不可在(a)(b)之间罢。”这毕竟是19205月陈独秀个人的“方针”,到中共成立以后,进入“组织起来”的时代,就只有“第三阶级”或“第四阶级”的二选一了。 

组织起来的早期中共领导者很快就利用了正流行的“第四阶级”的话语权,划分敌友,批判对手,把握宣传主动权。1921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大会,讨论了关于确定主义与政治活动等问题。这次会议是少年中国学会分裂的开端。发言中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邓中夏,不仅提议“规定主义”,且明确讲“但能决定一种主义,那便系为第三阶级或第四阶级,主张私产或共产态度的表明了”。【《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91日),第52页。】

1922615日,中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分析中国现状,主张和国民党等革命党派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在分析民初的政局变换时,也使用了“第三阶级”与“第四阶级”的名词,并且明确了政权更替代表着历史的阶级的更替而非个人因素。

每一个政治战争都有阶级斗争和经济改造的意义含在里面,不单是几个人进退的问题,第四阶级对于资本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此,第三阶级对于封建制度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所以映在我们眼中的民主派掌握政权,乃是一个阶级推倒一阶级一个制度代替一个制度的意思,不是一个人代替一个人或是那几人代替那几个人的意思。【《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先驱》第九号,1922620日,第2版。

这时的“第三阶级”与“第四阶级”序列,呈现了回顾革命历史与展望革命趋势的含义,与后文“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样的表述相比,虽然内涵相似却有意境上的不同。这种用法也常出现在中共党团组织文件中,几乎成为一种革命通用语。1922年,团湖南常德地方组织文件提到:“十一年前,孙中山统帅的国民党所指挥努力完成的武昌革命,纯粹是一种民主主义运动,直接自然有益于第三阶级——资本家——而不利于当时掌握政权的第一阶级——君主——并且间接不利于为虎作伥的第二阶级——即从前袁世凯所统帅的北洋系,现在的巡阅使、总司令。……这是十一年的兵连祸结,就是这两个党派,明了点说,第三阶级和第二阶级夺取政权的结果。” 【《团常德地委“双十节”敬告青年》(19221010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19-1924年,甲2,群团文件,第39页。】

除了历史感,这种说法也可用作现实的讽刺或调侃。1923年,江亢虎提出新社会主义与新三民主义,提倡“资产公有”、“劳动报酬”、“教养普及”,到各处讲学。有人认为这种创新是“不三不四、不新不旧的社会主义”。而李达更提出:“江君的新民主主义,窃取苏维埃制度的形式,却加上了地主资本家两个要素在内,既不是第三阶级(资本阶级)的民主主义,也不是第四阶级(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这真是‘不三不四’的民主主义了。” 【李达:《社会主义与江亢虎》(19238月),《李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226页。】

由于阶级的次序之分,本身带有一种高下之别,这时的革命语境将社会地位翻转过来,地位越高越可鄙,阶级越低越可赞。高君宇批评罗素来华的演讲:“爱国心不过是对无产阶级的一种欺骗,专用来拥护第三阶级以上人的利益的。”甚至讽刺罗素 “这哪里是指给我们到自由之路,这不过英国第三个半阶级的一位绅士指给我们不可识别的half-way罢了!” 【高君宇:《“到自由之路”究竟在哪里》(1921724日),《高君宇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对于这种唯阶级次序论的极致观点,鲁迅也调侃起来:“我们的批判者”(指成仿吾)“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因为‘有闲就是有钱’云)”,“后来看见李初梨说:‘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但可虑的是对于我仍然要问阶级。‘有闲便是有钱’;倘使无钱,该是第四阶级。” 【鲁迅:《“醉眼”中的朦胧》,《语丝》第4卷第11期,1928312日,第4-5页。】周作人对这种划分不以为然:“中国人总喜欢看样,我们于是有第三第四阶级的名称了,但事实上中国有‘有产’与‘无产’这两类,而其思想感情实无差别。” 【岂明:《爆竹》,《语丝》第4卷第9期,192829日,第44页。】

三、阶级序列话语的混用与矛盾

与“中间阶级”一样,“第三阶级”与“第四阶级”这种相对性的名词,容易引起混乱语义。首先是望文生义,产生误读。曾留学法国的李璜,在1925年演讲过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以资借鉴中国革命。李璜特别提到著名的宣传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竟以中国传统思维解释“三民阶级”:【李璜讲演,卢绍稷、陶其情合记:《法国大革命之教训》,《民国日报·觉悟》第5卷第22期,1925年 522日,第2-4页。】

有学者名Seiyes 在巴黎刊行一小册子,书其封面曰:“何为三民阶级?”——“举国皆是。”彼在政治上何所有?——“一无所有。”——“彼何所求?”——“求一些儿东西。”(三民阶级法文名 Tieryitat 就是士绅工人农人三种人的意思,所以称三民阶级,因对贵族僧侣而言。)人民深受此书刺激,而要求参政之议以起。“三民阶级”被解释为士绅、工人、农人,偏偏没有商人,大概是依照中国古代的起义斗争来理解法国革命的吧。

受传统社会分层观念影响的不止李璜。中共早期理论家、“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李汉俊,在1920年一篇文章里完全用士农工商“四民”分类来对应理解四个阶级;同时又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强调社会阶级只有“资本家阶级”与“劳动者阶级”两个:

士农工商种种由分工而形成底社会阶级,完全打破,只剩下两个阶级,互相对立。一个管理全社会财产享用全社会财产底资本家阶级,一个是制造全社会财产底劳动者阶级。前一个阶级,就是萧伯纳所说的强盗阶级。

接着又说:“中国本来是没有这一个阶级的”。在帝国主义入侵后,政府奖励工商,才使“从前沉沦在‘中国的第四阶级’里面底商人,使他们取得资本家阶级底地位,压迫从前‘中国的第二第三阶级’,使他们取得‘世界的第四阶级’的地位”。【汉俊:《强盗阶级底成立》,《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192051日,第1版。】

同一文本出现的“阶级”衍生词,涵义完全不同,难免使读者对“阶级”概念理解混乱。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混用,可想见民众和程度较低的小知识分子对政治用语误解与混用的程度。

第二个令人困惑的因素是,源于西欧历史的阶级划分在中国的对应问题。西欧历史上政治统治者和宗教统治者的区分,即所谓 “第一阶级”与“第二阶级”,在中国并不存在;是按照统治者历史阶段区分,还是按社会高低阶层划分,并无定论。1921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出现过这样的批评:

杭州《全浙公报》底时评上说:“吾国第一阶级,且如一盘散沙,无固结之团体;”呵!原来号称共和的吾国,现在还有第一阶级,难道洪宪复活了吗?还是宣统复辟了呢?并且他所谓吾国现有的第一阶级,是“如一盘散沙”的,难道宣统、洪宪,都像俄国底尼古拉斯第三的被革命党粉骨碎身,成为一盘散沙了吗?咳!“一盘散”的“第一阶级”,真是闻所未闻!【汉冑:《“一盘散沙”的“吾国第一阶级”》,《民国日报·觉悟》第10卷第18, 19211018日,第4页。】

大概《全浙公报》的时评作者只是想用“第一阶级”指代统治阶级之类的称呼,全然不知这名词背后的历史内涵,不能完全以“第一”当“最高”。 

更常见更复杂的名词 “第三阶级”到底包括哪些人,则始终争论不休。即使用“第四阶级”来分担了工农的所指,依然还有“第三阶级”内部的分层问题。1921年,有人撰文强调第三阶级与资本家不同,特意区分了罪恶的“资本家”与“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压在第一第二阶级势力以下的,踞在第四阶级以上的人们,比上不足,比下已经有余。所以第三阶级底责任,一面是歼除那些人类之贼,一面又当扶助、提携那般孤苦无告的群众。第三阶级底人们呵……你们莫以为只有资本家摆在面前,是可恶的,却忘记了那丢在你们后面忍受痛苦者。” 【德征:《告第三阶级》,《民国日报·觉悟》第6卷第26期,1921626日, 第4页。】

这样混乱的用词,马克思主义者也并非无睹。瞿秋白曾尝试引入新名词“阀阅”来避免李汉俊遇到的麻烦。1927年,瞿秋白翻译郭列夫(Борис Исаакович Горев波里斯·伊萨科维奇·哥列夫,或译戈尔德曼,1874-1937)的《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出版单行本。书中明确提出,“我们日常说的贵族平民等,是阀阅;而资本家、工人等,便是阶级。” “阀阅是政治的名词;阶级则为社会经济的名词。” 瞿秋白注明法国革命的背景与词语由来:

封建时代:诸侯贵族为“君阀”,是为第一阀;教会僧侣是“神阀”,是为第二阀;其余“商民人等”是“民阀”,是为第三阀。所以法国革命,只能说是第三阀的革命;当然这一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拉萨尔以工人与商民相对待,所以就想出一个“第四阀”的名称,通常译作第四阶级,亦是错的。

瞿秋白特意结合了中国的语境来解释:“中国文中的‘阀阅’本以指世家华族的高等身分的人”,“中国古代(清朝)的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为士阀,其余大概都是民阀,但是此外还有一种贱阀”。 【[俄]郭列夫著,瞿秋白译注:《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1927年),《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7-418页。】

从俄国知识渠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瞿秋白,较早有意识地去除日文译词的影响,厘清传统社会等级与现代工业阶级的概念区别。可是,在激进化、通俗化的革命文化下,这样的说法终究有点学术式的繁琐,曲高和寡,除了瞿秋白自己偶尔使用,并无他人效仿。

既然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主要矛盾只有两个阶级存在,那么简化四阶级分类大有必要。蔡和森曾致信陈独秀说:“现今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以上没有第二阶级,无产阶级以下没有第五阶级。” 【蔡和森、陈独秀:《通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9卷第4期(1921年),第126-131页。】 

四、结论

“第三阶级”与“第四阶级”的说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一时,四十年代以后很少使用。作为替代,法国大革命语境中的的“Tiers état” 译为“第三等级”;马克思主义文献则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词汇规范之。倒是受革命熏陶成长的非中共人士不忘“第三阶级”与资产阶级、法国革命的关联,如梁漱溟在1974年比较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时仍写道:“第三阶级(市民)反封建主的革命比之现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仍不能不归之从身出发的革命。”“为解放全人类的现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得有高度自觉才行。” 【梁漱溟:《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1974118日),《梁漱溟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8页。】 

至于“第三阶级”与“资产阶级”、“民众”的名词关系问题,则始终缠绕。由于早期社会主义文献中“第三阶级”与“第四阶级”一同传入中国,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第三阶级”一开始就是区别于平民大众的,如同法国革命一开始就被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一样。但如前述教科书作者因教育背景不同,对于法国革命的理解、表达倾向各不同,用法产生了分歧。新名词使用的混乱,就是思想观念上的争鸣状态,是社会主义观念与其他流派、与中国现实的融合与胶着状态。

不同的术语表达会产生不同的联想。“第三阶级”与“第四阶级”的表达方式,隐含着历史发展的序列。即使是将二者对立,表面看似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对立无大异,实际则蕴含着从旧的社会分层不断脱离出来的矛盾与变化。在激发革命的年代,下等阶级为主力的革命导向性也更加强烈。

“第三阶级”本来是旧制度下对国民身份与义务的一种区分,是特权阶级给予无特权人们的称呼。正是法国大革命将这种高下的区分翻转过来,赋予了“第三阶级”(革命者)无上荣耀,引得后世的社会主义者效仿它,将“第四阶级”的称号荣耀地加诸工人阶级。

这种“第四阶级”的话语移植到了东亚文化,迅速地被接受、使用。在这个过程中,日文的翻译是将西欧历史语境与东亚社会转型差异无缝衔接起来的一环。日语的“阶级”译词包含了传统身份等级与现代工业阶级的多种层级模式,模糊了西欧中世纪等级制度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差别,虽然使得初期中国人易于理解、接受,但也造成了语义、内涵上的混乱。这也是“第四阶级”及其阶级序列话语流行却昙花一现的原因。此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概念统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用语,标志着转引日译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时代的结束。

(本文初稿曾提交2016年8月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举办的“转折年代:从新文化运动到国民革命”青年论坛,感谢尹钛老师的意见。)

The Concept Evolution of "Third Class" and "Fourth Class" in China

——Based on the Four Classes Discourse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Jiang Lingnan

Abstract:The Chinese terms of "第三阶级" (the Third Class) and "第四阶级"( the Fourth Class) derived from the concept of "class" were once popular in the 1920-1930s China. The original European linguistic terms, such as "the Third Estate" or "the Fourth Class" in English language, we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But these Chinese terms were directly borrowed from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第三階級" and "第四階級", which closed the gap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Western and East, making them form a unique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This discourse implied the blueprint of world history by socialists and vividly displayed the social stratum phenomenon. The CPC once used it as a discourse weapon to criticize its opponents, but eventually replaced them by the orthodox Marxist term "bourgeoisie" and "proletariat". This change also marked the decline of Marxism concepts borrowed from Japanese.

Key words:the Third Class; the Fourth Class; Marxist terminology; Japanese channels;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责任编辑:戴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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