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双拥工作与一元化领导的强化

2017年08月01日 16:57:06
来源: 《理论与改革》 作者: 高中华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战乱与灾荒导致陕甘宁边区出现经济困境,并引发了党政军民等诸多矛盾,称为边区建设的重大障碍。中国共产党领导把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党的建设与群众工作融合一起,开展双拥工作,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化解了党军政民之间的矛盾。这不仅走出了经济困境,而且形成了成熟的群众路线理论,达到了团结与统一的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双拥工作,不仅是根据地渡过经济难关之策,也是加强群众路线之方,更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之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双拥工作;一元化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双拥工作有很久的历史渊源,其发展及成就与党的领导体制与政策策略息息相关。在红军初创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就提出了工农红军离不开工农群众,军队要爱护人民群众,苏区政府和人民要支援红军、优待军属,这被称为党的双拥工作的肇始时期。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开展了“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活动,八路军留守兵团开展了“拥护政府、爱护人民”活动,改善和密切了边区的党政军民关系。双拥运动与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构成了边区的“三大运动”,化解了诸多矛盾,对推动群众路线成熟、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都起到了关键作用。目前,学界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双拥运动有所研究,主要涉及双拥运动的由来及成就等,但关于双拥工作与党的一元化领导关系的研究则是付诸阙如。本文拟就双拥工作的来龙去脉及与党的一元化领导之间的关系做一分析,以祈有助于深化该专题的研究。

    一、1941年前后的经济危机影响了军地关系

    (一)边区连年灾荒和过重的经济压力,致使边区“鱼大水小”的矛盾突出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高原,气候恶劣,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加之国民党兵匪的烧杀抢掠,造成了不少“战乱灾荒”。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采取了安定社会、限制地主剥削、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等措施,让人民休养生息,形成了军民团结的局面。然而自抗战爆发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实行封锁禁运,切断边区外援,连铁铣、树苗都不让进入边区,主要是“怕我们生产及挖甘草”、“不让造林”。[1]日军也加紧对边区的进攻,造成河防吃紧。边区连年遭遇灾荒,致使农业连年歉收,民生凋敝。[2]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国民党“企图把我们困死”,以至“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3]

    当时,陕甘宁边区要维持军队以保证边区安全及抗战之需,而要边区供养部队、机关、学校,就要筹措经费,否则就难以为继。1939年陕甘宁边区总人口200余万,脱产人员4万多;到1941年,边区人口下降到140余万,而脱产人口增加到近8万。随着非生产性人口的增加,边区政府加大了对救国公粮的征收。1937年8月1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布了《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要求当年征收15000石救国公粮。为保证完成征收任务,边区政府颁布了《征收救国公粮条例》,成立了县征收救国公粮委员会及其下属基层机构,当年征收14197石,未完成原定15万石的任务。为此,边区不断增加公粮征收数量,1939年5万石,1940年9万石,1941年20万石。连边区政府副主席林伯渠都指出,一些地方征收救国公粮“有的收的太多了,如志丹差不多有30%,这不大好,也不调和。”[4]除“救国公粮”外,民众还要负担“救国公草”、“寒衣代金”、义务劳军、义务运粮运草等。对此,定边县县长强晓初给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林伯渠、高自立去信谈到当年税收之重,认为“这是空前的”。[5]

    1940年、1941年,边区遇大灾,难民增多,但征粮任务未减,致使农民“纷纷外移于志丹,以避公债、兵役、买粮”。“据称人民可怜,有的卖牛还交不上去年的买粮”。[6]过多征收粮食加重了群众负担,以致志丹等地发生了群众抢劫公粮事件、环县发生了自卫军哗变事变。尤其是环县事变,使边区各级政府十分震动。事情的缘由是:1939年春,环县县北发生水旱灾害,环县政府仍催征粮食,提出了“提早完成”“大量超过”“不让一颗粮食放在仓库外边”等口号。[7]当时,“强迫命令的方式已达极点,比如摊派某人出四斗,不出就要加倍处罚,即变为八斗”;环县县委宣传部长在耿湾区一乡的群众大会上说:“今天我给谁估计一石,就要出一石,如果谁不出,我就要加倍征收,再不出,就二鬼抽筋(就是拷吊)。”[8]扩兵时也采取强迫命令,如电饶洞区竟然出现“有不出兵的打耳光”的出格行为[9],这就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有一股活动在环县北部、以赵老五(赵思忠)为首的土匪借机造谣说:“征粮征兵这是第一次,还有二次、三次、四次”。最终在1940年初发生了自卫军哗变之事,他们捣毁4个区政府和14个乡政府,杀害革命干部。据统计,“叛变的范围,牵连到十七个乡,参加叛变的自卫军达九百人,在叛变中牺牲与被劫去的区乡级干部五十余个。”[10]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环县事变”。边区党委立即命令陇东驻军警备二队前去剿匪,在自卫队、保安队的配合下迅速围歼了赵老五匪帮,让被欺骗、胁迫的自卫军和老百姓也大多返回家中。

    边区民众对干部的不满情绪,并未引起地方干部的注意。当时,定边群众演戏时化装成定边县长“手中拿个募捐册向群众捐粮,又在闹秧歌中化装边区三专员穿的破烂,如讨饭的,手中拿个册子向商人捐款等。”地方干部认为群众是“从这些地方来破坏我们信仰与污蔑我们”,是“这小的而且无耻的事”,[11]地方干部认为是群众对共产党存有偏见,没有充分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所在。毛泽东及时察觉到了由于公粮征收的增加引发的农民不满情绪,他从边区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的事情中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他分析了产生农民产生不满情绪的原因在于“公粮增加与新收公草、羊子税及运公盐的影响,使农民生产情绪降低。”[12]另一方面,他说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绝不能承袭。”[13]

    (二)军队开展生产自救,减轻地方压力

    面对边区的经济困境及引发的诸多矛盾,毛泽东等人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一经济困境呢?毛泽东意识到,如再加重粮赋会激发更多矛盾,边区稳定将难以为继,而要使边区走出难关,就要开展生产自救,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1938年12月,毛泽东首先号召留守兵团“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把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留守兵团即准备在次年春季开始集体生产运动[14]。1939年春,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提出了“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指示,要求各级机关部队和学校人员,开展生产运动,实现生产自给。4月份,经检查发现,一方面“延安、安塞的各机关、部队、学校所担负之生产任务,是有了完全把握可以完成的。”另一方面,有的县份还没有把生产运动看作当前的中心任务,“未能以最大的力量去推动生产运动”,有的只顾自己本身,而没有照顾到全县广大区域。[15]此时,一些基层干部尚未看到生产运动的重要性,一些高级干部则对让部队“拿起锄头”表示了异议,认为这“违反了分工原则”,会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

    当时,留守兵团各部队局部地开展了生产运动。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注意处理好与边区的关系,服从统一的计划安排和边区政府的政策,“反对各自为政,闹独立性和违犯政策法令等现象。”[16]同时强调,在生产过程中不动用民力,不长期借用群众的农具;在生产与消费关系上,既要增产,又厉行节约,从而保持了军民的团结局面。

    1939年9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国民党政府停发了边区部队“很有限的一点军饷和军需实物”[17],致使边区经济日益困难。至年底,留守兵团部队衣食无着。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指出,边区的主要领导者高岗又不给部队任何补助,“在部队衣食无着的情况下,边区一点也不管,一颗粮食也不发,也确是不正常。”他认为,“这里问题的实质是高岗在处理军政军民关系上掺杂了个人的情绪。”在严峻的经济困境下,“边区的军政关系就不平静了,许多简单的事情也变得复杂起来。”[18]

    1939年冬,警备4团团长陈先瑞向莫文骅汇报说,战士去借老百姓的锅,有的老乡不肯借,把锅沉在池塘里。炊事班到老乡家去做饭,老乡把烟筒堵起来。莫文骅将这些情况反映给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朱德批评了边区政府不积极支持军队的行为。对此,高岗不服,并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遂召集朱德、任弼时、李富春、肖劲光、林伯渠、高自立、高岗等,协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毛泽东说:“军民关系发生问题,军队应先检讨自己,军队要拥护政府,要爱护人民;你们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19]针对军地双方之间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给予了教育和引导,他尤其要求军队首先要做好拥政爱民工作,他要求“八路军也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做的、房子是他们做的,我们要军民合作。”[20]这就深刻地说明了人民军队的本质,也让军队摆正了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位置。

    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边区出现了军队与地方之间“抢水”等事件。1940年7月,由于天旱无雨,一些地方发生了抢水事件。安边联保办主任领着人到边区第五区定边“以武力强迫开放湫水(水潭)”,当地群众武装自卫。安边联保办声称:“不但开放湫水还要进攻你们区乡”,引起当地群众极大愤恨。为此,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致函肖劲光告知此事,并请贵处致电榆林专员,一是发还抢去的财物,二是“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21]一些地方出现的抢水事件,凸显出军地之间的矛盾。

    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毛泽东指出:“我们面临有三条路:饿死;解散;自己动手。饿死,没有一个人赞成;解散,也没有一个人赞成;自己动手,才是出路。”他向全边区的党政军各级组织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令,部队实行大规模的屯田生产,党军民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然而,边区政府一些高级干部不赞同部队、机关放弃配给制,认为让不习农事的部队、机关、学校参加生产运动违背社会分工原则。毛泽东阐述了当时条件下生产自给的必要性、可能性和进步性,指出这是“从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这一点出发”。他认为,“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22]从而教育了部队和机关干部。通过生产运动,军队实现了自给,除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带来了许多副产物”,包括: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劳动观念、增强纪律性、改善军民、军政关系、也促进了人民的大生产运动。通过生产,“军民变工互助,更增强了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样,“军队埋怨政府的事也会少了,军政关系也好了。”[23]

    二、党政军民之间矛盾的出现及其处理

    (一)边区政府重视拥军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有80%以上的群众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团体。仅1937年、1938年、1940年的3年间,边区就有13万多名青年参军,加上抗战前参军的人数,总计达3万余名,占全边区总人口的2%,有些地方有10%以上的人参军。当时边区还有224万人的自卫军。全面抗战爆发之初,边区的抗日军人家属、抗日工作人员家属和退伍军人达14多人,后来,军人家属、工作人员家属和退伍军人还不断增加。

    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开展,八路军作战区域的不断扩大,有更多的八路军战士牺牲、负伤。据统计, 边区政府1939年抚恤牺牲将士56人,发给家属抚恤金1160元;1940年抚恤牺牲将士40人,发给抚恤金800元;1941年上半年抚恤牺牲将士72人,发抚恤金1940元,总计抚恤牺牲将士168人,发放抚恤金3900元。[24]1937年9月到1940年5月,八路军作战负伤者达57838人。而荣校学员的最高容纳额不过1500人,其余的伤员大都散布在各抗日根据地以及陕甘宁边区各医院中。[25]“许多牺牲及残废战士、家属也都来边区请求抚恤优待”。[26]为此,边区政府颁布了《抗日军人优待条例》等,以抚恤抗日军人及家属。在边区经济困难时期,在抚恤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最终发生了一起残废军人向毛泽东请愿的事件。1938年初,延长、延川、宜川等县的200多名残疾军人突然提出要去延安见毛泽东“请愿”。毛泽东接见了这些伤病员,提出要妥善改善伤病员的待遇,把残废院改称荣誉军人教导院,并力改过去的错误方针。[27]新成立的荣誉军人教导院共收荣誉军人2800多人,比原来的容纳数量增加了近一倍。由于陕甘宁边区条件艰苦、缺医少药,有的伤病员主动提出回老家去养病养伤,不给大后方添负担。从5月至8月,近2000名伤残人员被妥善安置回各省。年底,毛泽东再次询问伤残人员情况,鉴于边区物资困难的实际情况,明确了发放物资的次序为:前方、伤病员、残废同志、后方部队和机关等。残废同志的伙食标准与伤病员相同。残疾同志享受与伤病员一起吃中灶的待遇,即每人每天7分钱的标准。当时,边区的荣誉军人约5000多人,由政府依据负伤轻重发给抚恤费,在边区经费拮据的情况下,政府仍决定在1941年下半年增加残废金1/3。据1941年10月统计:1939年残废数3590人,发残废金(含1938年)51949元,1940年残废数5449人,发放金额41012元,1941年上半年残废数5612人,发放金数33511元。[28]边区政府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克服困难,增加抚恤金,愿意回家的发给遣散费。

    关于荣誉人员的安置问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提出,让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工作,对于部分自愿做生意的人,可送到适当地点打窑盖房,让他们从事养鸡、养猪、养羊等生产事业,一方面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供给医院需要。为此给予无利贷款给他们以一定资本,允许他们雇人来做,并允许他们赚钱。当时,留守兵团十分重视优抚工作,积极优待抗属,保证了每个抗属的农业收成比上年增加20%,建立优待抗属和退伍伤残病老革命军人的模范村,开办专门学校,供烈士子弟读书,能工作的分配工作,从而消除了前线战士的思想顾虑,安定了情绪。[29]

    在开展生产运动的过程中,双拥工作在积极开展。1942年以前,边区部队的拥政爱民工作与政府的拥军工作,都做出了成绩,较好地完成了保卫边区、巩固抗战后方的工作。边区人民积极募捐,支援前方的抗战。1938年10月,朱德号召募捐6万双毛袜、手套慰劳八路军,并超额完成了任务。1940年9月,边区政府致信各级政党军民号召为八路军募捐40万寒衣代金,号召城市商人和富绅等各界人士为八路军募捐寒衣代金40万,按当时市价每套30元,约1.3万套,在两个月内完成了这些任务。

    (二)“军队和地方闹矛盾”

    当时,在生产运动中,军政、军民关系中出现了一些不融洽的现象。一是部队和部队之间的矛盾。部队开荒种地时,占好的荒地较多。有的部队干部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和需要,不体谅政府和群众的困难,袒护部队的缺点,出现了“违犯政府法令,自高自大,不尊重政府,侵犯群众利益、违犯群众纪律等行为”。八路军留守兵团承认,部队自身存在着“把军队与政府、人民有时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30]二是部队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徐向前曾指出军政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军队可以随意破坏金融政策,可以随便骂政府人员,随便打政府人员。”[31]这都影响了军政关系。为此,徐向前指出,“我们自己辛辛苦苦经过流血斗争得到政权,自己又来破坏它”,难道“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呢?”[32]三是边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一部分人民和政府人员“忘记了一切服从革命战争的原则,甚至把爱护人民利益与爱护军队对立起来。”[33]在边区物质条件日趋困难的情况下,“一部分人员了解与照顾本身的困难。而不了解与照顾军队的困难,不关心或不积极帮助军队解决困难,如对于粮草的供给与运输,担架的输送,生产的帮助等,采取被动的应付的态度。”对于优待抗属工作,存在着“特别严重的是‘重工轻抗’,优工比优抗好。此外还有‘人在情在’、‘近比远好’、‘在比亡好’的现象”。[34]因为地方政府“对军队的困难漠不关心”,妨碍了军民关系。

    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除了经济困难的因素外,军队和地方在思想上仍存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军队干部对党的政策策略的了解与掌握“是非常不够的”。高岗在边区中央局常委会议上分析了军事干部和地方干部的情况,并指出:军事干部要有涵养,地方干部要有耐心[35]。对军政军民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在整风运动期间,边区高干会议和军政干部联席会议都作了检讨。1941年底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高岗和边区行政部门的一些人对肖劲光等提出了批评,说留守兵团“不尊重地方政府”、“闹独立性”,甚至有人提出部队存有“军阀主义”。军队干部则反映了地方政府存在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先把肖劲光、莫文骅、耿飚等10余位留守兵团同志找来座谈军政、军民关系问题。毛泽东说:军队和地方关系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作检讨;军队和地方闹矛盾,军队要多作自我批评。这是一条原则,什么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原则。[36]毛泽东耐心地开导大家,留守兵团领导从思想上提高了搞好军政军民关系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时,毛泽东也多次给边区政府的同志做工作,要他们拥护军队,充分认识军队的重要性。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导下,军政民关系得到了改善。

    (三)毛泽东化解边区政府与中央局的政策分歧

    除了军政、军民之间出现的矛盾外,边区在经济政策问题上,在怎样看待减轻民赋、运盐政策、政府预算、纸币发行等问题上,中共中央内部发生了争论。

    首先,在经济政策上,围绕开源还是节流上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任弼时、朱德等主张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即整理税收和发展生产,而发展生产的资金主要依靠军队组织人民运盐和增发边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边区中央局副书记谢觉哉等针对不敷用度的财政收入,反对增发边币,提出减少军队数量和边区干部、学生等非生产性人口的数量,精兵简政,减少开支,从而解决财政困难。

    其次,在盐业管理上,围绕“官督民办”还是自由贸易出现了不同的认识。陕甘宁边区北部的定边、盐池等盛产食盐,盐的外销占边区对外出口额的90%,盐业收入成为政府一大收入。在经济困难时期,边区政府重视盐业生产、运输和销售。1940年,边区发生旱灾,“天旱不雨,盐池干涸,食盐行将告罄,税收大受影响”。[37]各级政府发动民众义务出工,帮助运输食盐,对于不能出工的家庭,要交纳“公盐代金”,由政府雇人出工服役。边区中央局制订了“官督民运”政策,规定从边区中央局到乡各级都要组织食盐运销委员会,高岗亲自兼任边区运销委员会主任,军队负责人兼各路运销司令;县、区、乡、村四级分别成立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一律由党或政正职干部亲自领导。运盐劳役与“公盐代金”,增加了群众的负担,引发了普遍的争论。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坦承,在价格与流通的关系上:“四三年以前为了发动大量运盐,用过动员贩运,运公盐,组织运输,设立草料店督运等,结果弄得‘天怒人怨’、‘人赶牲口’、‘牲口赶人’、‘赔本叫苦’。”[38]林伯渠、谢觉哉不同意这种强制运盐的方式,提出在政府管理下开展盐业生产、运输和销售,实行自由贸易;以政治动员和群众能力为限,不应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

    除了运输方式上的分歧,在运输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据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回忆:留守兵团虽然要求在生产的过程中,严防与民争利。但去定边运盐,部队是公家骡马运的,费用少,成本低,而老百姓是自己的骡马运的,费用多,成本高;部队开骡马大车店,吃的是公家的饭,收费低,而老百姓开的骡马店,吃的是自己的饭,收费高,故住的旅客比部队少,等等。[39]运力,出现了定边合作社征用过境毛驴运盐,其他地方则反映运盐“雇运困难,影响甚巨”。边区派人调查,定边县长则答复“本县自办理合作社以来,并未征用过境毛驴”。[40]为此,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联合通令各机关、部队不得拉用或留难运盐牲口、车辆。[41],其他抗日根据地也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或让部队做生意,或开辟税源,引发了不少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华中局指出,“部队做生意弊病很多,不但可以助长商人意识,而且常常造成与民争利、违反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的现象。”而“开辟税源、增加税收势必增加人民负担。”[42]诸如此类的问题,加上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谣言与阴谋,影响和破坏了边区军民的团结。林伯渠、谢觉哉等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了反映。

    对于这场争论,毛泽东给予了积极引导。毛泽东多次给林伯渠、谢觉哉去信建议“要注意现行政策的成绩与正确方面”,并积极克服现行政策的中所发生的各种困难。”[43]他既分析了双方争论的原因,也劝说林伯渠、谢觉哉维护中央局的现行政策。据胡乔木回忆,“在决定成立边区中央局时,毛泽东委任高岗为书记,并明确讲:至于边区的大政方针,“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44]同时,毛泽东给高岗等同志去信,要求对于边区的现行政策,既肯定其在当时环境下的正当性、必要性,要求他们尊重林、谢二老,并要认真检查盐运中是否存在缺点和问题,随时发现问题并随时解决[45]。在前期沟通意见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在党内达成一致,明确了“由于战争,劳役是必需的”,是为了解决“生产的人民与消费的人民的矛盾”。[46]在官督民运的动员下,边区的运盐量由1940年的23万驮到1941年增至近30万驮(每驮150斤),对支撑边区财政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此,边区政府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专门总结了运盐的经验。

    为了解决经济困境,毛泽东首先提出“自己动手,才是出路”,号召部队开展生产。接着,毛泽东号召全边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为了应对长期的困难局面,毛泽东提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备最困难时能自给自足”[47]。随着形势的发展,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效果得以体现。抗战开始后,边区财政尚未统一,并得到了国民党的部分外援。中共中央在皖南事变前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虽然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封锁边区,边区经济十分困难,但终于渡过了经济难关,从而“证明了中央的远见和政策的正确。”[48]

    为了配合大生产运动,中共中央采纳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方针,减缩开支,多措并举,边区渡过了难关。在战争的环境下要扩军,但更要考虑到边区的实际。1940年3月,毛泽东告知彭德怀“尽一切可能扩军是很对的。”[49]11月,毛泽东要求华北及山东各部队“进行一次冬季扩军运动,”同时要“要注意根据地之人力,多在边境及人口众多的区域进行扩军”。[50]毛泽东不同意彭德怀提出的征兵制,指出“征兵在现时条件下不可能”,主要是“目前无此财力”,“只能加重自卫军训练,以老百姓吃自己的饭,穿自己的衣为原则”[51],通过缓解群众服兵役的负担,来有利于军民团结。

    三、从党的双拥运动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强化

    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及生产与斗争经验的丰富,中共中央对党政军民关系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为了让边区党政军民团结抗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因势利导,把肃清官僚主义作为突破口,开展双拥运动,并强化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一)总结环县事变的教训,肃清官僚主义,提出群众路线

    环县事变发生后,林伯渠、高自立指出了环县事变的严重后果,指出这次事变“是全县造反”,不是个别现象,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地方脱离了群众引起了群众反抗,不是个别组织混进了奸细,使奸细得以乘机组织人民造反,”那么,为何发生这次严重的事件呢?林伯渠等人认为,这次事变“不是一次动员工作引起了群众不满而给反革命以机会等等,而必然是整个工作上脱离了群众,许多组织上不严密,许多动员工作上是强迫命令,引起了群众不满,才会有这次的大造反。”要求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并坚决杜绝“平日在政府机关作威作势,讨厌群众”的官僚主义。”[52]边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李卓然指出,“环县事变中有些把群众逼上梁山”。这种“官僚主义可以使群众的积极性化为乌有。问题更严重的是有些干部包庇这种行为、思想。”[53]谢觉哉也认为,当时存在着官僚主义、强迫命令、拉人罚款等现象,如“只听一面之词来处理问题,致有含冤不得已而当土匪”;“个别下层政权机关握在坏分子手里,对穷人镇压”;“某些工作人员对上级恭维,对下级压迫”;[54] 这种官僚主义,不仅在上层,越到下层越厉害,老百姓说:“不怕阎王怕小鬼”。不仅是环县,其他各处同样有,方式是官僚主义,实质也是官僚主义,里面包含着一些封建主义、军阀主义的残余。[55]“党与其他团体间就发生关系不好的问题,特别是党部顶着军队名义出现,混乱军队与党的系统,闹不清楚。”[56]财政厅长南汉宸提出,要纠正“向人民说话容易,向干部说话就难”的不良倾向。[57]林伯渠指出,“这次检查出来一七七个坏干部,有一百四、五十个是乡级的,这足证明下层组织的不健全。”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直接和群众发生关系。[58]林伯渠一方面意识到了农民对边区政权产生了不信任感,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基层组织建设尚不健全。

    边区党委和政府开展教育和整顿工作,“自环县事变以后,是有了实际的转变和进步的。”工作进步的重要原因是“党政军相互关系上的更加密切与工作方面的更加协同。”[59]中央中央实施“三三制”、减租减息,缓和了一度紧张的地方关系,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从而使群众对征粮工作给予了积极的支持。1940年12月14日,边区政府指出:“由于群众热烈的拥护和积极响应,使征粮工作顺利的获得了初步成就”。”[60]1941年1月13日,边区中央局组织部既肯定了“党政军民的关系有了改进”,也指出在群众组织工作上“对根据地内群众工作路线还缺乏深刻明确认识,形式主义还严重存在,即是没有很好做到把群众工作与群众生产和生活联系起来。”[61]那么,怎么解决“群众工作与生产和生活联系起来“的问题呢?林伯渠提出了“民众生活怎样能和政治生活打成一片”的问题。他提出,只有“民众生活和政治生活能打成一片,行政上更容易办事,强迫命令亦就没有了。”[62]谢觉哉也提出应把“党的主张经过党员散布到群众中去,群众接受了,变成了群众主张,才能使之实现。”[63]李卓然指出,工作要深入,就必须由下而上的开展工作,即发动群众积极性。”[64]抢劫公粮、环县事变等暴露出的问题,使边区中央局等认识到了地方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群众路线思想有了新的提升,既认识到“战争的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还提出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观点,在这些成熟的群众路线理论的指引下,双拥工作由此开展起来。

    (二)针对问题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主要措施

    抗战以来,绝大多数根据地孤悬敌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封锁和分割,再加上游击战争分散活动的特性,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被割裂,党的上下级联系经常被阻断,大部分根据地处在“部分武装割据”状态,工作和斗争多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诚如张闻天在《出发归来记》中所载:“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其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全世界是少有的。即以陕甘宁边区来说,有警备区与老边区之分,有土地革命地区与非土地革命地区之分,有中心地区与边界地区之分。”[65]他还指出:在基层“领出多门,党政民不分,一锅粥”,“党政民混淆不清”[66]。当时,边区开展减租减息的过程中,发现“我们的党、政府、军队常常代替、干涉群众团体,不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关系搞得很混淆”,这就会出现两个后果:一个是政府代替群众去与地主做斗争,失去了政府立场,最后“把地主闹翻了,群众又不拥护”;另一个就是群众代替政府,“就成了两个政府,结果变成了无政府。”通过开展双拥工作,群众团体明确了经济任务与政治任务之间既有区别,也相互结合。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自主权客观上有所扩大。“但是,后来又发展到了有些根据地闹独立性,不应当由根据地自己发表的意见也发表了,应当听中央指挥的也不听”[67]。政府工作中有的党员干部对中央局、中央分局的决定不很尊重,“没有认真按照决定办事”,“到了后一个时期,又发生了政府工作中的党员干部对党团也不大尊重的情况”。这些现象在军队中也存在。一些军队干部“对党的尊重是不够的,自以为与党是平列的,甚至觉得比党还要高一些、大一些”[68]。群众团体也存在闹独立性的现象,在西北局出现了青年团体“走到‘青年主义’‘第二党’的倾向”[69]。在实行“三三制”之后,“有些同志认为,如果某一政党在政权机构中占优势,就等于某党独霸了政权,因而我党在‘三三制’政权中就不必要有优势”[70]。这就出现了不重视党的领导的倾向。

    在党政军民的关系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处理和化解各种矛盾的关键。那么,党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既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军队管理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也是关系到人民军队性质改变与否、发展成败的重大问题。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增强党性的决定、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71]。

    首先,毛泽东等多次号召党内保持团结统一。他指出“在目前,任何破坏党内的团结与统一的行动,都是最大地帮助了敌人。”[72]他强调,要加强干部之团结、党的团结。“在困难环境下,对待干部要有正确关系”,随着困难的增加,更应强调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73]为了克服错误的思想认识,统一和强化各级根据地的抗日斗争,1942年1月,毛泽东要求八路军留守兵团学习古田会议决议,来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与错误倾向。[74]为了加强团结,3月,毛泽东和朱德给八路军留守兵团保安部队的慰问信中,要求在上下级之间、在指挥员和战士间、在全体人员间,都要加强团结友爱,“克服其间的任何冷酷无情、不知友爱和隔阂与不团结现象。”[75]4月,贺龙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做了《整风报告提纲》,毛泽东称其“此件很好”,毛泽东在该提纲上还增加了几个字:革命军人对待革命政府与革命人民中的缺点,“即使怎样的严重,亦应该善意的提议,而不能恶意的报复与攻击”。[76]

    其次,针对党政军民之间的问题,毛泽东要求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8月12日,《解放日报》的社论《迎接第二届第二次边区参议员大会》中,出现了“官方干部”、“纯老百姓代表”等。毛泽东认为,这种认识这些提法都是不妥当的。[77]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召开会议,指出根据地一些地区存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对某些政治观点与组织关系还缺乏明确的了解与恰当的解决”,提出用统一党的领导来解决“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义,门户之见”等问题[78]。9月1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列举了党政军民之间不协调的现象,并要求“在一般情况之下,军队干部应负主要责任”,因为“军队手中有枪,容易独断专行,轻视党政,不守纪律,自由行动,破坏群众利益。”[79]同时也指出了党政存在的问题,“有些地区,党政领导机关对于一切服从战争的认识不深刻,对主力军之人员补充,粮食及物质补充,优抗及反逃亡斗争,未能尽到应有的责任”,《决定》强调了加强党政军民团结,并“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80]

    根据中共中央“九一”决定的党的领导一元化思想,10月1日,毛泽东提出各个根据地普遍开展拥政爱民与拥军优属运动。他要求军队、党政和群众团体在双拥运动中,各自彻底检查各自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要求“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81]这样就体现出中共中央通过双拥工作来达到团结与统一的目的。同日,中共中央将抗战期间边区的各项政策概括为“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可以看出,这十大政策把看似矛盾的方面融合起来,通过精兵简政,发展生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协调了军队、政府与群众的矛盾。尤其是提出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中央对党的各级组织、军队、政府、各民众团体实行统一的领导,解决了各组织“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各根据地在政策、步骤上达到统一,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各方力量,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开展对日作战。尤其是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还能有效克服主观主义、宗教主义、分散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有利于协调到各系统间的关系。

    首先,军队响应党的一元化领导,开展拥政爱民运动。11月4日,贺龙发出整军的号召,要求边区军队统一在党西北局领导下,以及所有建制部队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统一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指挥,统一作风,”在于使军队更进一步“正规化,党军化”。[82]为了进一步调整军政民关系,1942年12月9日,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政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其中体现了党政军民之间的互相尊重,即“三个尊重”。地方党政人民尊重抗日军人权利、军队尊重地方党政人员。除了党政与军队的互相尊重外,还强调尊重人民权利。1943年元旦前,留守兵团政治部编写了《拥护政府爱护人民讲话材料》,对部队进行了拥政爱民宣传教育。为了响应党的一元化思想的要求,军队提出了“拥政爱民”的要求,并提出“拥护政府、拥护人民,是我们革命军队的责任,是响应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具体表现。”[83]肖劲光主持研究起草了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具体开列了留守兵团各级军政机关在军民关系“发生纠纷时,军队方面应负主要责任。以诚恳坦白的态度协同地方机关就地解决之,横蛮无理是不对的。如解决不了,则须呈报上级解决。”文件强调“即使该纠纷系地方机关或人民不对,军队方面应以和蔼谦逊态度向其解释。”[84]同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及政治部发出了《关于拥政爱民月的工作指示》,确定从2月15日至3月4日为拥政爱民月。同时,留守兵团还制定公布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其中在拥政方面,第一条是“服从政府法令”;第二条是“保护政府、帮助政府、尊重政府”。

    其次,边区开展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运动,并通过了一系列法令。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指出在军政军民发生纠纷时,政府负责人应以“厚责于己而薄责于人”的态度,协同军队负责人就地解决,解决不了的呈报上级解决之。”[85]同日,颁布了由林伯渠、李鼎铭和肖劲光共同签署的《陕甘宁边区新订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抗日军人抚恤条例》和《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政军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动员战士归队暂行办法》《抗属离婚处理办法》《军民诉讼暂行条例》,进一步用法令维护了军人权益,解决了军政、军民的关系问题。在革命年代,如何恰当处理军人的婚姻问题,至关重要。既要保护妇女自身权益,更要强调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下保护军人及家庭的利益。笔者亦曾对该问题有过系统的论述[86]。

    再次,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实行大生产运动应对经济危机,开展整风运动以整顿“三风”,推行双拥运动缓解党政军矛盾,这些都为实行一元化强化党的领导做了各方面的铺垫。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区的党的领导机关发出《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指出,各根据地存在“干部堆在上层,中下层虚弱无力”的情况,要求各根据地结合精兵简政,加强统一领导[87]。中共中央关于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和指示下达后,各抗日根据地也结合整风和精兵简政运动,对所辖地区的党政军民组织系统进行了调整,从而实现了党对各方面工作的一元化领导。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通过调整中央机构,“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88]

    (三)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政策的主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实行以上这一系列政策,其主要因素是什么呢?  首先,革命和战争是影响一切政策和策略的重要前提。毛泽东指出,“首先是根据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89]张闻天在分析农村阶级变化时指出,除了自然原因、社会经济政治原因外,还有“更高级的原因,就是战争与革命”。这与毛泽东的观点不谋而合。在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首先批评了“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他指出,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90]正是做到了公私兼顾、军民兼顾,正确处理了减轻群众负担与整个边区生产的关系。在大生产运动、双拥运动开展的同时,边区的经济问题也得以缓解。1943年2月,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指出:“边区财政困难已渡过”,并告知通过“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91]

    其次,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经济与政治、军事等之间的矛盾,尤其是正确兼顾了军队与党、军队与人民之间的利益。在军队与党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在政权及地方党未建立起来的地方,军队政治机关应负全责建立政权与地方党”;“在政权与地方党已建立完备的区域,军队不应干涉地方政权及党的工作,而应尊重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好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如军队党与地方党“如遇争执事件,应更多地责备军队党”。“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外地干部”[92]。因为他深知本地干部同当地的民众有着长期的血肉联系,如果不能团结本地干部,那么也就不可能在当地人民中扎下根来。194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组成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会,共19人,其中本地干部11人,外来干部8人。

    再次,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军队的政治工作,反复强调“在抗战中应有独立性”,同时不能“无视国民党军队的传统与作法对我们的恶劣影响”。[93]同时,中国共产党发现各根据地“干部堆在上层,中下层虚弱无力;军区、分区两级有些缺乏领导中心,许多人谁不服谁,而不能承认一个比较强一点的同志为领导中心”,指出这些现象“如果再不改变,简直是自杀政策。”为此提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特别地注意培养所属各军区、各分区领导核心的建立,告诉他们如何自觉的形成这种核心。”[94]

    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协调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群众路线更加成熟,双拥工作进一步密切了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1945年12月,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的解放区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把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从此,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逐步经常化、制度化,使“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民爱”的意识更加深入人心,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密切了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为此,胡乔木回忆说,“党与人们的血肉联系,在后来国民党进攻边区时,表现得更充分。”[95]毛泽东之所以在1947年撤出延安后坚持留在陕北,而且在同胡宗南军队的作战中胜利了,“党、政府、军队同人民的关系很深,是根本的原因。”群众对党、对军队爱戴、信任,毛主席对群众也信任。”[96]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仅存在着两种政权、两种军队、两个路线、两个战场,而且存在着两个前途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双拥工作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过程中,使群众路线和人民军队的宗旨更加完整和更加明确。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97]在这个宗旨之下,在官兵之间、在军民之间、在军政之间等,都是团结一致的。正是有了这样的宗旨,才发展为真正的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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