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意象思维的“红船精神”命名中共建党精神的合理性

2018年01月24日 16:58:27
来源: 《毛泽东思想研究》 作者: 杨晓伟

    (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嘉兴学院基地,浙江嘉兴314001)

    〔摘要〕建党精神是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承接鸦片战争以降先进中国人寻求中华民族救亡图强历史任务的大背景下,围绕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进程所生成的一种时代精神。而“红船精神”这一概念是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2005年6月21日《光明日报》署名文章中提出的。就其文本语境中概念的基本内容与科学内涵来看,“红船精神”就是指建党精神。“红船精神”提法属于意象思维的产物,它通过“观象”然后“取象”即选择最能彰显“物象”之特质的部分,把实的器物层面的“红船”与虚器层面的、抽象的“红船”结合起来,由实体“红船”(嘉兴南湖画舫游船)→抽象“红船”(承载中国革命之航船)→“红船精神”,通过这一系列逻辑升级和概念生成活动,体现了意象思维“观象”→“取象”→“复造象”(即“尚象制器,创立各种世上原先没有的东西”)的创造性思维过程。基于此,综合中共创建史的整个历史涵盖时空,概念生成的准确、规范和传神,构建的历史方向感、方位感以及中共创建历史事件基本完成时态等多元因素来看,用基于“意象”思维命名的“红船精神”来指代中共建党精神,符合概念生成的准确、规范、形象基本原则,是对这一精神现象的最合理表述。

    〔关键词〕建党精神;“红船精神”;“意象”思维;视觉语言;象征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999(2017)06-0023-11

    〔收稿日期〕2017-11-03

    〔基金项目〕本文系为2016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重点项目“五四时期社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6NDJC011Z)、2015年度浙江省社科联一般项目“五四时期浙江社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2015NO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晓伟(1973-),男,河南许昌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嘉兴学院基地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90多年历史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革命精神,如众所周知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救灾精神等。但是,在对党的革命精神理论表述的历史序列中,建党精神相对来讲不太为学界所熟稔。截至目前,只有为数很少的学者对建党精神进行了初步概括。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红船精神就是建党精神。持此说的学者认为,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一条小船上闭幕,“这条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红船见证了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因此,我们可以用‘红船精神’的名义,来探讨和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1〕;“‘红船精神’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这一伟大政党的诞生而造就的一种崇高的精神气概”〔2〕。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将认识推进了一步,持红船精神代表建党精神更优论:尽管上海在建党史上具有绝对重要地位,“但以红船精神代表建党精神,是综合权衡历史过程、传播形象、意义阐释等要素的更优结果。把红船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实现了党的历史起点与党的革命精神起点的一致,避免了以‘井冈山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的明显缺陷”〔3〕。可以看出,学界对此已经有了一定研究,取得了一些局部共识。但从上述代表性观点的学者群体地域分布状况来看,大多集中于浙江省域。从全国层面更广阔的学界空间来讲,不少学者对这些观点并不十分认同,论述中共革命精神序列还是直接从井冈山精神起头。

    究其原因,从思维表征层面看,依然缘于把红船精神简单等同于“一天,一条船,一个会议”的南湖会议精神来对待;从较深层面看,是没有把红船精神与建党精神联系起来。进一步来讲,是在如何科学、规范地命名建党精神上,学界尚存在较大分歧。因此,亟需从学理上深入探讨中共建党精神命名问题,以求争鸣或者达成一些基本共识。那么,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秉着合乎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旨趣,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基本内涵和科学命名,从而构建起较为规范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完整历史序列和基本结构,就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了。

    一、建党精神的历史发生背景及其基本内涵

    建党精神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它是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承接鸦片战争以降先进中国人寻求中华民族救亡图强历史任务的宏大背景下,围绕中国共产党——这一近代中国最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在其创建历史进程中所生成的一种新时代精神,有其历史逻辑生成与展开的具体时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诸如“红楼精神”〔4〕、“先驱精神”〔5〕、新民学会精神、南湖会议精神等系列革命精神,它们共同构成了建党精神。

    就这一系列革命精神的历史主体而言,承载它们的是不同于中国传统士大夫群体的具有东洋、西洋或者苏(俄)留学经历,抑或是接受了西方文化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那批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国际上十月革命胜利与国内五四运动爆发这两件大事,再经过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无政府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争等思想论战运动,使得近代中国形成的这个特定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重大分化、重组,其中的左翼群体,经过激烈思想论战以及在新村实验、工读互助运动、联省自治运动等改造中国的诸多实验中失败的基础上,认识到改良主义行不通,终于达致思想共识——“走俄国人的道路”,主张公开建立一个类似于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现代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这一思想与行动共识同时伴随着他们的心路转变历程。如吴玉章回忆自己当时的心路转变:“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6〕董必武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也指出,“中国的先进分子鉴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失败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中国革命要想得到胜利,必须‘走俄国人的路’,就是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而不是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必须遵循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其他著作中所阐明的革命道路”〔7〕。在这种历史形势下,1920年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在离京南下途中商议建党大事,相约于北京、上海“分头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准备建党”〔8〕。遂成“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党史佳话;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亦对建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观点:旅法的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在讨论建党重要性时强调,“我们主张即刻要有的只是一个共产党,公开的共产党,强有力的共产党,极有训练的共产党,万心一心的共产党”〔9〕。第一个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的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日致信毛泽东,认为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四种利器之首,党是“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10〕。组织共产党的必要性在于,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11〕。毛泽东1921年1月21日在回信中以“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2〕的鲜明态度,对蔡和森“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3〕的建议予以了高度认同。要推翻阻碍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腐朽上层建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建立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在思想上、行动上把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组织起来。而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除旧布新伟大革命中所起的历史使命和领导作用,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讲,“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14〕。基于这样一种建党共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当时,这些组织并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后来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等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的早期组织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特别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更是由于它在全面筹备建党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扮演了“发起组”的历史角色,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陈独秀、李汉俊的社会关系,推动各地建立筹备共产党性质的小组;二是在各地党组织活动取得进展的基础上,为召开党的‘一大’及时与各地小组联系,请各地推派代表参加建党大会。”〔15〕

    当然,这种历史共识的形成也离不开苏俄的重要参与。据李达回忆,1920年4月,第三国际东方局派威琴斯基李达回忆的原文如此,现一般译为“维经斯基”。赴华观察中国革命形势。他先在北京与李大钊等进步人士举行了多次座谈会,然后又到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16〕。尽管苏俄和共产国际在此进程中扮演了一定历史角色,但建党共识并非是苏俄外因主导论所致,更不是所谓“苏俄阴谋论”的结果,它更多的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基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强核心问题意识的中国矛盾内生性产物,是近代中国各种矛盾尖锐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着强烈的中华民族主体性精神与近代中国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的中国青年主体性精神。对这一论述的支持,除了上述建党共识外,早在1919年1月7日,李汉俊就在节译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后发表的译后语中作如是说:“中国革命的情形和法国革命的情形,那些儿一样?那些儿不一样?咳!平民、民众、无产阶级,得了个什么?我的良心问我说,你没有打算给他什么,他如何会得什么。我说:对,对,武人,官僚,黑暗的势力……,不打算给他,那是恶魔的本分。我呢?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17〕

    可见,创建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强时代问题意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作为主要矛盾与苏俄的远东战略性建议、帮助等因素相结合,促成、汇聚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合力。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作为建党主体达成建党共识的最终历史注脚,则是由13名会议代表代表中共“一大”之前全国58名党员中共早期党员58名说参见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采用了此说。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最终胜利闭幕于嘉兴南湖游船之上为表征的。

    建党精神正是围绕“建党”这一思想共识而展开的历史进程中所生成的一种时代精神。因此,它不是一个以南湖会议这短短一天、中共一大会议这短短几天的一个短时空单位和被作为一个即时性新闻事件为历史参照而生成的,它是中共创建史这一较长时空区间规范之内,在一个较长的、呈连续性的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历史合力中所生成的一种精神,体现着建党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作为从这一社会存在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相应的,其所涵盖的承载时空是整个中共创建史而非单个地方性实践或多个地方性实践的简单机械相加。正如有学者在论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时所讲,“从理念和实践的关系角度讲,每种精神的内涵虽然是被概括出来的几个特定概念,但每个概念,都不是随意加上去的,而是从大量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具体人物事件或重大决策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比如,说到红船精神,我们会想到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在五四运动前后对救国真理的多方寻求和反复比较,想到那一代共产党人敢为天下先,开天辟地的信仰选择”〔18〕。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就是这样一种基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强所构成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所形成的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思想武器的新时代精神相结合而生成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上下求索、励精图治,以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强和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为其奋斗目标。作为这种革命精神的人格载体——中共先驱群体,勇立时代潮头,以马列主义作为中国人民观察、分析近代中国社会与革命的新指导思想,开创了具有中国近代历史分水岭意义上的民族救亡图强的新思想指南、新革命路径和新革命方法;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是基于一种“主义的结合”而非个人感情结合而走到一起来的,这是一个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信仰、高度组织纪律性的为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奋斗的群体。这个群体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信仰有李大钊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 毛泽东的“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20〕,方志敏的“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21〕等;这个群体有着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为了人类正义事业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畏艰险、努力奋斗,勇于牺牲、无私奉献。中共建党先驱群体中为了“主义”而牺牲的杰出领袖人物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李大钊、蔡和森、赵世炎、向警予、何叔衡、恽代英、肖楚女、陈潭秋、邓中夏、陈延年、陈乔年、彭湃等。他们的思想与实践为建党精神的内涵注入了鲜活的灵魂与丰富的内容。作为这个革命精神的主要事件载体——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其伟大意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22〕;“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23〕。

    建党精神不仅仅体现在建党主体的思想与实践中,也与他们所建立的这个党本身是个什么样的党密切相关。恩格斯指出:“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24〕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把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庄严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立党为公、忠诚为民,无自己的任何私利,这就占据了人类理想与道义的制高点。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规定,“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25〕。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26〕就组织程序来讲,严把党员入口关,规定了严格的党员准入条件与入党程序。新党员“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如下: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查,考查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查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被接收入党。如该地区设有执行委员会,应经执行委员会批准”〔27〕。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党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但工人只须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报告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为党员。”〔28〕就组织纪律性来讲,非常严明。“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29〕“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不得为任何资本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一)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案;(二)无故连续二次不到会;(三)欠缴党费三个月;(四)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五)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六)泄露本党秘密”。〔30〕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我们既然是为无产阶级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规律:(一)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31〕由党的“一大”“二大”建党文献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就有着内在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之规范。

    综合上述历史信息可以显见,围绕党的诞生所生发的建党精神,从中共党史的时间序列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历史序列来讲,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之源。

    二、从“红船精神”的文本发生语境来看,其科学内涵就是指建党精神

    “红船精神”这一概念是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2005年6月21日的《光明日报》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中首次正式提出并予以科学阐述其深刻内涵的。尽管这一概念是在1921年党诞生84年之后才提出来的,但从其提出的背景和科学内涵来讲,“红船精神”指的就是建党精神。

    从“两个背景”(提出这一概念的现实背景和历史生成的背景)来看,“红船精神”就是指建党精神。就概念提出的现实背景来讲,习近平同志是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征程的重要历史阶段,结合当时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努力使浙江省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历史性时刻,提出这一重要概念的。其用意在于,使广大党员在新世纪、新阶段和新形势下,根据时代的新要求、新变化,经得住新考验、新挑战,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创新的精神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32〕,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以不忘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初衷、继续前进。就历史生成的背景来讲,为了实现民族救亡图强,彻底改变20世纪初叶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思想和组织条件具备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求民族独立、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勇立社会历史发展的潮头,在南湖红船上宣告成立,从此使中国革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33〕。很明显,习近平同志所概括的上述历史背景,实际上就是中共建党的历史背景。自然地,基于此背景性经验所提出的“红船精神”概念指的就是建党精神。

    从承载“建党”这个核心历史事件的具体历史时空坐标的角度来看,“红船精神”就是指建党精神。习近平同志在论述红船精神时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诞生于“红船”之上。“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游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从此,中国共产党引领革命的航船,劈波斩浪,开天辟地,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34〕在这个围绕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核心历史事件的具体时空中所生发出来的革命精神无疑就是建党精神。进一步拓展这一历史逻辑,“红船精神”概念可以说是对党在创立前后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中共建党先驱群体精神实质的历史概括,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

    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序列中的历史功能及地位来看,“红船精神”就是指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顺应求民族独立、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在南湖红船上宣告成立的历史大事变也是爱国主义传统的体现。这种传统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形成的新时代精神相结合,生成了“红船精神”这种崭新的精神形态。从而,中国共产党也成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从此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35〕在与中共其他时期革命精神的比较视阈中,它们之间有共性的一面,即“‘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同时,红船精神也有独特性的一面。红船“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是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红船精神”则是“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党坚持站在历史的高度,走在时代的前列,勇当舵手,引领航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保证。因此,“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不与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36〕。而建党精神恰恰就是排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历史序列首位的革命精神,充当着引领中国革命历史大航向的历史功能。继2005年发表署名文章12年后的2017年10月31日,在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之际,习近平同志在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赴浙江嘉兴瞻仰南湖红船时再次指出了承载、象征这一精神的“红船”之历史地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37〕

    从习近平同志对“红船精神”科学内涵的系统阐述来看,“红船精神”的精神实质就是建党精神。他将“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38〕“开天辟地、敢为人先”即是指代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历史大事变,其话语表述源于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经典论述——“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39〕;关于“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习近平同志明确阐述了党创建初期的艰难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坚定的革命理想信仰之间的逻辑联系,“当初,党的‘一大’会议在白色恐怖中召开,由上海转至嘉兴,在南湖红船上完成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靠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40〕。而肇始于建党之初的这种坚定理想信念所生发的奋斗精神不断得到传承、弘扬与创新、充实,在“之后我们党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考验而不变初衷,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靠的还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41〕。这个论述中关于“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的关键词是围绕“完成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这个核心事件展开的;关于“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载着红船的意愿,以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努力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私利,而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为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显著标志。依水行舟,忠诚为民,成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全过程的一条红线,也是‘红船精神’的本质所在”〔42〕。

    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关于“红船精神”的深刻论述,其关键词依然是围绕建党时间(“当初”“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建党核心历史事件(“开天辟地”“完成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党的‘一大’会议”),核心历史事件发生的历史空间(“南湖红船上完成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使命”)等由历史事件、历史时间和历史空间等历史发生要素展开的。综上,“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也就是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

    三、基于意象思维命名的“红船精神”指代建党精神最准确、规范、传神

    按照学术规范,命名一种革命精神,一般需语言概念上的考量,要综合考虑到表述习惯、语言规范与具体历史语境,语言的准确、形象与传神达意,社会接受度、认可度等多方面因素。同样的,建党精神的命名也不能脱离这些基本命名规范的制约。

    从中共党史的表述习惯和历史书写规范的角度来讲,需要有一个名字来集中概括这一伟大建党精神。按照中共革命精神史的表述历史惯例来讲,一般有三种命名习惯和基本规律:一是以承载该革命精神的社会实践地域的名称来命名,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等即是如此。这一命名规律主要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组织整体性的参与,以十几年、几十年等较长时间单位,在相对固定地围绕一个核心区域所展开的伟大革命活动中所生发出来的革命精神;二是以承载该革命精神的具体历史大事件来命名,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救灾精神即是如此。此种命名主要适用于中国共产党整体或者部分成员在几年等相对较短时间单位内,围绕一种活动较为单一、精专的历史实践所生发的革命精神;还有一种命名习惯和规律是以承载该革命精神的历史主体——中国共产党人的名字称谓来命名,如张思德精神、刘胡兰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等。此种命名主要适用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内的先进个体成员的模范功能所生发的革命精神。基于此,如果平铺直叙,直接以建党精神来命名中共创建这一伟大革命精神,就属于第二种即以承载该精神的具体历史大事件来命名。但直接以建党精神命名显得较为平实与死板,缺乏生动与灵性。这就需要能够体现其源头个性化的、鲜活的、让人眼前一亮的既准确又传神的语汇。这个语汇要能对之后持续性的诸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起到一种提纲契领式的整合、统领作用,如一条红线贯穿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给人一种历史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感觉。

    那么,从中共创建史的整体结构中,还有没有更合适的代为表述这一革命精神的替代语汇呢?着眼于整个中共创建史的历史时空,由于整体上承载中共建党精神的历史实践是在全国范围(如果考虑到中共创建领袖们的留学背景和中国共产党海外组织情况,这一范围要扩展到日本、法国等国)各个区域内的中共早期成员的一系列社会实践所生发的革命精神所组成的。这种多重地域空间的共时性存在及其交互,是建党精神区别于井冈山精神等相对单一、集中时空的特殊性所在。因此,如果采用以地名、地方性主体等各种具体地方性精神命名革命精神的习惯,以“红楼精神”〔43〕命名建党精神,较欠灵动;以“先驱精神”〔44〕命名建党精神,其优点是突出了建党主体,但缺点是概念较为泛化而弱化了建党精神中建党主题的针对性;以新民学会精神、南湖会议精神命名建党精神,显得过于狭隘和具体,有以偏概全之嫌。可见,以上备选项都不能生动、准确地涵盖中共创建史整体时空所生发出的全局性、整体性精神。所以,传统的以具体承载地域命名该革命精神的路径不仅缺乏对中共革命精神序列的统领效果,而且在内涵上也显得不准确和严谨了。

    作为基于建党整体性经验事实的建党精神,对其作出的概念抽象一定是源于“建党”这一较长时段的经验事实的。同时,它又需要满足整体涵盖性。当然,直接以“建党精神”这一直白概念进行命名的好处在于直观、准确。但是,“名实”统一讲究在概念的内涵、外延上,“名”要符合“实”的客观实际,即从本意上要做到客观、全面和准确,不能出现歧义丛生。同时,在党的思想建设与思想政治宣教等实际工作中,还要做到概念的鲜明、形象、生动、传神,富有象征意义,才能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实践中发挥其更重要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建党精神”显得直白有余而生动不足。如果没有更好的概念来命名中共创建所生发的伟大革命精神的话,以此来命名也说得过去。但是,由于“红船精神”就科学内涵来讲,正是建党精神。那么,以“红船精神”来命名建党精神会不会更加准确和形象呢?

    事实上,“红船精神”的表述,体现着一种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即“意象思维”。正所谓在“言不尽意”的时候,“立象以尽意”〔45〕。意思是“在言说无法达意、无法有效指涉世界之际,诉诸图像”〔46〕,效果比较好。尽管“红船精神”的提法不是图像而是一种“类图像”的视觉语言,但较之于建党精神,这种提法凸显了一种视觉图像联想的意象思维,把人对外在物象的视觉与意义建构联通起来。“红船精神”的提法属于意象思维的产物,而建党精神属于语言思维的产物。依据阿恩海姆的观点,前者是更为高级的形式,因为“语言是一度的线性媒介,视觉意象则是二度平面或立度立体的。所以它可以将物体、事件关系的全部特征用一种图像呈现出来”〔47〕。它可以把一种抽象的物体、事件关系、人物关系的全部特征用一种图像或者类图像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图像,可以是一种符号,也可以是一种真实的图画。这种“视觉意象的直觉思维,可以把握整体性,胜于语言之分解与推理”〔48〕。“红船精神”以“红船”“物象”作为表征,可以给人一种整体映像——13名“一大”代表在船上劈波斩浪,排除万难以赴会、开会的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的画面,就会以一种极具感染力的视觉意象的整体形式呈现在人们的脑海里,比建党精神这样的语言思维更能表情达意。不像建党精神的表述,人们还需要将中共创建史期间的各个历史事件切割开,一一剖析并领会其特征,然后再重组、整合,以廓清其主次关系、历史地位。

    那么,从这种文化符号学的视阈来讲,以“红船精神”的概念来表述建党精神就在客观、全面、准确表情达意的基础上,凸显了它本身的优越性——鲜活、生动而富有象征意义。视觉意象之所以在思维活动中比其他媒介高级很多,主要在于,“它能为物体、事件和关系的全部特征提供结构等同物(或同物体)。视觉形象在多样性和变化性方面堪与语言发音相比”〔49〕。“红船精神”的表述即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建党这种视觉形象的多样性和变化性。可以显见,由“红船精神”概念所引发的视觉意象给人一种扬帆起航、劈波斩浪以济沧海的革命浪漫主义感受,形象地凸显了中国共产党这艘历史航船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这90多年的历史大潮中执着于实现共产主义和全人类解放革命理想目标、信念与不畏恶浪险滩、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其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扑面而来,富有动感和蓬勃的生命力。“红船”的“红”字、红色与红军、红五星、鲜红的党旗军旗等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性质的颜色——红色,交相辉映,又鲜明地突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性、先进性的本质属性。以直白的建党精神命名的语言思维,不能做到如此准确、传神的表情达意。在习近平同志关于“红船精神”的文章中,与“船”“红船”概念紧密相关的“意象”论述和词语随处可见:诸如“红船劈波行,精神聚人心”;“革命的航船,劈波斩浪”;“中国共产党沿着红船的航向”;“勇立社会历史发展的潮头”;“中国共产党扬起红船的风帆”;“中国共产党人不管风吹浪打,不怕急流险滩,始终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矢志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船劈波斩浪、不断奋进”;“依水行舟,忠诚为民”;“我们不能因循守旧,刻舟求剑,必须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中国革命的航船是在惊涛骇浪中到达成功的彼岸的,中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航程同样不会一帆风顺”;“‘红船精神’昭示我们,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红船精神’昭示我们,党和人民的关系就好比舟和水的关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红船起航于浙江”;“高扬理想的风帆,荡起奋发的双桨,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50〕等。这些与“船”“红船”有着内在语汇紧密逻辑相关性的视觉话语生动、形象地建构了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同时,习近平同志还特别指出了“红船”的两个象征,“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红船正是走在时代前列的象征,‘红船精神’就充分体现了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51〕。这两个“象征”的说法形象地诠释了作为建党精神的“红船精神”所内在具有的革命精神之源的历史定位。

    表述“红船精神”的意象思维发生过程,一般通过“观象”然后“取象”,即选择最能彰显物象之特质的部分,把实的器物层面的“红船”与虚器层面的、抽象的“红船”结合起来,由实体“红船”(即嘉兴南湖画舫游船)→抽象“红船”(承载中国革命之航船)→“红船精神”(“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52〕),这一系列思维活动,即体现着意象思维的“观象”→“取象”→“复造象”〔53〕(即“尚象制器,创立各种世上原先没有的东西”〔54〕)的思维过程。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观象所见,并非原物之复现”〔55〕,而是取其特征。利用抽象能力“寻找、提取物象的特点或性质,让物象对人形成意义,才是取象”〔56〕。“观察物象,而寻找到该物所代表的意义,选择且建构一个与此意相符的象(源于物象却不同于物象)”〔57〕,这是一种基于中国文化的创造性活动。这种创造性思维能够“‘由意显象’,将某一意表现或构创出一物象来,尚象制器,创立各种世上原先没有的东西”〔58〕。以“红船精神”来命名建党精神,就是一种极具中国文化自信的创造性思维。“红船”成为承载建党这一历史大事变的具体符号、抽象符号与意象符号的结合物。在红船精神的语境中,作为具体的物理符号,南湖画舫在历史复原的过程中重构“南湖会议”原生态的历史现场,从而以历史物证“在场”的存在方式无声地向后人讲述着“昨天的故事”;作为抽象意义上的“红船”,那个现实中具体的朱红画舫实体已经蜕去了其非表意的、非本质的外在因素,脱离了它的游船功用而选择性凸显了其颜色——红色,由物理的“红色”隐喻为意识形态的“红色”,从而升级为一种抽象的、具政治象征意义的革命圣物。也就是说,“红船”脱离世俗意义上的游船而被赋予了意义感和神圣性。其承接实体“红船”,进而升华至一种至高、至刚、至纯、至圣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原教旨主义的信仰空间和动力系统,则体现着意象思维“复造象”的逻辑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带着自己的理想信念,乘着中国革命的“红船”在惊涛骇浪的近代中国大海中启航了。尽管还很年幼,但它代表着活力、新鲜、朝气与中国未来的希望。作为“复造象”意义上的红船精神,其进一步的“尚象制器”发生逻辑,还表现在追忆、复原、维护“红船”→瞻仰“红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的联动中,又生发出来许多新事物、新思想与新实践。譬如上海市组织的“图说党的诞生地的故事”公益广告宣传作品、征集党的诞生地主题的LOGO标识等活动;作为以上海为中心的党的诞生核心区域其中一部分,浙江省嘉兴市衍生出了诸如“青春党建”工程、“红色义工”、“红船援疆队”、“南繁精神”等系列活动……实际上,这些都属于“尚象制器”的产物,可以纳入由“红船精神”所创造出的有意义的新“物象”范畴。而这种创造性活动是在不断推进“红船精神”研究与弘扬工作向纵深推进时代进程中向前无穷发展的,这也正是“红船精神”内蕴的创新精神的深刻诠释。由“物象”到“意象”,“视知觉”升级为“视思维”,这是中国人特殊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红船精神”带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联想与丰富的心理暗示,而心理暗示又是政治社会化的一种重要方法。这样,不仅传神达意,而且通俗易懂,做到了意蕴丰富深刻和易于传播的完美结合。同时,人民群众对此也易懂、易接受,社会各阶层认知度高,涵盖面广,更易在社会层面达成共识,更易形成弘扬、传颂与践行“红船精神”的宏观社会氛围,更易达到政治社会化的目标。如果配套以实体“红船”景观文化与抽象“红船”物象与符号产品的社会化景观协同创新建设,效果更佳。

    视觉意象之所以比语言思维等媒介高级的更重要原因在于,“这种视觉媒介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它用于再现的形状大都是二度的(平面的)和三度的(立体的),还要比一度的语言媒介(线性的)优越得多”,“这种多维度的空间不仅会提供关于某些物理对象或物理事件的完美思维模型,而且能够以同构的方式再现出理论推理时所需要的各个向度”〔59〕。这种思想为我们深化认识以“红船精神”命名建党精神的优越性提供了必要指南。作为一种视觉意象的物理态“红船”,瞻仰者看到的整体形象是组成红船的各个部件的形状、色彩以及其与周边湖水等环境因素相互关系作用的结果。作为类视觉意象的形而上的概念——“红船精神”,后人在弘扬它的时候,对其的整体印象也是构成这一精神的革命基色——“红色”,中国共产党革命启航之船,风雨同舟、劈波斩浪的中共13名代表代表全国58名党员秉持勇立潮头的创新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的奋斗精神与立党为公的奉献精神等多个历史要素相互作用的一个总体结果,是同时呈现在一起并相互作用的,呈现一种接近自然的网状结构。而不是像建党精神的语言思维表述方式,以线性顺序依次展开的思维来分解并辨明每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以直线式推理思维命名的建党精神,不如意象直觉的视觉思维命名的“红船精神”由于共时性地包涵了更多信息而显得更为生动、精准。那么,“红船精神”的命名“能够以同构的方式再现出理论推理时所需要的各个向度”〔60〕。这些多维向度除前面着力论述的象征革命的“红色”、水舟关系的隐喻之外,还有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历史记忆,历史坐标即历史方向感、方位感以及历史事件的完成时态等相互作用的多维向度,它们共同构建起了“红船精神”的视知觉整体形象。

    从记忆规律角度来讲,人的记忆总是要与历史事件发生有着密切逻辑关系的时间、空间、人物、事件相联系的。由此,具体到“中共记忆史”郭辉、罗福惠汲取记忆史的理论和方法,发展出了“中共记忆史”的问题意识,主张以“记忆与遗忘、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关系,以拓展党史研究的视野,为党史研究提供新范式”。参见郭辉、罗福惠《“中共记忆史”研究的提出及构想》一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4期。的问题意识来审视“红船”以及“红船”所构成的空间,就会发现,它们以其鲜明形象的象征特点成为容纳、记忆、传承建党这一开天辟地大事变的历史象征物,从而不断勾连、激活人们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此的深刻集体历史记忆。中共一大亲历者董必武的回忆诗句“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61〕就是以“红船”作为记忆载体的,这正是历史物件、历史空间与历史记忆功能之间密切逻辑联动的生动写照。

    “红”和“船”都是具有方向向度的词汇,“红”具有革命红色道路等政治隐喻功能的政治方向之意,“船”具有现实场域的方向之意。两个字合在一起的“红船”,体现了一种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正确航向的方向感和方位感。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方向上,“中国共产党沿着红船的航向,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潮头”〔62〕。在中国革命的历史方位上,习近平同志重申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的历史宏大叙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南湖红船点燃的星星之火,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使四海翻腾,五岳震荡。我们党从这里走向井冈山,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由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勉励我们“‘沿着南湖红船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63〕。概言之,“中国共产党扬起红船的风帆,以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矢志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64〕有了正确航向,才会有政治定力,不会犯颠覆性错误;有了正确的方位自觉,才能不尚空谈,真正把共产主义远大革命理想与脚踏实地做好当下历史阶段性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最后,从历史事件的完成时态来看,中国共产党创立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段,但其最终成立大会是在嘉兴南湖游船上胜利闭幕的。这个“静悄悄”的闭幕式实际上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真正诞生,从而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实现民族救亡图强的理想提供了组织主体,为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完成了历史注脚。正如邵维正所言:参会代表“在小船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所以说一大在上海开花,在南湖结果”〔65〕。“红船精神”之所以是建党精神最集中、最科学的概括,还在于这一关键因素。习近平同志在论述“红船精神”时多次强调了这一点:他论述红船精神的5000多字的文章中,关于“诞生”一词有8处之多,直接指出“红船”是党的诞生地的语句有:“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中国共产党“在南湖红船上宣告成立”;党的“一大”会议“由上海转至嘉兴,在南湖红船上完成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使命”〔66〕;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就必须永远铭记红船是“我们党的‘母亲船’,重温红船的历史沧桑,在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中永葆党的先进性”〔67〕等。综合习近平同志强调“红船”是党的诞生地的多重话语,正说明了以“红船精神”来集中指称伟大建党精神的准确性、规范性和形象性。

    结语

    可以说,以“红船精神”命名建党精神,是在用一般语言难以精准、传神地表情达意之时的一种话语救赎,而“红船精神”的话语修辞则是一种有着视觉辅助功能的视觉语言,表征着视觉意象思维的本质特征,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立象以尽意”〔68〕“以视知觉济言语之穷”〔69〕的创造性思维。习近平同志指出,“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70〕。中国共产党在创建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生成了伟大的建党精神,而“红船精神”是对这一伟大精神现象的最集中、最科学、最形象概括。因而,“红船精神”这一概念是基于整个中共创建史经验所生发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指称,它并不是对“南湖会议精神”的简单重复,也不是特别强调浙江嘉兴地方性因素而忽视了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广东、法国、日本等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作用,浙江“南湖会议精神”与北京“红楼精神”、上海“先驱精神”、湖南“新民学会精神”等精神关于建党精神地域依托关系上,不应该存在奉地方本位主义为旨趣的地域之争。它们围绕中共创建核心事件时空区间内建党先驱们自觉建党实践发生的不同历史坐标点,构成了一个历史宏大叙事意义上的有机整体,“红船精神”概念是对其最具合理性的指称与概括。

    中国共产党创立这一开天辟地历史大事变的历史意义和前途命运,正如毛泽东引用《庄子》所讲:“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71〕96年来,党从当初一条小船上的13名代表发展到今天有着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正是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大力传承、弘扬以“红船精神”为滥觞而一脉相承的中国共产党系列革命精神之结果。红船精神的历史与时代价值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讲:“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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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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