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明代历史文化的征引与借鉴

2018年01月24日 16:58:27
来源: 《毛泽东思想研究》 作者: 刘训茜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香港999077)

    〔摘要〕本文从阅读史的角度,集中考察毛泽东对明代历史文化的吸收与运用情形。毛泽东对于明代史事十分重视且熟悉,首先,毛泽东的某些战略决策直接或间接受到所读明代典籍的启发;其次,毛泽东时常借助明代小说中人物情节现身说法,生动形象地阐明自己的意图和主张;再次,强调“主观能动性”、“人的因素第一”等意志力量,提倡活用知识、重视实践等观念,则无不折射了阳明学对毛泽东的影响。凡此都反映了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实有心得,相关征引乃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特征,从传统文化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古为今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传统进行了高度的结合。

    〔关键词〕毛泽东;明史;阳明学;阅读史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999(2018)01-0001-06

    〔收稿日期〕2017-11-2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明常奇观念的蜕变及其对文学之影响研究”(17CZW026)、香港查良镛基金会资助Louis Cha Postgraduate Research Fellowship(LCPGS2016/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训茜(1988-),女,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①参见陈晋:《毛泽东阅读史》,三联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盛巽昌编著:《毛泽东与中国古典小说》,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唐斫编著:《毛泽东与读书学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毛泽东毕生喜好读书,从中汲取了深厚的史学修养,经常在著作和讲话中旁征博引,评史论人。美国记者斯诺评价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且“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1〕。从阅读史的角度,通过考察毛泽东如何运用书本知识,从而了解其思想资源与内心活动,以及某些决策的前因后果,此种关联阅读与实践的取径,近年来已有学者加以注意和研究。①本文根据毛泽东自己的文字和谈话记录,集中考察其对明代历史文化的吸收与运用情形,探讨毛泽东从明代历史文化中吸收了哪些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又对其政治理想和治国理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毛泽东对明代典籍的阅读包括正史、文集、方志、笔记、小说等等。在范围方面,本文将产生于明代的文献和发生于明代的史事,均视为“明代思想文化”。下面本文分别就正史典故、通俗小说、理学思想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对明代史事典故的征引

    毛泽东一生通读《二十四史》,并且留下不少批语。其中,明代部分包括《明史》六条、《读通鉴论》四条、《明史纪事本末》七条、《明人百家小说》八条、《聊斋志异》四条、《绘图增像西游记》三条、冯梦龙《智囊》、李贽《李氏文集》二条二十四条。〔2〕以《明史》为例,这部史籍共有一百多册,320卷,毛泽东为了阅读便利,在每册的封面上都标记了册数和卷数,有的还列出传主姓名,如“60册,列传107,张四维,马自强”、“67册,131-132,东林党传”等。〔3〕《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所见批语主要侧重于评说明代的军事战争,但毛泽东对明代所发生的其他史事无疑也相当熟悉。

    1940年2月,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通电。通电向国民党提出了十条救国大计,其中第七条即为“取缔特务机关”。毛泽东写道:“特务机关之横行,时人比诸唐之周兴、来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彼辈不注意敌人而以对内为能事,杀人如麻,贪贿无艺,实谣言之大本营,奸邪之制造所。使通国之人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者,无过于此辈穷凶极恶之特务人员。”〔4〕毛泽东以明代厂卫机构比拟国民党的中统、军统机关,使人自然联想到明末宦官专权、厂卫横行所引发的巨大政治灾难;进而所提出的“亟宜实行取缔,加以改组”、“以回人心而培国本”的政治主张也就具有了相当的说服力。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应蒋介石之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出发前的延安中央高层会议上,毛泽东陈述应变方针说:“大家应该明白,蒋介石这次邀请的目的不在诱捕,而在于捞取政治资本,争取备战时间,推卸内战责任。党派我去谈判,谈成了对人民有利,对中国的和平建设有利。万一谈不成,蒋介石把我扣起来做人质,那他就彻底输了,他坚持内战的反共嘴脸便暴露无遗。最坏的情况无非像历史上的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如果真是那样,大家就要像于谦那样,针锋相对,坚决斗争,斗得越凶,仗打得越好,我也就越安全。”〔5〕毛泽东将自己只身赴重庆,类比为明英宗身陷瓦剌;再以于谦组织北京保卫战,终使明军转危为安的例子,阐明应当勿受蒋介石胁迫,采取积极主战的策略以应对意外。

    1944年,岁次甲申,距离李自成进京的甲申之变正好三百周年。郭沫若在重庆撰写《甲申三百年祭》,以明亡史事为主轴,指出李自成等起义军首领进入北京后,“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6〕毛泽东认为该文能借由李自成的失败,警示中国共产党记取历史教训,在胜利之际更要保持清醒,不要重蹈李自成覆辙,因而将之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7〕

    在毛泽东心目中,明末农民起义的经验如同一面历史的明镜。1948年底,时值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再次想到了这段明末史事。随着时局的变化,毛泽东对甲申之变的观感,从警惕骄傲情绪、保持忧患意识,转变为严防干部“进京”后贪污腐化。

    毛泽东多次谈到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认为共产党人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这个时期,毛泽东和中央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又谈到这个问题,他当着中央和大区的一些同志的面说,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是要上历史的,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尤其是怎样预防党执政后重蹈李自成式的因胜利而骄傲而腐化的覆辙,已成为他反复思考的大事。他要求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做到“几不”,即不做寿、不祝酒、不以人名作地名、活人不上舞台等。毛泽东的这些话得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认可并成为全党必须遵守的规定。

    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央直属机关和警卫队,由西柏坡开赴北平。他在一路上反复叮嘱大家,“进了城,我们就正式管理这个国家了,更要多为人民着想”〔8〕,一定要在“进京赶考”中取得好成绩,而不能像李自成那样,“胜利了就忘记了人民”〔9〕。

    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由于担心美国与苏联联手入侵,毛泽东从《明史·朱升传》中获得了启发。1972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说:“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0〕“高筑墙”在现代战争中并无效用,因此加以变化而为“深挖洞”。这一“备战”“备荒”的整体策略,虽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但是,“不称霸”的宗旨则配合毛泽东逐渐形成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帮助中国树立了作为政治大国维护世界和平重要力量的形象。

    二、对明代通俗小说的讲论

    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历史小说情有独钟,曾回忆学生时代的阅读爱好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11〕由于熟谙古典小说,毛泽东常在行军打仗之际,借助相关人物、情节现身说法,以阐明自己的意图;或在会议和讲话中信手拈来,既能说明问题,亦能引起共鸣。更为重要的是,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所领悟出的部分战略战术,起到了在战场上克敌制胜的作用。

    1930年11月,蒋介石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由张辉瓒担任前线指挥。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提出了撒开两手、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作战方针,即“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消灭之”的策略。是年12月,毛泽东和朱德决定在海拔较高的黄竹岭,利用清晨浓雾发动进攻,毛泽东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曹兵。今天,我们借晨雾,全歼顽敌啊!”〔12〕

    1936年12月,毛泽东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文中提及《水浒传》中洪教头与林冲在柴进庄上比武的故事。面对洪教头来势汹汹的进攻,林冲假装败退以作试探,“(洪教头)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随后又举《三国演义》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等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的战役,总结出了“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策略。〔13〕

    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征引“三打祝家庄”的故事,阐明活用战术、侦察设伏、统筹规划等事项对战争成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象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14〕

    已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两大来源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尤其是指挥红军作战取胜的一套战略,是巧妙而成功地涉取了中国传统战术的优秀遗产。〔15〕从本文的分析可知,毛泽东在阅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所领悟出的战略和战术,结合革命中的实际斗争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其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同时这也表明,毛泽东思想中战略战术的一个重要源泉是中国的传统军事思想。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评价说:“毛氏是众所周知的理论家,但他的理念却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战争的经验。”〔16〕这个说法应该是信而有征的。

    毛泽东对通俗小说的熟习和运用,还使其讲话与文章的风格直白生动,易看易懂,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和大众文化相融合,有效地拉近了与同志、群众的感情。比如,毛泽东曾将新四军比为《三国演义》中蜀国的“四将军”赵云〔17〕,夸奖大将军彭德怀胜过过五关、斩六将的关羽,而自己的警卫战士,则人人都比曹操手下第一勇将许褚还要厉害。〔18〕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以《西游记》中唐僧所乘的白龙马教育大家:“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我们一个革命者做事情,好比挑担子,有六十斤的,有一百斤的,只能拣一百斤的挑,不能拣六十斤的挑。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我们都要树立这种作风。”〔19〕国家建设时期,毛泽东则又以“拼命三郎”为典范,鼓舞大家说:

    《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九十岁,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20〕

    1953年6月,毛泽东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的讲话中,引用《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中故事说:“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21〕这里主要抓住了小说中统帅周瑜相较老将程普的年龄特征,巧妙地将之类比为“青年团员”,由此突出了选拔任用青年的重要性,阐明切忌论资排辈,而应当看重能力,唯才是举。

    1957年7月,在上海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22〕这里将“君臣鱼水”的比喻活用为党群关系,强调党员干部不应离开群众。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通俗小说的讲论,是联系自己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客观辩证地分析和评价通俗小说中的事件、人物、情节,肯定其所长,分析其所失,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学以致用,并形成了一套独得的见解。对此,有老同志回忆称:毛泽东也很喜好看中国历史上的闻名小说。我国的不少古典小说他曾读过多遍,十分熟悉,在讲话和文章里,时常引用这些小说里的首要人物、事务和典故,而且经常用独到的看法介绍给别人。

    三、明代理学对毛泽东的影响

    清初大儒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发凡》中写道:“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於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23〕即在黄宗羲看来,中晚明兴起的阳明学是有明一代最有价值的学术思想资源。

    毛泽东受阳明学熏陶可追溯至青年时期。《讲堂录》是1914年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时期的笔记,也包括一些读书时所作的札记。《讲堂录》开篇即写道:“白沙事迹,详《明儒学案》。宋元多理学之士,有《宋元学案》”;“与弼皖人,安贫重实行,簸〈簸〉谷其一端也。”〔24〕“白沙”即明中叶与王阳明同为理学大师的广东新会人陈献章,世称白沙先生。吴与弼籍贯江西而非皖人,也是明代大儒,事迹见《明儒学案》中的《崇仁学案》。

    在心理层面,毛泽东早年笃信的“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25〕,正是王阳明“心即理”学说的体现。《〈伦理学原理批判〉注》的最后一条批语即“意志力”、“心力”〔26〕。而毛泽东在杨昌济伦理学课上得到满分的作文亦名为《心之力》。〔27〕毛泽东在《讲堂录》读书札记中,甚至将朱熹所说的“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28〕一句,改为“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29〕。也就是说,认为自我之力可以超越山河大地的总和。《〈伦理学原理批判〉注》中还有两段文字:

    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30〕

    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言。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真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除之……大凡英雄豪杰之行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决无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31〕

    以上论述,都是典型的服庸心学的思路与见解。尤其是毛泽东在“豪杰”一段之后所加按语“吾之意与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之意,大略相同”,正是阳明心学承接孟子推尊心的功能,“扩而充之”,凡事诉诸心之发动的思维。

    毛泽东早年思想中的阳明学因素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深受儒家典籍的熏陶,推崇孔孟学说,不但接受了宋明理学中的修身治学之法,尤其对“陆、王卓绝之识”别有体认。〔32〕另一方面还可能受到梁启超的影响。〔33〕梁启超是晚清宣传阳明学说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自1903年开始宣扬王学,先后写作《节本明儒学案》与《德育鉴》,在晚清民初影响甚巨。参见黄克武:《梁启超与儒家传统:以清末王学为中心之考察》,《历史教学》2004年第3期;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兼论思想的本质与思想的功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48页。

    虽然毛泽东曾告知美国记者斯诺,自己青年时期属于“唯心主义”〔34〕,是一种不成熟的思想表现,之后对包括阳明学在内的儒家学说也显然有所扬弃,但阳明学对毛泽东仍然具有多方面的影响,本文试举例:

    首先,毛泽东历来反对死读书,读死书;强调重视书本知识的同时,也要看重实际知识。1914年《讲堂录》中即有“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字尚己”的一段笔记。1938年3月,毛泽东在抗大三大队毕业典礼上,对学员们说:“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也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35〕读无字的书,即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

    王阳明所强调的“知行合一”,即认为行动是知识的唯一意义所在;唯有透过行动,才能知道一物一事的本来面目。直到获得行动的印证为止,否则,知识就不能被认为是真知。〔36〕遵循这样的逻辑理论,毛泽东在革命年代始终强调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他曾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那种盲目尊奉书本与教条的做法,强调将书本知识为我所用。毛泽东一生也做了大量社会调查,对于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从而解决革命中的问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大革命时期,通过调查研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作出了科学分析;在井冈山时期,通过农村调查,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

    出于阳明学知识观的影响,毛泽东指出,仅仅从读书或不读书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他曾在1958年评价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及:“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37〕

    其次,毛泽东早年受阳明学心力观念的影响,具有一种凡事诉诸一心之发动的思维。这种思想因素始终存在于毛泽东的头脑中,他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上升到一种相当的高度,弘扬“革命意志”,强调“主观能动性”和“人的因素第一”等,这个思想在革命时期具有积极的作用,表现为立定跟脚,排除万难,以争取革命的胜利。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因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单向性,认为“只要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38〕也造成了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太急而走了弯路,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

    四、小结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吸取与借鉴,当然不会仅仅局限于明代,本文只是选取其中一个角度。毛泽东常引历史典故作为自己的议论依据或行事根据,这在文集和选集中所在多见,凡此都反映了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实有心得。从本文的分析来看,毛泽东对明史非常熟悉且重视。考察他对明代思想文化的讲论与实践有着如下三点意义:

    第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能为现实提供参考,并具有正面的教育作用和积极意义。毛泽东深信史学是知识的重要来源,并可以为某些意见与决策提供支持。中国“近代”与“传统”社会之间存在长期的延续性和相似性。毛泽东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从不给以简单的论断,而是谨慎地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具体加以剖析,记取教训,汲取智慧,古为今用,学以致用。对共产党人来说,无论是借鉴历史教训,还是继承优良传统,都将取得丰富的成效。

    第二,革命与治国是全体党员与群众所共有之事,需要一体实行才会有效。毛泽东对通俗小说的熟习和运用,使其讲话与文章变得直白生动、易看易懂,既能说明问题,也鼓励了大家与之同心同德。质言之,这样的讲话风格与交流方式无疑拉近了相互之间的距离。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进一步参见Elizabeth J. Perry, “Moving the Mass: Emotion Work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bilization 7:2 (June 2002), pp. 111-128; Chang-tai Hung,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126.

    第三,毛泽东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返本开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传统高度结合起来。毛泽东乃立足于中共生存和发展的实际需要,以本土文化融通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而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质言之,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征引与实践,既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时代化,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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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张叶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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