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笔谈·苏区史研究的史料学与方法论

2018年12月13日 15:10:00
来源: 《苏区研究》 作者:

  按语:改革开放40年来,苏区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史料学和方法论层面依然缺乏充分的探究。实际上,苏区史研究的深化与创新,既需要学术界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同时也需要方法论层面的梳理和探讨。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央苏区民间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课题组同仁结合前期课题实施的体会,尝试从苏区史料学的构建、苏区史研究中的档案运用、历史人类学方法论的借鉴等方面展开理论的探讨。本刊推出这组笔谈文章,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和学人的关注,并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苏区史料学的构建初探

  吴永明

  (南昌大学客座教授)

  改革开放40年来,苏区史研究成果有目共睹,这与苏区史料的收集整理取得了很大进展不无关联。同时也应看到,苏区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亦有不足,例如搜集不够全面、考证还欠深入、整理不尽科学、使用不够充分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学界时有讨论,但结合实例,就如何规范化收集、运用苏区史料方面作出的专门论述仍然少见。我们认为,加强苏区史料的搜集整理利用工作,不仅要在实践上下功夫,还应从理论上探讨苏区史料学的构建。近年来,随着《苏区研究》的创刊,苏区史研究受学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研究群体广涉历史学、中共党史学、社会学等学科。这些为苏区史料学的构建提供了契机。因此,本文拟结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央苏区民间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前期实施的体会,就苏区史料学的体系构建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苏区史料学的界定与学科归属

  对史料的重视在中国源远流长,但作为专门的学科分支,史料学则迟至20世纪以来才逐渐具有独立的地位。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史料学具有专门或独立的学科地位。再进一步看,史料学分为通论式史料学和专门性史料学,前者着重从宏观上阐述搜寻、鉴别、考订和运用史料的一般性方法和规律,如荣孟源的《史料和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7);后者则阐释某个时段、某一区域、某一领域或某一类别等具体史料的来源、搜集、整理和运用等,这类著作十分常见。在史料学的一般原理上,两种史料学并无实质性差异。

  苏区史料学是一门具体而专门的史料学。目前,学术界对苏区史料学并无专门的阐述,可能是由于长期以来党史学界相对忽略了对史料学的探讨,目前学界少见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的史料学专著,仅有的如张注洪《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和周一平《中共党史文献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前书作者长期从事中国现代革命史及其史料学的教研工作,此书在他多年的讲稿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分为“革命史研究与文献资料概述”“革命史史料学专题探讨”两大部分;后书从理论基础、文献搜集、文献整理、文献编纂四大部分搭建了中共党史文献学的框架体系。】二者各有千秋,均奠定了深入探讨党史史料学的基石,也为我们探索苏区史料学提供了借鉴。从系谱学意义上说,苏区史料学的原理奠定在史料学的基础之上。在内容上,苏区史料学是对与1927-1937年间中国苏维埃运动尤其是全国各个苏区发展有关的史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别、考订和使用的理论与方法构成的一门科学。在实践层面,苏区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和考订等工作积累有年,但还需进一步的理论化和规范化。

  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苏区史料学究竟是谁的分支?是中共党史史料学或中国革命史史料学,还是中国近代史史料学或民国史史料学的分支?近代史史料学是一门专门性的史料学【就史料学的学科属性问题,学术界仍有争论,分别视之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基础学科或一个领域。参见刘萍:《建国以来史料学的理论探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150-151页。此外,中国近代史的时段划分也有变化,以往学术界习惯将1840-1919年、1919-1949年分别称作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而今将1840-1949年称作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基础学科或一个专门的学科,抛开蔡元培的“史学基本是史料学”、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等强调一端的看法不论,在实践上,早在1960年,戴逸、陈恭禄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中国近代史料学”课程和在南京大学开设“中国近代史史料介绍”课程;而1980年代初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张宪文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等著作已经让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呼之欲出。客观地说,苏区是中共革命的产物,是中共在革命进程中进行政权建设、社会改造的具体实践,因而苏区史天然地具有党史和革命史的属性。正由于此,传统看法一般将苏区史视为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的一部分。但近年来党史学界出现学术化或历史学化的趋向,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如下观点:苏区史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历史阶段,亦是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适应,苏区史自然地隶属于近代史或民国史的范畴,苏区史料学也属于中国近代史史料学或民国史料学的一个分支。

  二、苏区史料学构建的初步设想

  构建苏区史料学学科,要准确界定史料学的概念、地位、任务、对象,探讨和总结史料工作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论,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史料收集与利用的具体实践层面。

  (一)苏区史料的构成

  苏区史料,是有关苏区历史的发展、变迁的记载、实物及其它载体。苏区史料所涵盖的时间主体是在1927-1937年,但从建党到大革命时期也应该纳入,因为苏维埃制度的思想与实践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苏区史料具有丰富的构成:其一,根据史料性质分类,如书籍、报刊文章、档案文件、图像、广告、戏曲、歌谣、实物等;其二,按照史料归属的组织或生产者来分类,如党政组织生产的史料、群团组织生产的史料、个人生产的史料、海外史料等;其三,按照史料内容涉及的区域进行分类,如红区、白区及灰色区域的史料等。但在研究实践中,最主要的史料有:一是原始档案,如中央和中革军委等有关部门积累的文书档案资料,但从瑞金到达陕北后留下的原始档案文献较少,才50余斤,数千件。【刘英、丁家栋、杨洁:《长征史料的挖掘、保存》,《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1期,第146-153页。】还有国民党“保存”的档案,如国民党将军陈诚率部在江西“围剿”多年,搜集了大量的文件资料,1935年编成《赤匪反动文件汇编》(6册),约110万字。196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将台湾所存的大量有关江西苏区的约1500件历史文献整理成21卷缩微胶卷,即“石叟档案”。【孙翠玲、屈凯:《陈诚收集的江西苏区红色文献概述》,《图书馆建设》2012年第10期,第28-31页。】二是苏区时期创办的《红色中华》《红星报》《青年实话》《战士》等报刊。三是口述及回忆文献,如原苏区的高级干部在延安时期的回忆史料及以此为基础编纂的历史文献。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从1943年9月起召开了一系列地区工作和历史的座谈会,曾在各大苏区工作的领导干部或重要当事人都回顾了革命历史,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工作是对苏区时期的回忆。这批史料虽然数量有限,且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参加整风学习、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清算错误路线的影响等目的而生,但已经成为最早一批有关苏区历史的回忆资料。且由于距离苏区的时间最近,其可靠性和真实性也具有一定的保障。1949年后,在地方党史业务部门的组织下,多次征集了革命者的口述及回忆史料。此外,还有书信、日记、图像、证件等多种史料。

  (二)史料搜集的方法论

  苏区史料的搜集,一要眼光向下,走向历史现场。正如罗志田教授在谈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时指出的,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主流取向就是史料的扩充,时至今日,史料扩充仍值得进一步提倡。例如,档案特别是基层档案的运用在近代史研究中就极为不足,造成史学言说中乡、镇、县层次的论述仍然非常薄弱。【罗志田:《史料扩充仍值得进一步提倡》,《北京日报》2018年9月3日,第16版。实际上,前些年作者已经提出这个观点,参见氏著:《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22-40页。】就苏区史料而言,同样如此。散布在基层县市档案馆、博物馆、革命纪念馆等公藏机构的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布满灰尘,很少有人触碰,有待全面整理。二要不断拓展史料的边界,如20世纪初梁启超所说的“取诸左右逢其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1页。】,关注各种类型的史料,不仅搜集直接史料、有意史料、共产党史料、国内史料,还要扩展外延,相应地收集间接史料、无意史料、国民党史料、海外史料等与苏区历史相关的一切史料。例如,传统研究中不太关注影像史料。2016-2017年间,研究者在俄罗斯档案馆找到17个有关中共图像的卷宗,里面有1千多张红军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照片。这些影像档案“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红军时期的理解”。【李佳怿:《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主任高初:中国战时摄影,“燃起一股热力”》,《文汇报》2018年9月28日,“文汇学人”第4版。据该文介绍,北京大学王奇生教授等16位历史学家和高初等一批摄影文献研究者分享战争时期的部分档案,正在共同完成一套三卷本的新的军事图集。】这些档案史料的发现者,并非历史学家,而是来自艺术界、美术馆界、出版界。历史学家擅长的是文本,但是图片、影像、声音等非文字史料同样重要。三要充分利用网络和搜索引擎,并使之与相关工具书、档案馆等公藏部门相互配合。像孔夫子旧书网、读秀等网络资源,极大地便利了史料搜集工作。

  (三)史料整理和考订的方法论

  搜集是整理的前提,而整理、考订则是史料得到科学利用的前提和基础。因为诸多史料散乱,甚至真伪难辨,相互抵牾,史料的整理和考订不可或缺。在整理方面,最重要的是对史料的分类。对此,各家见识不一。【就近代史史料而言,新近较具代表性的说法有:严昌洪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梳理了历史档案类、奏议类、书札和日记类、传记类、报刊类、方志和典制类、结集类、史事记载和笔记及野史类、口碑和实物类、丛书和史料选集类等十大类史料;曹天忠所著《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阐述了档案,会议记录、社会调查、考察报告、游记,日记、书信、函电,文集、诗歌,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报纸,期刊杂志,丛书、类书、年鉴、统计资料,方志、年谱、家谱、族谱,传记、笔记、野史、小说,电子化史料和数据库史料等十一大类史料。】对于苏区史料,现行的分类方法主要有:按区域分,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川陕苏区文献史料集成、鄂豫皖苏区史料汇编等;按史料性质分,则有档案、文件、个人作品、歌谣戏曲、实物等类。新近也有学者按照历史文献的文体予以整理,如分为文件类,电文、请示、信件类,读本、讲话、著述类,布告、通知、标语、传单类,消息、报道类,诗词、歌曲、戏剧、曲艺类,其他类等多种文体。【《凡例》,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我们课题组立足于苏区史料分为官方史料和民间史料的基础,进一步将后者细分为基层档案类、家族契约与民间文书类、口述史料类、民间文艺史料类、实物遗存类等。从操作上来说,地方档案馆等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通力合作,既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如长达260余万字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就是由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整理、编辑而成,已经成为川陕苏区史研究的核心参考资料之一。因此,相关公共场馆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贯彻档案法,使那些已经解密、符合公开出版条件的苏区档案资料,尽早公开出版发行,以惠及学界和社会。

  对史料的考订和鉴别,具体的方法论至少有二:一是考证史料的真伪,对于一些关键性史料,其中可能存在的缺文漏字、衍文增句、篇章错位、失真等问题,需要借助传统的校勘法、考据法进行严谨的考订,确保史料最大程度的真实,从而避免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认识的偏误。其具体方法,除了文本本身的考据之外,还须采取综合比对法——将文字史料与实物史料、档案资料与口述史料、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本国记载和外国记载、直说和隐喻等进行综合互证。二是史料内容及其生产机制的考订,从来源入手,“重返史料生成现场”,“充分斟酌、分析资料内容”,对“资料编纂的进程作全面探讨”【[日]石川祯浩:《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第93-100页。他认为,之所以要从“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主要是因为党史资料的翻译、整理、编纂等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系统分析史料的生产机制、来龙去脉,史料背后的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或技术呈现,从而最大限度地达致史料的真实。当然,须在实践中不断总结考订史料的方法。

  (四)史料利用的方法论

  在史料利用方面,除了遵循一定的规范之外,具体的方法论尤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则要综合运用各种史料,不应片面依赖单一的史料,像图画、影像等资料也应受到重视。二则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史料汇编。如公藏部门整理、编辑或内部使用的史料集,亟待向学术界和社会开放,提高利用率。据笔者了解,江西省档案馆在2010年就开始组织县市档案馆将所藏革命史档案统一进行电子化扫描整理,但该电子版迄今未向社会公开,学术界的利用仍只是“冰山一角”。例如,要更加重视利用“文史资料”和“传记文学”。前者是指中国大陆政协部门从1960年代开始进行的由各地政协委员(基本上是各界名流、社会贤达,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或见证人)写作的回忆文章选辑,后者是台湾私人出版机构编辑的专门刊登口述历史和自传之类文章的期刊,性质类似于文史资料选辑。【谢泳:《“传记文学”和“文史资料”》,《厦门集》,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92-96页。】两类史料汇集中,一些文章回忆了苏区时期的历史和社会风貌。三则要拓展史料利用的途径,首先在学术研究层面,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力求史料与方法的统一,诚如翦伯赞所言:“要使历史学走上科学的阶梯,必须使史料与方法合二为一。既用科学方法进行史料之搜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料进行对科学方法之衡量与考验。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其次在社会教育层面,在展览、传播与教育各渠道发挥史料作为素材或载体的最大功能。

  三、新技术条件下苏区史料数据库建设的策略

  在新技术条件下,传统史料学面临巨大的挑战及机遇。苏区史料的电子化数据库建设,应该充分借鉴先行者的成功经验。因为与其它领域相比,苏区史领域的数据库建设一直滞后。【已有学者作了探讨。参见柳丹枫:《关于原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党史研究数据库建设的思考》,《出版发行研究》2015年第2期,第88-92页。】1999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文献资料库》,一套两张光盘,资料分为建国前、建国后,分别汇集了2733件、619件重要文献,共计2000多万字。这是“我国出版界首次将党的历史文件、文献系统地录制成电子出版物”。【本刊编辑部:《集权威性、文献性、收藏性、应用性于一体的<中国共产党文献资料库>隆重推出》,《全国新书目》2005年第6期,第6页。】但是,党史文献的电子化工作还未广泛推广和普及。

  苏区史料数据库的建设,应契合技术发展的潮流,着力实现精细化、数据化、概念化和可视化。一是汇集史料,针对某个研究主题生成的某个时段,建立包括书籍、报刊、档案、图片乃至口述史料在内的各种类型的史料集群;二是标准化处理,针对缩微胶卷等已经初步电子化的档案史料,采取新技术进行扫描、复制并公开在网上。例如,借鉴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原理,对每一份史料,都标注出版时间、出版地点、归属地、关涉主体、关键词等,建立方便、快捷的文献搜索系统,方便使用者随时随地调阅。这方面,可以借鉴的一个实例是:哈佛大学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它以人物为主项,对各种来源的史料作数据性的标准化处理,已有的数据类型有人名、时间、地址、职官、入仕途径、著作、社会地位、亲属关系、社会关系、财产和事件。借此,学者可以进行地理空间、社会网络、群体统计等多方面的分析统计,并将结果可视化。

  苏区史料数据库的建设目标,应该是一个开放、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学术平台。所谓开放,就是对需要者开放,本地和外地、国内和国外学者都能够随时随地进入、浏览、查阅甚至利用;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学界能够借助技术手段随时添加新的史料,使史料的搜集、整理、分类和利用等方法不断细化和完善,同时不断丰富史料数据库。

  档案与苏区史研究

  黄道炫 戴利朝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越来越得到认同,档案收集、整理和出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杨奎松、王奇生等学者之所以能取得重大的学术突破,突出的原因正是依赖于档案史料的开发、运用。鉴于前人的经验和苏区史研究的实际需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央苏区民间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特设一个子课题,着力于基层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十分必要。

  一、苏区档案及其特点

  苏区档案,是指其内容与1920-19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苏维埃运动紧密相关的文献或实物。除了一般档案具有的原始性、系统性、丰富性等特点外,苏区档案还有以下特点:第一,稀缺性。原始档案越多,历史书写就越有可靠保障。如梁启超所说:“历代官署档案,汗牛充栋,其有关史迹者,千百中仅一二,而此一二或竟为他处所绝不能得。档案性质,本极可厌,在平时固已束诸高阁,听其蠹朽,每经丧乱,辄荡无复存。旧史纪、志两门,取材什九出档案,档案被采入者,则附其书以传,其被摈汰者,则永久消灭。”【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同理,由于多年战争的影响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保留至今的苏区原始档案特别稀少。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但从瑞金到达陕北后中央和中革军委等有关部门保存的文书档案资料较少,才50余斤,数千件。【刘英、丁家栋、杨洁:《长征史料的挖掘、保存》,《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1期,第146-153页。】虽然除了中共自己保留的档案,还有国民党方缴获及海外保留下来的档案,但原始的苏区档案总数稀少。第二,非专属性。本来,从档案的来源来看,档案的生产者是特定的组织、单位或个人,一经入馆收藏,档案是按照全宗、卷宗来分类归属的,此全宗、卷宗就是该档案的名号。但是,从实际归属看,苏区档案不仅仅藏在档案馆,同时也收藏在革命博物馆、革命纪念馆、党史办等相关单位。甚至在有的地方,苏区档案没有保存在档案馆,反而是在上述其他单位。如新近学者在福建省新泉革命纪念馆发现的105件乡苏维埃政权公文底稿,较为罕见,有助于重新认识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具体实践。【参见张侃、李小平:《1929-1930年闽西乡村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实践——以“芷溪苏维埃政府公文底稿”为中心的分析》,《东南学术》2017年第1期,第67-78页。】因此,从“稀缺性”特点出发,我们要加强苏区档案史料的搜集工作;从“非专属性”特点出发,我们在实地搜集中不仅要关注档案馆,还要关注其他收藏单位。

  二、苏区史研究中常用的档案

  从苏区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与相关成果来看,当前苏区史研究中常用的档案主要如下:

  一是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为代表的“中央”档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起初是“内部本”,增补后于1989-1992年出版成为“公开本”,是由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大型档案文件汇编,共计18册,按年度分册,其中第3-11册为1927-1938年的史料。《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则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并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大型文献选编,其中首次公开发表的300多篇文献即来自中央档案馆,共计26册,3600多篇,约1350万字。其中4-14册为1927-1938年的史料。这类档案有三个特点:一是编者权威,即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等是档案资料整理和编辑的主体;二是内容权威,即大多数档案资料来自中央有关部门的保存或收藏,且内容都经过编者的考证;三是内容专门而系统,基本上都是中央文件及长时段的资料汇编,有助于考察苏区的兴衰流变及来龙去脉。除了系统的文件档案汇集之外,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年谱、文集、传记等著作中也公开了相关的中央档案。

  二是以各地革命史档案为代表的地方档案。由于苏区革命的在地性与底层性,各个苏区所在市县的党史部门、档案馆等也组织或联合编辑了地方革命档案。这类档案分为两块,一块是长时段的革命史档案。这批档案有300多种,称“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或“革命历史档案资料汇编”,大多数在1980-1990年代已经完成编辑,但印数很少,且属于内部发行,极少数公开出版(如《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1986年版)。这类档案的价值独特,“最大特点在于其地方性和事务性。毫无疑问,这些历史文献是研究中共与地方关系,尤其是地方党,包括各省和各个早期根据地内部发生的种种历史问题与历史事件,和研究中共地方史,特别是深入探讨中共基层组织历史状况的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从整体研究中共党的历史而言,它们对已经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也具有极为重要的补充参考作用”【参见杨奎松:《6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谈往阅今——中共党史访谈录》,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98页。这里的《中共中央文件选编》可能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这批革命史档案,从内容来看,除了“地方性”“事务性”特点外,还有长时段、系统性的特点,涵盖了地方革命活动的酝酿、党团组织的发展、革命兴衰与社会状况等内容。这对系统地揭示苏区的发生背景、发展源流、变迁走向等问题都极有助益。另一块是专门性的苏区档案。这无疑是苏区史研究中最基础的史料。以中央苏区为例,从1980年代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革命历史资料丛书”之一,上中下3册)到2011年以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赣州、龙岩党史部门共同编辑出版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已出13册),都是最受学术界重视的文献汇编,档案是其大宗,如党的中央领导系统文件、中央政权系统文件、军事系统文件、中央群众团体文件、中央革命根据地所辖各省文件等。此外,苏区的若干专题,如工商税收、司法、妇女运动等,也出版了档案汇编。

  三是以“民国档案”尤其是蒋介石、陈诚等个人档案为代表的国民党档案。苏区时期,国民党是共产党革命的对手方。近年来苏区史研究的一个明显进步,是补充或加强了对国民党一方的研究【如陈红民依据“蒋介石日记”这一档案史料,对国共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参见氏著:《从〈蒋介石日记〉看其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苏区研究》2016年第6期,第10-19页,《新华文摘》2017年第7期转载。】,使得相关结论更为客观和全面。之所以有这个进步,是因为对国民党一方史料尤其是档案的利用。国民党的档案收藏极为丰富,主要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省的档案馆及海外尤其是大学的特藏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以收藏民国时期档案史料为主的国家级档案馆。所藏的五大类档案中,“南京国民政府档案”共1010个全宗,数量最多。【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官方网站(https://www.shac.net.cn/dagis/gcmgda/)。】又由于苏区时期国共之间以军事冲突——“围剿”与反“围剿”为主旋律,苏区史料主要集中于该全宗的“军事机构”档。至于台湾,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台湾省“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等的收藏为最。国民党档案史料中的个人档案,在苏区研究中利用较多、价值突出的有蒋介石档案和陈诚石叟档案,主要收藏在台湾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近代中国档案特藏室,后者收藏了蒋介石、宋子文、陈诚等国民党政要的私人档案资料和其他相关档案,总计600多种,逾300万份。【参见严昌洪编著:《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页。】国民党方的档案,还有一大块是基层县市的“民国档案”或“旧政权档案”。它产生于民国时期,1949年后移交或接转到原苏区市县的档案馆。有的地方,这批档案数量巨大,还未全面整理,也未引起学者的充分重视。如学者在四川发现,基层的民国档案,无论数量还是保存的质量,都远甚于清代档案。万源市档案馆和战史馆珍藏了数量丰富的1932-1935年间万源县政府档案,渠县档案馆收藏了6000多卷民国档案,其中很多是红四方面军独立师师长任伟章在渠县任知县时的档案。【编者:《前言》,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这些对于全面、深入地研究川陕苏区的历史很有帮助。

  四是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为代表的海外档案。这是指保留在海外的外文或中文形式的中共革命档案。在中西交通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中,中共的革命并不是纯粹一国之内的事件,而始终处于国际关系网络当中。研究中共早期革命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中共与共产国际、联共(布)之间的互动关系。多年来,受语言等因素的限制,大陆学界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建立在国内史料基础上,而缺乏域外尤其是苏俄方面的史料支撑。这种情形的基本改观,始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这套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于1997-2012年间出版的大型档案文献,主要由两块组成,首要一块是《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1920-1949)》的中译,这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原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丛书共计21卷,其中第7-15卷是有关苏区时期的档案,如第7-10卷的内容涉及1927-1931年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制定、实行苏维埃方针初期对华政策的各个方面,为既有研究中史实、内容、观点的修改或补充提供了关键性的档案支撑,有力地推动了苏区史的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如凌步机:《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经费与物资援助》,《苏区研究》2015年第1期,第42-56页,《中国现代史》2015年第10期全文复印;余伯流:《共产国际视野下的中共苏维埃革命》,《苏区研究》2016年第4期,第22-35页,《中国现代史》2017年第2期全文复印等。】此外,日本、欧洲等地收藏的档案也有不少系中文原件或复制件。据介绍,日本外务省档案在美国占领期间曾经复制为胶卷,以后公开出售,共计2116卷,200万页。其中有相当数量与中国有关,如民国历史(1917-1942)、内战历史(1913-1936)等类,部分内容就采自中国。1962年有单位曾把其中收集的中文原件——党和革命政权的传单266件汇编为两册,名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史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史资料》。绝大部分日文材料还没翻译。【参见张注洪:《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页。】整体而言,海外苏区史档案的搜集整理工作,方兴未艾。

  三、苏区史研究中档案利用的几点思考

  诚如上述,当前苏区史研究越来越重视档案,不过,相比之下,对基层档案的认识和运用还有待加强。面对丰富多元的基层档案,研究者该如何利用?以下结合课题组一年多来的实践,提出三点初步的思考,希望有助于推动本领域的研究。

  一是档案的“在地化”利用。从场域来看,苏区的建设空间主要在乡村社会。乡村与城市或国家的场域性质不同,这一属性决定了苏区史研究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城市史等领域的研究更加需要紧紧扎根于基层大地,此所谓“在地化”。在这方面,华南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值得借鉴。从方法论来看,研究者到田野中不仅是为了发掘、搜集史料,更重要的是将档案(史料)带到田野中阅读。田野即历史现场,研究者须从在地的角度,基于档案的社会属性,努力将档案和与其关联的地方社会情境、社会结构、基层组织、民众日常生活等予以整体思考,在“历史现场”解读档案,在档案中理解历史现场。地方基层革命史档案通常具有名目繁多、来源不一、版本多样等特点,需要细加考证、鉴别之后方可使用。例如,学者考证后发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所编的《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中选刊了14份有关宁都起义的档案资料,其中有些并不符合史实。【曾庆圭:《“宁都起义”几个史实问题的考辩》,原刊《江西党史通讯》1985年第12期,后收入宁都起义纪念馆编:《宁都起义》,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50页。】这种“在地化”的考证对于进一步提高档案利用的准确性及澄清史实都有裨益。

  二是着力探析档案的历史源流。档案是历史的产物。利用档案之前,要了解档案的来历和生产过程。以兴国县的苏区档案资料为例,主要由《兴国革命斗争史参考资料》《江西革命斗争史文选》和“系列档案”三块组成。“系列档案”,具体分为如下八种:1类(自传、经历、简历、信件、照片、题词及将军老干部名册等)/共8号盒;2类(历史文件)/共11号盒;3类(回忆资料)/共8号盒;4类(文件资料摘抄)/共6号盒;5类(专题资料、书稿、文稿)/共11号盒;6类(党史刊物、报刊、信件等)/未统计盒数;7类(参考资料——民国及国外资料)/未统计盒数;8类(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资料)/未统计盒数等。结合上述名称,就可以探寻这些档案史料的生产机制,如1类主要来自党史办的搜集和当事人及其家人的捐赠,8类来自各地档案馆资料的复制等。

  三是努力遵循档案的内在系统。每个苏区的革命档案都是一个整体,涵盖了从文件到文稿、报刊、证件等丰富多元的史料类型,有助于全面揭示本地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历程及其各个方面。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档案尤其是地方苏区史档案本身的多元化构成。从地方档案馆的收藏来看,通常分为两种:革命史全宗及散在的革命史档案,而不会直接命名为“苏区”档案。如福建龙岩、上杭市县的档案馆,收藏的中央苏区革命史料主要是如下五种类型:(1)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著档案。常见的是马列经典作家的著作,苏联、共产国际的文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相关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档案资料等。(2)外地创办而传入的、本地创办的革命报刊。(3)苏区党政军各级组织的公文。(4)苏区经济、社会史料:以票证、统计清单或名单、个人史料等三类价值较高。(5)苏区教育、宣传史料:学校或教育、社会团体、宣传、纪念活动等有关的史料。【董兴艳、李莉:《地方档案中的中央苏区革命史料》,《福建史志》2017年第3期,第16-18页。】这些多元化的档案,提供了将档案和影像、报刊、革命回忆录、歌谣、故事等史料综合运用的可能性,如果做得好,可以大大推进苏区历史的研究,进一步逼进苏维埃革命的历史现场。

  历史人类学与苏区史研究

  黄伟英 黄志繁

  (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新中国建立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近些年,学界更多地用“苏区史”的概念取代“革命史”,反映出研究取向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走向革命的历史现场,进行田野调查,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日益广泛地运用到苏区史研究中。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有何贡献于苏区史研究?

  一、苏区史:革命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

  新中国建立后,西方国家有一个疑惑: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能取得胜利?因此,中共革命史的研究在海外颇受重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较多地关注中国革命中的权力关系、政治制度和革命领袖,萧作梁(Hsiao Tso-liang)对1930年代初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关系的考察、约翰·鲁(John E. Rue)对1927-1935年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剖析、金一平(I1pyong J.Kim)对中国共产主义政治的分析等较具代表性。

  1970年代末,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认为,只有把开始形成于江西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置于具体的社会背景中,才能真正明白中国革命,他对1927-1934年中共领导的革命和乡村社会的考察开启了用社会史的方法研究革命史之先河。之后,波拉切克(James M. Polachek)(1983)和韦思谛(Stephen C. Averill)都注重把江西苏维埃运动置于区域社会场景中考察。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学者孙江把袁文才、王佐之死置于井冈山的地方性语境中进行了社会史的再考察。

  总体而言,海外对中共革命的研究由起初的“眼光向上”,关注上层政治和革命精英,转向“眼光向下”,将革命置于具体的乡村社会场景中,从社会史的角度加以考察。国内亦如此。

  建国后,新政权视革命史为意识形态宣导的重要工具,非常重视革命史的书写,整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改革开放后,革命史进入学术研究的层面,起初多为宏观研究。自1990年代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如张静如、田居俭,力倡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革命史研究。

  在国外学界的影响和国内学者的倡导下,国内对中共革命的研究开始摆脱革命史的视角,较多地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展开分析,注重从具体的时空和历史场景下分析革命的发生、发展机制以及革命所引致的乡村社会变迁。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可谓体现这一研究转向的开山之作。之后,不少学者努力把革命置于具体的区域社会史脉络中加以研究,如,饶伟新对赣南土地革命发生机制的分析,刘昶对共产党在江南发动革命的考察,陈德军对赣东北革命实践的深描,黄琨对农民“个体的感受与抉择”的研究,等等。黄道炫专著《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堪称苏区社会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回首革命之路,如果没有一批知识精英的宣传、发动和组织,革命即便发生,也很难收获改朝换制、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之果;但如果没有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的参与,革命无法形成巨大的历史潮流。当学界广泛地用“苏区史”的概念取代“革命史”时,意味着我们对中共革命的研究,已经不限于对革命精英、政治制度的考察,而是“眼光向下”,关注以下问题:革命在什么样的场景中如何开展起来?革命如何影响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行为抉择?革命给中国农村带来什么影响?当学界开始“眼光向下”理解中共革命时,用哪些资料来诠释这场革命?如何获得这些资料?不期然地,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日趋成熟的历史人类学与苏区史研究有了一场邂逅。

  二、历史人类学的缘起和方法

  什么是历史人类学?2005年,笔者之一【笔者之一系黄伟英,后文不复注明。】在南昌大学攻读硕士,“华南学派”的核心人物陈春声、刘志伟等学者来讲学,其时,历史人类学在学界还没有如现在这般广为人知,我们热切地向他们请教这个问题。2007年9月,笔者到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陈春声、刘志伟老师,专业是“历史人类学”。从那时起至现在,笔者被无数次地问到: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是研究人类还是历史?历史人类学是研究中国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笔者一遍遍地解释,历史人类学不是一个学科,没有具体的研究领域,它是一种研究方法。我们和传统的历史学者一样,坐在书斋中阅读资料;不一样的是,我们会走进研究的区域进行田野调查,这种方法是从人类学那里学来的,所以叫“历史人类学”。

  1993年,“历史人类学”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出现在中国。其时,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人物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来到中国,在素有“眼光向下”及跨学科研究传统的中山大学演讲时,呼吁创立跨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历史人类学。如果抛开“历史人类学”的具体概念,“眼光向下”、注重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其实早有发端。1897年,梁启超在《新史学》极力呼吁“史界革命”,强调治史要眼光向下,“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但梁氏亦感叹由于史料缺如,真要写“民间之事”,却“真有无从下手之慨”。

  解决书写民众历史的资料难题之首功,应属顾颉刚和傅斯年等学者。1927年,他们创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顾颉刚在《<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中呼吁学者走出书斋、进入田野、广泛搜集资料的一段话,至今仍被历史人类学学者们奉为圭臬:“学问上的材料原是无穷无尽,纵横历乱的布满在各人的旁边,随你要多少是多少。可惜我们只知道要他,却总不肯捋起袖子去收拾他。鸟笼的门虽开,而大家依然麕聚在笼中,啁啾自乐,安度囚牢的生活,放着海阔天空的世界而不去翱翔,这是何等的不勇啊!”傅斯年主张在历史学研究上,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们通过田野调查或考古,广泛搜集民间传说、歌谣、神话、故事、档案、账本、契约等民间文献,在此基础上,书写民众历史。

  1980年代初起,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学者与海外的科大卫、萧凤霞等学者合作,以珠江三角洲为田野,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调查与研究。2001年,中山大学成立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03年,开始举办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之后的15年,每年夏天,都会汇聚起一群年轻学者,一起研读文献,田野考察,展开讨论。越来越多的学者麇集在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被称为“华南学派”的学术共同体中。

  概括而言,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特色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区域、个案研究,这种研究并非如批评者所言“鸡零狗碎”,而是把区域的研究放在大历史的思考中进行比较和讨论,以重新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二是注重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与利用,族谱、碑刻、契约、科仪书等民间文献都成为重要的研究资料,乃至于有人形容这些学者“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第三,注重实地调查。

  三、历史人类学与苏区史研究

  在中山大学攻读博士期间,笔者没有紧随老师们从事明清史研究,而是以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赣南乡村社会的变迁(1927-1953年)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在历史人类学大本营接受的训练深刻地影响了笔者的研究,因此,自然而然地就将这一方法用在了苏区史研究中。那么,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进行苏区史研究,有何裨益?

  首先,借鉴历史人类学“眼光向下”的研究视角,有助于获得对中共革命的总体性理解。要全面地理解中共革命,既要对革命的精英领袖、大事件展开宏观研究,也离不开对革命中的芸芸众生、与苏区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事件”的细致考察。当我们致力于这一学术追求时,唯有以“他者”的角色,走进苏区的历史现场,寻找历史的主体(即苏区民众)对革命的书写,聆听他们对革命的叙述与诠释。在他们的语境中,研究者会发现,革命深刻影响到苏区每个家庭的日常生计、婚姻、继嗣、祭祀、信仰、教育等。

  当拓宽研究的视野时,研究者也会发现,革命对苏区乡村社会的影响并未因1934年红军北上戛然而止,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以继嗣问题为例,革命中,有的革命者牺牲或北上后多年音讯杳无,如果他们并没有留下后人,其继嗣问题如何解决?他们的妻子命运如何?其父母的养老问题如何解决?新中国建立后,对烈士、烈属作了哪些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补偿,乡村社会对此有何反应?建国至今,政府怎样反哺为革命作出过重大牺牲的原苏区?原苏区的基层政府和乡村社会如何把革命历史构建成红色文化,从而形成独特的政治资源?值得追究下去的议题很多,不一而足。对这些议题的考察,促使苏区史研究者突破传统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些具有分水岭性质的年份的限制(如1934年、1949年),会通苏区史、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其次,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苏区民间史料进行搜集和整理。以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赣南、闽西为例,该区域的民众基本上聚族而居,家族传统深厚,乡民重视通过修谱、勒碑、立契等形式保存乡村记忆。该区域的每一个家庭、家族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土地革命的洪流中,人、财、物、社会结构、社会心理与地方文化等都受到冲击并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反映在官方文献中,也体现在族谱、碑刻、契约文书等地方文献中。这些珍贵的地方文献散布在乡村社会、个人收藏爱好者以及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苏区史研究者可以借鉴历史人类学“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方法,系统地搜集和整理散落在各处的中央苏区族谱、碑刻和契约文书,并加以分类整理。

  最后,借鉴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置身于历史现场,有助于更好地解读苏区史资料。苏区史资料中往往隐藏着一些“地方性知识”,资料的制作者通常不会有意地去注解这些“地方性知识”,如果不回到历史现场,而是坐在书斋中,无论研究者如何搜肠刮肚,都想不出其所以然。以笔者的亲身经历来说,笔者曾看到两册《土地革命分田簿》,详细记载了孔目村的分田情况,是考察土地革命时期分田的极好资料。在对资料进行量化分析的过程中,笔者产生了一些疑问。对该村进行为期数天的田野调查后,不仅得以释疑,且注意到田皮权、田骨权在分田中所起的作用。又如,笔者曾看到一本《江西省兴国县榔武区土地及其他不动产假登记底册》,是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收复”原中央苏区后地权变化的一份重要资料,但其中记录的复杂的人物关系、每份产业的所有者与“田主”(或山主、土主)、“纯熙堂”等,都需要到当地调查才能梳理清楚。田野调查后,不但原有的疑问得以释清,而且产生了新的学术灵感——自康熙年间以来,赣南乡村社会逐步形成的一田二主甚至一田数主的产权状况,对土地革命时期的分田产生了哪些影响?“地归原主”中,南京国民政府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土改运动中,新政权如何处理这种复杂的产权状况?

  总之,苏区史研究者借鉴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到原苏区乡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不仅可以搜集到相关的民间文献,加以分类整理;而且,在历史的现场解读这些资料,可以获得历史的体验,进而怀着“同情之理解”拓宽和深化苏区史研究,达到对革命的总体性理解,从而更好地理解、解释历史的中国和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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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编辑 - 张芯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