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准备两个传言的辨析

2019年06月21日 15:14:53
来源: 《苏区研究》 作者: 凌步机

  提要:近些年广泛流传着两个有关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准备的传言:一是说莫雄将一份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红军“铁桶合围”绝密计划交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送到瑞金,促使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撤离苏区突围长征。经史料查证,蒋介石在1934年10月制订对中央苏区的“铁桶合围”计划、蒋介石在1934年10月初在庐山召开“绝密”军事会议、莫雄参加蒋介石的“绝密”军事会议等说法均不符合史实。中央红军主力准备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最早是1934年5月下旬在博古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出的。二是说长征前夕毛泽东在于都致信博古要求留在苏区,周恩来得悉后连夜从瑞金赶往于都说服毛泽东参加长征。事实上长征前夕毛泽东确实在于都何屋给博古写过一封密信,但时间是1934年9月下旬,而此时中央书记处已经决定项英留在中央苏区领导游击战争。有关周恩来连夜赶至于都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一事可信度也极低。故这一传言在缺少文献资料直接证明之前亦不可取信。

  关键词:中央红军;长征决策;长征准备;战略转移;传言;辨析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3.003

  作者简介:凌步机,男,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江西赣州 341000)

  近些年来,有关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准备的两种说法,在社会上传播得沸沸扬扬。其一,是说1934年10月(有些人写文章说9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苏区实行“铁桶合围”。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德安专员莫雄,将获得的这一“绝密”军事计划交给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项与年冒死赶至瑞金,将这一“绝密”情报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等获得这一情报后,果断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实行突围转移。其二,是说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在于都写信给博古要求自己留在中央苏区,并要求将红九军团留在苏区与他一起开展游击战争。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夜从瑞金赶往于都,与毛泽东彻夜长谈,说服毛泽东同意参加长征。这两种说法,都事关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准备重大史实,是真是假,必须辨析清楚。

  一、是莫雄和项与年送交的“绝密”情报才促使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主力进行突围长征吗?

  笔者在网上搜索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发现相关文章大多是根据莫雄回忆录中有关这件事的记述为依据的。为了能将这个问题辨析清楚,现将莫雄有关此事的回忆抄录于下:

  1934年蒋介石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已有一年,10月初,通知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五省的省主席,各部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等到庐山牯岭开军事会议。这是一次绝密会议,研究如何加速“剿灭”苏区根据地的军事部署,我因“剿共有功”,“考成第一”而被蒋介石特邀参加。会议在极端森严和保密之下进行的。蒋亲自主持会议,具体事项由蒋南昌行营秘书长、行营第二厅厅长杨永泰负责。会议打算开一个星期,具体策划和进一步贯彻其所谓“铁桶围剿”的方针,这是由法西斯德国顾问提出来的。计划由一百五十万大军,包围以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采用突然包围的方法,包围半径距瑞金为三百华里……事实上这次“铁桶围剿”的军事部署,在会议前早已进行了。

  会议文件很多,足有三四斤重。内有包围表、计划书、指示命令等几十份,还有蒋介石的语录、指示汇编及其他小册子,文件上都打有蓝色的“极秘密”印记、并按名单编了号码。

  会议开了一个星期,结束时,蒋介石致闭幕词,向与会者打气……散会后,我返到德安保安司令部,征尘满面,来不及梳洗,便召集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到办公室。屏退卫兵,关上房门,把文件给他们看。他们飞快地看了一个多小时才看完。三人交换了眼色后,刘哑佛问我:“大哥!你说怎么办?”我说:“还有怎么办的?这样危急,你们马上拿去送上党中央。”他们一齐站了起来,异口同声而诚恳地说:“我们代表党感谢您!”他们的话,引起我心头一阵激动。随后他们即指定项与年将这些绝密文件送到南昌我保安司令部后方办事处,找到几个精干的年青的地下党员,将文件的主要部份全部密写抄录并马上发电报报去党中央。然后将稿件全部焚毁,将抄录的密写文件由地下党同志藏在鞋底,化装成老百姓千方百计送瑞金党中央。两个星期以后,党中央率领的红军开始了轰动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后来项与年在外地不幸被捕,他为了维护我并没有说出是我的参谋,经过地下党千方百计营救,越狱逃跑,用砖头磕破了四个门牙,化装为乞丐,逃避敌人的耳目,通过重重封锁历尽艰险,历几个月时间,跑到延安。

  【莫雄口述,莫栋梁、陈耀之、丘一中记录整理:《莫雄:我与共产党合作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4页。199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莫雄回忆录》有关这件事的记述,大致与上述内容相同。】

  笔者目前看到的相关文章,正是依据莫雄的上述回忆加工编写而成,虽对一些史实说法各异(如有的文章说蒋介石在1934年9月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铁桶合围”计划,有的文章说项与年是1934年9月底将“铁桶合围”计划情报交给周恩来的,等等),但主要事件、情节都大致相同。

  莫雄的上述回忆,涉及几个主要或者关键的历史事实:一是蒋介石是在1934年10月制订对中央苏区的“铁桶合围”计划,还是其它什么时间制订的这个计划(或类似计划)?二是蒋介石在1934年10月初(或如有的文章说在1934年9月)在庐山召开过部署对中央苏区红军实行“铁桶合围”的“绝密”军事会议吗?三是莫雄作为德安地方专员,是否有资格参加蒋介石的“绝密”军事会议?四是在瑞金的党中央在什么时候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突围转移?是否如莫雄所说,周恩来得到项与年送来的情报才果断决定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对这些历史事实,笔者依据自己所看到的历史资料和认知,权作如下辨析:

  第一,蒋介石是在1934年10月制订对中央苏区的“铁桶合围”计划,还是其它什么时间制订的这个计划(或类似计划)?

  所谓“铁桶合围”计划,实际就是蒋介石制订的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计划。国内外史学界毫无争议的历史事实是:蒋介石组织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始于1933年9月下旬。那么,按照一般的常识可肯定,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计划,在1933年9月以前就已经制订好了,否则,便无以发动如此大规模的“围剿”行动。史书记载如下:

  国内关于红一方面军史最权威的著作,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编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该书是这样记载的:1933年5月,蒋介石撤销了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5省军政事宜,并在美、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的各项准备:第一,继续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实行军政一体化。第二,推行“堡垒政策”,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封锁,并在南昌行营内设立了碉堡专课(即第六课),专门担任碉堡设计指导事宜。蒋介石还把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划分为8个筑碉区,又将抚、赣两河间划分为7个碉堡群区,并分别派员“选筑碉堡”。据统计,1933年10月以前江西全省有碉堡1157座,到1934年2月增至6053座(包括碉楼、堡垒、桥头堡、护路堡、圩寨等);至同年10月,已增至14294座。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的封锁,把江西全省划为封锁区域,在各县城、重要圩镇,均设封锁机关,在所有的关隘津卡,构筑碉堡,密布巡探,严加盘查,断绝行人,切断苏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严禁苏区的粮食、钨砂等输出,严禁国民党统治区的食盐、布匹等日常必需品输入。厉行粮食、食盐、食油等配给制,断绝苏区的物资接济,并颁布了严格的法令,禁止商人同苏区人民进行贸易,凡查获商人私运者,即以“通匪”论罪,处以极刑。此外,还组织大批反动武装,毁苏区的青苗,割苏区的谷子,企图使苏区人民“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蒋介石:《剿匪手本》。】,以“促其内溃”【王多年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四部:反共戡乱(上篇)》第4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5页。】。第三,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提高军官反共的信心和作战指挥能力。第四,同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勾结,乞求援助。第五,改编部队,适应山地作战。至8月底,“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多数部队先后改编完毕,大致分为3团、4团、5团制3种师。同时,蒋介石还在南昌、武昌、洛阳、杭州等地设立新兵训练处,拟训新兵150至200个团,以不断补充其“围剿”军主力。【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400页。】

  国内以研究蒋介石著称的史学家杨树标先生,1989年著写出版《蒋介石传》。书中写道:1933年“6月2日,蒋介石在庐山主持了牯岭会议后赴南昌。8日,在南昌行营召开了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研讨剿匪战争经验,分析匪军状况,指示对匪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蒋总统密录》,第2097页。】。在会议期间,蒋介石差不多是一天一个讲话,甚至一天两个讲话,先后作了题为《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的使命》《剿匪战机述要》《参谋业务与剿匪要诀》《健全组织与宝贵时间》《参谋业务及其应有修养》《此次会议之心得与今后应有之努力》《信仰统帅及战斗心理之重要》和《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等八个报告。”“五省剿匪会议之后……蒋介石为了集中训练他的军事指挥官,专门在庐山开办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231页。】“1933年8、9月间,蒋介石完成了‘围剿’的准备工作,将进剿的部队分为北路军、西路军和南路军三路,北路军为主力。8月16日,他致电熊式辉、贺国光说:‘北路军进剿准备,务限九月廿日以前,一律完毕。’……10月17日,蒋介石以战守字第213号令,指示各部队行动纲要。北路军根据行营‘围剿’计划,下达作战指导,第五次‘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行动正式开始。”【杨树标:《蒋介石传》,第238-239页。】

  以上史书记载说明,蒋介石所进行的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工作,大都在1933年9月以前完成。试问,如果尚未制订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周密计划,上述准备工作能有条不紊开展并一一落实吗?既如此,又何来蒋介石在1934年10月再来制订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所谓周密的军事行动计划呢?须知此时国民党军历时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围剿”已近结束,要是蒋介石迟至此时才制订出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足有三四斤重”的军事行动计划书,岂不贻笑大方?至于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计划,是否称之为“铁桶合围”计划,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见国内(包括台湾)历史研究机构或历史学者编著的有关史书、文章有如此称谓。这恐怕是莫雄先生自己杜撰的吧。

  第二,蒋介石在1934年10月初(或如有的文章说在1934年9月)在庐山召开过“绝密”军事会议吗?

  答案是否定的。据杨树标所著《蒋介石传》和李勇、张仲田所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李松林、齐福麟、许小军、张桂兰所编《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出版)记载,1934年7月至9月,蒋介石在庐山亲自主持举办第二阶段的国民党军官训练团。3个月共举办3期,主要内容是对国民党军官进行所谓“军人魂”的精神教育,没有更多涉及军事问题。第一期7月9日开学,7月底结束;第二期8月6日开学,25日结束;第三期9月9日开学,27日结束。在这3期当中,蒋介石一共给参训学员讲话29次。讲话主要内容就是向国民党军官灌输法西斯思想。第三期训练团结束后,蒋介石于10月4日偕宋美龄离开庐山前往武汉。

  台湾学者吕芳上先生依据《蒋中正日记》、《蒋中正总统文物》、蒋中正文电等档案资料主编的《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2014年12月台湾“国史馆”出版),对蒋介石1934年9月至10月上旬逐日活动,更有详实记载如下:

  9月1日:通电各省主席,为减轻旱灾影响,宜采取相关措施。

  9月2日:分别与颜惠庆、孔祥熙谈外交、财政等问题;电蒋伯诚西南方面有谓五全大会召集之目的为解决总统问题,系属谣言。

  9月3日:电复汪兆铭告以刘湘与法国订约修筑成渝铁路一案,应探查实情;电复陈肇英关于福建烟馆、赌场及花会之处置;手谕陈诚教育训练之方法;听王芸生讲日本史及与黄郛谈“倭祸”有感。

  9月4日:手谕陈诚派教官讲演四个题目;电责蒋鼎文进剿成绩不力,以东路向河田、长汀前进,须十分稳重;不信诊断有肝病;认为非先平两粤,无以定国安民。

  9月5日:日记记曰:“第九师进攻受挫,东路计划不能如期进行矣。”

  9月6日:电蒋鼎文第九师固守待援,并抽调部队至前方,再用大炮飞机协同轰炸共军碉堡;为共军攻陷安徽太湖县,电张学良鄂东部队应重新配置部署;又电令陈绍宽派军舰巡逻;通令行营所属各机关、部队,重申不得辞职与革职了事;电朱培德等军事机关官长,审核公事勿搁置延误。

  9月7日:电复汪兆铭上海邮工经劝导已复工,若继续行动,将采取严厉之处置;电复黄慕松盼尽力疏解,使班禅安然回藏;电复邵力子,于右任以监察权既受限制,决定出国,望劝慰之;离开牯岭,至九江乘舰,经田家岭,晚泊大冶港。

  9月8日:自大冶乘舰东下,经九江湖口换船,晚至庐山军官训练团宿。

  9月9日:主持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三期开学典礼,讲“总理首次革命纪念暨本团第三期开学之意义”;电蒋鼎文共军必求击破东路,故准备未完成前,应加强工事,并向其佯攻;又电顾祝同飞往龙岩指挥;电桂永清教导总队之补充与训练应加紧实施等;电复龙云盼能电告刘震寰銜胡汉民命至云南所说内容。

  9月10日:主持庐山军官训练团总理纪念周,讲“军队教育之要旨”;电复何应钦不宜遽行调中央军入川。

  9月11日:于庐山军官训练团讲述“大学之道”;电曾养甫筑路经费向农民银行抵借,又在公路车站及名胜各处应设有公共厕所;电张治中此次飞行训练应特别严格、军校课程应增设东亚史地。

  9月12日:电俞大维有关订购炮弹及部队防空教范等事宜;电陈果夫电影宣传与教育盼能限期促成并应指定专办之人;电复杨端六军委会第三厅对于审计部宜为形式上之汇转核销,查照备案即可;电令川中各将领,死守巴河附近阵地,倘再擅退,必予严惩;思考日俄开战时,日本可能对中国采取的态度;与刘文岛谈义(意)大利之制度与墨索里尼之集权。

  9月13日:电询俞大维钢盔能否自制,如能自制应特制式样;通电各省市长防空演习之重要,并请在各省市筹设防空学会;又电朱培德、唐生智筹办中央防空委员会。

  9月14日:分电孔祥熙、陈庆云速订与德国与义(意)大利飞机制造厂合同;电复陈济棠五全大会之召集格于党章,不应因少数人反对而转变。

  9月15日: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续讲“大学之道”;电刘文岛所聘义(意)国顾问,政治与党务两种顾问最为重要。

  9月16日:电汪兆铭、孔祥熙请维持川省金融,并详加核议;听取杨杰赴欧考察报告。

  9月17日:主持军官训练团总理纪念周,讲“整理军队的要点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电陈调元、赵观涛防堵共军罗炳辉部办法,又电韩复榘请协助清剿;电询黄郛日人失踪及天坛附近种植药物事;电复张学良青年党潜伏东北军中,实可焦虑,应予清除。

  9月18日:赴庐山军官训练团讲“军人精神教育释要”;电川中各将领同心协力,固守规定各要点阵线;又电杨虎城饬陕南各军乘虚袭击共军。

  9月19日:电请阎锡山本月内拨八团兵力至江西;电王家烈严督所部与湘桂军切实联络堵剿贺龙与萧克部;乘舰由湖口至九江,晚回湖口后游石钟山。

  9月20日:电刘文岛有关聘义(意)大利海军顾问事;电熊式辉军事整理之重要者,并令督察江西沿江各县县政;电朱培德军事各专校最好在相近之处;电曹浩森以后军事机关所购外国机械,交购料委员会审核承办;电陈仪严令各县赶筑碉堡,切实组织;由湖口到彭泽,再乘原舰回九江,夜到牯岭;研究阳明学说与孙文学说之差异。

  9月21日:电顾祝同、蒋鼎文责高级将领未能切实督率;电赵观涛等剿共方略。

  9月22日:电顾祝同等共军第一军团仍在东路,应作相关部署;研究英国与日本、苏俄间的关系。

  9月23日:至庐山军官训练团讲“军事教育应用天然景物之重要”;电黄慕松注意英国挑拨中央与西藏的关系。

  9月24日:主持军官训练团总理纪念周,讲“军人应确立革命的人生观”。

  9月25日:电俞济时、伍诚仁前方部队应小心埋伏与夜袭;电顾孟余转饬平汉、陇海、道清三铁路局对于中原煤矿酌量减轻运费;思考国家存亡之理。

  9月26日:至庐山军官训练团讲“利用天然之要义”;致函盛世才说明中央立场,并盼其靠依中央,同时多方罗致忠诚廉干人才赴新佐治。

  9月27日:主持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三期毕业典礼,讲“对军官团各期学员精神讲话之综合要点”;电询顾祝同等是否照战略占领河田,又提示东路此后前进应顾虑之点。

  9月28日:电张学良关于共军之清剿部署与侧重六安、霍山与潜太地区;电孔祥熙军需署积欠亏空款项拟向中央银行借支;自海会寺出游,晚回牯岭。

  9月29日:电示卫立煌、赵观涛,如共军向南第八十五师应在常山或广丰堵剿。

  9月30日:电复蒋廷黻,已电孔祥熙告驻华俄使,俄方可迳与接洽。

  10月1日:电示赵观涛等转令各团营连长射击共军之优先目标;电告俞大维,军用化学厂可否与英、德洽商合作,又可与义(意)政府交涉派员学习防空;电告谷正伦有关《大风报》造谣一事;电汪兆铭商讨怀柔盛世才与对俄策略;电复汪兆铭,陈济棠游移于胡派与中央之间,对陈、对胡是否分别应付,尚有研究余地。

  10月2日:电陈调元、赵观涛浙皖边境堵剿共军计划;电复汪兆铭拟派王宠惠赴粤。

  10月4日:电陈诚进攻石城之部署;电汪兆铭转令北平市将第二届参议员选举展缓一年。

  10月6日:召集在武汉各将领会议,指示鄂豫皖三省剿共事宜。

  【以上均据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4册,台湾国史馆2014年版,第408-422页。】

  上述大陆与台湾学者研究成果及出版之有关史书记载,清楚明白地说明:1934年9月至10月上旬,蒋介石在庐山根本没有召开过部署“围剿”中央苏区的大型“绝密”军事会议。

  第三,莫雄作为德安地方专员,是否有资格参加蒋介石的“绝密”军事会议?

  答案也应该是否定的。研读相关资料可以发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绝密军事行动的部署,一般都是其身边亲信参与策划制定,然后个别下达命令。如:1934年5月1日,蒋介石致电其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说:“广昌既已占领,此后朱匪主力必向东路袭击,望迅将旧县与新泉碉堡线完成后,抽各师主力速筑龙岩至新泉公路,完成后再向连城逐步推进,故此时进展不必过急,但龙新公路务趁此半月工夫限五月卅日完成通车。各师筑路部队应分段定时与工程期限,皆应由总部负责规定令行,并随时督理毋使延误。”8月27日,蒋介石又致电贺国光、顾祝同、蒋鼎文说:“东北西路军预定九月份进剿到达之线,东路军到达长汀城,北路军到达石城、古龙岗与兴国之线,为要。进剿部署与日程,盼详告。”10月4日,又致电贺国光转陈诚说:“中意克复石城后,留汤纵队守石城,同时使罗纵队主力急转于头陂,迅占胡岭嘴,使与攻克石城日期相差无几,或进攻石城时以汤纵队任主攻,而令罗纵队为总预备队,一佚石城占领,即可转移兵力,不致误时也。”10月9日,蒋介石又致电陈诚说:“欲促进战局之以早结束,则东路应增加兵力,如能将第四与第八十九两师由汤带领东移,则东路可单独向长汀、瑞金进展,一面北路军占领宁都与薛路会合后,即可由宁都与东路军由长汀会占瑞金,可免石城与长汀线之兵力与时间也。如该两师不便调往,则调第八与八十八两师亦可,而现驻资金溪之一师,届时仍可调回广昌以南地区也。”【杨树标:《蒋介石传》,第241-242页。】考察1934年5月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进攻部署,基本上是按照蒋介石上述电报指令展开的。退一步说,即使1934年10月初蒋介石要在庐山召开什么“绝密”军事会议,也绝不可能愚蠢到大张旗鼓地让一个跟中央苏区没有什么关系的德安地方专员(莫雄所管辖各县为闽浙赣苏区和湘鄂赣苏区边沿区域)与会。如果说地处庐山脚下的德安专员莫雄可能参加过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什么会议,也可能只是奉命去聆听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哪一次训话;莫雄如真得到许多关于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部署,也只不过是一堆故纸罢了。

  第四,在瑞金的党中央什么时候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是否如莫雄回忆中所说,他与项与年等获得“铁桶合围”情报后“两个星期”,周恩来等果断决定红军主力突围转移?

  现有史料明白无误地说明:中央红军主力准备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最早是1934年5月下旬在博古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出的。这次会议对中央苏区今后的反“围剿”斗争,提出了两种可能性向共产国际报告:一是红军主力“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争,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二是坚决“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1934年6月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中共中央将会议讨论的意见报告给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于这两种可能性,共产国际远东局政治代表埃韦特认为“不应把[中共]中央指出的两种可能性截然对立起来”,他主张红军应留一部分主力在苏区组成游击兵团保卫苏区,而“我们的基本力量,只有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并且在保存着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才应撤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1934年6月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29页。】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政治代表埃韦特,都各自将上述意见报请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审议。

  1934年6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埃韦特和中共中央,“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并指出:“争取保存中央苏区的前途,是与在外部地区、在交通线上和靠近敌人设防地区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这样大规模地开展游击运动,在苏区内,机动能力非常有限的军队的处境,到今年秋季敌人发动新的攻势,作出最后努力来突破苏区的防线时,就会发生危机。”共产国际来电指示说:“但是在夏季,红军若竭尽全力,是能够采取主动把业已形成的不利形势改变为有利的。为此,必须完成两项任务:(1)为防备不得不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基地,同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作战联系,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等;(2)现在就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现在四省边境地区就有可观的游击行动和第10军的核心力量。这次战役,威胁蒋介石的主要基地和交通线,对保存中央苏区和便于其余部队向湖南方向撤离(如果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话),都具有很大的意义。”电报还指出:“动员新的补充人员的过程证明,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6月16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3-144页。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中说:“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曾经这样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遵义会议决议所说的“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实际上指的就是共产国际6月16日致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这个电报。】

  共产国际6月16日来电,实际上同意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红军主力在必要时撤离中央苏区的决策,并且强调:一是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为将来的撤离做必要的准备;二是必须派出一支强有力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牵制敌军;三是红军主力必要时“向湖南方向撤离”;四是“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还可以在中央苏区坚持一段时间,为红军主力撤离苏区赢得准备时间。

  中共中央书记处接到共产国际的这个电报后,即成立以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具体筹划战略转移的行动计划。“三人团”原来将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的时间定在1934年10月底至11月初。但是,1934年8月27日,蒋介石在庐山致电南昌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和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要求“围剿”中央苏区的“东北西路军预定9月份进剿到达之线,东路军到达长汀城,北路军到达石城、古龙冈与兴国之线”【转引自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并要求立即将“进剿部署与日程”详细报告给他。中革军委从破译的国民党军电报【[德]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8页。李德说:“我们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情报),蒋介石指示把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大约一个月。”】获悉国民党军的这一进攻部署,发现国民党军已大大加快了进攻步伐。根据这一新的情报,“三人团”决定加速做好突围转移的准备工作,并将开始突围转移的时间相应提前一个月。

  1934年9月17日,博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电报,报告了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行动计划。电报说:“[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我们期待……这里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4年9月17日于瑞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51页。】9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回电中共中央说:“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9月30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56页。】共产国际的这个电报,正式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红军主力撤离苏区突围转移的行动计划,并提醒要在撤离的同时在中央苏区及闽浙皖赣等苏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迷惑敌人。

  上述历史事实十分清楚地说明,中共中央关于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决策,绝不是因为得到了莫雄派项与年送来的情报才作出决定的。

  现在不少人写文章都说项与年得到莫雄的材料后,先用了许多时间阅读并浓缩密写成情报,然后从南昌出发步行前往瑞金,途中项与年还敲掉了自己的门牙,匆匆赶到瑞金后将情报交给周恩来;说周恩来得到情报后立即决定组织红军主力提前突围转移。我们姑且按莫雄回忆中的说法,给项与年算算时间:莫雄是1934年10月初得到“铁桶合围”计划的。他将重达几斤的“绝密”材料交给项与年等中共地下党员,然后在南昌找到几位年轻地下党员抄写成秘密情报,再由项与年徒步前往瑞金。我们知道,从南昌到瑞金,公路距离约600里,走山间小道可能不下700里,不要说夜间行走,即使是白天行走,顺顺当当也得7天以上时间,也就是说项与年赶到瑞金梅坑中革军委驻地的时间,最早也是10月10日前后了。而这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政府等机关编成的中央红军第一野战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已经从瑞金梅坑、九堡等地出发,向于都县城北部地区进发;红九军团已于9月28日根据中革军委电令撤离战场开往长汀城郊和会昌珠兰整顿补充,红一、三、八军团也已撤离战场开往于都河北岸集结补充,准备渡过于都河出发长征了。

  综上辨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谓莫雄1934年10月初获得蒋介石“铁桶合围”中央苏区“绝密”计划,派项与年送往瑞金,周恩来等获得这个“绝密”情报后立即决定红军主力撤离苏区突围转移;说莫雄和项与年的“绝密”情报“挽救了整个中央红军,乃至于改写了中国革命的整个进程”【李新华:《莫雄的个人命运与中国革命进程》,搜狐网2013年5月20日刊发。网址:http://cul.sohu.com/20130520/n376525572_2.shtml。】等等说法,都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二、毛泽东曾向博古提出不参加长征吗?

  前些年,博古的侄子秦福铨写了一本《博古与毛泽东》在香港出版。书中爆料说,1934年10月初,毛泽东在于都给博古写了一封密信,向博古提出他(毛泽东)不参加主力红军突围转移,要求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并且要求将红九军团留下给他指挥;说博古收到毛泽东的信后与周恩来商量,周恩来连夜赶到于都,与毛泽东彻夜长谈,说服毛泽东随主力红军转移。秦福铨在书中描写得很细,连周恩来的警卫员站在什么位置都有记载,似乎历史依据非常充足。对于这一说法,国内有的学者还专门写文章进行论证,认为秦福铨的说法确实可信。【罗庆宏、黄少群:《带不带毛泽东参加长征的两种“版本”》,《炎黄春秋》2012年第10期。】有不少人也对这一说法相信不疑,或写文章或作报告予以散布宣扬。那么,这个说法真实可信吗?笔者的见解是:

  第一,长征前夕,毛泽东在于都何屋确实给博古写过一封密信,时间是1934年9月下旬某一天,而不是如秦福铨书中所写是1934年10月初。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在他的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记载说:

  九月下旬的一天,吃过午饭,我和班长胡昌保正在院子里打草鞋,听见主席在叫班长和我,我们忙把稻草收拢了,就到了主席房间。主席脸色非常严肃,他左手放在桌子上,右手从桌角上拿起一封信来交给我,然后一字一句地强调说:“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急信。你们两个务必于明天上午十点钟前,送到中央局,交给博古。信送到后,立刻打电话告诉我。信不能耽误,你们俩现在就去粤赣省(引注:此处可能记忆有误,应为赣南省)政府,找朱开铨审(巡)视员开一张特别通行证。拿到通行证马上出发。到黄龙和小密一带时,你们要特别注意,那里有地主武装活动。出发前带好火柴和汽油,若是发现敌情的话,胡昌保掩护,吴吉清用汽油烧信。这信无论如何不能落到敌人手里。知道了吗?”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166页。】

  胡昌保和吴吉清接受任务后,按照毛泽东交待,办妥手续,立即出发,第二天早晨7点多钟安全抵达瑞金高围马道口村。吴吉清回忆说:

  我和班长把主席交给的这封极其重要的信件,送给了博古。可是博古的态度很冷淡,只是漫不经心地接了信,也没说什么。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一见我们,就立刻询问主席的病情,再三指示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主席,让主席早日恢复健康。并让我们转达他们对主席的问候。我们记住首长的指示,就打电话向主席报告:“信已于早晨七时半送到!”主席让我们在瑞金休息三五天再回于都。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第167页。】

  毛泽东这封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根据吴吉清的回忆,此信内容只有毛泽东和博古知道,也许博古给周恩来看过,此外没有其他任何人看过。迄今为止,毛、博、周三位当事人没有以任何方式正式向外披露过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是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如果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部门,只有档案部门将这封信的内容公开,才是最权威的证据。可是迄今为止档案部门都没有正式公布这封信,所以有关这封信内容的各种说法,都只是猜测,不足为信。也就是说,这封信的内容,至今仍是个谜。

  第二,按照秦福铨的说法,毛泽东向博古提出不参加突围转移,要求留下红九军团第二十师(笔者注:红九军团当时没有第二十师编制)和军团长罗炳辉在苏区开展游击战争,交他指挥。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极低。因为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他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面临的险恶形势应该完全清楚;对于中央书记处决定主力红军撤离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尽管毛泽东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但他对中央的决策部署应该是心里明白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如果他主动提出不参加突围转移,就说明他对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失去了信心,因而才主动要求脱离中央领导层,准备另立炉灶。这不符合毛泽东的品德和性格。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第三,毛泽东给博古写信是在9月下旬。这时,中央书记处事实上已经决定项英留在中央苏区领导游击战争。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1934年5月下旬赴于都担任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7月底奉命在于都领导组建中共赣南省委、赣南省苏维埃政府,9月上旬奉命返回瑞金,9月7日被中央人民委员会任命为中革军委代副主席。对于中央的安排和意图,毛泽东应该是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在9月底向中央提出自己留在苏区打游击呢?秦福铨还在书中说,项英在9月下旬从于都写信给博古状告说毛泽东秘密来到于都,和正在集结待命的一军团干部频繁接触,还召开了二次座谈会,劳累过度病倒了,发高烧不退,请中央派傅连暲速来于都给毛泽东治病。这是随意编造的内容。

  第四,关于说周恩来看了毛泽东的信后,连夜从瑞金赶至于都与毛泽东彻夜长谈,说服毛泽东参加长征一事,可信度也极低。理由有三条:

  其一,从1960年代开始,于都县对长征前夕毛泽东来于都一事,进行过反复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在1970年代初曾亲自来到毛泽东当年的住处于都县城北门外何屋,协助核实毛泽东当年来于都的相关史实。所有这些材料,包括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的回忆录,都没有提到过关于周恩来到于都县城何屋来与毛泽东彻夜长谈这件事。

  其二,毛泽东是9月底给博古写信的,据有关老同志回忆说,信发出后,毛泽东天天等着瑞金的答复。10月初,终于等到瑞金方面通知他回瑞金。当时正在于都县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的刘英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的一天,我正在江西于都,考虑着怎样完成第二次扩红任务,突然,毛泽东同志出现在我面前。那时,他到赣南省委来巡视,住地离于都县委近,我经常去请示、汇报工作。毛主席神情严肃地对我说:“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我不知道“特别任务”是什么,就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罗迈没有通知,我可不能走。随便回去要挨批评哩!”……毛主席见我不肯走,也没有再说什么,带着警卫员先走了。我心里正在嘀咕,毛主席又折了回来,他对我说:“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53-54页。】

  随后,毛泽东离开于都返回瑞金,召开中央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即所谓“青山会议”,安排中央政府突围转移有关工作。处理完这些事情后,毛泽东再次回到于都何屋协助赣南省委、省苏政府做好相关工作。换言之,毛泽东接到瑞金通知返回瑞金的时间是10月初。而按秦福铨所说,毛泽东是10月初写信给博古的,如果说周恩来确实从瑞金来到于都说服毛泽东参加长征,也就是10月初这几天。而这几天正是中央“三人团”指挥红军各军团准备撤离战场、开向于都集结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刻,周恩来绝不可能花时间专程赶到于都来说服毛泽东参加转移;如前所说,也没有资料提到过周恩来在这几天曾来过于都县城何屋,与毛泽东彻夜长谈。

  其三,长征前夕,周恩来有没有来过于都呢?《周恩来年谱》这样记载:“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在此之前,周恩来曾先期赶赴于都,选择行军路线,组织架桥,为大部队行军做准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页。】这里说的10月10日“之前”,“前”到那一天呢?我们知道,从9月20日至10月初,周恩来是没有来过于都的,因为毛泽东曾于9月20日在于都发电报给周恩来,报告于都、赣县、登贤等地敌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页。】10月5日,周恩来和朱德在瑞金与潘汉年、何长工谈话,派他俩去寻乌县罗塘与国民党粤军陈济棠的代表进行谈判。10月9日,周恩来接陈毅伤情报告后立即安排医生为陈毅照X光片并为陈毅做手术取出大腿弹片,10月10日亲自前往医院看望陈毅。所以,如果周恩来真的从瑞金“赶赴于都”,也只能在10月5日至10月8日这几天,或者是1934年9月20日之前。而10月5日之后,毛泽东已经离开于都回到了瑞金,周恩来怎么可能和毛泽东在于都彻夜长谈呢?况且,《周恩来年谱》记载说周恩来先期赶赴于都,只是为“选择行军路线,组织架桥,为大部队行军做准备”,而只字未提他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之事。

  所以,根据上述理由,笔者认为秦福铨所说毛泽东长征前夕在于都写密信给博古请求留在苏区打游击一事,在缺少文献资料直接证明之前,这一说法不可取信。

Analysis of Two Rumors Concerningthe Decision and Preparation of the Central Red Army's Long March

Ling Buj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wo rumors about the decision and preparation of the Central Red Army's Long March have been widely spread. According to the first rumor, Mo Xiong had given Xiang Yunian a top secret plan of Chiang Kai-shek's "barrel closure" to the Red Army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which was sent to Ruijin; prompting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decide that the Central Red Army should withdraw from the Soviet Area and break through via the Long March.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data, Chiang Kai-shek's formulation of the plan of "barrel closure" for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in October 1934, Chiang Kai-shek's convening of the "top secret" military conference in Lushan in early October 1934 and Mo Xiong's participation in Chiang Kai-shek's "top secret" military conference were not in line with historical facts. The decision of withdrawing the main force of the Central Red Army from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and implementing strategic transfer was first made at the meeting of the Central Secretariat hosted by Bo Gu in late May 1934. According to the second rumor, Mao Zedong in Yudu had written to Bo Gu on the eve of the Long March and required to stay in the Soviet Area. Upon hearing the news, Zhou Enlai came to Yudu from Ruijin overnight to persuade Mao Zedong to take part in the Long March. In fact, Mao Zedong did write a secret letter to Bo Gu in Hewu Yudu on the eve of the Long March, but it was in late September 1934. At that time, the Secretaria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had actually decided that Xiang Ying would stay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to lead guerrilla warfare. The credibility of Zhou Enlai's overnight talks with Mao Zedong in Yudu is extremely low. Therefore, this rumor is not credible until it is directly proved by the document literature.

  Key words:Central Red Army; decision of the Long March; preparation of the Long March; strategic transfer; rumor; analysis

标签 - 中央红军,长征决策,长征准备
网站编辑 - 张芯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