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历史溯源与时代意义

2019年06月21日 20:42:53
来源: 《前进》 作者: 倪海东 付夏婕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和确立,离不开对管党治党理念及实践的历史继承,体现了管党治党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下的时代要求。探究“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历史溯源,把握贯穿治党思想中的历史联系,结合当代需要,准确理解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时代意义,进而把握蕴含其中的科学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革命时期的治党文化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历史基础

  马克思曾指出:“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中国共产党最初是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成立和发展的,其治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现实观念的结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正是将马列主义的建党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系列革命时期的治党思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保障。

  首先,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对管党治党提出明确要求。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要“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对党员严格要求“在入党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当保守秘密”;中共二大党章专设“纪律”一章,制定了具体的党员纪律处分规定,细化了政党治理的具体规则;党的五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政党治理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其次,在党的领导人的论述中进一步细化管党治党的思想内容。针对党内出现的负面问题,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报告,指导开展多次整风整党运动,加强党的教育,严肃党的纪律,明确了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多方位推进政党治理的思路。以内部治理为基本模式,以思想组织作风多方位治理为基本内容,以严格治理为核心要求的政党治理文化基本形成。这种治党文化确保了党在革命时期完成了特定历史使命,实现了革命胜利,同时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治党思想的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执政思维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重要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执政条件下管党治党,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在对“内部治理、多位治理和严格治理”基本经验的遵循下,管党治党实践不断推进。新中国成立仅仅一个月,中共中央就宣布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内专门负责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检查和对违纪党员进行处理;上世纪50年代,在全党范围内开始进行整风运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直击党内存在的现实问题,肃清党内负面问题,积极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党的八大开始从加强思想建设、健全制度、加强监督等方面明确提出要求。但这一时期的治党思想出现了革命思维和执政思维交织的特征,治党实践更多是革命思维指导下“运动式”的而非制度化的。在历史的曲折中,执政党逐步认识到,革命思维主导下的治党思想并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的现实需要。

  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新的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第一部具体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党内法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指导和规范执政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等建设提供了制度依据。过去政治运动式的整党模式逐渐转变为重视制度治党、要求党纪和法制相衔接的模式。在对政党治理规律逐步深化认识的基础上,治党思想完成了对执政思维的确认,与执政党角色实现了契合。

  三、社会主义发展中提出的“从严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框架性共识

  随着社会主义的纵深发展,在对国家发展和社会改革需要的准确认识中,对国内政治形势及同时期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局势动荡的深刻研究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从严治党”原则,建立起管党治党的框架性共识。

  首先,“从严治党”共识有效达成。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党中央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新思想,将“从严治党”明确为政党治理的基本原则,并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新命题,拓展了管党治党的重大意义。1992年,党的十四大将“从严治党”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党的十五大明确要求:“将党的治理贯穿于党所涉及的各项建设工作当中去,使现阶段党内所具有的纪律不明、管理松散等问题得到彻底的改变”,并通过文本的形式更加清晰、更加明确地对“从严治党”思想加以阐述。这一时期治党思想的发展,不仅源于国家发展和社会改革的需要,也源于对国内政治形势以及同时期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局势动荡的历史教训的深刻研究,党内形成了对“从严治党”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普遍共识。

  其次,管党治党“制度化”稳态发展。进入新世纪后,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体制”,通过修订党章,在“从严治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央全会的形式对执政党的能力建设作出决定,清醒认识到“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通过总结执政经验,明确政党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总要求,而贯彻“科学化”的主要途径就是制度化和规范化。这一时期如《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等诸多党内法规得以出台,管党治党逐渐具备制度化、系统化、稳态化的特征,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条件。

  四、“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实现了新时代治党思想“质”的提升

  一个时代的需求往往最先以问题发声。中共十三大提出的“从严治党”是针对彼时党内存在的问题,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也是针对新形势下的党内问题而言,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更是坚持问题导向下的精准判断。从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庄严宣告“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并将其写入党章,全面从严治党思想逐步确立起清晰目标、统领原则、完整内涵、关键环节和明确路径,以其战略定位、系统布局、突出特征和治党模式,实现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思想的“质”的提升。

  首先,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确立起社会主义重大战略的定位。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和确立使中国共产党的治党思想和实践完成了从战术到战略的转变。党认识到了长期执政所需要的,不仅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幸福需要,同时必须强化政党治理的效能,以及时纠正偏差,不断革除弊病。这是内外两个方面,但须臾不能割裂,对于执政和发展而言,一定程度上政党治理这样的内部措施甚至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党形成的关键认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被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战略的地位,这既是自我革命之政治勇气的彰显,也是对政党治理之战略定位的肯定。

  其次,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融入了政党执政的整体系统。党的十八大后,政党执政呈现出鲜明的系统性特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不再囿于政党自我建设的范畴,而是从修复、创造、保障三个维度被纳入政党执政的整体系统。具体来说,就是为直面解决党内问题指明根本出路以发挥“修复”的功能,也为政党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多重考验和解决“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多种危险提供指导以发挥“创造”的功能,最终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建立起内在深刻联系,成为协调推进政党执政战略布局的关键一环以发挥“保障”的功能,从本质上适应了新时代政党执政的复杂要求,也顺应了党和国家伟大事业不断前进的步伐。

  第三,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明确了政党治理的核心要义。在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指导下,党内陆续出台或修订《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等党内法规数十余部,党内法规建设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显著提升,涵盖了党的领导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机关运行、党的政治生活、党员行为准则等各个领域。党的十九大更是将全面从严治党写入党章这一党的根本大法,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法理依据和制度基础。制度化路径成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为政党治理明确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这种“制度治党”的典型特征,抓住了政党治理的关键所在,体现了政党治理的核心要义。

  第四,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了完整的治党模式。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所蕴含的治党模式,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精准的概括和总结:“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根本目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完整内涵,“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明确路径,“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须臾不能放松的关键环节。这是一种对管党治党模式的全新安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建设之重点内容、内在逻辑、系统构建的时代考量。

  总之,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体现了贯穿于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和政党建设的历史思维,集中了政党治理的关键经验和对规律洞见的准确把握。在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指导下,新时代的政党建设必然是强有力和富有成效的,将不断契合时代要求,为管党治党不断纵深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党委组织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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