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民族伟大复兴

——五四时期湖南青年的忧患意识和奋斗精神

2019年06月24日 18:49:18
来源: 《新湘评论》 作者: 王文珍

  1919年,一场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三湘大地,一群心怀忧患、敢于担当的湖南青年,勇立五四运动的潮头,吹响了“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的战斗号角。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们自强不息,前赴后继,汇合成一股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谱写了一曲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青春颂歌。

  湖湘文化的传承滋润了湖南青年的忧患意识

  湖南山水富于灵气,形成了具有千年历史的湖湘文化。古往今来,迁客骚人徜徉此地,留下许多脍炙人口、忧国忧民的千古名篇。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悲天悯人,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公而忘私;从杜甫“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孤舟喟叹,到王夫之“国忧今未释,何用慰平生”的辗转难寐……八百里洞庭波,早在湖湘文化的千年传承中,沉淀了太多的社稷之愁、黎民之忧。

  常怀忧患之思,常存进取之志,是“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的湖湘血脉最鲜明的烙印。身处于“八分山水二分田”的逆境,倔强的湖南人为了谋求发展和出路,披荆斩棘,战天斗地,正如晚清名臣左宗棠所言:“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坚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惟其耐坚苦,故强。”在他们奋力写下湖南发展史的同时,也将有关忧患意识的生存智慧一代代传承下来。

  二十世纪初的湖南教育界,活跃着包括徐特立、杨昌济等在内的一大批身上带着湖湘文化忧患意识烙印、矢志“教育救国”的中坚学者。他们筚路蓝缕、磨血兴学,甚至不惜毁家从教,推动了湖南进步青年群体的迅速成长壮大。在他们的积极引导下,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和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在湖南青年学子身上激烈碰撞,最终迸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时代强音。

  1910年的长沙,一曲悲怆豪迈的歌曲响彻全城学生运动会的会场:“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沅有芷兮澧有兰,无限发群芬。风强俗劲,人才斗量,百战声威壮。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听军歌淋漓悲壮,旌旗尽飞扬。宛然是,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样。军国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气象……”或许,正是从这一刻开始,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湖南子弟,一步步遵循着内心的怒吼声,走向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

  1915年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定48小时内答复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于5月9日接受除个别条款外的全部要求。消息传到湖南,一片哗然。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长沙学生自发行动起来,编印《明耻篇》,进行反日反袁宣传。正在一师求学的青年毛泽东在书的封面奋笔疾书16个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1916年7月,国内报刊传出了制造“二十一条”的罪魁祸首——大隈重信内阁将要改组的消息,许多中国人幻想未来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有所改善,青年毛泽东却敏锐地预测到日本对中国的巨大威胁和野心。他怀着深切的忧患致信好友萧子昇,提出:“日俄争夺我国东北、内蒙的斗争已达成妥协,日本已解除后顾之忧,对我发动战争的危险空前加重。”并就此断言:日本“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他在信中疾呼:“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炼以待日本。”

  1917年5月7日,湖南第一师范国耻日纪念大会上,一师校长孔昭绶为了激励学生的爱国心和向上精神,登台即兴演讲。李维汉等4位同学通过收集整理资料,形成上万字的演说词,提出:“然往事已矣,来日大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在青年可不焦思尝胆,求为最后正当之防御与根本上之解决乎!特将当日中日交涉略举其颠末以相告,幸永永勿忘国耻焉。”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激发了湖南青年的奋斗精神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强行敲开了封闭的中国大门。在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中,走什么样的路,成为了摆在整个中华民族面前最迫切的问题。

  百年徘徊,无数屈辱,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当旧式的农民战争走到尽头,当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屡屡碰壁,当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改良方案纷纷破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湖南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

  “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贫富。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在湖南青年寻找信仰和出路的过程中,一部分先进分子率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他们中,有的人是通过阅读学习马克思主义早期理论著作,感受真理的力量;有的人则是通过参与领导民主救国运动的实践,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还有的人,因为在大洋彼岸更加接近“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诞生的地方,切身感受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从而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真理的光辉照亮湖南青年前行的道路。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湖南青年从来都奋勇当先。1919年12月25日,“盎特莱蓬”号邮轮自上海出发启程前往法国。包括蔡和森、向警予等在内肩负着“根本改造之大任”的湖南青年,为了寻找救国救民之良方,开启了一段赴法勤工俭学岁月。

  蔡和森在法国,最开始进入了蒙达尔纪男子中学。在学校学习一段时间以后,他因为“觉察得校中功课太浅,求知欲迫切,决心不再上课”,而是“日惟字典一册,报纸两页,进行自学”。由于他在出国前就有一些法文功底,又经过到法后刻苦钻研,3个月后“看报渐有门径,各国社会运动消息,日能了解一二”。半年之后,“思想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他通过“卤猛看报”“猛看猛译”,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收集马列主义和传播十月革命的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撰写了两封给毛泽东的信、《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给陈独秀的信《马克思主义学说于中国无产阶级》,全面地介绍了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阐明了他关于创建共产党的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内较早比较系统地阐述建党理论的理论家。

  在五四时期湖南青年群体中,还有“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李达。李达在日本留学期间,得知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从中受到极大的振奋和鼓舞,从而立志寻找救国救民的新出路。他经过苦苦探索,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普遍真理,很快就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和宣传者。五四运动爆发后,身处日本而心系祖国的李达,凭借顽强的毅力,克服艰苦的环境,翻译出《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唯物史观解说》三本著作,寄回国内出版。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著作非常缺乏,不少先进分子包括某些早期共产主义者还不能直接阅读外文书籍,这三部译著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李达长期专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传播,1937年5月,他的哲学著作《社会学大纲》出版发行,毛泽东阅读了十遍,作了很多批注,认为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并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

  忧国忧民积聚了湖南青年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力量

  “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华大地,依旧是一幅列强横行、外交逼迫、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的悲惨景象。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但并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没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艰难求生。对此,有识之士无不感慨忧虑:“堂堂中华,常受人欺,昂昂七尺,将为奴隶,安乐茶饭,恐难久吃,稍明时事,谁不忧惕?”

  “济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面对着“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的现实,一群“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的湖南青年,在岳麓山下成立了一个以“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湖南青年进步团体——新民学会。湖南青年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力量在湘江之滨积聚融合,逐渐形成磅礴之力。

  为了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胸怀日月、眼纳乾坤、势压风云的湖南青年们努力“向外发展”。他们中,有的人选择北上北京,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寻找动力;有的人选择留在湖南,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摸索前进的道路;还有的远渡重洋,选择到欧洲、南洋去开阔眼界、提升自我价值。

  李达、林伯渠、李启汉、李中、李季等湖南青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邓中夏、罗章龙、缪伯英、何孟雄、朱务善、李梅羹、吴雨铭等在北京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人亲手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向警予等活跃于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据统计,8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湖南青年曾参加了其中6个组织的创建或活动。

  “破碎叹金瓯,烟瘴谁收?独将大论正沉浮。要挽湘江千丈水,荡涤神州。”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北京学生爱国举动的消息,冲破北洋军阀政府和湖南当局的新闻封锁传到长沙,湖南学生群情激奋,长沙市区高校、中学、小学都行动起来,没收日货,提倡国货;学生演讲团、剧队走向街头,演出《亡国鉴》《青岛风云》、演唱《朝鲜亡国惨痛史》,“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的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以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群众运动拉开大幕。

  在五四的浪潮中,毛泽东深感湖南急需办一个刊物,以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巩固群众革命热情,推动五四运动深入发展。他的这一提议,得到了湖南省学联全体成员的赞成。省学联决定创办《湘江评论》,聘请毛泽东任主编。毛泽东为办好《湘江评论》倾注了大量心血,从创刊号到第四期,他撰写的文章一共有41篇。

  《湘江评论》在湖南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湘江评论》出版了,就像太阳升起来了,照亮了我们的眼睛;警钟响起来了,震动了我们的耳鼓,启聋发聩,指示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要向强权者作斗争,我们要摔掉吃人的礼教的枷锁。努力般的教育我们不要了。湖南的青年们站起来,在《湘江评论》的启发下,做推动新文化、新思想的先锋,一起奔向反帝反封建的前线。”

  “觉悟的门前,便是刀山剑树,我们是开门呢,还是不开门呢”,这是 “醉心救国事”的湖南青年邓中夏心底的声音。1917年,邓中夏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入学当年,他认识了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钊,从此被马克思主义吸引,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帝爱国运动之中。五四运动中,他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的行动。同年5月中旬,他又作为北京学联代表,回到湖南,和毛泽东一道组织湖南学联,领导全省学生的罢课斗争,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1920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邓中夏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为骨干,发起组织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邓中夏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此后,他致力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在北京长辛店开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建立工会,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后来又担任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等职,曾参与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1933年,他在上海工作期间不幸被捕,在蒋介石的亲自过问下,被押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在狱中经受了敌人金钱厚禄的利诱和严刑拷打的摧残,始终未曾屈服。1933年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场从容就义。

  英勇奋斗成就了湖南青年放飞青春的梦想

  冰心曾说过:“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同样,实现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的、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的、干出来的,追逐伟大梦想的过程必定是艰辛的。

  湖湘儿女从来就不缺乏英勇奋斗的精神,凭着一股坚韧不拔、不畏艰难,乃至视死如归的血性,他们曾使“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语成谶。到了五四时期,湖南青年的奋斗精神更是得到了举世公认。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上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盛赞湖南青年的奋斗精神。他指出:“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历史会记住,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有一个叫匡互生的湖南青年,天安门前,他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高喊口号;在赵家楼,他第一个冲进曹汝霖宅,痛打章宗祥,用烈焰唤醒民众的觉醒;面对军阀政府的高压,他拍案而起说:“如此下去,以壮烈始,而以畏惧终,于国事无益,宜冲破网罗,继续运动,与军警决斗,获最后之成功!不成,则以死继之。”

  “志之所趋,无远勿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随着五四运动拉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一个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回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中,湖南青年占据其中的五分之二。在党的奋斗史上,由湖南青年组成的精英群体,曾留下了无数深刻隽永的印记:第一个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概念的建党理论家——湖南青年蔡和森;第一个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的建党创始人——湖南青年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湘女缪伯英;中共中央第一位女中央委员——湘女向警予……

  马克思曾说过:“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五四百年,无数湖南青年前赴后继,凭着敢于赴汤蹈火,临深渊、履薄冰的奋斗勇气,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挺起脊梁、奋起抗争,用热血放飞青春的梦想,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谱写的一曲曲惊天动地的革命壮歌。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每一个振聋发聩的名字背后,都是一个关于湖南青年为了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放飞青春梦想的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广大青年生逢其时,也重任在肩。”回望五四百年,站在新的历史节点,梦在前方,路在脚下,每一个湖南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自胜者强,自强者胜,奔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梦路上,让我们变忧患意识为远航的动力,化使命担当为青春搏击的能量,努力让青春的梦想,在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中继续焕发出炫丽的光华!

  (作者: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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