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笔谈)

2019年07月04日 18:27:32
来源: 《理论与改革》 作者: 主持人 孟捷

  主持人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期待并呼唤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促进相关理论观点在政策话语中的传播,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上海市经济学会政治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复旦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报》编辑部协办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于2018年12月在上海召开。这里辑录的,是其中几位与会学者的精彩演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就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要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和辉煌成就,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要强调的是,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需要妥善处理坚持与发展的辩证法,既要做到“在坚持中发展”,又要做到在“发展中坚持”。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抑或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关系的处理,要求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和出发点,根据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际特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里辑录的几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者都是资深的政治经济学者,从不同角度代表了当今政治经济学界的观点。我们特予刊出,以飨读者。

  国有信托基金制是国企改革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荣兆梓

  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是国内政治经济学界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情,很荣幸能够参与其中,感谢大会对我的邀请。我今天发言的题目其实与上午华生教授的题目是衔接的,他讲的是从管企业到管资本转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下面要讨论的是如何实现这个转换,是更加具体层面的问题。

  近几年来党的重要会议两次非常明确地提到了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一次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一次是十九大报告。五年来,改革的具体措施体现在有关国企改革所谓“1+N”的文件里面,但是所有这些文件在当前最重大的问题上面,实际上涉猎不多。我认为真正直接与此相关的文件,就是今年7月份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这个意见在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完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市场化机制方面确实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这个文件在建立国有信托基金制方面仍然没有突破,在国有经济顶层制度的改革中还是缺少了一个关键环节。因此,我认为改革的措施并不到位,试点的效果也并不看好。

  一、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

  当前国有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重点并不在各类职能企业的内部管理体制存在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企业本身能够解决,用不着下文件。真正的问题在于国有经济的顶层制度。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理清,政企不分的弊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活力仍然有待提高。二是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不到位,管理腐败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实际上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多数人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只要我们把目光从企业层次提升到资本层次,一个尖锐的问题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这个问题就是国有资本在国内资本市场(更不用说是国际市场了)处于消极涣散、缺乏竞争力,又没有引导力的状态,这与它的庞大规模完全不相称。说它消极是因为我们的国有资本管理还是行政性的,只是以被动的审批制度为基本的管理手段,不能积极参与资本市场的经营,更没有自己进取性的经营计划和经营目标。说它涣散是因为在资本市场上,国家队异乎寻常地分散,步调不一致和难以协调。巨大数量的国有股份资本分散地掌握在互不统辖的各种持股机构手中,其行为趋于投机性和短期化,对市场不可能发挥“压舱石”作用。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市场经常有私人资本大鳄兴风作浪,却很少见国有资本的正义之师出手抗衡,政府不得不亲自上阵,动用行政手段打压。如此循环往复对市场显然是有负面影响的。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多管齐下,但是最根本的一条仍然是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更加有效地利用现代企业制度的法律框架和治理结构,解决国有经济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个改革方向是绝对不能动摇的。

  改革的长期目标就是断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行政指挥链。90年代初期通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完成了公司制度下的股份资本所有权与公司法人产权分开,这些年来这一制度一直在国有企业中推广实施。但是,因为公司制规定了股东在治理结构当中的重要地位,作为出资人代表的政府机构仍然深陷公司治理结构内部。经过20多年的改革,国有经济政企不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成为企业治理不完善、竞争力不足的根源之一。

  与此同时,大国资委体制也不能解决政资不分的顽疾,国务院派出机构仍然是政府机构,其出资人职责仍然靠行政权力行使,其管理手段难免还是有靠审批把关的消极特征。

  二、为什么说公司制模式不能解决问题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的初衷是要弱化政府对于企业的行政干预,加强国有股权代表机构在资本市场的运作能力。但实施意见主张,把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塑造为国家独资的公司法人,按照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模式来进行治理,并且直接经营授权范围内的全部国有资本。这就等于在原有的国有经济体制框架内,增加了一个与原有机构完全相同的管理层次,它与政府机构的关系没有丝毫改变,与现有国有企业的管理架构没有差别,等于是在俄罗斯套娃中间再增加了一层套娃,对政企分开的目标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

  更糟糕的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从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目标出发,在政府和原有企业之间设置了一个管理层次,它还是行政授权的产物,并且在权利链条上的位置更高,所管理的国有资本规模也更大了。没有管理体制的根本改变和经营模式与经营范围的适当限制,这样的改革是不能解决当前国有经济中仍然普遍存在的监管缺位和管理腐败问题。

  还有一种值得担忧的倾向是,如果没有全新设计的制度框架与约束机制,这种顶层制度的充分授权,可谓是“位高权重”,随着改革的红利显现,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趋之若鹜,设法入围,争取挂牌。改革将在现有的国有经济体制中增加一批半官半商的大机构。比如一些大型企业集团,借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名义改革,把主营业务更多地转向资本运作,这对扭转当前经济脱实向虚没有好处。再比如一些现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改革东风挂起新招牌,继续老营生,对防范金融风险会有什么好处?

  总之,单纯公司制的思路难以达成预期目标的理由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这是国有经济的顶层机构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股份资本的经营权,不能再照搬公司法人制度的旧套路。这个套路已经被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不能达成政资分开的改革目标。其二,这类顶层机构管理的国有资本规模太大,所投资企业的经营又高度复杂多样,单纯靠公司法人产权制度不足以实现有效监管,控制管理腐败,防止国有资本的流失。

  三、试点改革应引进信托基金制

  我们认为,试点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应当按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组建。这里强调两个关键性措施:一是,试点应当按照国有资本分类管理的原则,依法设立不同类型国有信托基金作为起点。二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应当按照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组建,明确国有信托基金与基金管理公司“一一对应原则”,以中央和地方两级数十只国有信托基金及其管理公司,形成国有资本管理的顶层架构。

  1. 按照国有资本分类管理的原则设立不同类型国有信托基金。现在大家更多讲的是企业分类管理的原则,我认为首先是国有资本要分类管理。按照一般商业领域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两分法,依法设立不同类型的国有信托基金。依据《信托法》制定国有资本信托合约,明确基金产权界限,规定基金信托目标,以及信托关系三方当事人的权利和责任,包括信托目标导向的受托人的激励机制等,在制度上要健全。

  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或者政府是国有信托资金委托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基金受托人,全国人民(他益信托)或者作为基金委托人的政府机构(自益信托)是信托受益人。改革起步的时候应该对国有信托基金的规模与数量有总体规划,试点可以由小到大逐步扩大,但是国家基金的数量一定要严格控制,“碎片化”的改革不符合构建“顶层制度”的要求,只会造成更加混乱的国有资本监管。按照我们现在国有资本50万亿左右的总规模,几十只基金应该就够了。

  2.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应当按照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组建。明确国有信托基金与基金管理公司“一一对应原则”,就是一家基金由一个基金管理公司专业管理。因为规模太大,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只能管一只基金。基金管理公司产权必须与国有信托基金产权严格分开。基金财产应当由专业的基金托管机构安全保管。最近几年,国家投资中,很多的回报来自于各个国有企业以基金形式投资获得的,但是投资了以后,国有企业和基金的财务实际上没有严格分开,这种情况根本发挥不了基金制度的优势。公司运用自有资本从事基金运作,以基金管理费支付管理成本,管理公司的投资经营业务应当严格限定在虚拟资本范围,禁绝任何实体性的自营业务。巨型国有基金管理公司保留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监管漏洞和国有资本流失的最大风险。拟组建的国有基金投资运营公司应当是轻资产而人才密集型的。相比于所管理的国有基金的上万亿、几千亿的规模,基金管理公司只需要很小的资产规模,比如几千万就可以了。管理团队主要是由懂基金管理的金融专家和懂公司管理的经营专家构成。基金管理团队按照信托合约规定对各自基金功能的实现负责,要有一套激励机制。国有基金投资(运营)公司与所投资企业(就是现在所谓的国有企业)之间应该结束当下仍然或隐或现存在着的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平等市场合约关系。每个基金管理公司必须组建一支忠诚称职的国有股代表董事队伍。代表董事依法进入所投资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参与公司治理。代表董事以外的企业高管(职业经理人)要逐步转变到由公司董事会按照市场原则自主选聘。

  按照这样的原则去管理国有资本,原来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国有资本通过资本市场在各个企业间不断流入流出,我们在法律框架上用不着再去区别国企和民企,只要是股份公司就都可以是混合所有制。

  (安徽大学荣兆梓教授在2018年12月29日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18”上,做的题为《国有信托基金制是国企改革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的演讲,该文为速记稿整理的演讲内容。)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作用

  龚 刚

  国有企业在非竞争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大部分成长迅速,经济效益良好,通常是“钵满盆盈”。原因通常被认为是垄断+高价。但是仍有部分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省属国有企业处于竞争性领域,其效益通常是不好的,有的被认为是僵尸企业,却接受着国家的大量补贴等。由于国有企业的存在,美国拒绝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对于中国的指责大量是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国内也有一些所谓“国进民退”的压力和令人吃惊的“私营经济撤离”等奇谈怪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提出,未来国有企业改革将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但如何管资本呢?这就是我所做研究的背景。

  我主要想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国有企业如何适应竞争型的市场经济?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到底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一、国有企业如何适应竞争型的市场经济

  尽管我们说很多竞争型国有企业是失败的,但是也有成功的,典型案例就是沈阳机床集团。沈阳机床集团的成功,决定因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领导干部是长期不换的,董事长至少已经有十年了,2006年有一位中央领导直接对他说,小关你小子跑不了,你必须开发数控系统,结果一开发就是十多年,而且他清楚地认识到引进技术之路走不通,必须要靠自主研发,持续大手笔投入,砸了11个亿,有十多年长期的耐心等待。这意味着一个适合竞争型市场经济的企业,必须是追求长远利益的。现实中,既有无数的民营企业倒闭,也有竞争领域内的国有企业健康成长,这意味着所有制与是否适合市场经济很可能无关。

  一个企业能否适应市场经济,主要是由企业的行为所决定的。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人们通常假定企业所追求的目标为利润,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才是适合市场经济的?然而,利润有长期和短期之分,这两种不同的利润绝非可以互补,恰恰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相互矛盾和相互排斥的。例如为了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人们就有可能不进行研发等等。而一个适合市场经济的企业,其行为目标一定不是追求短期利润,而必须是追求企业的长期利润。

  我国的国有企业干部任命制度造成了国有企业只追求短期利益。目前我国的干部培养和选拔制度基本上可以说是政企不分,一会儿当县长,一会儿当厂长,一会儿当总裁,一会儿当市长。这样一种选拔制度尽管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和干部,然而是以损害企业利益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领导所追求的目标自然是仕途,比如说一个周期是6年,我6年以后就走,所以这6年之内能不搞研发就不搞研发,能减少支出就减少支出,所以追求短期利益就自然而然成了经济活动的目标。像沈阳机床集团那样连续10年的等待,投入11个亿的研发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我认为一种可能的改革方法就是按现代企业制度治理原则,执行政企分开。首先,董事会成员按出资比例由出资方委派,这样,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毫无疑问是由政府部门的出资方委派。企业总裁等高管实行市场化招聘,招聘后不再进入国家干部体系。高管负责企业的日常运营,制定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和公司章程等。董事会负责聘用和解雇企业高管,审定企业章程和长期发展战略等。董事长仍为体制内干部,一般同时兼任党委书记,在特殊情况下要求企业执行国家战略等。此种情况下,企业总裁等高管必然会把企业的成长当成自身长期的终生事业和仕途来经营,所以必然会考虑企业的长期利益。与此同时,由于董事长等董事会成员仍然属于体制内的干部,因此企业仍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以便必要的时刻执行国家战略。这种干部体制改革也体现了国家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的思路。

  二、市场经济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

  在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之前还需要回答一些关键性的经济学的命题,那就是:市场经济为什么或者哪些方面是有缺陷的?

  在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世界里,市场经济被认为是完全竞争型的市场经济,从而是完美无缺的。完全竞争市场最主要的假设是,厂商无权决定自己所要生产的产品的价格。然而,当厂商无权决定自己产品的价格时,价格到底是由谁来决定的呢?经济学家们试图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进行搪塞,瓦尔拉斯则直截了当地用拍卖来描述价格的调整和决定过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又根据瓦尔拉斯的拍卖模型,对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进行了建模和数学论证,使得均衡、市场出清和帕累托最优等描述资源分配的各种最优状态一一得到了严格地论述。

  然而完全竞争市场毕竟是构建出来的,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有过昙花一现,但当前的市场经济绝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也正因为如此,作为资源分配的调节机制,市场往往不能有效地分配资源。市场经济的失灵主要体现三个方面:一是,在非竞争领域,因经济活动所具有的外部性,通常导致失灵;二是,在竞争性领域,市场作为资源分配的一种调节机制往往也是失灵的,由此会给经济体带来无休无止的波动、萧条、危机和高通胀等,最后常常不得不由政府出来进行干预;三是,市场经济的失灵同时也体现在创新和市场的巨大不确定性和风险上。

  对于非竞争性领域由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失灵大家都能理解。那么,为什么在竞争性领域市场在资源分配上也会失灵呢?新古典经济学在论证市场在资源分配上的有效性时,通常强调价格的调整作用,由于这种调整被假定在拍卖市场上完成,从而必然是直接及时和有效的。然而,当离开拍卖市场,进入真实的、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时,价格调整的功效必然会大大减弱。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一旦企业自行制定价格,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价格的调整必然是缓慢和具有黏性的,从而价格调整的功效将被大打折扣,只能是一种弱稳定机制。

  此外,经济体内除了价格调整这一弱稳定机制之外,还存在着多项非稳定机制以破坏经济的稳定:一是企业的顺周期行为,即哈罗德提出的著名的刀刃问题;二是明斯基的债务不稳定机制;三是资产价格。

  为什么市场经济的失灵同时也体现在创新等未知领域上呢?有研究表明:一个创新项目从最初投资进入的设想阶段起,在进入商业化之前,其存活的概率仅为6.66%,如果再考虑商业化的风险,存活的概率则更小。由于创新领域所面临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大量的企业都会望而却步,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和保障,企业少有意愿去进行投资,特别是前期的研发。然而当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时,如果没有自主研发和技术进步,经济将无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本身也意味着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发展中国家的自主研发型的技术突破将极为困难,从而很有可能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市场经济的魅力何在?黑板经济学人会异口同声地说,作为资源分配的调节机制,市场能更有效地分配资源。但我则认为,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的魅力并不在于它能更有效地调节资源,而在于它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更为高能的激励。计划经济缺乏激励机制,经济人只能沦为完成计划的工具。市场经济调动了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然而,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这种激励机制却很少去进行研究,也许是出于一种默认,但更可能是无法用漂亮的数据模型对其进行描述,因此研究就不得不集中在市场作为一种资源分配的调节机制是否有效上了。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作用

  国有企业的作用就在于弥补市场的失灵。

  1. 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

  由于市场经济在具有外部性的非竞争领域经常失灵,因此它不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完整和充足的公共产品是市场的骨架,市场本身不能完成对其骨架的构建,只能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任何国家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甚至晚期,搭建市场主骨架的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没有国家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和服务,如交通基础设施、通讯、供水等等,就没有民营企业今天取得的成果。这与私有化程度更高、金融自由化更彻底的非洲国家、南美国家、东欧国家以及俄罗斯、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

  2. 充当宏观稳定的基石

  即使在竞争性领域,市场经济也不能完全有效地分配资源,通常会带来萧条、高通胀和危机等等。民营经济在参与经济活动时,通常是顺周期的,当经济萧条时,会主动退出市场,在经济好转时,又会蜂拥而上,这种顺周期行为通常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造成哈罗德所说的刀刃问题。因此,要使经济得以恢复稳定,通常需要其他企业通过逆周期的行为来稳定经济。逆周期行为通常表现为:不因经济的下滑而减少所雇佣的工人,不因经济的下滑而减少投资,甚至挺身而出增加投资。由于逆周期的经济行为通常意味着风险或失去盈利的机会,唯有国有企业才能担当。也许有人会说,西方也有宏观稳定政策,国有企业作为宏观稳定的基石是否多余?(1)当今世界对经济体造成巨大伤害的已经不再是凯恩斯所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债务危机。当债务危机来临的时候,凯恩斯需求管理型的宏观稳定政策已经失效了,唯有政府买单和国有企业挺身而出的逆周期行为才能救经济于水火之中。(2)国有企业的逆周期行为通常可以立竿见影,从而必然会大大缩短走出危机所需的时间,由此而减少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国有企业的逆周期行为是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性金融危机中没有停止经济增长的步伐的重要原因。

  3. 实现国家发展战略

  市场经济所不能解决的未知领域通常也包括海外市场的开拓。目前推行的国家战略,如对外“一带一路”,对内重大项目的攻关和创新等,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民营企业既无能力也不愿意承担风险。这些国家战略的推动只能由国有企业承担。美国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指责本身就意味着美国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的焦虑。在与美国的竞争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必将起到关键性的加分性作用。

  四、国有企业的考核

  国有企业采取逆周期策略,并对那些存在着巨大风险而民营企业不愿意从事的领域进行投资,那么国有企业将如何盈利?没有盈利,国有企业如何做大做强?我认为:第一,逆周期不一定就意味着损失。在股票市场上逢低买入和逢高抛出通常是一种很高明的策略。逆周期也同样如此,当然这取决于具体的逆周期策略是否精准。第二,经济学中同样存在着风险越大,回报率越高的定理。因此,高风险的投资也许最终不会蒙受损失,关键仍然是精准。第三,对于那些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其盈利能力无需担心,更应关注的是其制定的价格是否合理,是否给下游的民营企业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第四,在对国有企业的考核中,必须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以利润挂帅。不以利润挂帅并不意味着可以乱花钱。国有企业的考核应更集中体现在完成任务前提下的成本和质量核算。

  最后,作两点说明:第一,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行为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弥补市场的失灵,也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还存在着大量与民营企业争利的行为。第二,我所提出的国企干部体制改革不仅体现了政企分开,同时也与最近中央工作会议所提出的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型思路相适应。

 

  浅议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工作方式创新

  张晖明

  弹指一挥间。40年改革开放驱动发展所取得的成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吸引着多学科学者的研究精力。2015年11月23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号召;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对创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40年所走过的历程,改革开放推进所经历的多个阶段,一定是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养料,需要我们加以汲取。

  一、经济理论创新与改革开放一路同行,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启示

  回溯总结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不难发现,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改革开放实践一路同行。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方针,正是在深刻总结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解放思想”的洗礼,回归“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以理论认识变革和观念更新先行,对既有理论认知束缚、具体实践场合的行动选择存在的偏误予以变革,自然地就触及到必须摆脱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将基本经济制度、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在理论认识上加以区分,拓展出实践的可选择空间。一个最基础性的理论认识变化,就是承认商品货币关系,这有着客观的积极意义,能更好地评价经济活动的实际绩效、处理好经济绩效与劳动者自身之间的利益关系,调动微观场合的劳动者的积极性,解决好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微观效率问题。理论上的突破,很快就传递冲击经济运行管理体制的多个侧面,经济运行的资源配置、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人财物产供销、产品的核算定价、劳动者的报酬处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等多个方面都需要加以变革。在此背景下,中国人靠聪明才智巧妙地采用了“新事新办法”的工作方式,通过“增量改革”形成“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改革推进路径,逐渐蓄育形成经济体制“转轨”、驱动经济“发展”的市场力量,最终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①。经济体制转轨步入不断清晰的演进进程,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全面深化改革,最终步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变革创新的新阶段①。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实践展现的图像,不难发现,充分透射出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问题导向”的理论特质。我们的实践不是从先验的理论或者是既有的概念出发,而是始终围绕“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出发”,踏实前行。实践的困惑呼唤理论的突破创新,理论的创新引领实践的深化。两者互为促动、互为加强,形成推进经济体制变迁的“诱致性”工作机制。例如:从经济生活中是否承认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并发挥其对社会再生产分工交换关系评价的作用,进而回答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否相容?经济运行中的资源配置“计划”与“市场”是否属于经济制度的特征,乃至于选择哪种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生产资料公有制如何有效实现?它与市场经济能否相容?如何判断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发展阶段,从而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前行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如何界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建构内容使之能够更好地容纳社会生产力健康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属于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问题。实践的进程不断向理论“发问”,为理论创新提供“鲜活”的素材,给理论创新提供“营养”,而理论研究的新的见解所做出的“回应”,及时地接受实践检验,不断取得累积进步,指导实践前行。经济体制的全面转轨创新,使经济运行完全摆脱了传统的经济理论的桎梏,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写下可圈可点的记录。

  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就也充分验证了一系列经济理论创新成果的正确性、科学性。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会[1]上,明确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中,提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任务和要求,这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应当担负起的学术使命和工作责任。

  二、从“三大体系”的相互关系理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发育机制

  人类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来自于人类自身对社会发展演进的自觉思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研究什么,主张什么,都会打下社会烙印。”[3]作为阐释社会再生产经济运行的资源配置和人类自身生产生活方式演进规律的经济学理论,自然更是需要从“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中间发现蕴含其中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实践出真知,“生活之树常青”。在改革开放的驱动下,中国经济40年快速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了9.5%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迅速攀升至全球第二,人均GDP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20多美元上升到9000美元。这中间蕴含着丰富的理论素材需要加以系统挖掘。中国经济体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轨,吸引着全球的目光。中国经济学人更应该是“时不我待”,有一份沉甸甸的国家情怀和民族责任,担负起研究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反映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系统化”经济理论的工作任务。

  这种工作任务的执行需要深深扎根于社会经济实践一线,通过对一线的各类改革开放实践具体案例的认真“复盘”(案例研究),围绕具体的“改革动作”的具体设计和政策举措,对相关的经济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工作目标、评价内容和具体标准,以及当事人的观念、行为变化、人际合作方式变化在体制机制、政策内容和深层次理论等多个侧面加以梳理检讨,用多元综合的研究方法加以总结,以归纳获取能够反映客观的经验。对政策内容变化、理论认识视野和具体表述的变化有系统的分析研究。在全面准确取得经验概括的基础上进一步凝练升华为一定的理论概念和范畴。这种概念和范畴就是形成系统性理论创新的具体构件,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具体构件。在此基础上,通过全面系统深入地开展对于中国经济快速崛的起经验总结,将案例解剖总结所得到的经验不断凝练形成多个新的概念范畴,以逐渐发育积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这样的话语体系包含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特定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的时代和个性特点的概念范畴,也包含对既有的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分工合作特点的概念范畴的重新定义。基于这种话语体系能力的积累,一定能够发现这些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发育形成能够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由此形成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内容的全面刷新的理论创新能力,迭代升级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基础性教科书基本原理,形成能够全面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为人类文明做出中国实践的智慧贡献。

  毋庸置疑,中国改革开放发展40年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具体表现在:全球化发展大环境中自觉处理跨国分工、在全球视野下整合各类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技术和管理要素)、经济体制转轨和发展方式转型特点、市场发育与政府职能转变有机配合、针对地区经济构造特点的“区域推进”方式、追赶型大国战略目标实施过程中坚持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创新探索特点,等等。正是这些特点因素和发展条件,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具体元素和养料。从案例研究总结经验,从经验积累凝练概念范畴,形成“话语体系”能力;从概念范畴的话语体系发现理论逻辑,从理论逻辑发现揭示发展规律、形成学术体系能力;从学术体系创新建设建构巩固学科体系能力。这也反映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具体特点和规律,也应该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致力于推进理论体系创新工作的具体路径。以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成功经验为理论创新素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刻画,对于如何处理好经济体制转轨牵引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创新,特别是对于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协调好区域发展不平衡关系、处理好自觉利用分工理论融入全球化潮流等有着深刻的论述,应该能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追赶型”发展具有一般性参考意义。最终表现为中国发展的经验为他国所吸收,承载中国发展成功经验的理论教科书为其他国家所采用,也就是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具体学科的基础理论教科书具有出口传播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4]不难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创新,也是一项伴随中国经济实力增长进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应当承担的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

  三、立足中国实践土壤,创新工作方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不懈努力

  创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工作任务,就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改革开放实践中典型案例的解剖分析总结,单个学科开展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理论收获。要摆脱仅是从体制政策和行为机制方面的一般研究,进一步加强对于案例解剖的维度和深度,特别是关注社会成员的文化心理的演化,从“存在”与“意识”的相互关系,在哲学基础理论上进行系统深入的讨论研究。要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强化整体性研究,以促成既有的分学科分散研究有新的集成和升华。

  笔者曾在2012年讨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有关文章[5]中指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在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下,在中国自身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制度演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正是这样,既有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包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的微观宏观经济学)都难以准确充分地解读中国发展的深层规律。因为“全球化的波动代表了由技术水平、制度结构、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现实结果;这种现实结果决定了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经济理论的发展演进又影响了实践中政策的更替摆动,进而导致新的现实结果”。“因此,构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及政策范式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这样不仅可以解释中国崛起的现实,也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必定会对哲学社会科学多个学科提出全新的课题。正是这样,对照“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形成“系统化理论”的工作要求,特别是在创新理论研究方法论和学科建设的基础原理理论能力方面,需要花更大的气力。

  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需要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共同辛勤耕耘,形成系统的多样性的研究成果。客观上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最初是从农村起步,在稳定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产生活的基础上,进而推进转向城市。既有的不同城市之间的企业数量和企业规模差异、企业所从事的主业经营内容分工和经济属性特点的差异以及不同企业技术装备条件的差异、不同企业生存延续时间差异所附带的社会性事务数量的差异、产业技术变革升级转型相伴的就业结构和员工队伍结构变化之间的差异;在区域空间关系上,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南北方之间,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既有的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存量与既有的管理理念和行为惯性所产生的对于体制变革接受应对方式的差异;伴随体制环境变化政府运作方式管理之间的差异;基于生产力布局和存量资本能力以及区位条件差异接受开放吸引国外资本和先进技术能力的差异;等等。40年中不同阶段和不同改革举措在具体的地方、具体的企业、具体的当事人之间产生多样性的震撼影响和具体变化。这种多样性震撼变化最最微观地归结到每一位社会成员身上,也就是每一位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当事人的个人心理结构、认知能力和融入急剧变革的社会体系的应对能力上。以上丰富复杂的多样性如何被全面剖析并有机地整体地加以研究,正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加以深化开展的研究工作内容。可以说,改革开放驱动中国经济社会变革转型快速发展的实践,是一个蕴含着多种理论元素的“共生矿”,包含着制度体制和机制的、文化和法治精神的、劳动组织和就业态度的、社会阶层和人群心理的、产业技术和产业结构变化的诸多因素,各类因素的变化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共生关系的变化,需要多学科开展综合研究。

  一方面,学科分工和“分科治学”是提高学术生产力的客观规律要求;另一方面,对于经济社会整体转型内在规律的全面准确、科学客观的揭示和阐述,又需要学科合作,形成对经济社会整体转型多学科视角的交叉研究。即使是聚焦在经济学科领域,还存在学科内部的不同的研究专业分工,同样需要这种分工之间的对话交流和理论见解的对话集成。如何突破不同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突破同一学科内部的不同方法和视域分工研究之间的局限性,是我们致力于创新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需要面对并花气力认真对待的问题。

  鉴于当下各学科活跃开展的各类论坛研讨交流,需要进一步提倡研究工作的组织交流形式上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平等性。所谓开放性、多元性,就是具体的研究主题吸引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开展研究,吸引同一学科内部不同研究视域和不同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学者共同研究,形成跨学科和多范式不同视角的研究,以加强不同学术见解的对话交流,发现共识、提升综合性普适性话语能力和理论解读能力,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努力提高学科基础理论的建设能力。诚然,这种开放多元是建立在学术交流的平等和学者之间相互尊重的治学态度基础上的。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平等对话,彼此相互切磋、互相启发,就能够不断找到共识。一句话,只要我们扎根于中国实践的丰富土壤,担负起理论研究的时代重任,以开放多元和平等的治学精神,精诚合作,“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以“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6]努力增强理论创新的活力,提高学术的创造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24/c_1117247999.htm,2015-11-24.

  [2][3][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2016-05-18.

  [5]张晖明.中国崛起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N].文汇报,2012-11-12.

  [6]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2/18/c_1123868586.htm,2018-12-18.

 

  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冯金华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应该做到两点: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也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如何坚持?如何发展?“在坚持中发展”和“在发展中坚持”,这两句话把坚持和发展的关系讲得比较清楚。

  首先,“在坚持中发展”。没有坚持的“发展”,其实不是真正的发展。没有坚持的“发展”,容易导致走上歪路。当前很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新问题,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起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于是,有些人就干脆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比如,他们觉得用劳动价值论不好解释现实经济中价格的变动情况,于是就放弃了劳动价值论,而提出所谓的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供求价值论,等等。这实际上就是脱离甚至背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等于是“另起炉灶”。

  其次,“在发展中坚持”。只有在发展中才能真正做到坚持,没有发展的“坚持”,也不是真正的坚持。没有发展的“坚持”最后会导致走进死路。我们过去一些人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搞“两个凡是”:凡是马克思讲过的我们都要坚持,凡是马克思没有讲过的我们都不能讲。总之,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就走进了死胡同。

  应当承认,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毕竟马克思《资本论》出版一百多年了,理论在发展、现实在发展,出现新的问题也不足为奇。比如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问题,或通常所说的价值转形问题。我们可以研究一下,究竟能不能在商品按价值出售的条件下说明等量资本可以获得等量利润?又比如联合生产的问题。联合生产讲的是同一个生产过程同时生产好几种产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讨论的是单一生产,即一个生产过程只生产一种产品。西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劳动价值论最多只能说明单一生产而不能说明联合生产。那么,我们就需要回答,劳动价值论究竟能不能很好地解释联合生产的问题?再比如经济效率的问题。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主要讨论的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对经济效率方面的讨论较少。那么,劳动价值论能不能用来比较不同行业之间的效率高低?还有如资源配置等问题。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一个长处是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有较高的效率。劳动价值论能否对此也有很好的解释?

  所有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或者说,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这些问题需不需要讨论?需不需要解决?当然需要讨论,需要解决。那么,如何讨论?如何解决?那就是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决,要在这个基础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你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坚持不了。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以马克思《资本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重要的理论有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再生产理论、利率和地租理论等等。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效率和公平相结合”;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无联系?在这方面我们研究得很不够。比如,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尽管我们知道,后者要以前者为理论基础。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这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中每一个部分的研究目前存在一些问题。近年来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对现实问题、政策问题的关注不够。很多研究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缺乏解释现实、对策政策的提出。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缺乏牢固的理论基础。理论基础要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从目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讨论和相关文献中,明显感觉理论基础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和出发点,根据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际特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要真正做到很难。具体举例说明一下。这几年我做的一项研究工作与两大部类的积累和增长有关。这在《资本论》中是第二卷的一个主要内容。我的问题是:从《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内容能不能引出一些能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东西?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两大部类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我们可以很好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找到根据。马克思在讨论两大部类的扩大再生产时,有三个基本假定:第一,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第二,第一部类率先积累,且保持积累率不变;第三,第二部类跟随调整以维持两大部类之间的供求平衡。根据马克思的这三个假定,我们再增加一个假定,就是利润平均化且平均利润率保持不变。我们知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第二卷中讲两大部类的再生产,在第三卷讲利润的平均化。本来,在讲完利润平均化之后,应当再回过头来把利润的平均化引入两大部类的再生产,使得这两个部分的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天妒英才”,马克思过早地去世了,那么如果把利润平均化这一条加到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的再生产理论中去,会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呢?那就是从第2“年”开始(当然,这个“年”不是指自然年,而是指一个再生产周期,可以叫做第2“期”,就是从第2年或第2期开始),不仅两大部类的增长率会趋同,而且它们的积累率也将趋同。这个结果很重要,可以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研究奠定一个很好的理论基础。按照马克思的假定,在两大部类的积累和增长中,是第一部类率先积累,且保持积累率不变,第二部类则跟随调整,以保证两大部类之间的供求平衡。按照这两个假定,我们可以让政府来调控第一部类,即政府规定第一部类的积累率,并保持不变,而让市场来调节第二部类的积累率,就是说,政府不要管第二部类,第二部类完全由市场自由调节,以维持两大部类之间的供求平衡。这样做就可以保证从第2年开始,实现两大部类之间的积累率和增长率都趋同。

  应用以上结论可以讨论如何实现既定的某个计划增长率。当然,这里不是为计划经济张目,而只是讨论某种计划的可能性。假定现在有一个计划的增长率,如何去实现它呢?根据整个经济的计划增长率,我们首先可以计算出一个最优的积累率,因为增长率要靠积累率来保证,然后进行政府调控,政府只要让第一部类的积累率等于最优积累率就可以了。第二部类则不要去管它。第二部类完全自由调整,维持供求平衡。其结果是:从第2年开始两个部类的积累率和增长率都趋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计划增长率目标可以实现了。

  比如说,假设整个经济的计划增长率为8%,平均利润率可以根据实际经济运行情况进行测算,比如测算出来为20%,那我们就可以算出为实现8%的计划增长率所需要的最优积累率,那就是用8%的计划增长率除以20%的平均利润率,得到40%,即相应的最优积累率为40%。政府只要把第一部类的积累率规定为40%就可以了。根据前面所说,从第2年开始,两大部类的积累率将会趋同,即都是40%,从而,整个经济的积累率恰好等于最优积累率40%,而整个经济的最优积累率40%,正好可以保证整个经济的增长率为8%。于是,我们就实现了整个经济的计划增长率。这就是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

  再以优先发展为例。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如果我们把重工业看成第一部类,把轻工业和农业看成第二部类,那么,按刚才讲的政府调控重工业的积累率,而让市场调节农业和轻工业的积累率,结果可能会在第1年中暂时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但是,从第2年开始,农业和轻工业就会与重工业同步增长。过去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出现很多问题的原因是过去不但规定重工业的积累率,而且同时也规定农业和轻工业的积累率。

  事实上,两大部类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现实中存在的是各个具体的部门,如纺织部门、钢铁部门等等。那么上述关于两大部类的积累和增长的结论是否也适用于现实中的具体的多部门经济呢?在多部门情况中,我们可以把整个国民经济分成若干个部分,其中,每个部分由一个“主导部门”和若干个“非主导部门”组成。这里,主导部门起着类似于第一部类的作用,非主导部门起着类似于第二部类的作用。为了实现整个经济的计划增长率,政府在根据现实中的平均利润率计算出相应的最优积累率之后,只需要让所有主导部门的积累率等于最优积累率即可,至于非主导部门的积累率则完全交由市场调节,以保证所有部门之间的供求平衡。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应当也确实能够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就是“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标签 - 国企改革,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网站编辑 - 王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