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与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性决策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之际

2019年07月22日 18:25:54
来源: 《前进》 作者: 冯林平

  2019年5月29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作出了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重大战略性决策部署。山西由此而成为在全国第一个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省份。党中央作出此项重大战略性决策,是对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和改革发展的新的关注和支持,也开启了全国能源革命的新征程。山西必须也必将在全国能源革命进程中当好排头兵,在推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好示范作用,作出贡献。

  事实上,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近百年奋斗历程中,山西始终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地区之一,党的许多关系革命、建设和改革大局的重大战略性决策与山西相关联。党的这些重大战略性决策不仅影响山西,而且也影响全局。山西由此而成为影响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回顾总结近百年山西与党的重大战略性决策的历史,对于深化对山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对于山西增强历史自信,秉承优良传统,凝聚力量,担当大任,改革开放再出发,推进实施党和国家决策部署的山西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试验区建设的重大战略,在新时代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的大局中发挥山西作用,彰显山西的使命担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在这28年时间里,党领导人民探索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党探索和实践这条道路,主要集中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而党拓展和实践这条道路,则主要集中在这之后。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山西在党拓展和实践中国革命道路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战略区的作用。作为重要战略区,山西对党在这一时期作出三方面有关拓展革命道路选择的重大战略性决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红军东征山西和在山西建立特殊形式抗日统一战线的决策。1935年10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与山西只有黄河一河之隔的陕北。当时,陕北虽是陕甘苏区红军的根据地,但自然条件较差、物资匮乏,根本无力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也无力解决红军队伍的兵员补充和军需供给,这使得根据地的巩固和红军的发展成为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策划“华北事变”,叫嚣“华北独立”,企图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而黄河对岸的山西,早在1924年就建立了党的组织,1931年还曾组织创建过晋西游击队和红24军两支红军队伍,革命基础较好,同时经济条件也远较西北各省优裕。为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并以实际行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党中央在驻地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渡河东征,首先向山西、绥远进军,并逐步向接近抗日的前线发展,与日军作战。1936年2月中旬,毛泽东、彭德怀率红军主力由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后根据形势的变化,东征红军于5月初西渡黄河返回陕北,并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指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本当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红军东征山西,不仅取得了壮大红军力量和在山西广播革命火种的巨大战果,而且回师《通电》表明党对蒋介石国民党斗争策略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和影响。红军东征及其回师通电,促使阎锡山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加强了对山西当局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通过多方面做阎锡山的工作,特别是毛泽东多次致信阎锡山,促使阎锡山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其中,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天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1936年冬薄一波等到达山西,通过做阎锡山的工作,并改组阎锡山曾组建的具有抗日救亡性质的官办团体“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使之实际上成为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和山西各种抗日救亡团体总的指导机关,在山西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山西由此而成为在中日民族矛盾即将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际全国最早并成功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省份。红军东征山西和山西特殊形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和广泛动员群众等方面作了重要准备,对党领导人民革命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战和以山西为战略支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决策。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把发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部署首先放在山西,山西成为党领导八路军和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在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8月下旬开始,八路军总部指挥115师、120师、129师主力先后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在日军侧翼和后方作战。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军队在山西及华北正面战场的作战基本结束。党中央和毛泽东决策部署八路军以山西为战略支点,向华北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八路军三师主力各部首先以山西四面山区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为依托,分兵实施第一次战略展开。到1938年春夏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此间,八路军和党组织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八路军由入晋时的3万多人扩展到10万人,成为实施分兵战略展开和坚持抗战的重要生力军。随后,八路军主力各部由山西山区各抗日根据地为前进阵地和战略依托,向冀鲁豫平原和察绥地区分兵挺进,再次实施战略展开,到1938年10月将初创的各山区抗日战略支点与新开辟的抗日基地联成一片,扩展为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5大抗日根据地,形成一个抗日根据地群。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预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根据华北日军将主要兵力转移到进攻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平原根据地的形势,党中央及时作出“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据此,八路军三师主力各部由山西向华北平原地区实施第三次战略展开,到1939年春成功挺进冀中、冀南、山东一带,巩固和发展了华北各平原根据地,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华北抗战局面。八路军以山西为战略支点在华北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开辟的广阔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将日军后方变成抗日前线和战场,在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在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成为全国最大的抗战主战场和最强大的战略基地,对支撑全国持久抗战和夺取最后胜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八年抗战,八路军以山西为战略支点,开辟华北敌后根据地坚持抗战,并在抗战中发展壮大,由最初进入山西时的3万多人发展到抗战胜利的90多万人,占当时党领导全部革命武装力量的四分之三,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武装的主力军。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战,以山西为战略支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革命主导力量在此发展,实现了党领导中国革命力量发展的重心由南方而西北、再由西北而华北的由南而北的战略大转移,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

  (三)巩固发展山西解放区和依托山西解放区进行战略进攻的决策。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中日民族矛盾得以解决,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集中在和平、民主与内战、独裁以及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的斗争,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严重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是同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进行斗争的坚强后盾。抗战胜利时,党领导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在华北建立了包括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抗日战争时期,原属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山东根据地划归华东解放区)的三大区域在内的全国最大最巩固的解放区,是联系东北、西北、山东和华中各解放区的枢纽。其中,山西区域范围的解放区涉及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太行区、太岳区和晋绥解放区的晋西北、晋西南及晋察冀解放区的冀晋区(晋东北),是华北解放区的腹心区。山西解放区的巩固发展,关系着整个华北解放区的大局,也关系着党同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进行斗争的全局。因而,在抗战胜利后,在争取和平民主阶段还是全面内战爆发的战略防御阶段,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山西解放区巩固发展高度关注。在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争取和平民主斗争阶段,针对阎锡山军队、国民党军队抢占抗战成果、进犯山西解放区的军事行动,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部署山西解放区军民作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这些斗争主要包括1945年的晋东南上党战役、晋南南同蒲路阻击战以及涉及山西解放区的平汉路战役、平绥路战役,1946年的晋北战役。其中,上党战役取得了毙伤俘阎锡山军队3.5万余人的重大胜利,不仅巩固扩大了解放区,而且配合和支持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1946年6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山西解放区军民相继发起闻(喜)夏(县)、洪(洞)赵(城)、临(汾)浮(山)、吕梁(晋西南)、汾(阳)孝(义)、晋南等战役、战斗,参加了大同集宁战役、正太战役等,大量歼灭阎锡山和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解放了大量的城镇和乡村,扩大了解放区。其中,吕梁、汾孝、晋南等战役还策应了陕甘宁解放区军民的作战,发挥了保卫延安党中央作用。到1947年上半年,山西境内除同蒲路沿线的大同、太原、榆次、临汾、运城以及晋中地区的一些县城为阎锡山和国民党军队困守外,其余均成为解放区。山西解放区的巩固发展,成为党领导人民军队实施战略进攻的可靠的后方基地和出兵基地。1947年3月,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由陕北进驻山西晋西北临县,在此统筹后方工作。1947年7月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方针和部署,与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从山东鲁西地区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和陈(毅)粟(裕)大军从山东鲁西南地区挺进豫皖苏相配合,陈(赓)谢(富治)大军从山西晋南、河南豫北一带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开辟了新解放区。而留在山西解放区的各部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部署下,先后发起和举行了运城、临汾、察南雁北绥东、晋中、太原等重大战役,在解放山西全境的同时,配合和支持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展开和推进。抗战胜利后,山西解放区在中国革命进行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战略基地的作用。

  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在这29年时间里,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和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山西是党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重要战略区,党在三方面的重大战略性决策与山西密切关联,其中两项重大战略性决策对全局的影响甚大。

  (一)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兴起源起山西的决策。新中国成立后,在山西老解放区长治地区广大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方面,经过土改后几年发展,一些农民不断买进土地,变成了新富农,一些农民因各种原因逐渐卖掉土地,沦为新贫农,农村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另一方面,革命战争时期在农村建立的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等多种生产性和消费性互助组织,出现了涣散现象,有些常年互助组改为临时互助组,有些临时互助组自行解散。面对农村出现的这些情况和问题,中共长治地委总结革命战争时期农村互助组的经验,特别是平顺县青春凹农民自发创办的土地合作社的经验,经中共山西省委批准,从1951年春开始在武乡、平顺、壶关、屯留、襄垣、黎城等县试办了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年即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0个社粮食平均亩产、社员人均收入都比当地互助组、单干户有较大幅度增加。但是,由于认识的分歧,山西长治地区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在全党引起了一场肯定与否定的较大规模的争论。在争论的关键时刻,1951年8月,毛泽东公开表态,支持长治地委和山西省委的意见,肯定了长治地委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争论才宣告结束。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决议(草案)》。12月15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写的通知和《决议(草案)》印发,指示全党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化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决议(草案)》后经修改,于1953年2月正式发出,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由此而在全国兴起。山西是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农业互助合作的起源地,也是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兴起的源起地。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兴起,不仅加快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也推动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实现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创造了条件,影响极其深远。

  (二)奠定山西为国家工业化发展重要基地的决策。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改变国家的这种经济状况,在经济上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在1949年至1952年实现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迅速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以后,党和国家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摆在了突出位置,制定实施了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为重点并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1953—1957年)计划。在制定“一五”计划和布局工业生产力分布时,根据山西独特的区位、矿产资源丰富、国民经济恢复和工业基础状况,党和国家将山西确定为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工业区。“一五”期间,国家将苏联和东欧国家帮助设计和由国家投资建设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 16项规划布局在山西建设,包括晋西机器厂(太原)、山西机床厂(太原)、太原大众机械厂、太原化工厂、江阳化工厂(太原)、兴安化学材料厂(太原)、太原氮肥厂、太原第一热电厂、太原第二热电站、新华化工厂(太原)、汾西机器厂(太原)、山西柴油机厂(大同)、大同机车厂、平阳机械厂(侯马)等。除此之外,由国家投资在山西新建限额以上项目有30多个,包括太原重型机器厂、太原纺织厂、山西磷肥厂、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厂等,同时国家投资对太原钢铁厂、山西机床厂、大同煤矿、西山煤矿、阳泉煤矿等厂矿进行了改造和扩建。这批大型国营企业的兴建、改扩建,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山西引以为傲的工业基础,也确立起山西在国家工业化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此后,经过“二五”(1958—1962年)时期的建设,国家投资在山西建设的大同、阳泉、西山、潞安、汾西、轩岗、晋城、霍州八大煤炭生产矿区已初具规模。“一五”、“二五”时期,国家累计向山西投资39.69亿元、39.65亿元,分别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15%和5.3%。山西由此而成为全国以煤炭、机械、冶金、化工、军工为主的全国性的重工业基地和国防工业基地。1964年,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国家安全需要出发,作出了以备战为中心的“三线”( 全国地域按战略地位划分为前线、中间和后方,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把“三线”建设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和主要任务。山西是“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之一。从1965年开始,在长达10多年“三线”建设期间,在国家投资建设和项目布局的带动下,山西国防科技工业快速发展, 能源、冶金、化工、机械、电子、轻纺等基础工业进一步发展,山西工业在全国的地位进一步夯实和凸显,也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源起山西的决策。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穷山村。新中国成立后,大寨村群众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持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他们在沟里筑了道道的弓形坝,淤出了大片大片的水浇地;在山上修了层层水平梯田;通过不断深耕土地、连年不断大量施用秸秆沤制的农家肥,使耕地变得肥沃适合耕种。1962年在全省和全国大灾和严重困难的年景下,大寨村粮食亩产达到774斤,一跃而为全省之冠。1963年8月,大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雨灾害,大寨人民辛苦多年修筑的沟坝大部被冲毁,梯田有20%被冲毁,房屋绝大多数垮塌。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大寨党支部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即不要国家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资,国家征购粮、集体储备粮、社员口粮不减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了困难。大寨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事迹,引起山西省委的重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山西省委从1963年开始在全省号召学习大寨精神和推广大寨经验。1964年3月,毛泽东在听取山西省委的介绍时,赞赏和肯定了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国家农业部派出专门调查组到大寨实地考察,并在考察报告中肯定“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1964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号召,并把大寨精神概括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此后,农业学大寨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其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对于全国经济、政治、文化影响至深至广。学大寨运动期间,与全国一样,山西也受到“左”的思潮影响,但其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在改善山西农业生产条件和促进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的新时期。改革开放40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并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在改革开放40年这一历史进程中,山西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山西篇章的实践中,党和国家对山西的改革发展始终高度关注,有两方面的重大战略性决策是基于山西和全国大局而作出的。

  (一)布局山西为全国重要能源工业基地的决策。经过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建设,到改革开放前夕,山西已探明煤炭资源储量居全国首位,而且煤炭工业发展也处全国前列。当时,煤炭在国家建设的能源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的展开,各项建设对煤炭能源的需求十分旺盛。1979 年2月,邓小平在访问美国期间,邀请素有“红色资本家” 之称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哈默到中国合作开发位于山西晋西北的平朔煤田。1981 年7 月,哈默先生来华访问,与国家煤炭部会商了合作开发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事宜,邓小平还出席了会议纪要签字仪式。与此同时,1979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山西视察工作时,根据山西煤炭资源丰富的实际,提出了“尽快把山西建设成一个强大的能源基地”的议题。1982年,国务院批复国务院技术研究中心关于山西煤炭开发问题专题论证,成立了负责协调山西能源基地建设事宜的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山西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布局中重要能源工业基地的地位由此开始确立。在党中央和国家的支持下,从1980年到1990年,经过“六五”“七五”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山西的煤炭能源工业快速发展,在全国确立了煤炭能源生产输出大省的地位;电力能源工业也快速成长,成为京津唐地区电力能源需求的重要供应基地。此后,在1991年到2000年的“八五”“九五”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山西煤炭、焦炭、电力能源工业在产业升级的结构调整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发展。进入新世纪后,党和国家在对区域经济布局战略进行调整时,再次将山西确定为重要能源工业基地。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作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2006年又作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包括山西在内。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主要目标任务是建设“三基地、一枢纽”,即将中部地区建设成国家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三基地、一枢纽”的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中,国家对山西的主要定位仍是重要能源工业基地。2011年3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山西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中央在确定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当中,对中部地区的产业发展有明确定位,即‘三个基地、一个枢纽’。‘三个基地’分别是:粮食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高新技术和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一个枢纽’是综合交通枢纽。这‘三个基地、一个枢纽’山西都有份,都有一定的潜力,在某些方面还有独特的能力,那就是山西是我国十分重要的能源基地。” 2012年,山西原煤产量达9.1亿吨,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为25.9%,外运煤炭5.8亿吨,占原煤产量63.7%;焦炭产量8612.7万吨,占全国的比重为19.4%,外运焦炭5557.8万吨,占焦炭产量64.5%;发电量2535.0亿千瓦小时,外输电量769.2亿千瓦小时,外输电量占发电量30.3%。改革开放以来,山西作为国家实施现代化战略的重要能源工业基地,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从1979年到2012年30多年间,山西是全国最大的煤炭产地和供应地,累计生产煤120多亿吨, 占全国生产总量的1/4以上,累计外调煤炭85亿吨,约占总产量的70%;山西是全国最大的焦炭产地和供应地,焦炭产量占全国产量长期保持四分之一以上,一度时期还达到30%以上,外调焦炭产量也长期保持在60%左右;山西是全国外输电力大省,外输电量长期居全国第一、二位。

  (二)确立山西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试验区的决策。建立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到2009年,党和国家先后两次对建立经济特区作出重大战略决策部署,一次是改革开放之初建立深圳等经济特区,一次是新世纪以来建立上海浦东等综合改革试验区。从2005年上海浦东综合改革试验区起步建设,到2009年,国家先后批准设立了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重庆和成都(成渝)等7个综合改革试验区。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山西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基地,长期高强度资源开发形成的资源型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凸显,上半年经济出现全国唯一的负增长局面,资源型经济省份如何转型成为山西和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经过中央和山西有关部门的研究论证,2010年12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由此而成为全国第9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是全国第一个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2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标志着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历经起步探索和逐步提升,在2016年下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进一步加强领导和统筹布局下,山西省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进入新阶段,逐步成为山西实现政治由乱转治、经济由疲转兴“两转”的重要动力和鲜明标志。2017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山西考察时指出:“实现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形成产业多元支撑的结构格局,是山西经济发展需要深入思考和突破的重大课题。党中央赋予山西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大任务。山西要用好这一机遇”。 9月1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意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第一次专门就一个省的经济转型发展给予全面指导和支持,对山西 “建设成为创新创业活力充分释放、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显著的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为其他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经验”“打造能源革命排头兵”提出明确要求,进一步强化了山西全国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试验区地位,凸显了山西在新时代全国改革发展大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和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示范意义。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和亲自推动下,省委、省政府自觉运用新发展理念,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与推动转型综改有机统一起来,着力构建“四梁八柱”新体制新政策框架,以“示范区”“排头兵”“新高地”三大目标牵引转型发展牛鼻子,努力破解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世界难题,迈出了新的重要步伐,奏响了新时代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的最强音。以此为基石,山西走上了改革开放再出发、全面拓展新局面的新征途。近年来,省委、省政府以着力打造能源革命排头兵为目标牵引,推动全省能源革命的态势加速形成,取得积极成效。2019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将山西确立为全国第一个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省份,既是对山西近年来推进能源革命实践成效的肯定,也是鞭策,更是期望。山西人民有信心也有担当,在全国能源革命进程中当好排头兵,在推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好示范作用。

  综上所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近百年奋斗进程中,山西始终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地区,党的许多关系革命、建设和改革大局的重大战略性决策与山西相关联,山西由此而成为影响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重要地区,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回首近百年历史,增强历史自信,提升历史自觉,强化历史担当,是山西在新时代党和国家奋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的大局中,凝聚力量,大力推进实施党和国家决策部署的山西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试验区建设的重大战略,续写山西历史新篇章的重要力量源泉和不竭精神动力。

  〔作者单位: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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