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精神”的浙江实践对山西的启示

2019年07月22日 18:25:54
来源: 《前进》 作者: 张婧雅

  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中国革命原点,在近百年后的浙江大地上依然闪耀着指引未来的光芒。红船劈波前行,精神凝聚人心。红船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各省市的发展中,浙江的发展成就和发展方式极富特色。在人多地少、资源贫乏、交通落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浙江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各项经济指标跃居全国前列,迅速从资源小省崛起为经济大省、文化大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最富有活力的省份之一。浙江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从精神层面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与“红船精神”的指引密不可分,她激励着浙江人大胆创新、艰苦创业。探讨“红船精神”的浙江实践,是解开浙江成功密码的有效途径;探索和提炼浙江发展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做法和经验,对山西这样的欠发达省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浙江与山西资源禀赋比较

  浙江是典型的陆域资源小省,地处东南沿海,陆地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为全国的1.06%。其中,山地和丘陵占70.4%,平原和盆地占23.2%,河流和湖泊占6.4%,耕地面积仅208万公顷,故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改革开放之初,浙江人均耕地0.68亩,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6,农作物产出仅够果腹。自然资源贫乏,缺铁、缺煤、缺油、缺大宗原材料,一次能源自给率只有5%,人均资源拥有量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国倒数第3位。矿产资源尤其有限,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45种矿产工业储量潜在价值看,浙江仅为55.7亿元,人均128元,占全国的比重仅为0.09%。由于地处沿海前线、人多地少、资源稀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浙江的投资很少,1952年至1978年,人均投资仅410元,居全国倒数第一。改革开放前,浙江经济年平均增长幅度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山西总面积15.6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1.63%。其中,山地、丘陵占80%,平川河谷占20%。山西矿产、生物、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丰富,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素有“煤铁之乡”之称。煤炭是山西最大的资源优势,探明储量2238.7亿吨,占全国已探明储量的1/3,居全国之首,且品种齐全、分布广泛、质量上乘。1949年,山西煤炭产量为267万吨。改革开放前30年,煤炭工业经过大规模建设,煤炭产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1949年到1978年共生产原煤119890万吨。1979年,煤炭产量突破亿吨大关,达到10893万吨,晋煤年外调量达到7000多万吨。

  二、改革开放40年浙江与山西发展比较

  (一)总体经济实力比较

  尽管浙江与山西资源禀赋相差较大,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两省经济实力不相上下。1978年,浙江GDP居全国第12位,山西紧随其后,居第15位。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实力快速提升,40年来经济总量增长417倍,GDP从1978年的124亿元跃升至1991年的1000亿元,1998年突破5000亿元,2004年突破1万亿元,成为继广东、江苏、山东之后全国第4个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的省份。2018年,浙江人均GDP达9.9万元,全省GDP达56197亿,稳居全国第4位,超过居世界第18位的沙特阿拉伯,接近居世界第17位的荷兰。

  改革开放后,山西经济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40年来经济总量增长191倍。但与浙江相比,还有不小差距。1978年,山西GDP为88亿元,与浙江仅相差36亿元。1990年GDP升至429.3亿元,2000年达1845.7亿元。到2011年,GDP总量突破万亿元,比浙江整整晚了7年。2018年,山西人均GDP仅4.5万元,全省GDP为16818亿元,不到浙江的1/3,居全国第22位,与居世界第47位的越南相当。

  (二)民营经济发展比较

  作为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浙江40年来勇立潮头、改革创新。从改革开放初期无数个“第一”(第一个个体工商户、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商品交易市场、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第一个专业市场、第一个农民城等)到众多的国家级试验示范区;从“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资源小省到成功举办过G20杭州峰会、乌镇峰会的中国经济最活跃省份之一;从“鸡毛换糖”到乡镇企业集群、数字经济、“互联网+”,浙江人以前所未有的胆识、魄力和智慧,创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浙商中有对世界喊出“芝麻开门”的马云,有通过“小鱼吃大鱼”创办娃哈哈的宗庆后,有从放牛娃变成“汽车大王”的李书福,有带领横店老百姓走出一条富裕之路的徐文荣,有从修鞋匠到电器巨头的南存辉,还有在服装领域创出一片天地的雅戈尔总裁李成如……

  2018年,浙江民营企业在省内经济总量的比重达65%,贡献了54%的税收和80%的就业岗位。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上榜人数及财富总额、人均市场主体拥有量、私营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重等重要指标均居全国首位。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企五百强榜单”,浙江一骑绝尘,上榜企业数连续20年夺冠。2018年上榜企业营收总和为3.65万亿元,占全国收入总和的15%。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山西出现一批发展较好的民营企业。太原清徐县赵家堡暖气片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暖气片生产基地,被业内尊为“中国暖气片大王”。1990年1月,江泽民同志亲临该厂视察,勉励该厂再接再厉,取得新的成就。1993年,在全国500强乡镇企业评比中,赵家堡暖气片厂排名第9位,产值达到5.25亿元。闻喜海鑫钢铁公司是上世纪90年代山西最大的乡镇企业和第四大钢铁基地,形成“千亩钢城、万人企业、十亿产值、亿元利税”的生产规模。朔州市山阴县古城乳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要产品“古城”牌奶粉成为当时全国奶粉业十大名牌之一,在奶粉企业中占据一席之地。阳泉荫营耐火材料集团、太谷胡村玛钢集团、介休安泰焦化集团成为全国同类产品中最大或最主要的生产厂家。2004年,山西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到全省GDP的半壁江山,2013年升至55.4%。2017年,民营经济贡献了57.9%的税收,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为推动山西转型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但从总体数据来看,跨入新世纪这些年,山西民营经济增加值总量占全省GDP的比重一直在50%附近徘徊,没有更大的突破。而全国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18年已超过了60%,山西民营经济的发展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速度还有待提高。

  山西85%以上民营经济集中在资源型领域,民企整体呈现“少、小、单一、弱、低、慢”的特点。从企业发展规模上看,山西民营企业缺乏领军型企业,整体规模偏小。从2018年发布的山西民营企业百强榜单来看,入选标准仅为营业收入7亿元(全国民营企业500强门槛为156.8亿元)。2018年,全省只有5家民营企业入围“中国民企五百强榜单”,潞宝集团销售收入197.25亿,排名387位;美锦能源集团销售收入192.57亿元,排名第396位;大运九州集团销售收入189.46亿元,排名第401位;通才工贸有限公司销售收入170.15亿元,排名第455位;立恒钢铁集团收入166.1亿元,排名第466位。这5家的排名均相对靠后,和全国500强平均水平(户均489.59亿元)相比有较大差距。从产业结构方面看,山西民营经济产业结构存在传统化、低端化、资源化的问题。民营经济主要集中于煤炭、焦炭(化)、钢铁、冶金、建材等传统产业,同质化、低端化问题严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处于产业链的前端和价值链的低端,高精尖产品偏少,发展潜力不足。

  (三)居民收入比较

  在过去40年全国各项经济数据的排行榜上,浙江有一项数据最为亮眼,就是百姓收入。以2018年为例,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5840元,仅次于上海、北京,位居全国第三。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5557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7302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多,遥遥领先于各省区。广东、江苏、山东等GDP大省都难以望其项背。自1985年始,浙江农民人均收入已连续33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这一巨变背后更多的事实是:1997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县;2002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乡镇;200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批取消农业税;201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实现绝对贫困人口全面脱贫;浙江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高居全国之首。2018年度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城乡差距最小的是浙江,城乡收入比仅为2.036。

  相比之下,2018年山西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全国排名第23位,在中部六省中增速最低。山西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1990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8008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03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750元,城乡收入比为2.64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截至2018年,山西仍有17个贫困县未摘帽,最后800个左右的贫困村退出、22万左右的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需在2019年完成。此外,山西教育、医疗发展地区间不平衡,生态破坏,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仍旧突出。

  以上三个方面足以说明,山西与浙江的明显差距。其原因何在?关键在于发展理念。

  历史上,人多地少的矛盾使得浙江人不得不跋山涉水,行至四海去谋生。明清时期,浙江宁波帮、龙游帮等商会成为个中翘楚、影响广泛。18世纪,浙商影响了中国工商业、金融业现代化进程。相比之下,山西在农业社会时期,矿产资源不能得到工业化大规模开发,并不具备资源优势。“无平地沃土之遥,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唯以垦种上领下阪,汗牛痛仆,仰天续命。”这种地理情况上的先天不足,迫使很多山西人走西口去创业,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称雄500年的晋商。

  改革开放后,在资源短缺的不利条件下,浙江凭借“敢为天下先”的前瞻性思维模式,遍地开花出许多“零资源经济”,打造了精彩的浙江样本。浙商成为在商海中取胜的当代中国第一大创富团体。地处水乡平原的嘉善县不产木材,平地而起的数百家胶合板企业的年产量占全国市场的1/3,一个只有30多万人口的江南小县的生产能力,超过了世界胶合板传统强国马来西亚。海宁市本地不产出一张毛皮,却崛起了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年产皮衣上千万件。浙江最南端的苍南县与人参鹿茸毫不搭界,其灵溪镇竟一度成为中国南方最负盛名的参茸集散中心。浙江500多个傲视全国的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中,至少80%完全没有当地资源的依托,创造了彻头彻尾的“无中生有”奇迹。

  进入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矿产资源得以大规模开采利用,山西发展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中国对煤炭需求量剧增。1980年,国家支持山西建设能源基地,重金支持煤炭产业。1983年又放宽了对煤炭行业的管理政策,鼓励群众集资办矿。此后,私人煤矿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煤—焦—铁—化等层次丰富的产业链。2000年左右,中国经济进入繁荣周期,煤炭需求狂涨,煤价攀升,山西迎来煤炭飞速发展的10年。在“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下,民营经济发展不足,中小企业户数占全国中小企业总数的比重不到1%,每万人拥有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户数仅相当于全国水平的81.8%和64.4%,而仅有的民营经济成分也结构失衡。资产在10亿元以上的民营企业80%以上是涉煤企业,大多数处于产业链末端。

  这10年,山西也曾试图发展“非煤产业”、进行国企改革、招商引资、推进煤炭企业产权、股权的多元化。但资本对于利润的追逐是狂热的,暴利的煤炭行业吸引着人力和资源,改革未能取得如期效果。随着能源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传统意义上煤炭对山西经济的贡献已接近峰值,2012年,煤市遭遇“寒冬”,煤价持续下跌,煤企生产经营困难。同时,山西开始面临资源枯竭、市场化程度低等多种问题,转型发展已是山西的不二选择。

  三、“红船精神”的浙江实践对山西改革创新的启示

  浙江本是一个无资源优势、无国家扶持、无政策优惠的“三无”省份,并不具备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条件,理论上很难实现弯道超车,然而却凭借制度创新的勇气,克服种种不利条件,迅速崛起为经济强省。山西虽然拥有得天独厚的丰富自然资源,但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经济却处于一种与其资源禀赋极不相称的欠发达状态。深入研究浙江发展的经验,对山西深化改革、开创发展新路具有重要启示。

  (一)不懈奋斗、无私奉献为改革创新提供精神支撑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支柱,是胜利之本,充分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自信、孜孜以求的价值信念;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本质,是政德之基,充分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取向和根本宗旨。奋斗精神、奉献精神蕴含的价值信念引领浙江闯关夺隘、实现美好愿景。

  在奋斗精神、奉献精神的发扬上,山西在很长时间可以比肩浙江。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革命老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山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出了包括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右玉精神在内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精神是“红船精神”在山西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右玉精神”,它所蕴含的拼搏精神、奉献精神、实干精神历久弥新,是建设山西的强大动力。然而,在山西建设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打造能源革命排头兵、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关键时期,一些干部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能力不足,有些改革举措落实不到位,少数干部出现懒政、怠政行为。

  在新时代发扬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山西广大干部必须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懈苦干;要克服强调客观、畏难发愁的情绪,勇于担当、自加压力;要树立忧患意识,摒弃小进即满、小富即安的观念;要奋力抢抓机遇,抢占先机;要把立足当前和着眼长远结合起来,克服好高骛远、急功近利的做法,扎实迈出适应新时代节拍的铿锵步伐。同时要在体制机制上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激励更多干部担当作为,激活改革创新的一池春水,汇聚共同前行的强大力量。让干部奋斗有动力,为干部担当添助力,促干部进步增引力,让一大批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脱颖而出、坚毅笃行,才能激发筑梦的强大动力,实现更加美好的蓝图。

  (二)敢闯敢干、敢为人先为改革创新提供重要推力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红船精神”的灵魂,是动力之源,充分体现了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追求人类进步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浙江40年改革开放历程,得益于把顶层设计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相结合,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形成了政府发动与群众首创之间的良性互动,走出了一条放手发动群众、民间活力迸发、政府与群众相得益彰的改革之路。在新时代,为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发扬“红船精神”,浙江顺应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科技革命发展趋势,进行“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广城市大脑,打造“云上浙江,数据强省”,着力打造全国信息经济新高地。把数字经济作为“一号经济”来抓,深化数字浙江建设,为浙江打造“数据化”驱动信息经济的升级版,为全面建设数字强省指明方向。这些做法,都是“红船精神”的重要内涵——首创精神的生动实践。这些生动实践昭示:只有坚持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创新发展理念,才能时刻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无限的创造活力。

  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缺乏创新精神是阻碍山西发展的最大痛点。创新精神不足导致山西存在因循守旧、得过且过、随遇而安的思想,造成了山西经济当下艰难的处境。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指出,“山西经济的资源性特征和长期粗放增长,对全社会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市场意识和创新精神产生了很大的‘挤出效应’”。近年来,山西大力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战略,全省转型发展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企业的总体创新活力仍显不足,创新成本过高、人才短缺流失等影响企业创新意愿。山西双创基地为数不少,但活跃度不高,孵化出的项目缺乏精品。与此同时,创新活动主要局限于少数企业,不同类型企业的创新表现存在较大反差,企业对创新的认同度仍有待提高;企业存在保护知识产权的能力不足、创新的开放与合作程度不高等多重短板。

  在全国改革开放再出发、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的大背景下,为了在“两转”基础上全面拓展新局面,2019年开春,山西用近三个月时间,在全社会开展以“改革创新、奋发有为”为主题的大讨论。这是山西省委对全省干部群众吹响的集结号,也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深化改革吹响的冲锋号,展现了刀刃向内,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改革创新,如中流击水,不进则退;奋发有为,必须不竭进取,方可勇立潮头。这场大讨论,就是要引导全体党员干部群众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旗帜,以积极向上的干劲、敢闯敢试的拼劲、不懈追求的韧劲,强力促改,主动求新,深入谋转,勇于任事,进一步打造山西的新优势新动力新形象。大讨论是一次关于内心的持续革命,就是要从破除僵化保守、因循守旧、封闭狭隘、资源依赖、随遇而安、慵懒散漫的思想观念及行为习惯入手,解决改革意识不强、创新精神不足、扩大开放不够、市场理念不浓、工作标杆不高、作风不实等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山西要深入挖掘“红船精神”与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点,创造性地加以运用,破除资源依赖的观念,走好转型发展之路,奏响不同凡响的时代乐章,不断建设有山西特色的创新体系,为开拓转型综改新局面、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山西篇章而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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