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举国体制“新”在何处

2019年07月15日 08:40:29
来源: 北京日报 作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指出:“这次嫦娥四号任务,坚持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实现人类航天器首次在月球背面巡视探测,率先在月背刻上了中国足迹,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等内容,那么,何谓举国体制?举国体制的产生有何背景、历史渊源?它有什么特点、优势?何谓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新在何处?为何要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我们特邀有关专家作答。——编者

  举国体制不等于计划经济

  主持人:何谓举国体制?

  张渝政:所谓举国体制,就是举国家之力,即举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去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举国体制,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李海波:讲举国体制,需要澄清一些误识。一提举国体制,有些人就认为是计划经济,担心出现资源浪费、抑制人性、效率低下等问题。其实,本质上,举国体制是一项组织体系的制度安排,属于政治体制,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所在。而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则是对经济生产各种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方式,属于机制模式。两者一为体制,一为机制,并不存在直接对应关系,更不能简单画等号,认为举国体制就是计划经济。这是把体制和机制混淆了,错误地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等同关系。

  主持人:举国体制的产生有何背景?又有何历史渊源?

  林建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此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直接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1954年6月,毛泽东曾忧虑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指出:“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新中国就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坐标上起步的,更是在战火纷飞和国际上全面封锁的环境中起跑的。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新中国逐步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具特色的举国体制。

  张渝政: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同邓小平所说的“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肯定这样的举国体制也就是肯定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想,也是我党一贯的主张和优良传统,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的思想;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1949-1952年,党领导人民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和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提出的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等,都是这种举国体制思想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对举国体制的肯定,既是对我们党优良传统的继续发扬,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再次肯定。

  谢茂松:如果把时间拉得更远一点的话,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华文明以维持大一统,即大国政治、大国规模的统一性为文明之常态,国家、政府起着组织社会、经济的主导作用,国家的重大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层层下贯、落实,这可以算作是举国体制的历史因素。

  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沦为半殖民地,救亡图存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题。西方列强军事、经济侵略背后的支撑是西方现代文明,西方现代文明属于工业文明,近代的中国作为农业文明,无法对抗船坚炮利背后的工业文明。因此,中国一方面为了救亡图存,必须要从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深层次上是从农业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这也同时意味着国家组织、动员方式的转变,工业文明较之农业文明是远为高度的组织化。另一方面,西方工业文明已经过长时间的高度发展,大幅落后的农业中国为了能与之抗衡,不能亦步亦趋,而需要有大力赶超的大战略,这就需要善加利用自己的体制优势,要将旧有的前举国体制向工业文明的举国体制大幅转变。这是现代的创新,也具有深层次的文明连续性。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现状,新中国制定了“五年计划”等中长期规划,“两弹一星”则成为举国体制成就的象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成功的秘诀之一是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主持人:举国体制有何特点?

  谢茂松:举国体制有其审慎性,举国体制涉及到政策如何由上而下贯彻、落实,既不能打折扣,又要因地制宜,这就有工作方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最讲究工作方法,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强调先试点,取得经验后再由点到面,波浪式推广。

  举国体制涉及到由谁来组织、领导以及发展的方向、目的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将中国由农业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将全中国组织、动员起来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组织、动员的最广大对象则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个体的农民只有组织在农村集体中,才能更快、更好地配合中国基础薄弱的工业的快速发展。党和政府对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的组织、动员是要充分激发工人(包括工程师等技术人员)、农民、知识分子等的主人翁意识,所以举国体制首先要作用于人心。对人的意志力、自发积极性的主观能动性的最大激发与调动,正是举国体制首先具有的优越性所在,它抓住了人这一根本性因素。中国共产党所开创和坚持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正是激发包括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在内的全体民众自发建设工业国家积极性的关键所在。

  主持人:可否结合新中国的历史简要谈谈举国体制的优势?

  林建华:为了迅速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状况,新中国逐步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具特色的举国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和优点,一是充分发挥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统筹协调和整合作用;二是充分发挥了人民政府的政策规范和引导作用,集中全国、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在特定条件下和一定时限内,向既定的战略目标领域集中或整合或调配,从而完成重大战略任务或解决急迫科技课题。最突出的成就和最典型的成果就是,在“一五”计划期间,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就能够实施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取得了“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铸就了主权安全特别是国防安全的战略基石,并创造了延续至今的稳定的“非对称性均衡”的国际环境。

  举国体制在我国发展不同阶段,会呈现不同的形式,因此要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

  主持人:何谓新型举国体制?

  李海波:举国体制在我国发展不同阶段,会呈现不同的形式,也将承担不同的历史使命、发挥不同的历史作用,因此我们提出要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是将我国政治制度优势与市场机制作用互动协同起来的国家治理新变革,必将使举国体制在新时代发挥出更强大的创新效能。

  新型举国体制是指以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以现代化重大创新工程聚焦国家战略制高点,着力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保障实现国家安全的创新发展体制安排。

  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科技创新领域的一大制度优势,近年来依托这一体制,取得了诸多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但与此同时,社会上关于新型举国体制也出现了一些错误认识,如“警惕科研举国体制”“两弹一星模式不适用于芯片业”“举国体制已经过时”等言论。澄清谬误,明辨是非,需要我们对新型举国体制有全面深刻、科学准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的具体实现机制,形成推进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

  谢茂松:要对“新型举国体制”有深刻的理解,就离不开历史的视野。要在历史的纵深,尤其是在文明史的通贯的整体观中才能通透理解“新型举国体制”,正确认识新型举国体制与中国农业文明时期的前举国体制,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举国体制之间的历史连续性与创新性。

  新型举国体制使中国的国家治理进入到精细化治理的新阶段

  主持人:新型举国体制新在何处?

  谢茂松:我认为,新型举国体制之“新”体现在与市场经济、全球化、数字文明这三个“新”的结合上,由此也使中国的国家治理进入到精细化治理的新阶段。

  新型举国体制之“新”,首先在于与市场经济的高度结合。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工业由偏于重工业向以往相对薄弱的轻工业等发展,同时也从偏于生产而转向日常消费市场。市场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在发挥政府的领导作用的同时,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用好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这是对以往举国体制以行政配置资源为主的超越。以往举国体制相对更重视技术本身,而忽略了市场与经济效益,新型举国体制则是技术与市场经济效益并重。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发挥统筹协调各方的主导作用,政产学研用相结合,形成部门、地方、全社会参与的格局。最大程度地调动、激发各方的主体积极性。新型举国体制对于包括政府与市场等各种关系的辩证处理,体现了“执两用中”的中道,这是从毛泽东上世纪50年代提出统筹十大关系以来就一直延续的,而在深层次上也正是中国文明的特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无节制的纯粹自由市场经济,后者的严重后果是卡尔·波兰尼在其《大转型》一书中所批判的市场的自由放任运动带来的社会的解体,因而有必要“保护社会”。中国社会主义的体制在对资本善加利用的同时,也能对其过度逐利性加以必要的节制,对于市场的过度自由放任而失控则能做出政府的干预与调整,西方资本主义则由于资本与市场的过度自由放任化,容易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国社会主义也不同于简单的北欧式的福利社会,高福利对于依然还是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是难以持续的,北欧能够实行福利主义,是来自其以往的全球所得。

  新型举国体制之“新”的第二点,在于与全球化的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做各种代工,进而打造、建立各种完整的产业链,成为世界工厂、制造大国。这些都有赖于此前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所建立的完整工业体系。中国作为大国将始终重视制造业,要警惕制造业的空心化与虚拟化。

  全球化下各国的竞争体现在科技的竞争,而政府在高科技创新中又扮演什么角色呢?新型举国体制突出的优势,正体现在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上。欧洲、日本、韩国甚至包括美国当年都有产业政策,甚至可以说当年也是靠此起家。在科技政策上,欧洲也一度重视。中国在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方面很重视学习,同时因其举国体制,更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的巨大优势,这就是政产学研用相结合,可以充分激发各种创新主体的活力,从而达到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

  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伴生着巨大的风险,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既能办好大事,对于风险的承受、应对、化解能力,也是其他国家所难以比拟的。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全世界经济都受到大冲击,中国由于其新型举国体制而能迅速对危机做出强有力的应对。

  新型举国体制之“新”的第三点,在于与数字文明的高度结合。数字文明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可谓是其最新之处。这一点又与第二点结合,即全球化与数字文明叠加。一方面,中国在数字文明上与西方的差距,较之当年在工业文明上的巨大差距,已然大大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处于差不多的起跑线上。中国新型举国体制运用到数字高科技、数字经济上,将把新型举国体制带入到人们还没有意料到的新高度。另一方面,全球化与数字文明的叠加,面临的可能风险比单一的全球化更大、更复杂,防范系统性、重大风险,建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些都将激发新型举国体制的内在优势。中国一方面要深化对外开放,同时又要应对西方以自由市场的神话来打压中国,这是新型举国体制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克服了这些挑战则将有新发展。

  中国新型举国体制结合市场、全球化与数字文明的高度弹性发展,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一以贯之的原则性与高度灵活适应性的统一。

  林建华:确实,新型举国体制,“新”就新在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机结合起来,从以行政配置资源为主转变为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新型举国体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向前探索并逐步发展的,既要更好发挥执政党组织协调的高效力和人民政府的作用,更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政府必须合理确定自己的定位和站位,更多地利用科技产业政策和行政、税收等手段加以引导,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用市场驱动和经济手段解决科技创新工程或战略项目立项、决策、预算、利益分配等问题,有效聚集人力、财力、物力,从而为重大科技创新增添强劲动力和不竭活力。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优化作用,是新型举国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的独特优势。

  新型举国体制,“新”就新在从产品导向转变为商品导向,从注重目标实现转变为注重目标实现与注重效益并重,不断激发和释放科技主体的创新活力。传统举国体制更注重技术链,相对忽视价值链;更注重科技成果和工程的产出,相对忽视市场和价格的表现及相关方的利益分配。这就是说,传统举国体制的目标相对单一,更注重技术端的目的取向,其主要诉求是战略目标的实现,而较少考虑经济效益,相对忽视成果价值端的利益诉求,从而使科研人才的激励机制成为短板。新型举国体制则既注重技术链也注重价值链,既注重产品也注重市场表现,兼顾各方利益分配和利益实现。这就是说,新型举国体制既考虑实现目标,也考虑投入产出效益。因此,新型举国体制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才驱动,尊重创新、创造、创业的价值,对忽视市场效益和企业、人员利益攸关方分配的问题进行深度改革,将科研管理体制从政府管理走向政府、市场、企业、科研机构和人员等利益体的协同治理,从而激发企事业单位各类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励更多科学大家、领军人才、青年才俊和创新团队勇立潮头、锐意进取,以实干创造新业绩,以新业绩展示新体制作用,从而在推进国家科技进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实现人生价值。当今时代,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只有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继续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才能补齐短板、跟踪发展、超前布局,从而实现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破,不断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才能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就此而论,新型举国体制是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核心问题和诸多其他难题的金钥匙。

  新型举国体制,“新”就新在更加注重遵循客观规律、弘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人类社会、自然界、人的思维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新时代中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离不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和科学精神,不尊重并遵循客观规律,就会导致科学研究、经济建设出现失误和曲折、失败和挫折。集中哪些力量、如何集中力量,如何办大事、办好事,降低决策失误所导致的纠偏、纠错的成本,就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弘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用求是的态度、正确的思想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使新型举国体制更加科学、有序、高效。

  李海波:新型之要义,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强各种力量的统筹协调。新型举国体制不是封闭创新,而是要实现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的和谐互动,要推进国内外创新资源的有机整合,抓战略重大、抓前沿尖端、抓核心关键,形成推进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未来,新型举国体制将伴随中国发展,不断焕发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是应对当今严峻形势的法宝

  主持人:进一步探索并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面临哪些挑战?

  李海波: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国际间竞争将更加直接、更加激烈,而国际竞争的核心,就是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毋庸讳言,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很多产业的核心关键技术都不掌握在我们手中,产业安全难以保障。中兴事件凸显了我国在卡脖子核心技术方面的困境,华为事件则充分展现了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堵截打压。科技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等国家安全重要领域的重大风险,亟须防范化解。探索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这一最大制度优势,就是应对当今国家发展面临的残酷严峻形势的最大法宝。

  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应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增强耐力,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创造性探索“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新机制、新工程、新实践,在尊重科学研究规律、技术创新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制度优势得到发挥。我们必须从政治高度,充分认识、重视并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关键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提高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锐意进取,大胆探索,不断深化改革开放,重点解决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矛盾问题;要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进取精神,将新型举国体制打造成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

  加强体制机制协同,塑造更加明显的制度优势。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的方针,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更加科学、更加经济、更加见效。政府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尤其是科技主管部门要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抓战略、抓规划、抓政策、抓服务,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充分释放科研人员活力,以科技创新政策为引导,打造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创新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聚焦现代产业发展,健全科技创新的市场导向制度,真正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坚决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制度藩篱,在核心关键技术攻关、新型研发组织与创新平台建设、科技人才引进与团队建设和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等方面赋予企业充分的自主权,进一步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林建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既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政府的更好作用,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又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企业在市场调节中的主体作用,并形成二者协同创新的合力与合唱,这是新型举国体制新优势的题中应有之义与核心要义。

  (主持人:李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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