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当前仍面临下行压力。今年前三季度的数据显示，GDP平均增长6．2％。为了稳增长，最近学界主张扩内需的呼声很高。扩内需当然有必要，但我认为怎样扩内需却值得研究。学界流行的观点，扩内需只能从需求侧发力。而笔者看法不同，在目前结构失衡的背景下，扩内需应重点从供给侧发力。
我在本专栏曾撰文指出，供求平衡的关键在结构而不在总量。总量平衡不等于结构平衡；结构失衡则总量一定会失衡。这是说，直接从需求侧扩投资和消费虽有助总量平衡，但若不解决结构问题，最后总量也不可能平衡。有前车之鉴。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曾大量举债扩需求，结果弄巧成拙，令经济陷入了“滞胀”。
经济学说，扩需求不仅可从需求侧发力，也可从供给侧发力。早在19世纪初萨伊就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原理（即“萨伊定律”）。其论证逻辑是，当社会出现分工后，人们要通过交换互通有无。而从交换看，一个人卖自己的商品，目的是为了购买别人的商品。既然大家都为买而卖，有供给必有需求。换句话说，扩供给也是扩需求。
萨伊的论证当说无懈可击，然而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却出现了普遍的生产过剩，“萨伊定律”四面楚歌，遭到了广泛批评和质疑。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掀起了一场对“萨伊定律”的革命。今天回头看，“萨伊定律”其实并无大错。要是说有错，那也是错在萨伊仅关注总量平衡而忽视了结构平衡。
是的，若仅就总量而论，“供给创造需求”的确是对的。但从结构看，若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比如人们卖出商品后在国内买不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他们就有可能转从境外购买。由于需求外溢，可能会造成某时期国内需求不足。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能推翻“萨伊定律”，若站在全球角度看，总供给仍然等于总需求。
另有学者说，“萨伊定律”在物物交换时代成立，货币出现后便不再成立了。理由是有了货币作交换媒介，人们卖出商品后不一定马上购买，而是将货币用于储蓄，这样也会造成需求不足。骤然听似乎有理，然而深想却似是而非。请问：人们将货币存入银行，银行会否将存款贷出去？若银行将存款转化成贷款，总需求怎会减少呢？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萨伊定律”没有错，可为何现实中会出现生产过剩？前面我说过，萨伊讲“供给创造需求”只是总量平衡，生产过剩虽表现为总量失衡，深层则是结构失衡。“萨伊定律”之所以解释不了生产过剩，是因为萨伊将“结构平衡”假定成了既定前提。
这里要指出的是，“萨伊定律”虽未研究结构问题，但对研究“结构平衡”仍有借鉴意义。“萨伊定律”讲“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若将此反过来理解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国家内需不足，症结主要不在需求侧而是在供给侧。个中道理很简单。若企业生产的产品或品质不适应国内消费者需求，需求外溢，国内购买力当然会不足。
据此分析，扩内需的着力点应放在供给侧。对此我们可从收入与消费关系的角度解释。想深一层，企业创造供给的过程，同时也是创造收入的过程，而收入水平又决定消费水平。比如一个企业的“有效供给”（产销对路的供给）增加，企业利润和员工收入皆会随之增加。利润增加能带动投资增加；员工收入增加能带动消费增加。由此见，扩内需关键是要创造“有效供给”。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对为何要重点从供给侧解决结构性问题，我们可从以下三方面看：
其一，改善供给结构可以扩大内需。2010年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今非昔比，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在不断升级。可由于国内供给结构与供给质量跟不上消费升级的变化，导致国内需求大量转为进口，本土产品严重滞销。基于此，如果我们改善供给结构与供给质量，让供给更好适应需求，当然能扩大内需。
其二，改进供给服务可以引导内需。事实表明，消费需求是可以引导的。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早几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门庭冷落，是因为当时服务设施不配套。随着服务设施的完善，加上政府政策引导，近两年销售纪录不断刷新。再比如“网购”，由于“网购”打破了实体店的诸多局限，可为消费者提供全天候购物便利，故“网购”不仅风靡城市，时下广大农村也风生水起。
其三，创造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当人们基本需求满足后，新的供给一旦出现，必能带动产生新的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几年前就讲：“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不断创造供给能力。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
回溯历史。工业革命前，人们出行主要是坐马车，而今天不仅可以坐火车还可以坐飞机。30年前手机尚未问世，那时人们对手机并无需求。自从“大哥大”出现后，新的需求和产业链被创造出来，拥有智能手机的人越来越多。事实上，通过创造供给不断创造新的需求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何不借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