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先要实现乡村的和谐善治。乡村社会的有序治理，除了治理主体重塑，治理资源的引入，还需要有制度规范。党的十九大提出要重视村规民约、风俗习惯等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充分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弘扬公序良俗，促进法治、德治、自治有机融合”。这都说明村规民约的治理作用得到充分肯定。
从党和国家的政策来看，村规民约对乡村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现实中，村规民约的制定和实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被形式化，甚至被虚置化。有些乡村，村规民约是有村支书和村长等少数人拟定，订入文件、挂在墙上应付检查，因此出现了千村一面、千篇一律、村民浑然不知等怪现象；有的村规民约，内容空泛，还有的乡村忙于发展集体经济，认为村规民约无关紧要，可有可无。不同的认识或实践，都对村规民约的实际效用发生着影响，进而成为乡村有效治理的负面因素。
理解乡村治理现实中的问题，发挥村规民约治理的实效，还需要回归村规民约本身。村规民约是有着历史传统的一种民间规范，北宋吕氏兄弟制定的《吕氏乡约》，成为村规民约的较早版本，其以德业相劝、患难相恤的道德性条款，赢得了乡民的认同，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规约。从村规民约这个特有的历史传统去看，作为基层乡村的社会规范，它具有道德性、自治性和自生性。村规民约包含着一个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是道德的制度化文本。村规民约体现着乡村自治，乡村文化、地理不同，自治的规范自然有所差别。村规民约区别于自上而下的国家法律，它扎根于乡土社会，源自于乡民的风俗习惯，因此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从法律现实看，我国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都规定了村民自治制度，允许其在法律范围内，通过村民共约等方式对乡村社区进行自我管理，村规民约就是村民自治的制度规范。基于对村规民约特定性质的理解，当代乡村治理中更好地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就需要在其制定、内容以及机制方面审慎考量。
村规民约的制定必须运用民主方式。现有的个别村规民约之所以村民不了解、不认同，很大原因就在于其制定缺乏民主参与，村规民约变成少数村干部随意拟定的条文。村规民约尽管是乡村自治规范，但对于受其约束的村民而言，无疑是一部“准法律”。现代法律的正当性基础，很大程度来自其民主性，村规民约这一自治规范鼓励什么、禁止什么，当然也需要村民的广泛参与，只要民主参与制定的村规民约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基本精神，就应该鼓励这种形式。作为乡村治理的引领者，基层党支部可以先形成建议，由村“两委”形成村规民约初稿，在全村公开征集意见，并组织村民代表积极讨论。经过村民广泛的民主参与之后，结合修改意见，修改村规民约，再经过党群议事会、村民大会等形式审议通过，最后予以公布实施。村规民约制定中充分运用民主方式，既能使村民及早知晓其具体内容，又通过民主参与增加其认同度，有效地解决了宣传和实施的难题。
村规民约的内容必须根植于乡土社会。法律是现代的产物，但它又是历史的，如法谚所云：“法律必须是古老的，只有古老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人类能做的只是发现既存的“法律”，而不是发明或创造法律。所以，在乡村社会，真正的法律应该是人们长久沿袭的，是扎根于乡土社会生活中的，也就是人们普遍认同的善良民俗习惯，就像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人们在教化中养成了敬畏之感，从而自动地服膺。村规民约作为民间自治法律，更应该充分体现乡土性、自生性，要使它发挥实效，得到乡民的认同，就要使其内容更加贴近乡土生活的实际，接续良善的乡土习俗，因地制宜、因时而变。平原地区更重视土地管理规范，依法保护农田；移民区域更侧重关注原住民和新移民的关系调整，消弭村民矛盾；经济发达区域需要关注村民集体经济发展，保证分配公平；文化落后地区则需要提倡移风易俗，提升村风文明。
村规民约的实施必须与村民福祉连接。部分村规民约无法得到村民的自觉认同，很大原因在于它空泛虚化，与村民的切身利益关系不大提高村规民约的效力，可以通过权利保障、利益驱动的方式积极引导村民参与其实施。村自治组织的财务是村民普遍关注的问题，如何有效利用和监督，需要村规民约的规制，将其实施与村务公开结合起来；乡村的生态环境同样是村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垃圾的分类处理、人居及生态环境的保持，同样有赖于村规民约的有效实施。此外，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分配、村集体土地的收益分配、农林和扶贫政策补贴的发放等，都是与村民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村规民约的实施如果能与村民关心的问题紧密结合，那它一定会得到村民的广泛支持，极大地提高其实效。延伸之，作为自治规范，村规民约不可避免包含有禁止性条款、倡导性条款，但它同时应该是村民各种权利的集中体现，成为一份“小微权利清单”。
